吴瑞山老人晚年酷爱书法

吴瑞山老人对钢琴无师自通

吴瑞山简历

　　1913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1931年9月参加红军,任红四军指导员，红四军军部参谋。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三、四次反围剿。参加长征，三过草地。抗日战争时期，随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八纵二十师副师长等职，参加了辽沈、平津、衡宝战役。1952年冬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第54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回国后任23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4年3月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1968年任陆军第31军军长,1969年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2年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我们走进一间光线暗淡的房舍。年逾九旬的吴瑞山将军坐在一把木椅上，面前那张油漆斑驳的书桌，一条腿已显裂痕，用细细的麻绳捆绑着。房间墙壁上悬挂着一张硕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吴瑞山将军和朝鲜的金日成首相并肩走在布满战争疮痍的山路上。

　　将军一生嗜酒。战争年代水壶中装满烈酒，行军途中以酒代水。古稀之年，每日仍必饮6杯白酒。将军多年不食牛肉。长征途中暴食流着血水的生牛肉，重伤肠胃，自此闻到牛肉腥味腹腔便翻江倒海。

　　“都是战争年代养成的怪毛病。”将军嘴角紧抿，痛苦地冲我们摆着手说。18岁的吴瑞山紧牵着15岁的弟弟的手，一起报名参加红军：1992年，头发花白的吴瑞山将军执意要回四川，进川后他带着老伴驱车直奔弟弟牺牲的地方

　　1931年的初秋，18岁的吴瑞山紧牵着15岁的弟弟吴绍荣的手，一起报名参加红军。与许多红军战士一样，他们参加红军的理由很简单———-当红军能够吃饱饭。8岁那年，母亲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那次我从地里捡来一粒花生米，我和弟弟掰成两半分着吃。”老将军至今谈及手足眼角湿润，“参加红军时，我对弟弟说，哥哥不能让你饿死，你就跟着我走吧。”

　　1932年7月，吴瑞山随28团围攻湖北麻城。战斗中，他左腿中弹，被战友强行抬下阵地，送到后方医院治疗。清点队伍时，弟弟哭喊着到处找他。战事急促，容不得弟弟继续寻找，他随大部队继续前进。吴瑞山出院归队，被分配到少共国际团一连当战士。自此他们兄弟俩分头作战。

　　3个月后，红10师和少共国际团在枣阳与敌展开激战。交战双方都使出了全部气力，阵地上血流成河。吴瑞山和他的连长秦基伟都负伤了，一颗子弹穿透他的左上臂，另一颗子弹打在了秦基伟的右臂，两人被同时送进了随军医院。

　　“那场战斗太激烈了，红军伤亡惨重。”将军说，“那时弟弟生死不明，我们已经失去了联系，但我最牵挂的还是他。”

　　而事实是，弟弟吴绍荣和他在同一战场作战，却安然无恙。等他见到弟弟时，已经是1935年的初冬了。那时部队已经踏入了茫茫草地。他们在倾盆大雨中行军，三天三夜没有食物，许多红军战士边走边哭，走在前头的连队指导员一下子倒在积水里。

　　“他是怎么死的，我们都不知道。”将军下意识地拭去眼角的泪水，“人在草地上行走，饿得双腿发软，两眼发花，人轻飘飘的像是喝醉了酒。”

　　那天他们卧在藏民家的一堆牛羊粪上小憩。忽然有人跑来找他，问他是否认识一个叫吴绍荣的人。他惊喜地站起来，疾步跟随来人而去。见到弟弟，他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弟弟躺在草地上，瘦骨嶙峋，奄奄一息。他扑过去抱起他的头，哭喊弟弟的名字。弟弟无力地看了他一眼，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吴瑞山把他的尸体紧紧地拥在怀里，那种感觉“像是撕心裂肺”。

　　他没有来得及掩埋弟弟的尸骨，只把他抱到一棵杨树下，就匆匆随部队出发了。

　　1992年，头发花白的吴瑞山将军执意要回四川。进川后，他带着老伴驱车直奔弟弟牺牲的地方。茫茫草地，那棵标记弟弟长眠的地点的杨树荡然无存。他带来了一套他珍藏多年的军装，深深地埋进了草地。给“官”不当，军政委气得脸色紫青，用扁担打他；西路军兵败，他第一个认出了装扮成商人归来的徐向前，惊得他险些掉下马来

　　1935年春天，吴瑞山闹了几次“笑话”。那天，陈锡联团长奉军政委之命，策马来接吴瑞山到29团就任政治处主任。“我一听吓了一跳，”将军回忆道，“打仗我不怕死，可那时就怕当官。我没有文化，怕误事。”

　　吴瑞山托辞不去，军政委气得脸色紫青。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陈锡联见状，忙给他们打圆场。政委一言未发，气鼓鼓地策马而去。几个月后，在红军撤退途中，政委又令人将他招至军部，以命令的口吻通知他到30团三营当营政委。吴瑞山又要推诿，政委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警卫员，把扁担给我找来！”

