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清朝道光二十年～清朝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840～1903年)，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清朝末期散文家、教育家。

吴汝纶是清朝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师事曾国藩，又与李烘章关系密切，曾、李奏议，多出其手。

清朝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公元1902年)吴汝纶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并赴日考察学制，回国后创办桐城中学堂，是桐城文派末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治学和教育事业上，对中西文学采取兼蓄并用的态度，主张讲洋务，搞教育救国。有《桐城吴先生全书》留存。

吴汝纶在年青时即博览西方百科知识书籍，对西方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方法都有浓厚的兴趣。他交往的欧美和日本友人很多，从中吸取营养与活力。美国女地质学家(中国地质学会第一批外籍会员)，也是教育家(曾任北京贝满女中校长)的麦美德(路崇德)，曾对人说：“吾见中国人多矣，学识襟抱未有万一及先生者，真东方第一人也。”麦美德与秋瑾金兰盟姐吴芝瑛是生死之交，而且吴芝瑛又是吴汝纶的侄女，其中另有一段可歌可泣的轶闻。

吴汝纶高瞻远瞩，站在时代潮流的浪尖上。他多次反复强调不学西学则国必亡，他猛烈批评“朝方守旧，野尤蠢愚。”明确表示：“开学堂以西方为主，所以取人之长，辅我不足。”他的教育新思想不仅见于言论，还见之于行动。他是个埋头苦干，踏地实干的教育家。他在河北莲池书院执教的十四年中，创设西文学堂和东方学堂，接待来访学者和收留学生，开设英文课程，宣传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在他访日回国设置的大、中学校课程表中，西方的课程比重很大，有的已超过中学。

吴汝纶的治学精神是务实求真，不尚虚浮。他与桐城派文学家刘大櫆都对程朱理学的"理在事先"和虚玄理念持有已见和非议。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更是批判程朱的“理居气先”和陆王的“良知良能”唯心主义观念。可以说刘、吴、严三人的哲学理念有些是相通的，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成分，他们对中国传统的"道"并非固定不变的维护。

严复与吴汝纶是莫逆之交。严复在给吴汝纶的信中诉说自己每当深更夜半，想起国家处于危难之中而人民又麻木不醒时，不禁号啕大哭，忧国忧民之情催人泪下。而吴汝纶在《答严几道》一信中，则平地一声吼地说：“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国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独留此书。”充分表现了他与旧学的彻底决裂。

在吴汝纶的促进、支持、协助下，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即《进化论与伦理学》和亚当斯密的《原富》，为之作序，并帮助宣传发行。由吴汝纶亲自删定的“节本天演论”更为畅销。《天演论》这本薄薄的书，一出台，就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使得后来的鲁迅、孙中山、毛泽东、胡适这些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都使这本书成为他们觉醒追求真理的原动力，留下了一串串历史佳话，吴汝纶本人也因为这本书使他自觉地成为一个社会进化论者，更坚定了他向西方学习的决心。

吴汝纶对国家教育思想的志向、理想、精神的追求，或者说主旋律是什么呢？先请看看他有关的诗句。如：“只今学术当全变，安得东西并一堂！”、“何当泛扫浮云尽，天汉东西一色明。”更为明显地是他为亲手创办的桐城中学堂亲自撰写的对联中的下联：“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

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宗旨便是“中西合璧”，这是从他孜孜以求力倡西学的思路发展而成的。

吴汝纶独排众议，独树一帜，鲜明地举起“力倡西学、东西合璧”的大旗，从当年的独木桥走向后来的康庄大道，其中经历多少崎岖曲折、险境环生的历程都是难以想象的。要知道他的言论虽是片言碎语，却锋芒毕露，直刺时敝。吴汝纶除了有超群的大智外，也还有非凡的大勇。当然，他也是用了鲁迅的坚而有韧的战斗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