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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商周与中亚及及印欧语系
苏美尔人曾经在诗歌中盛赞过一个有贸易联系的遥远东北方向的 ”，其名为Harali，后来作Arali，Arallu等。这个名称可能起自达罗毗荼语，参照泰米尔语，它有“燃烧”、“照耀”和“火”的含义。这个词汇无论音译还是意译都可与“华”通。我们甚至由此可以联想到“夏”的来源，“夏”与“华”在语音上是相通的。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千年前的中国西边的“花刺子模” 正是同一个含义：“ 华”，也就是Harali。
“中华”的“华”是另外一个“花刺子模”吗？黄帝有人说实际上也是“华帝”，那么“黄帝”是来自中亚的“华帝”吗？
请大家注意“花刺子模”的具体位置：里海以东咸海以南的阿姆河上。它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重叠的部分比较多，这里距离嫌疑与中国彩陶关联的安诺所在地已经非常近了。作为一个国家的“花刺子模”在中国著称的时间很晚，估计不超过元朝时期，但国家与文化概念有时在时间上是不一致的，也从而地域上在不同时代也不一致。这是以后需要深入考察的一个内容。所以不要因为“花刺子模”这个国家出现的晚就放弃考虑。
中国人自称“华夏”，有可能“华夏”为重叠结构，但也可能“华”、“夏”为不同来源。但有一点是比较肯定的，“华”“夏”都与中亚有关，在地理上他们基本上是重叠的，即出中国西域后的中亚地区。“花刺子模”的最大范围时期实际上就涵盖了整个中亚核心区，这里是个应该备加关注的地区
“大夏”中国人熟悉的，因为那是张骞到今天阿富汗一带看到大夏人生活在那里特别称呼此地的名称，史记有明确记载。不过，也有人说那是伊朗人称呼那些希腊人居住的阿富汗地区的一个名称，但在其他语言里却表现为Bactria或Balkh。无论如何中国人都知道Bactria（巴克特里亚）就是“大夏”。不过这是汉朝时期的“大夏”，那么之前呢？张骞既然认为是由于“大夏人”生活在阿富汗的Bactria才取名“大夏”，那就说明在汉之前中国人所称呼的“大夏”另有其地、另有其人。现在让我们找找历史深处的“大夏”根源。
事实上，汉朝人称呼的“大夏”是个小“大夏”，广义的“大夏”（Bactria）以及更古老的“大夏”核心区确实不是阿富汗的这个小“大夏”。大“大夏”包含了大部中亚地区，基本上与最大时期的“花刺子模”相同，但两者南部略有不同：“大夏”偏东，“花刺子模”偏西。
不同时期“大夏”的划分区域也不同，一般认为最古的“大夏”主要指阿姆河到兴都库什山一带的平原地区，亦即出了中国西域的西边平原地区。这大概就是汉朝之前人们所知道的“大夏”最初所在地。这个概念具体涉及的国家有今天的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甚至有人认为“大夏人”生活中心就在今天的中国新疆和田一带。无论如何该区域连接着印度河文明、西亚文明、雅利安文明、北方草原文化，这个地区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商贸的繁盛之地。
“大夏”这个称呼的来源，或许本来就是东伊朗语的叫法，因为那里的核心居民在希腊人入侵之前就是东伊朗人，他们是塞人或斯基泰人的近亲。还有人认为，“大夏”就是“吐火罗”。他们很可能使用阿拉米文字，但也有人认为他们使用一种与外界无关的一种文字，甚至无文字的说法也有。一般认为“大夏人”为半农半牧者。
