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祖国命运共振：首位女副总理的激荡人生　

    从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到国务院首位副总理，再到西北国棉一厂女工、深圳鸿华纺织印染公司董事长、桂贤教育扶贫专项基金会主任，吴桂贤的人生经历了一般人无法想想的跌宕起伏，个人命运与共和国命运形成了强烈共振，她的一生就是一部共和国活的历史　　

深圳市爱国路外贸轻工大院，一处闹中取静的院落，放进深圳日新月异的大背景里，显得有些老旧。小区门口，水果摊贩与居民熙来攘往。年轻的深圳人可能压根儿没想到，共和国的首位女副总理就与他们比邻而居，还时不时与他们打个照面儿。　　

吴桂贤的家就在小区深处的一栋楼里，周围绿树婆娑。推门而入，屋内陈设简朴，几张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像高悬于墙壁之上，壁橱里放置着吴桂贤多年来热心公益事业所获得的各种奖牌和奖杯。　　

一个带着浓重陕西口音的声音从卧室飘出来，招呼我们随便落座。按摩师正在给吴桂贤做理疗，那还是她早年劳动时落下的毛病——腿疼。吴桂贤已经71岁了，还时不时奔波于贵州、四川等西部省份的山区，为那里的教育扶贫而四处劝募。千里之外的北京，国庆60周年的盛典准备工作正如火如荼。而从吴桂贤的讲述中，我们明白了为什么需要以如此隆重的仪式纪念共和国走过的六十个岁月。　　

纺织女工：激情燃烧的岁月　　

吴桂贤的诞生比共和国早了11年，所以对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百业凋敝保留了深刻的记忆，而最深刻的就是，每当村口响起梆子声时，爷爷就会唤她：“桂贤，去摸个鸡蛋，换些油。”　　

1950年春天，河南大旱，春麦变黄，高不及脚踝，穗子如蝇头。那一年，12岁的吴桂贤离开了家乡河南省巩义县，只身来到陕西省蔡家坡，给远房姨妈的侄子带孩子。　　

就在吴桂贤到陕西省蔡家坡的第二年，陕西西北国棉一厂对外招工。吴桂贤决定去试试。但当时她只有13岁，年龄不够，身体又瘦弱，差点儿被刷下来，最后还是她哭着恳求，保证完成生产任务，才被留了下来。　　

西北国棉一厂是新中国以陕西咸阳为基地建立的西北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　1952年5月17日　开工典礼上，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国棉一厂正式开工了……我们西北地区国家经营的纺织业，就增加了一倍多的纱锭和近4倍多的布机。从今天起，我们就可以生产更多的棉纱和棉布，来满足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生活需要了。”　　

新中国如日初升，处处涌动着建设的豪情。国棉一厂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纺织女工们，怀着十二分的感激，像上紧了发条的闹钟，争分夺秒地为国家创造着物质财富。　　

很快，国棉一厂诞生了一个典型——赵梦桃。赵梦桃与吴桂贤一同应招入厂，睡同一个宿舍，话不多说一句，手却总不闲着，一有时间就苦练操作技术。　　

“好好干！下苦干！老实干！”是赵梦桃的口头禅。1952~1959年的7年间，赵梦桃创造了月月完成生产计划、年年均衡生产的好成绩，仅节约棉花就达1200多公斤。她第一个响应“扩台扩锭”的号召，看车能力从200锭扩大到600锭，生产效率提高3倍，而且创造了一套先进的清洁检查操作法。　　

工作出色的赵梦桃年年出席全国纺织系统劳模大会，紧接着入党，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两次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她很快成为了新中国纺织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变得家喻户晓。　　

同一个车间，赵梦桃是二组，吴桂贤是四组，她们“面对面，比着劲儿地工作”。每次赵梦桃出席全国性大会，西北国棉一厂均要敲锣打鼓地欢送出厂。吴桂贤暗暗下了一个决心：“一定要向赵梦桃看齐。”　　

1958年，西北国棉一厂搞半工半读，吴桂贤获得了上学的机会，最终拿到了大专毕业证书。那时学习要写保证书，当时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吴桂贤向组织写决心书：“学成后要当厂长或党委书记。”　　

