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残存的大安寺塔

　　编者按：

　　绣湖之畔的大安寺塔，是义乌城的标志性建筑。但关于它的建造年份，志书中亦仅有语焉不详的记载。最近，《义乌教育志》主笔、义乌教育研修院的金佩庆老师，将他花费大半年时间研究的成果整理成文，以期抛砖引玉，引起热心人士对于家乡古迹的进一步研讨与关注。

　　大安教寺塔，简称大安寺塔，因寺得名。它是义乌现存最早的砖木结构建筑，也是为数不多的大型古代文化遗存之一，1981年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1987年出版的《义乌县志》第二十七篇(文化)“文物”一章记载：大安寺塔位于县城绣湖畔。北宋大观四年(1110)建。因塔旁原有大安教寺而得名。系砖木结构6面5层楼阁式。残高约28米。塔内原置盘旋而上的木扶梯，外有飞檐回廊，可供人登临览胜。

　　那么，北宋大观四年(1110)建塔的历史依据在哪里？是何人所建？建塔的目的何在？作为义乌古老文明标志的大安寺塔，其身世却不得而知。尽管我们可以从它高大而羸弱的身躯上感受其久远的历史气息，但经受了数百年风雨洗礼的古塔却像一个谜，无法让你穿越时空进行深度对话和交流。

　　为此，笔者不惜浅陋，从塔体上的砖铭这一原始证据着手，利用业余时间查阅历代县志以及相关家谱等资料，多方咨询、求教，历时半年基本解开了大安寺塔的身世之谜。

　　一、北宋大观四年建塔的说法没有历史依据

　　由于岁月的磨洗，现存塔体的几处砖铭大都字迹模糊，无法全部识别，但是砖铭“庚寅岁建”四字尚依稀可辨。

　　六十年一甲子。凭什么断定砖铭上的“庚寅岁”就是北宋大观四年“庚寅岁”(1110)呢？

　　现存年代较早的明崇祯、清康熙《义乌县志》都没有大安寺塔建造年份的记载。明代义乌训导郑宪撰写的《大安寺塔记》只提供了大安寺塔当年所处的位置在大安寺“宝殿之后，法堂之前”以及明永乐十四年(1416)陈永诚老人倾尽家财、率族人维修大安寺塔等情况。

　　所谓大观四年建塔的依据，其实出自清嘉庆七年(1802)编撰的《义乌县志》——编撰者在《大安寺塔记》之后加的一段“按语”。按语全文如下：

　　【按】寺塔旧志未详何代何人兴建。今于塔中得废砖三，一云“庚寅岁建”，一云“孝妻王氏追荐故夫”，一云“省幹吴忠翊速生天界”。考大观三年己丑移寺，当是四年庚寅建塔。存此以备参考。

　　经过实地勘察、对照，笔者发现嘉庆县志抄录砖铭时将“孝妻王氏建追荐故夫”漏抄了“建”字，变成“孝妻王氏追荐故夫”。砖铭既有阴文也有阳文，估计建塔用砖量大，不止一座砖窑厂提供了塔砖。因为大观三年移寺于绣湖之畔，第二年就是“庚寅岁”，所以大安寺塔应当就是大观四年建造——嘉庆县志编者在无据可查的情况下望文生义，随意对相隔数个朝代之远的古塔作了一点猜测。

　　遗憾的是，后人都把这种猜测当成了历史事实。

　　二、吴姓家族以王氏名义建塔无疑

　　要弄清楚建塔的真实年份，看来只能结合砖铭提到的两个人物“王氏”和“省幹吴忠翊”去考证。

　　“孝妻”古指死去丈夫的人，亦为丧夫者对亡夫的自称。据“孝妻王氏建追荐故夫”的砖铭，建塔者为吴姓家族中一名姓王的寡妇。她建造此塔是为了追荐她丈夫“省幹吴忠翊”的亡灵，让丈夫快速超生。对王氏来说，建这座塔也是她思夫之情的一种寄托。显然，塔虽因寺得名却非大安寺出资建造。因绣湖湖底有水牛精在作怪、造塔镇魔之说，也纯属无稽之谈。