最早的“夏”似乎是从山西进入河南中原，其趋向也是偏于西北；山西首府太原的另外一个别称就是“大夏”和“夏墟”。据《山西通志》记载，太原最早的原住民是轩辕帝的五世孙实沈，他带领一支游牧部落最早来到了这个中国山西的大夏之地。汉时在陕西甘肃一带洮河不远处还设有“大夏县”，其居民就应属于“大夏”的雅利安人。晋时匈奴人也认为他们自己就是“夏”的后人，并在黑水之南建立了“大夏国”。 “西夏”则是1千年前在中国的西北宁夏地区建国。牡丹江的女真族几乎同期建立过一个东夏国（东真国，都东宁），1233年被南下的蒙古军所灭。这个事实是比较明确的：中国的“夏”文化最早出现在4千多年前的夏朝，并且夏文化多在北方，并且临近草原，有游牧或半农业特色，或曰他们主要就居住在农牧分割线附近 ——这其实也是中亚“大夏”人的主要特点。所有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中外“夏”人很可能有着统一的根源。
查阅“大夏”或“巴克特里亚”常常会牵出一个将近公元前2000年的概念，这就是“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明体” （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被称呼为“Bactria-Margiana”是因为希腊人将阿富汗北部地区称呼为“Bactria”，而波斯总督在土库曼斯坦的首府Merv被称呼为Magu，很明显这主要是个从南到北的地理划分。该文明体又称为“阿克瑟斯文明”（Oxus civilization），实际上就是“咸海文明”，换句话说，“咸海文明”就是“大夏文明”。
这个文化遗址是1976年苏联考古学家Viktor Sarianidi发现的。他认为，BMAC是该地区第1个定居文明，居民主要从事灌溉农业，可能有某种文字。他们可能和当时青铜时代的俄罗斯西南的安德罗诺沃草原文化有明显交流。其核心地区位于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南界到乌孜别克斯坦，西到哈萨克斯坦，包含北部阿富汗部分地区。
个人认为这个地区之所以被称呼为“大夏”很可能与BMAC以阿姆河上游为核心这一事实有关，因为最终流入咸海的“阿姆河”完整称呼是“Amu Darya”（阿姆.大夏）。当然也有可能另有奥妙，不过这条线索真的也很重要。
Sarianidi凭借考古实物判断这里的居民使用“伊朗-印度”体系的印欧语，但美国学者J. P. Mallory认为这样的判断论据不足，原因是其中有关驯养马匹的特征不够明显，因为马匹是印欧语人的主要特点另外，哈佛大学的Michael Witzel教授等猜测，在原始印欧语之前，此地可能有一个“前印-欧语”存在，最后被“原始印欧语”取代。据说，该种语言中可能有土火罗成分，该语曾广泛分布于中国新疆与印度西北的Panjab（旁遮普，在印度河上游，邻接克什米尔地区和中国一侧）一带，从而形成了一种超级国际商业通用语（lingua franca）。
西方世界对BMAC的认识很晚，中国想必也一样。直到上世纪末期，苏联的这些考古报告才被翻译到西方世界，而西方人对其文化特性还有许多不同看法。有人说，BMAC的范围有可能还包含了西南伊朗，甚至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亦名格德罗西亚，印度河下游西岸一带，面向阿拉伯海）才是这一文化的心脏地带。其居民主要耕作大麦和小麦。西方学者也承认这些人与印度河文化以及俄罗斯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有着广泛联系。
面临阿拉伯海的俾路支一直到北方的“咸海文明”的“大夏”，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大月氏人在公元2世纪初灭“大夏”后建立的“贵霜帝国”的基本国土，那是一个贯穿中亚的竖长条国家。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贵霜帝国”版图基本上与人们谈到的BMAC在地理上大部重叠，它们都紧贴着中国西域的边界分布。大月氏人曾经在中国甘肃至中亚和西亚之间来回迁徙，后来更是基本完整继承了“大夏”的全部版图，更早至4千年前荒无人烟的原始时代人们的活动范围想必可以更大更自由一些吧。所以，BMAC的中亚人游弋到中国北方地区是一点也不用奇怪的，况且中国北方草原直通欧亚大草原，地理上没有任何障碍，余下的问题只是细节的考证。