1963年，年仅28岁的赵梦桃病逝。她弥留之际，她的生产小组正式被命名为“赵梦桃小组”。命名大会上，吴桂贤接过了赵梦桃的旗帜。担任赵梦桃小组组长后，吴桂贤的肩上又多了一项任务：让梦桃精神代代相传！　　

吴桂贤继续创造着小组的辉煌，从产量和质量上，不断给人以振奋，正如那鼓舞的口号：“不换肩，不歇气，一直扛到共产主义！”很快，她亦成了全国劳模。1966年，吴桂贤作为纺织工人的代表，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她是三位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样之一。　　

不得不说的是，西北国棉一厂如今已成为历史，但赵梦桃小组至今仍在，而且层出不穷地产生着党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　　

消极造反派：从未忘记“抓革命，促生产”　　

1966年，吴桂贤到北京学习管理。在人民大会堂，她听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一个讲话：“你们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是先进工人的代表，回去以后，如果觉得党委是革命的，就要保他们。如果是不革命的，就要造他们的反。但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搞革命要在八小时之外去搞，不要在生产中搞革命。”　　

吴桂贤在“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上，划上了重重一杠。　　

是年9月，陕西省内外高校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六七千人以“支援”西安工业学院造反队为名，聚在中共陕西省委门前静坐绝食。“革命”的激情催促着工厂的工人们不断加入静坐的洪流。西北国棉一厂分成了两派，一派要造反，另一派要保皇。赵梦桃小组自然没能例外。　　

当时，赵梦桃小组的工会组长是从国棉八厂调来的，她带领六个人，要到操场上集合，到西北局参加静坐。情急之下，吴桂贤要去操场上劝那六个姐妹回车间上工，被生产组长李桂英拉了回来，她怕吴桂贤去了就回不来。　　

要去造反的人，是拉不住的。吴桂贤所能做的，就是让赵梦桃小组的生产继续下去。吴桂贤一个人管了8台车。她动员别的姐妹们，不让一个锭子停止运转。她的逻辑很简单：“我们都造反了，你们穿什么衣服啊，净屁股去造反吗？”　　

　1968年5月1日　，习仲勋等人没能扛过全国风起云涌的夺权风潮，陕西省革委会宣告成立。吴桂贤因为没有积极造反，没被选进常委，但仍然是革委会委员。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吴桂贤始终没有被忘记。生活又增添了很多内容，吴桂贤不得不经常去开会，不断地应付随时到来的报告。但不管怎样，从会场出来，她总是直奔车间。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吴桂贤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下来。　　

1968年，暴风骤雨般的批斗封资修告一段落。离开车间出去“革命”的工友们又返回了岗位，吴桂贤又接纳了她们，帮助她们迅速赶上生产进度。“抢困难，让方便，不让一个阶级姐妹掉队。”吴桂贤用行动实践着“梦桃精神”。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关于推不推举吴桂贤为九大代表，厂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没有积极造反的吴桂贤，有没有资格参加九大，去北京见毛主席。但斗争的结果，吴桂贤还是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获得了参加九大的资格，而且成为了中央委员。从此，纺织女工吴桂贤被裹挟进一股巨大的政治洪流中，开始与祖国的命运发生着共振。　　

那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吴桂贤终于结婚了。　　

吴桂贤那时已经三十一岁，未婚夫王振华是军队的技术干部，已经默默地等了她6年。但开完九大的中央委员吴桂贤忙着传达九大精神，参加工厂的各种会议和到各处做报告，始终抽不出时间去领结婚证。不得已，只好让王振华自己去领。她写了一个条子：“我同意和王振华同志结婚。吴桂贤。”　　

结果，条子到了街道办事处，还是卡了壳。王振涛不得已，找到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后来党委亲自出面，开出了介绍信，派人到办事处说明情况，王振涛才领下了结婚证。　　

历数吴桂贤的政治头衔，1963年当选陕西省第三届人大代表、省妇联第四届执委；1964年当选陕西省总工会第四届执委；1970年任中共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1971年3月当选陕西省委第三届委员、省委书记。但20多年中，她从未离开过国棉一厂。　　

女副总理：高处不胜寒　　

中共九大以后，国家进入多事之秋，政治风云更加变幻莫测。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锐减了7个。因此，九届二中全会上，选拔新的领导成员进入中央领导序列就提上了日程。　　

1973年8月，中共十大上，吴桂贤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次年8月18日，吴桂贤进京开会，到结束时，毛泽东批示：“陈永贵、吴桂贤两同志留下参与政治局工作。”　　