　　“追荐”为古代祭祀之书面语。“追荐”之“荐”，字意与“祭”基本相同，为无牲之祭。该塔建在佛门净地，猪、牛、羊肉等祭品自然是不宜入内的。砖铭用词如此考究给我们的感觉是：此塔女主人王氏不但笃信佛教且受过一定教育，不是无知无识的文盲。据“省幹吴忠翊速生天界”的砖铭，王氏丈夫生前是做官的。王氏不惜耗费巨资建塔，除了说明家底殷实之外，也可以看出王氏与丈夫生前感情甚笃。而且王氏在丈夫去世时感情充沛、年富而力强，在家中拥有决策地位。

　　问题是“省幹”是什么官职？“省幹吴忠翊”到底是谁？

　　三、龚延明：“省幹”是南宋官职的别称

　　王氏丈夫姓吴，砖铭上没有写名字，却在姓氏前后各注一个官职。“忠翊”即“忠翊郎”，武官、官阶不大，正九品。“省幹”这一官职不太好理解，笔者多方垂询仍不得其详。最后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并致电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历史学教授、该辞典作者、义乌籍龚延明先生核实，“省幹”为“(宋)总领所属下勾当官别称”。

　　勾当官，宋代官名。都督、制置使、总领、留守、安抚使、镇抚使、招讨使、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都大提举坑治、都大提举茶马、提举茶盐、主管殿前司公事、主管侍卫亲军马军司公事、主管侍卫亲军司公事等的属官，由长官委派处理有关事务。后因避高宗皇帝赵构名讳，改称“勾当”为“幹办公事”，简称“幹办官”。

　　死者姓氏之前冠以“省幹”，说明生前在总领属下干“勾当”之差。“省幹”没有官阶却是实职，是赵构做了南宋皇帝(1127年)以后才有的“勾当”官名别称。

　　既然王氏的丈夫在南宋做过“省幹”，他当然不可能死在北宋，王氏更不可能在北宋大观四年(1110)建塔以“追荐故夫”。

　　所以，砖铭上的“庚寅岁”必定是南宋的庚寅岁，要么是乾道六年庚寅岁(1170)，要么是绍定三年庚寅岁(1230)。

　　四、“省幹吴忠翊”就是“吴若古”

　　据《延陵吴氏宗谱》记载，北宋熙宁六年(1073)，义乌延陵吴姓始祖圣造公作为泰伯公第81代孙自延陵(今江苏省丹阳市)迁到乌伤时，吴姓仅此一家。目前聚居在义乌的6万多吴姓市民大多是“延陵派”后裔。

　　通过查阅嘉庆壬申年(1802)《大元吴氏宗谱》及民国甲子年(1924)《延陵吴氏宗谱》残本及青口、龙回、益公山等村吴氏谱牒，发现宋朝义乌吴姓人物中，官授“忠翊郎”且娶王姓为妻的仅有义乌延陵吴氏五世孙吴若古。

　　据明弘治(1488—1505)吴氏宗谱记载：吴若古，字师卿。由太学仕忠翊郎。监行在榷货务都茶场。赠朝议大夫。生政和二年壬辰(1112)八月十五日，卒乾道四年戊子(1168)二月十二日。配宗氏，生政和壬辰(1112)十二月初七日，卒绍兴十六年(1146)。继娶宣奉大夫王悦之孙女王氏，生建炎戊申(1128)八月初十，卒缺。

　　嘉庆《义乌县志》卷十二“封阴”记载：吴若古，字师卿。由太学仕忠翊郎。以子大年，赠朝议大夫。性慷慨，好学，有大志，尤喜谈兵。建炎间，啸聚充斥，诸富室多不自保。若古以稚齿当门户，节制家童数十，若敕兵设伏然。贼不敢近，乡井赖以安。

