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三种大国崛起

　　1、观察角度

　　我对世界史的了解很粗略，一知半解。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多一些，也不过三知两解。但我在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找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角度，顺着这个角度，可以看清楚一些东西。我想从这个角度谈谈大国崛起。

　　这个角度就是划分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考察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

　　讨论这两个集团的关系，在阶级论里找不到根据，因为暴力集团不搞生产，不能看作一个阶级。按照列宁的定义，阶级应该是在生产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进一步说，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大支持这种讨论。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框架里，暴力不过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统而言之也可以说为生产集团服务。如此被动，如此老实，如此弱小的功能，如此狭小的地盘，在我看来，配不上暴力集团的壮硕身躯。

　　因此就要把理论基础换一换。人是一种动物，从低级动物进化而来，生物学，进化论，比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根基更深，可以作为借鉴。

　　我把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看作两个物种。生产集团，例如农民、工人、组织生产的大小老板，比较像植物，属于自养物种。暴力集团，例如土匪、军阀、打天下坐江山的皇帝贵族，比较像动物，属于他养物种。也可以把生产集团比作食草动物，把暴力集团比作食肉动物。暴力集团的成员也持这种观点，所谓代天子牧民，就把生产集团比作牛羊，把自己比作牧人。一个搞生产，自养；一个吃别人，他养。两个物种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类似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之间的关系。食草动物兴旺了，食肉动物也会兴旺起来。食肉动物吃过头了，食草动物生长繁殖供不上了，双方都要衰落。如此循环往复。描述这种关系的，生态学方面有一个洛特卡（Lotka-Volterra）捕食者-猎物模型，两条波浪线此起彼伏，很像中国历代王朝兴衰之中官和民的命运。

　　理论基础更换之后，从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关系角度看历史，就能看到一些新鲜东西。从不同的角度能看到不同的历史。

　　2、三种类型的大国崛起

　　从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关系的角度看，有三种大国崛起。

　　第一种大国崛起，我们特别熟悉，比如说强汉、盛唐，中国历代最兴盛的王朝，一个军阀或山大王率领自己的团伙把天下打下来了，然后坐江山，雇佣一批读书人作代理人。有时候是一个擅长征战的部族，比如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统帅的蒙古各部，比如满清的八旗，大体是部族打天下，部族坐江山，当然也要雇佣一些汉族官吏当代理人。

　　这样的崛起，一个王朝的崛起，其实是一个暴力集团的崛起。这个暴力集团崛起之后，维持社会秩序，生产集团得以安心生产，社会繁荣，于是就有暴力集团主导的大国崛起。再往后，皇家贵族安享富贵，时间越长，王朝的主人越堕落，代理人追求私利的趋势难以遏制，生产集团遭受的压榨也越来越重。王朝逐渐衰败，最后垮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第二种大国崛起，生产集团的崛起，或生产集团主导的崛起。

　　这个故事发生在欧洲。一些暴力集团统治的国家彼此抗衡，最后达成一种均衡，就好象中国的战国一样。这些暴力集团，有的以封建贵族的面貌出现，有的以国王和他雇佣的官僚代理人的面貌出现，以官家集团的面貌出现。在欧洲复杂的暴力均衡体系中，有些地方出现了缝隙，一些商人、市民或其他生产者，他们赎买了一块地盘，或者打下来一块地盘，比如说某个城镇，某个区域。他们结成公社，建立城邦，控制了暴力，生产集团把暴力集团变成了自己的保安，变成了自己的雇佣军，或者干脆聘请贵族当自己的公仆。

　　在这样的体制下，生产集团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清除了许多发展生产和自由贸易的障碍，创造了繁荣昌盛的新社会，然后，凭借这种优势向全球扩张。

　　这种生产集团主导的大国崛起，即资产阶级主导的崛起，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崛起。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在百年历史中创造的财富，比人类历史上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生产集团主导的崛起，当然要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当然以更高的生产率为基础。

　　第三种大国崛起，暴力集团主导的赶超式崛起。

　　资产阶级主导的大国崛起之后，那些暴力集团主导的国家，无论是封建贵族主导的，还是官家主导的，相对落后了，感到了强大压力。他们要模仿，要赶超，要提高生产率，要富国强兵。德国、日本、苏联和中国，这些国家的崛起，就是一个暴力集团打了天下，坐了江山，然后奉行赶超战略，从社会上选拔一些精英，制订五年计划，动用行政力量甚至直接动用暴力推动工业化。这是暴力集团主导的，模仿资本主义的大国崛起。

　　这种崛起也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特点。模仿阶段效率高，动员广，手段多，几个五年计划就上去了。暴力集团也随之狂妄起来，或者胡闹走偏，用新获得力量欺压邻居，或者腐化堕落，像历代王朝的官家一样走向衰败。