“文革”后期，毛泽东产生了要把中央办成“巴黎公社”的想法。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经过共产党二三十年的改造，世界观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打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工人和贫下中农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掺沙子”，用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为什么会选择吴桂贤？　　

多年之后，吴桂贤才略略知道原委。据说，中共十大前夕，江青提出要从工人中选拔一名副总理，且要求是女性。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提出上海的造反派头头王秀珍。周恩来针锋相对地提出，要从西北的工人劳模中选拔。他连夜打电话给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速调吴桂贤的档案到中央。毛泽东看后，便在吴桂贤的名字上划了圈。　　

    1975年1月，新中国第四届人大开幕。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了12位副总理，其中有3个人格外引人瞩目，他们分别是：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排名第七；西北国棉一厂纺织女工吴桂贤，排名第八；天津内燃机厂工人孙健，排第十二。　　

那年，吴桂贤37岁，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副总理，而且是最年轻的副总理。　　

三位工人和农民的代表一跃成为政治新星，注释着只属于那个年代的不可捉摸。而那个历史的当口，有着相似命运的远不止吴桂贤一人，沈阳某副食商店售货员李素文、西安八四七厂车工姚连蔚，同时被拔擢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当然，最为传奇的，还要数一度被认为是毛泽东接班人的王洪文——一个种过地、当过兵、带领上海国棉十六厂造反派成功夺权的工人，被提拔为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经周恩来的安排，吴桂贤分管纺织、卫生以及工青妇团体的筹备工作。1975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此时，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积极进行治理整顿，中国社会浮现出一些崭新的气象。　　

尽管自己“做梦都没想到”，可毛主席把她推上来了，吴桂贤紧张地开始了副总理的工作。　　

政治局开会，吴桂贤常常一声不吭，只是最后表表态。她就记住了毛主席的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自己不熟悉和不了解的事情，当然不敢说什么。陈永贵与她深有同感，会议间歇，两人有时感叹：“真是老虎吃天，没法下爪。”　　

　1975年5月3日　，吴桂贤才当面见到了毛主席。那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在毛泽东游泳池旁边召开的，毛泽东批评了“四人帮”：“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那次会议后，吴桂贤才第一次知道了“四人帮”。她很吃惊：“居然还有人要架空毛主席呢。”复杂的党内斗争已经清晰浮现在吴桂贤面前，她感觉到无所适从，压力倍增。上任半年后，吴桂贤找到周恩来，说要回去再学习学习，掌握全面经验再上来。　　

病重中的周恩来没有同意。他勉励吴桂贤：“中央提拔你上来，就是让你慢慢学习的。”实际上，对于工农领导人，毛泽东有个“三三制原则”：陈永贵、吴桂贤、孙健等人，每年1/3时间驻中央，1/3时间回原岗位，1/3时间调查研究。　　

1975年，吴桂贤回到西北国棉一厂的赵梦桃小组，重新投入到生产第一线。劳动不到一个月，她又接到命令，火速回京参加政治局会议。那时，邓小平主导的治理整顿初见成效。回来的飞机上，吴桂贤和陈永贵互相讨论着：治理整顿很有成效，工人和干部们的情绪都很高！　　

当天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但会场多了一个人——联络员毛远新。毛远新传达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批邓！　　

国内的政治气候至此再次发生逆转。吴桂贤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经济好转了，却又要批邓。批邓会进行了3天，还未发言的吴桂贤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他通过毛远新传话：吴桂贤和陈永贵怎么三天没发言？　　

毛的点名，让吴桂贤紧张得不得了。当天夜里，吴桂贤根据邓小平的检讨材料，违心地写了批邓的发言稿。2000年，吴桂贤见到了毛泽东当年的生活秘书张玉凤。张玉凤回忆说，毛泽东当时实际上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想听听工农干部怎么看。此事至今还让吴桂贤懊悔不已：“为什么没有把下面的真实情况说出来呢？”　　

对于副总理的岗位，吴桂贤的理解是：“总理是让我做一些实事的。我经验不足，但责任心绝对不能含糊。”所以，为了当好总理交给她的角色，吴桂贤只能拼命地看资料。她的基本信念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拔我上来，就是要看工人阶级能不能干好副总理。我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我干不好，不是丢我吴桂贤的脸，而是丢工人阶级的脸。”　　