　　可见，吴若古“由太学仕忠翊郎”真实可信，且他继娶的第二任夫人姓王。

　　据《凤林大王王氏宗谱》世系，王悦，字岩老。其父王纵用自凤林(赤岸朱店一带)迁居县东沙溪(今稠城街道尚经村南偏东约一公里，现已不存)。王悦为凤林王氏第七世孙，赠宣奉大夫，子四：永年(生二子一女)、欣年(不继)、彭年(生子二)、乔年(生子六)。王悦四个儿子中，老大王永年(1057—1127)，绍圣元年甲戌(1094)进士，知福州，封文安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赠正议大夫(相关资料载录于嘉庆县志卷十“选举”中)。王永年之女适尚书郭三益之子，而建塔之王氏出生时王永年已过世。由此表明，建塔之王氏非王永年之女，可能是其弟王欣年、王彭年或王乔年之女，因为父亲地位低而没有入谱记载。在吴氏宗谱中，将吴若古继娶的王氏叙述为“宣奉大夫悦孙女”而讳言“某某之女”，也表明王氏之父不如其祖父王悦显贵。

　　另有吴若古的孙子、吴氏七世孙吴琢，“仕忠翊郎，监行在御酒库”(见《青口村志谱》153页及嘉庆县志卷十二“仕林”)。吴琢一系已迁到外地，因此无生卒、配偶等记载，他不可能是砖铭上被“追荐”的“故夫”。

　　可以确定，砖铭上的“王氏”就是宣奉大夫王悦的孙女，“省幹吴忠翊”就是吴若古。无论王氏之父是谁，不影响大安寺塔为王氏所建之史实。

　　五、大安寺塔建于乾道六年(1170)

　　吴若古与宗氏、王氏两任夫人共育五子五女。嘉庆县志卷十“选举”记载：其子吴大年为嘉泰二年壬戌(1202)傅行简榜进士，历官兵部左侍郎，以子憬贵赠(大年)兵部尚书。大年兄吴彭年、字伯寿，乡试中举，吉州主学，庆历(南宋无“庆历”年号，疑为“庆元”之误。作者注)中捐建东江桥。一家三代数人当朝为官，可见吴若古家族的经济、社会地位在当时都是比较显赫的。

　　吴若古与第二任夫人王氏的年龄整整相差16岁，可谓老夫少妻。吴若古去世57虚岁时，王氏年仅41虚岁。中年丧夫之痛自然无法形容。王氏处理完亡夫后事之后，痛定思痛，追思故夫之情难以排遣。赖吴家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经过一番筹备，王氏决计建塔以追荐故夫也就十分顺理成章了。

　　吴若古去世两年后就是乾道六年庚寅岁(1170)，这就是建造大安寺塔的真实年份。如果是绍定三年庚寅岁(1230)的话，王氏早已作古。

　　六、吴圭出资造塔的说法不成立

　　吴氏宗谱中有义乌吴氏四世孙吴圭(吴若古父亲吴耸的大哥，大约生于宋治平三年即1067年，卒于宋宣和三年即1120年)为县邑造大安寺塔出资的记载：“县造大安寺塔及神霄玉清万寿宫，公颛其费，不以病邑人”。

　　清时民间刊行的《金华文略》中辑录了浦江籍名臣、累官至礼部侍郎的梅执礼(1079—1127)受吴圭家人委托而写的墓铭。其中有“县作浮图绣川湖中，以奉双林大士；又作神霄玉清万寿宫，栋宇像设，所费皆不赀翁，一一乐施，不以累众”之言。

　　粗粗一看，县造大安寺塔、吴圭出资的说法白纸黑字；大观四年正是吴圭有生之年，且吴圭早于梅执礼离世，时间上也衔接得起来。但笔者认为，以上说法均属后人附会，俱不足信。

　　其一，“庚寅岁建”固然可以理解为北宋大观四年建，但吴圭乃承信郎而非忠翊郎(承信郎的武阶比忠翊郎低)、配妻朱氏而非王氏，与砖铭不符。三句砖铭是同一组证据，要真都为真、要假都为假。不能仅择其有利于己见者用之、信之。砖铭是原始的实物证据、无法伪造、具有最高效力，当然比谱牒资料、民间书刊等传来证据更可靠。

　　其二，旧志载：大安教寺“旧为尼寺，名普安，在县东北百五十步。唐咸通八年(860)建，宋治平赐额。大观三年(1109)，徐秉哲改为僧寺，徙置今所，有塔五级”。大安寺原是尼姑庵，公元1109年迁址绣湖边改僧寺。知县有必要动用公共权力为大安寺而劳民伤财、征集赋税造塔么？塔建在大安寺内，与双林大士扯得上关系么？吴圭墓志铭中所语让人一头雾水。