　　政委操起扁担，朝着他的屁股就抽。吴瑞山紧咬着牙，梗着脖子，高声叫嚷：“让我在前线打仗，我行！这官我搞不了！”政委无奈，将扁担摔在地上。“我的屁股都被他打肿了，”说到这里，将军孩童似地手朝身后摸去，忍不住地窃笑，“那个时候单纯啊，给官都不要。”

　　两次“抗命”，已让政委感到伤心和愤怒，一气之下，将他交给时任军政治部主任的洪学智，洪主任笑哈哈地将他收纳，安排他到政治部干训队任副队长，“职务与政委的安排差了一大截子。”

　　战事异常频繁。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部队减员十分严重，不得不进行紧急补给。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决定让吴瑞山到连队当连长。吴瑞山面露难色，正欲摇头，却见洪学智“嗖”地一下从腰间抽出驳壳枪，紧攥在手里：“你再不去，我的驳壳枪就要响了！”一支驳壳枪，彻底把吴瑞山“镇”住了。他乖乖领命，打了铺盖卷，一气奔到了连队。

　　吴瑞山手抚下颌，不胜感叹，“一根扁担没给我打

　　走，却让洪学智将军那张涨红的麻脸给我唬住了。”

　　1937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以原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第31军为主组建“援西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3月初，红4军奉命从陕西三原地区出发，接应受困祁连山的西路军。当红4军将士日夜兼程赶到甘肃某地时，突然接到“原地待命”的通知。此时西路军已被打散，红4军将士两眼含泪，翘首西望，期盼亲人回归。

　　一天，驻扎在屯子里的红4军军部门前，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携一名随从，牵着一头毛驴，急步走来。他一脸憔悴，心急如火。灰色布衫上落满尘埃。在门前通报姓名后他直闯营门，被哨兵伸手拦住。这时吴瑞山骑马正好经过此处，定睛一看，惊得他险些掉下马来。

　　“徐帅变得苍老了，人瘦得皮包骨头。”将军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我差点认不出他，手背揉了好几次眼睛，才确认是他。”

　　吴瑞山给徐帅敬礼时，激动得手都发颤。他看见，徐帅那双深陷的眼睛里也盈满了泪水，紧握着的手也在抖动。他把徐帅迎进军部。

　　此后，他似乎与徐帅结下不解之缘。1944年12月，他受命回到延安，进入由徐向前元帅担任班主任的中央党校第一部军事研究班学习。刚到延安，徐帅第一眼就认出了他，紧握着他的手，笑盈盈地说，那年还是你把我引进了红4军的军部。

　　吴瑞山将军历经百战，曾带一个连护送萧克夫妇穿越敌人封锁线去延安，曾率部到敌后打过游击。“这些都记不大清楚了，”将军轻描淡写地说，“给我记忆最深的是那次群众掩护我们安全撤退。”说到此处，他的眸子突然闪现一束兴奋的光焰。

　　那次，他率领侦察连深入敌后侦察敌情。夜晚出发，路过河北冀县郑村时天已大亮。他决定在村南头一隐蔽处稍作休息。中午时分，一队鬼子兵突然

　　从村北头开进村庄，情况万分紧急。村里群众一面派人给他送信，一面主动上前应付鬼子。他们在鬼子张罗饭菜时故意拖延时间，等鬼子酒足饭饱时，吴瑞山已率部悄悄转移，躲过敌人的突然搜捕。

　　“群众好呀，”将军在我们眼前竖起大拇指，“我们离不开人民群众，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不会取得胜利。”攻打天津城，他指挥部队打开第一个缺口，陈长捷精心布置的防线彻底崩溃；“歪打正着”，使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惊慌失措，吓出了一身冷汗

　　解放战争平津战役中，吴瑞山任135师副师长。1949年元月，135师在结束白塘口阻敌东逃任务后，绕道杨柳青进至天津东北的大毕庄一带集结。“兵临城下，抬眼就能看到天津城。”将军说，“天津城四周稀稀拉拉的枪声不断，守敌惶惶不安，不时朝天开枪。”

　　这时的天津已经成为一座孤城，守城长官陈长

　　捷困兽犹斗。将军说：“陈长捷挺可怜，死定了心替蒋介石卖命，解放军派人去做他投诚起义的工作，他还咬着牙跟我们叫号。”

　　攻城开始，守敌早已被我军的势如破竹之势打慌了。吴瑞山所部403团一营一连仅用三分钟，似神兵天降，将红旗插上了民权门。就在敌人的防御被我撕开缺口的一刹那，惊恐万状的敌人发疯似的反扑过来，“子弹和炮弹像下暴雨一样压向民权门”。

　　“敌人想封住突破口，”将军说，“陈长捷孤注一掷，下死令堵住解放军。”敌我双方展开激战。副师长吴瑞山亲率404团冲入敌阵，“双方打红了眼”。此时，军首长得知他率部打开突破口，已在战场最前沿，果断下令，让他指挥兄弟部队从民权门突进。

