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秋、冬之际，先后有约400名南京“老三届”知青来到位于洪泽湖西岸的原泗洪县管镇公社安家落户（管镇已于80年代划为盱眙县属）吴培先同志“文革”前是泗洪县检察长，1969年末，70年初重新工作后担任“文革”后管镇公社的第一任党委书记。
    管镇地处以美酒闻名遐迩的双沟镇东南50里，相传曾是齐桓公赐封管仲的领地，此处四面环水，连同附近的鲍集，铁伏，兴隆三个公社，人称“葫芦套子”，交通不便，是苏北平原上少有的偏险地区，洪泽湖湖匪在这里肆虐数百年。抗战时期，这一带因日、伪、顽三不管而成为新四军抗日游击根据地。刘少奇、陈毅、彭雪枫、张爱萍……都在这里留下过战斗生活的足迹。历史上，这里官匪之间，宗族之间，矛盾错综复杂。抗战开始后，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宗族都有人因反侵略而投身革命，解放后又在外担任了不同级别的负责干部，所以这里虽然穷，好不过三、四毛，最差只有几分钱一个工，但“政治性”却很强，宗族之间互相争斗，互相告状，花个8分钱邮票寄封“状子”，或有或无害人一辈子前程的事屡见不鲜，而“文革”中的派性又为陈年旧帐推波助澜，少数生产队不同族姓之间为了争个高低，宁愿停产吃救济也在所不惜。时至今日，在泗洪、盱眙两县的官场中，“套子里的干部”仍然是个包含很多意义的名词。当时，吴培先同志作为一个非本地干部，单枪匹马到管镇任职，工作难度显而易见。
    另一方面，我们几百个南京知青，在进入插队落户的第三个年头后，也面对难以名状的困境。插队第一年每月5元钱一个人的津贴停发了，国家按月定量供应的粮食取消了，知青必须和农民一样挣工分苦口粮养活自己。家境稍好一点的不定期的会从城里汇点补贴，家境差的就只能完全自食其力了。有一位学长最惨，他父亲是位中学地理教师，因酷爱研究名山大川，竟以“盗窃军事机密”被打成反革命投进监狱，而他母亲无工作，弟妹在读书，他每天二、三毛钱的工分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贴补城里的亲人。其实，生活的艰辛还不算最难，最大的痛苦在于完全看不到希望。那个当时一手掌控江苏人民生死的“X”司令和他的“军管会”，背弃了他们1968年12月在五台山知青上山下乡誓师大会所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必须长期坚持，今后城市招工将主要从插队知青中选拔”的诺言，不仅将69、70（包括后来的71）届中学毕业生全部留城安排了工作，尤为甚之，更从农村招收了大批退伍军人进城工作。我们这些前几年被蛊惑利用参加“造反”，打倒“走资派”的老三届中学生，又一次蒙受了欺骗。对于无权无势又无“后台”可走的大多数知青，这几乎是完全断绝了回城的希望。即便如此，我们中不少人仍然不甘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母校的优良教育已将追求人生价值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我们心底，但，此时此刻，有谁来拯赎我们呢？
    历史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吴培先书记善待插队知青创造了机会。经过“文革”初期的动荡，尽快消除派性，整顿秩序，提高和发展生产成为新党委迫在眉睫的任务。到管镇任职半年后，吴书记对当地的主要矛盾已了然于胸，在深入基层的工作中，吴书记也接触了一部分知青，不少人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精神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经过调研，吴书记向党委会提出：经济分配，事关社员的切身利益，那些宗族派性严重的生产队，既然两下互不放心，我们是否可以选派素质好，与派性毫无瓜葛的南京知青担任生产队会计，从公平分配入手，缓和并逐步解除宗族派性矛盾，保证生产的顺利发展。对此，有人持反对意见：知识青年下来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么能让他们来领导贫下中农呢？但吴书记认为：再教育的方法是多方面的，使用也是一种教育，它可以促使知青进一步深入农村生活，深化与贫下中农的感情，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在他的坚持下，公社党委形成了一条意见：先从试点做起。
    第一个选中的是钱云豹学长，他被派到一个因派性斗争半停产的生产队担任会计。钱学长没有辜负吴书记的厚望，他起早摸黑，做促进团结的思想工作，工分、帐目、口粮……各种分配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其间，吴书记多次带着大队书记到该生产队指导工作，给钱学长撑腰打气，短短几个月，矛盾缓解了，生产恢复了正常，两边的社员、生产队、大队干部都非常满意。钱学长的成功使吴书记放开了手脚，全公社20个大队，陆续选拔了20多名优秀知青到“老大难”生产队担任会计，他们大部分以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干部、社员的好评。