3、中国的崛起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几经挫折，终于像德国、俄国和日本一样，感到了变革的压力。暴力集团坚持的老政策不得不改。于是变法改良，模仿先进，搞洋务运动，一波接一波地发动了官家精英主导的赶超和工业化。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满清统治集团的腐败积重难返，没走多远自己就垮了。

　　国民党集团打了天下，坐了江山，接着搞工业化，统制经济，模仿赶超，内忧外患之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奈何“既生瑜、何生亮”，一个更有效率的暴力集团与它并存，并且利用复杂的暴力均衡格局发展壮大。这就是共产党。同时，国民党作为垄断权力的官家集团，也难免走上腐化堕落的老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共产党打了天下坐了江山之后，模仿苏联的赶超战略，动用国家的行政和强制力量，抽取农业积累搞工业化。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建立了相当完整的工业基础，像苏联一样大体完成了硬件模仿。

　　这一段仍是官家集团主导的崛起。这种崛起的速度虽快，但代价也很惨重，大量死人，大量浪费，大手大脚而且笨手笨脚地硬干。更无奈的是不能持久。我们熟悉的国企病，或者叫官企病、官场病，越来越严重，渐成积重难返之势。历代官办企业，和历代官府一样，开头往往生机勃勃，效率高，很赚钱，后来逐渐懈怠，内部代理链越来越长，监督不足，空子越钻越大，又没有外部竞争，官企和官府一样日益腐化衰败。官家体制，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苏联的，都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官企病和官场病其实是体制病，都是官家集团的权力不受制约导致的病。这种病的根子扎在人性和所有物种的天性深处：追求更少付出、更多获得的趋势，在遇到外部抗衡阻遏之前，在得不偿失之前，不会自动停止。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这种崛起是生产集团主导的崛起。官家集团让出了很多空间，所谓放开搞活，松绑解禁，允许农民、工人、个体户之类的生产者进入一些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出现了资本家。在这些领域里，经济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个意义上，这一阶段崛起的主导者应该是生产集团，农民、工人和资本家主导了这个阶段的崛起，官家集团的贡献是不断让步，不再禁止，同时维持社会治安。

　　我们现在处于中间状态。既不是纯粹的官家集团主导，也不是彻底的生产集团主导。在经济方面，中国接受了世界各国生产集团制订的经济活动规则，加入了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共同创建的WTO体系。但在政治方面，中国仍是一个官家集团说了算的社会，民主宪政体制尚未建成，官家集团腐败的历史趋势正在重演。

　　所谓宪政民主，就是生产集团控制暴力集团，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保安和守夜人。更宽泛地说，就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民众控制官家集团，把官吏变成公仆。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这样的社会。在当代中国社会里，官家主义的问题和资本主义的问题同时并存。官家限制盘剥生产集团的问题普遍存在。资本和官家联手，限制工会农会，过度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导致生产过剩的问题也普遍存在。于是，我们既为资本主义所苦，也为资本主义不发达所苦。官家主义晚期的问题，连同资本主义早期的问题，一起困扰着我们。

　　4、两大集团进退的一般规律

　　暴力集团剥削生产集团，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垄断，圈占把持利益最丰厚的领域；二是搜刮，层层剥皮征敛劳动产品。

　　生产集团不断反抗，设法争取到的让步大体也属于这两个方面。

　　暴力集团固然可以占有全部土地，垄断所有资源，甚至占有劳动者的人身，但他们无法低成本解决劳动者怠工问题，无法高效率地利用土地资源。全面霸占反倒带来了得不偿失的结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做大蛋糕，暴力集团被迫向生产者让步，于是就有了私有土地，放开了盐铁专营的部分环节，有了民营资本，有了松绑弛禁，有了放开搞活。不过，中国民营企业目前仍然受到许多限制，利润最丰厚的领域仍然不许他们进入。

　　暴力集团固然可以抢走全部产品，但过高的抢劫率，反而导致产品总量下降，反叛增加，暴力集团攫取的纯利减少，总体上得不偿失。于是就有了轻徭薄赋，减免税赋等政策。但是，公开的政策可以调整，官家私下利用合法伤害权攫取灰色利益的趋势却难以遏制。

　　关键问题在于，凭借暴力打天下坐江山的统治集团，总有过度使用暴力的倾向。这是他们用来牟利的基本资源。在维持自己构建的秩序、抑制异己暴力所必须的暴力水平之外，这个集团及其各级代理人，总要利用霸道的禁令，利用垄断特权，利用合法伤害权，通过苛捐杂税，法外征敛，贪污受贿以及潜规则等方式攫取额外收益，直到无利可图或生产集团无法承受为止。在这样的社会中，暴力浓度总是偏高的。

　　只有生产集团成为社会的主导者，控制了暴力之后，以暴力为牟利手段的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暴力浓度才能被控制在锄暴安良所必需的低水平上。只有在民主宪政的制度下，才可以彻底消除暴力集团返身吞噬一切的风险，劳动生产者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光辉的前途。这样的大国崛起，才是持久而善良的大国崛起，也是可靠的和平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