曾经流传着一段谣言：吴桂贤一次接待外宾闹了笑话。外宾说对中国的中医学很感兴趣，特别是李时珍。吴桂贤就叫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李时珍请过来。　　

那段传言对吴桂贤伤害很深。时隔多年，提起那段谣言，她仍然心潮难平：“这样说的人，无非就是想贬低我们工人，说我们工人水平不够。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知道外事接待工作。”　　

吴桂贤当时的两位秘书后来曾回忆说：“关于李时珍的政治笑话纯属无稽之谈。”　　

正式上任副总理后，吴桂贤搬到了钓鱼台国宾馆十一号楼，开始与丈夫两地分居。吴桂贤的月工资是67.2元，每天的伙食补助是1.2元。那时，给吴桂贤做饭的厨师是一个八级工，每月工资80多元。当副总理的三年内，工资一直没变过。　　

谁能想象，吴副总理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那时，国务院开会，喝一杯茶要交一毛钱的茶叶费。知道后，吴桂贤就只喝白开水。有服务员曾问：“吴副总理为什么不喝茶？”她笑称：“不爱喝茶。”平日里，吴桂贤正常的伙食标准是一素一荤一个汤。当副总理的第一个月，她伙食费花进去60多元钱。后来，吴桂贤只好不爱吃这、不爱吃那，想法儿省出钱来。每个月的工资，吴桂贤还要寄给母亲40元，用以供养孩子。做饭的油没法儿省，吴桂贤就让丈夫积攒油票，等进京探亲时装在大瓶子里带给她。　　

国棉一厂副书记：适应新的规则　　

　1976年10月6日　晚，那是一个逆转中国命运的夜晚，吴桂贤见证了粉碎“四人帮”时那一刻的紧张和扣人心弦。　　

她只记得，深夜十分，忽然接到紧急电话，通知到西山叶剑英处参加政治局会议。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却丝毫不敢耽误，就急急忙忙赶到了西山。　　

走进会议室，吴桂贤立即感到了今日的不同寻常——摆的椅子不够。以往，政治局会议，摆多少椅子是有定数的，大家按照顺序坐。吴桂贤左边是吴德，右边是陈永贵，雷打不动。可今天，凳子数目不够，让吴桂贤一时不知该怎么坐了。她小声嘀咕：“怎么少了四张凳子？”　　

虽然声音很小，还是被华国锋听到了。会议开始后，华国锋说：“刚才桂贤同志说少了四张凳子，是的，这四个人永远不会再来了……”　　

那一刻，其实亦预示着吴桂贤的命运会再度转折。　　

揭批“四人帮”告一段落，吴桂贤向华国锋打报告，要求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实际上，吴桂贤没有一天不想着能早点把副总理的担子卸下来。“以前，毛主席和周总理在，总是不放我走，让我慢慢学习。现在他们不在了，何况又解放了那么多老干部，我觉得，自己不能再留在政治局了。”　　

这一次，华国锋批准了。得到华国锋批示的那一刻，吴桂贤顿时觉得一身轻松，立刻给丈夫打电话，告诉丈夫，她要回去了，丈夫还特意去接了。　　

但华国锋的本意，并非让吴桂贤还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因为此时吴桂贤还兼任着陕西省省委书记。华国锋考虑，可以让吴桂贤到陕西省委工作，负责工青妇等工作。而吴桂贤还是坚持要回西北国棉一厂。　　

“谁都不知道我灵魂深处的想法，你们不会懂啊！”吴桂贤反复重复着这句话，“我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是工人阶级把我推上来的。我想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但在上边，感到浑身是劲却使不上。那份煎熬是别人无法想象的。相反，一回到工厂，则立刻能甩开膀子做事，发挥出自己的全部能量。”　　

今天，再次回顾那段经历时，吴桂贤动情地说：“毛主席想让我们工人参与国事，但他老人家可能没估计到事情的难度。当时政治局里，就两个女同志，除了江青，人家是毛主　席的　夫人，就是我。我的年纪最轻，又没什么资历，想要做事，那是太难了。”　　