　　“我一个副师长指挥兄弟师，他们有些不服。”将军嘴角含笑，有点儿得意。各部队都争立战功，兄弟师心里憋了一股气，“但他们还是服从了我的指挥。”

　　1月15日凌晨5时，404团三营七连战士詹德文高举红旗，第一个冲上金汤桥。至此，天津城的第一个缺口被他们打开，解放军部队从这个缺口冲入，所向披靡，陈长捷精心布置的防线彻底崩溃。

　　“有时人太聪明了不行，太聪明了就多疑。”吴瑞山将军说，“白崇禧聪明，可我的一次意外行动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这连我都没想到。”

　　1949年10月2日黄昏，吴瑞山率部从潭市出发，昼夜不停地穿行在往南延伸的崎岖山路上，沿途遇敌就打，但不恋战。一路急行军，他们与上级失去联系。5日拂晓，他们突进灵官地区。打开电台，失灵几日的电台居然恢复了功能。当师部把部队所在位置电告野总时，野总对他们神出鬼没，悄然潜至敌腹部深感吃惊，回电赞赏：“很好，你师已插入敌人的心脏，现就地待命，下步行动由野总直接指挥。”

　　自己的腹部突被插上一把尖刀，白崇禧一下子慌了。“他不知道解放军用的是何种高招，居然让一个师跑到了他30万大军的中军帐内。其实我是歪打正着。”将军兴奋地说，“他急调四个主力师实施堵截，想快刀斩乱麻，消除他们的心头之患。这彻底打乱了他的精心部署，牵制了他的主要兵力。”

　　吴瑞山率部沉着应战，搅得敌营天翻地覆。他们与主力部队里应外合，白崇禧腹背受敌，以惨败而告终。最后一批撤离朝鲜，起身给周总理敬酒，连饮20杯酒，让人扶着才走下楼梯；将军没有见过一架钢琴，便好奇地摆弄，无师自通

　　吴瑞山将军非常珍爱客厅墙壁上悬挂的那幅黑白照片。照片上，他和金日成首相并肩前行。“那是我陪金日成视察部队时拍摄的，”将军手指照片说，“我跟金日成在朝鲜有过不少接触机会，有一张我与他握手的照片，是他接见我时照的。可惜的是，在‘文革’期间，这张珍贵的照片连同在朝鲜获得的几枚勋章，被‘造反派’抄走后不知去向。”

　　1952年的冬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4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吴瑞山跨过了鸭绿江。6年后的1958年3月，吴瑞山奉命率部回国。“我是最后一批撤离朝鲜的，”将军说，“回到北京后，受到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周总理设宴款待他们。席间吴瑞山将军兴奋异常，起身给周总理敬酒。杨勇司令员命令他：“你是军人。你喝五杯，总理喝一杯。”将军遵命，连饮20杯酒。“那次我真是醉了，让人扶着才走下楼梯。”将军咂着嘴说，“平时喝这点酒不当回事儿，那天实在是太激动太兴奋，出了‘洋相’。”

　　将军会弹钢琴，我们请他弹一曲，他面露羞怯，一个劲地冲我们摆手道：“我是乱弹琴。”那年部队打下一所洋人主办的教会学校，里面有一架钢琴，将军没有见过，便好奇地摆弄，无师自通。由此对钢琴产生浓厚兴趣，闲暇时以弹钢琴自娱。“不过，弹的都是红军歌曲。”将军谦逊地说。

　　将军晚年对花生米情有独钟，每日佐以一碟花生米喝酒。“花生米必须是用陈醋泡过的。”将军的老伴指着放在饭桌上的一坛陈醋花生米道，“喝完酒后，习练书法。”

　　客厅里挂着将军书写的条幅。有一幅题为《九十述怀》的作品十分醒目：“鄙人出身最贫寒，旧时家中少吃穿，参加革命求解放，党的培养恩如山。退休二十有余载，组织关怀爱心田。工勤照料由衷感，邻里友朋问寒暖。我惜今天这一步，怎不安生度晚年。”

　　■记者手记

　　房子有些陈旧，有些寂静。我们坐在吴瑞山将军的对面，感到静得让人心里有些发慌。他不时地冲我们摆手和摇头，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不记得了。”然后兀自点上一根烟，在缭绕的烟雾中沉默。我们的采访因此陷入了困顿和艰难。我们不得不改变采访策略。当我们提及长征途中他长眠在草地中的弟弟时，他身体突然一怔，将手中的烟蒂猛摁在烟缸里，泪雾蒙上了他的眼睛。

　　他开始说话了。

　　关于他的许多往事都已随风而去，他已无力讲述清楚。虽然他在努力回想，但显然无济于事。他不停地抽烟，脸上布满一种人生暮年特有的悲凉。

　　■摄影/黄诚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