    选拔任用知青担任生产队干部，虽然只占全公社知青总数的5％，但却对其他知青产生了强烈的精神震撼。无论是在苦海中渴望有所作为的，还是在落寞中认命走向沉沦的，许多人从吴书记善待知青中看到了希望：我们虽然暂时无望回城，但在农村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从此，绝大多数知青踏踏实实地劳动，争取干部社员地好评，努力赢得发挥作用的一席空间。大家互相提携着，在困难的环境中艰苦前行。
    生活，注定要让我们这一代命运多舛的青年不得安宁。
    1971年11月28日，母校几个派性十足的老师，以“深挖5·16反革命分子”为名，骗得了泗洪县有关方面的许可，开车来到管镇，一口气抄了九个知青的家，抄走大量书籍、信函、读书笔记，并抓走一名学长，个别老师还恶狠狠地对当地的干部、社员说：“你们怎么能用这样的人当干部，他们躲到这偏僻地方来，是准备20年以后再干的。”一时间，“这些知青比反革命还坏”的流言通过走亲串友的农民传遍了全公社。不久，从县里传来消息，北边界集公社南师附中的知青也遭到南京来人抄家，个别原本就对起用知青不满的人也借机弹起了反调，刚刚从无望中看到希望的我们再度被笼罩在重重乌云之中。
    抄家抓人之时，吴书记不在管镇，回公社后，又赶上他一向倚重的两位下放干部也被当“5·16”“挖”回了南京，作为起用知青的倡导者，吴书记感到了明显的压力，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根本无力抗衡那个极“左”横行，践踏人性登峰造极的时代，然而，他内心的良知却强烈地呼唤着：我不能放弃这些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的青年。这位“老政法”以其坚强的党性，清晰的法理认知，从侧面迂回进行了抗争。他找到当时主持全县工作的军代表，提出“南京知青和干部下放到管镇，就属于管镇公社管辖，即使有问题，按党纪国法也应该由属地党委主导进行审查，其他单位和人员随便抄家抓人，岂不乱了章法。”吴书记的有理有节使得当时最热衷于抓“5·16”的军代表也无话可说。得到认可之后，他在一次公社干部大会上拍案而起：“以后南京再来人随便抄家抓人，我们连车子都不让下轰他们走。”他还一再强调“个别知青的事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人，对那些表现好，经过考核的知青，公社、大队要继续培养使用。”为了稳定知青的思想，吴书记投入了更大的精力，下基层到每个大队，他都要检查知青政策的落实情况，有知青落户的生产队，他都会抽出一点时间，和知青促膝谈心，鼓励他们好好劳动，好好工作，争取上进。吴书记身体力行的亲切关怀，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这班知青，大家心头因“抄家抓人”而蒙上的阴霾一扫而空，更加积极地表现，努力争取组织上的重视和任用成为当时管镇知青思想的主流。1974年，吴书记升任代表县委协调几个公社工作的“片”指挥长，其时，已有一批管镇知青担任了生产队长、会计职务，有几位工作出色的还担任了大队的领导工作。 继任的公社蒋俊标书记和党委一班人继承和发扬了吴书记善待知青的传统，更加注重知青工作。1975年，管镇公社被评为江苏省知青工作先进典型，那一年，“解放”复出的老校长李治中先生率队到管镇慰问知青，目睹此情此景，老校长十分感慨：想不到管镇公社党委对知青工作这样重视，想不到我们的同学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还能表现这么好。
    据统计，从1968年10月25日第一批南京知青到管镇，至1978年12月28日最后一批南京知青离开管镇，十年之间，先后有130多位知青担任过大队、生产队的主要领导工作，50多位知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培先书记和管镇公社的父老乡亲，在那个人性极度扭曲的特殊年代，以宽阔的胸怀包容，呵护，培养了我们这些“老三届”南京知青。今天，当历经磨难的中国社会终于认识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是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时，我们更加深深感到，吴培先书记和他的同事30多年前在知青工作所展现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难能可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发生了千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重大移民事件，它的成因，它的过程，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无论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无论从社会学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都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深开掘的领域。囿于能力和精力，拙笔在这里只能介绍发生在管镇有关知青的一小段故事，以免泯灭吴书记的恩情。
    老三届知青插队，忽忽已近四十年，吴书记也已八十高龄，我想，我应该，也能够代表当年插队管镇的南京知青，深情地向吴书记道一声：吴书记，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