另外，在某些历史时期，咸海与阿姆河流域还与包括部分中国西域和部分内蒙在内的地区合成为一个国家，比如公元7世纪时的西突厥。所以“大夏”距离中国真的很近。即便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夏朝”就来自“大夏”，但建立起这个联系已经成为必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BMAC的持续时间是公元前2200–1700 年，这恰是中国夏朝的约略存在时间夏朝稍有滞后，恰好也契合了信息传播的规律。至此，想避免这个猜想也是困难的：中国的夏朝很可能就是“大夏”的同期殖民地，而且他们主要取道陆路从西部进入中国东部地区。
台湾学者桑秀云著《蜀布邛竹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一文如此总结中国境内的“大夏”：“大夏的地理位置，黄帝时似乎在新疆甘肃一带；从尧至禹这一段时间，向东至陕西和山西境内；至商汤时，东迁至今河北省一带；到了秦朝，又回到了山西（这有可能是中亚“大夏”势力在中国北方地区不同时期的核心转移，并且正与“三代”夏、商兴盛契合——苏三）。因此，从黄帝至秦这一段时间内，这个民族似乎徘徊在中国北部，西起新疆东至河北的地方，南北大约在北纬35°至45°之间。
对照中国“夏”时核心在山西而下河南，商朝在河北、山东至河南，都不难看出，夏、商两朝与“大夏”人存在着密切联系。
“大夏”既是个地理概念，起源在中亚附近，同时也是个群体族属概念，所以其概念在地理上不断流动变迁，以至于让后人迷惘难猜。总体看，这是一个带有浓重中亚特性的、起源于中国西北地区、具有半游牧半农业特性的群体。他们可能有某些统一性，但也不会很纯粹，携裹有许多周边文化因素，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参与了中国夏、商文明建设。
“夏朝”很明显与“大夏”有着内在联系。但“商”与“夏”还有一些根本性的差异，假如说“夏”是纯内陆性质的话，那么商很明显部分由水路文化组成，是水陆并举的文明体。BMAC在公元前1700年的衰落可能直接导致了夏朝灭亡，但也很可能是“商”在东亚的兴起取代了 “夏”，从而导致了中亚“大夏”的格局变异，从而导致中亚“大夏”解体。因为中亚地区和远东的贸易一直紧密联系，历史时期就发生过远东贸易链影响中亚某些国体的案例，这要看他们经营的是什么物品。我猜想中国东部的水路在商朝期间的逐渐兴起是导致西部中亚商路开始衰落的主要原因。总之，在夏、商之际一定发生了一些特殊的社会变革，导致了东亚与中亚同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商”的起源部分可以按照“夏”的起源推理；另外需要补充的部分是，在商时，从俄罗斯方面南下的北方草原文化更加发达，驯养马匹、高车以及青铜文化更加明显；同时水路发展促使中国东部快速发展，形成了全面融合的文明新格局和大格局，所以商的文明形态是高于夏文化的。换言之，商朝的起源远远比夏朝要复杂得多，多元得多，因而也“文明”得多，文字的需求产生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了。 其核心发源地区在黑海与里海之北草原地带。 注意中国至今尚未发现夏有马匹的痕迹。
手里有一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初步结果——DNA 数据》，其中一些数据显示各地区与羌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以母系看，氐族与之有90%的相似率，而父系则完全不同。羌族父系与中国北方中原的相似率达到 80%，也就是说其男性族源于一般汉人同，有20%的父系则是不同的。氐人的父系则100%属于另外一个人种：棕色人种，与藏族中与汉族不同的那一部分相同。藏族父系一半与汉族同，一半与氐族同。藏族母系与羌族90%一样，也就是基本上与核心汉人区域一样。