　　其三，现存旧县志都无哪位知县造大安寺塔的记载。旧志中连知县捐款为绣湖书院筑左右书斋屏墙(见嘉庆县志卷三)之类事项都一一详细记载，为何造大安寺塔这样耗资巨大、费工费时的工程却没有记载？理由也许很简单：造塔不是公益性行为，也不是官方行为，而是私人行为、出于个人目的。

　　其四，现存旧县志都没有认可所谓吴圭出资造大安寺塔的说法。嘉庆县志在卷十六“实行”中对吴圭有介绍，但没有采信吴圭为县造大安寺塔出资一事。

　　其五，梅执礼写的“墓铭”真伪值得怀疑。墓志铭因受墓碑空间所限，要求篇幅不能冗长；简洁明了的文字，也便于阅读与记忆。因此“墓志”也罢、“墓铭”也罢，必须惜墨如金、高度概括。而所谓梅执礼撰之“墓铭”(文体实为“墓志”非“墓铭”)全文长达1500余字，仅开头交代写墓志铭的前因后果就用了160余字。然而，文中却连吴圭生卒的年、月、时辰都没有交代。梅执礼进士出身、曾任《九域志》编修、中书舍人，很难相信这样的墓志铭会出自他之手。再则，既然梅执礼写墓志铭是应吴圭家人“必弗得铭无以葬”之请求，吴圭家人必然要刻铭于墓碑之上并广为人知。如此身价不菲，能光宗耀祖的文稿，历代县志不予收录也罢，吴氏后人历次修谱为何都不收录？于情于理都解释不通。

　　其六，吴氏宗谱为何说是吴圭出资造塔而只字不提王氏？笔者认为也可以理解。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按照传统，女性名字是不入谱的。再说王氏虽是吴家媳妇，毕竟是外姓，入谱也没有给吴姓添彩，还不如附会到一贯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吴圭身上去。

　　七、王氏建塔县志为何亦无记载

　　建造大安寺塔不是一个小工程，非三五天能完工，在当时肯定也颇受公众关注。况且选址在绣湖心之柳州的大安教寺内。为何县志却没有记载？本人试做一分析：

　　首先，大安教寺的宗教地位一直不高。

　　通常的眼光看来，大安教寺处在人气最旺的“黄金地段”。但是，建寺观不像建商铺、楼盘。出家之人念经做法、参禅悟道总是要远离喧嚣的红尘，建寺观于地势险要、风景秀美、偏远僻静的青山绿水之间为好。明清旧县志“寺观”卷中，记载了本县大小寺观七八十处。崇祯、康熙、嘉庆三部县志对大安寺的记载顺序分别位列第九、第六、第六。这似乎表明大安寺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从旧县志记载看，倒是后来因王氏建塔，提高了对大安寺的关注度。

　　其次，如前所述，王氏建塔是私人行为，出于个人目的。

　　八、结论

　　通过考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大安寺塔建于南宋乾道六年庚寅岁(1170)。到2010年将迎来建塔840周年(不是900周年)。虽然比原先说法年轻了60岁，感情上可能难以接受，但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事实。

　　二、此塔以宣奉大夫王悦孙女、吴若古的第二任夫人王氏的名义建造。

　　三、王氏建塔的目的是为了追祭由太学仕忠翊郎、并曾在南宋总领所属下任“省幹”的亡夫吴若古。

　　残破不全的身躯、高度不足30米，与今天绣湖公园周边的高层建筑相比，大安寺塔显得那么寒碜和不起眼。但在笔者眼里，周围任何一座高楼大厦都高不过它。

　　因为我们保留了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古井、残存着一千多年前五代后周时期的双林铁塔以及见证了义乌八百多年沧桑巨变的宋塔等珍贵文物和遗址，义乌的文脉才不被割裂，我们的城市才有历史的厚度，才与文化名城相匹配。这也是笔者破解大安寺塔身世之谜的动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