　1977年9月28日　，吴桂贤回到咸阳的当天凌晨，她叫丈夫去安顿家里，自己则连夜赶到车间上凌晨l点的夜班。她戴上工作帽，系上白围腰，来到车间机台，恢复了十年前一个普通女工的身份。曾在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上光荣绽放的吴副总理不见了，老姐妹们亲切地叫她“桂贤”，中年人叫她“吴大姐”，小青年们则喊她“吴师傅”。　　

不过，从国务院副总理任上骤然返回基层，种种谣言和传闻开始困扰着吴桂贤。这位副总理为什么会重回西北国棉一场，人们口口交换着各种各样的版本：有说吴桂贤曾给自己盖别墅的；有说吴桂贤曾和王洪文一起打猎的。工厂还一度对吴桂贤进行了审查。　　

但吴桂贤自己知道，当副总理的她并不比当工人的她过得踏实，过得熨帖。至少她又能甩开膀子做事了，能和丈夫孩子团聚了，甚至生活上也不用再省吃俭用了。　　

1981年5月，胡耀邦主持工作后，曾专门针对吴桂贤做了一个批示。批示大意是说，对吴桂贤这样的同志，这样的出身，在那样的环境下，即使说了错话，也应予以谅解。胡耀邦指示陕西省委为吴桂贤安排工作，并对她回地方几年的表现进行评价。　　

陕西省委有意调吴桂贤到省里工作，妇联和工会任选。但吴桂贤认为，继续留在国棉一厂更能发挥作用，她又被任命为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列为省管干部。此后，西北国棉一厂就只有一个副书记，除了抓全面工作的书记之外，余下的工作，就全部归吴桂贤管，不止生产和党务，还有工会、团委、统战，武装部、保卫科。1982年，吴桂贤再次获得陕西省劳动模范的称号。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国家的生活回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旧有的价值标准悄然改变。　　

那时，西北国棉一厂要扩建，需要采购很多设备。可当时纺织设备非常紧俏。吴桂贤奔波于上海、太原、青岛、南京等地，利用自己曾经的影响力，来争取设备。后来，又为了争取各种产品质量的金质奖章，吴桂贤多次进京，来为西北国棉一厂争取各种机会。　　

裹挟于时代洪流中，被新的价值观所冲刷，适应新的规则，她没有选择的余地。　　

鸿华董事长：深圳特区再创业　　

1988年暮春4月，深圳副市长朱悦宁带队到陕西考察。期间，深圳外贸集团副总经理李瑞荣忽然提出，到吴桂贤所在的西北国棉一厂去看看。那时，李瑞荣所在的国企与港商合资建了一家三资企业——鸿华公司。他们设想：要将鸿华公司办成纺织、印染和服装一条龙的30万锭的大企业。　　

吴桂贤与深圳来宾会了面，陪同深圳客人参观了西北国棉一厂。她还是那么声音洪亮，说起一厂的历史，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深圳正缺这样的人。李瑞荣一下就看中了这位曾经耀眼夺目的副总理，力邀吴桂贤“孔雀东南飞”。　　

此时，吴桂贤已经50岁了，即将步入老年期，挪动实在不大容易，再则自己是陕西的山水养育的，对陕西情结太深，到深圳去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能行吗？她思来想去，一再推辞。　　

没想到，深圳方面锲而不舍，反倒先把吴桂贤的丈夫——王振涛的工作给作通了。王振涛是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的技术干部，他虽然没有去过深圳，却刚到西欧考察过一个月。他认为西方的市场经济是未来中国的方向，深圳与沿海地区先走一步，必定发展比内地要快，去深圳，更有用武之地。　　

    吴桂贤的“军心”终于被丈夫动摇了。两人于1988年6月应邀前往深圳做进一步考察，到了位于葵涌的鸿华纺织印染厂建设现场，眼前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车间正在封顶，海外运来的印染设备集装箱还没拆呢。见此番情景，吴桂贤终于下了决心。　　

得到陕西省委主要领导的认可以及一系列公文批复后，吴桂贤来深圳报到了。她肩荷鸿华纺织印染公司副总经理的职衔，上任伊始的头等大事就是招兵买马。她第二天就飞返西安，一待就是10天，从一印二印三印三个印染厂，共招了108人，老中青搭配，从工人、技术员到总工程师，各路能人都挑选齐了。　　

突然一下子招来那么多人，生活设施跟不上怎么办？吴桂贤等八人就住在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女的、年纪大一点的住卧室，男的就睡客厅。她带头清扫卫生、买菜、做饭。　　

上任半年后，吴桂贤又升任鸿华纺织印染公司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创业是艰辛的，但有吴桂贤在前面冲锋陷阵，大家心里甜滋滋的，创业的激情涌动在每个人心头。“梦桃精神就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不但自己要先进，还要帮助大家人人先进。”吴桂贤将赵梦桃精神带到了深圳，与特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交融，就是形成了攻无不克的力量。　　

    鸿华印染厂顺利开工，生产效益不错。20世纪80年代末，深圳城市人口数量有限制，外贸集团这么一个几千人的大企业，一年也只有三四个进城户口指标。身为董事长的吴桂贤深感不进户口，难安人心。她多次到有关部门去游说，深圳市人事局开了绿灯，给了鸿华25个进城户口指标，宝安县亦被她的细诉所打动，一下子给了50个宝安县户口指标。　　

人员安定了，印染上了档次，出口合格率不断提高，坯布却又出现紧张。她九次前往新疆等地购置坯布，人家一听说来自深圳的吴桂贤，就感到惊讶：“吴桂贤不是赫赫有名的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还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吗？她可是当年纺织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是那个时候中国的一颗‘政治红星’呀！现在为特区效力去了，我们应该大力支持呀！”吴桂贤眼眶一热，心里有久久的感动。　　

像年轻时当劳模一样，吴桂贤依然像个陀螺，飞速地转个不停。为了联系工作，她可以在陕西、深圳之间三天打个来回。因为她的努力下，纺织公司在纺织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脱颖而出，建成后年创汇300万美元，产品产量、质量达标率达到98%。公司不但成为深圳的创税大户，她个人亦被深圳市推荐为代表，参加全国的创税大户代表大会。　　

1998年，吴桂贤从企业退休，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下发文件，对她按正厅级待遇。　　

公益组织领导人：给边穷一双温柔的手　　

退下来的吴桂贤，依然是个闲不住的人。　　

陕西“老乡”推选她担任深圳振兴陕西促进会会长，一个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给深圳、陕西两地的企业牵线搭桥。她回咸阳市走了5个县，看了17家企业，帮助那里搞合作开发项目。　　

吴桂贤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首席代表、桂贤教育扶贫专项基金会主任。吴桂贤多次去贵州、广西和甘肃等贫困地区，深入山区探访。有一次，同行者向老乡们介绍，她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当地的老乡禁不住热泪盈眶。她忽然涌动起一股责任感，满含愧疚地对老乡们说，“对不起，没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我们国家发展还不平衡，一些老少边穷的地方，还很需要我们的帮助，特别是教育。改变了教育面貌，才有可能改变他们。”吴桂贤说。　　

吴桂贤经常参加各地组织开展的公益慈善会，劝说人们捐资，讲至动情处，常常热泪涌流。每逢那样的时候，席上的人都会放下筷子，凝望着她。无论是慈善书画拍卖会，还是商家开业、单位庆典，请她剪彩，她都乐意前去，然后把得来的报酬全部捐献给需要资助的穷苦学生和需要帮助的人。　　

2005年，吴桂贤带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一行30余人，来到贵州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给四把镇甘棠村中心小学捐赠了48万元。后来，又筹资144万元（包括物资），捐助河池市的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凤山县，百色市的隆林各族自治县三县，各兴建1所春蕾小学。　　

2006年是朱德元帅诞辰120周年，吴桂贤为朱德故里仪陇县赛金镇小学捐赠3000套学生用文具。看到当地的三所小学全是在公路旁租赁私人房屋作为教室，条件十分简陋，她当即表态：桂贤教育扶贫专项基金会将着手援建小学。　　

经过吴桂贤的努力，已经建起了4所将军小学，现正正在筹建2所元帅小学。吴桂贤成立的桂贤教育扶贫专项基金会，一般不接受现金捐赠，而只是为捐赠者和受捐对象架一座桥梁。　　

吴桂贤一生所获奖状和奖杯无数，但现在客厅里摆的，全是最近几年因为热心公益事业所荣获的。她饶有兴致地翻看着照片，讲述这几年捐资助学的一些事例。说起西部山区的孩子们，她仍然动情不已……　　

一位人生跌宕起伏的老人，一位个人命运与共和国命运形成强烈共振的老人，一位想陀螺一样飞速运转不停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