看来羌族与氐族确实是有差异的两个体系，但他们母系的90%的接近率使之最后在外貌上很可能同化为接近的人群，留下的差异是父系文化造成的。按照古代迁徙规律，一般母系为当地的多，父系为活跃迁徙人群，从这些角度而言，倒是氐族与一般所谓汉人的差异大一些，不过倒是他们很快地与汉人融合了，可能是数量相对较少的关系，也说明氐族很可能是新近进入到中国不久的一个人群，但最终也被同化了。
藏族比氐人与中原汉人的相似率高得多，母系90%相似，父系可能达50%。所以说汉族与藏族是一家人，并且“汉藏”为同一语系是确实有道理的。但不同的地理特点经过长时间的催化，形成了有差异的文化特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假如做个形象的比喻的话，藏人与中原汉人的差别不比湖南一带的汉人与北方汉人的差距大。这是DNA给我们的启发，任何人不能否定。中国这么大个地区，每个地区有人种上的差异和文化上的差异是很正常的。
从父系角度看，以“汉人”为基准各个不同地区的相似程度排列如下：中原为90%，含量最高；然后是“兰-银官话区”、“秦晋方言区”、“冀鲁官话区”、含量为85%；然后是羌族、“北京-东北官话区”和辽东官话区，为80%；之后至50%含量的人群为：北吴、广东、闽、赣人、江淮、西南云贵至鄂西片。50%含量是南吴人，其余的客家人、东部蒙古人、满人等为40%。西蒙人则很低，只有10%。西蒙与东蒙的阿尔泰人种比例相对较高，雅利安人种比例西蒙比东蒙高一倍——但最高也只有10%。
所谓“越人”成分很有意思，其人种分布或许能够说明古代水路曾经有多大的作用。与“越人”毫无关联的地区为内地：如藏人、蒙古人、羌、氐、西北方向的晋人、秦人和兰-银官话区。冀鲁官话区、中原东部、西南的云-贵-桂北-湘-鄂西，这些地区则多少都有一些越人分布。
广东的母系为最高“越人”集中区，为80%，次之为南吴与闽南，以上皆指母系。基本上可以推论，所谓越人的核心发源区就在这一带。并且他们的方向是从南向北发展。其中的父系比例皆不到一半，而是40%，或可推测父系多被征服过程中消灭，明显母系多于父系近一半。顶替那部分消失的一半“父系”人群或许是“汉人”。50%-30%的越人母系比例依次分布为北吴、闽北、客家人、赣人、江淮人。
满族、胶辽官话区、北京-东北官话区，还有中原官话区东部有10%以下的小比例越人，满族最高，达到10%。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也不奇怪，说明古人确实很早就沿海生存，有一支人从广东一直发展到渤海湾地区。更令人注意的是，这一部分人主要是父系，不是母系，也就是说他们是“征服者”，或是文化符号携带者的男性成员。但满族又例外，10%各为父系、母系数据。
苗瑶人最高比例（50%）人群在湖南某地，然后分布较多地区依次是赣人、客家人、江淮人、北吴、西南云-贵-桂北-鄂西等地，其他地区则无。最北的分布在北吴。
阿尔泰人群在中国地区含量由高到低的地区为：西蒙、东蒙、满族，然后是10%父系含量的北京-东北官话区、胶辽官话区、秦晋官话区和兰-银官话区，中原和冀鲁也有5%的比例父系。一直传说有阿尔泰语言的吴地没有发现DNA上的明显痕迹。
牵涉到微量“印第安Q”型的是中原官话东部、冀鲁官话区、北京-东北官话区、胶辽官话区，1-3%。（1）
如果我们假设“三代”为外来人种的统治者，那么其遗传必定表现于这些统计数据。假如是一股普通的移民，或许会在数据上少到表现不出来，但假如是王族，而且如商、周统治长达几百年，又占据了最充分的生产生活资源，他们一定会繁殖极快，一定在DNA分布应该有所体现，但这个体现值又不应该太高，因为原土著长达几万年的人口积累，又加上一般外来者不带女眷，所以商周统治者应该锁定那些“少数”的中原父系。再考虑到其统治地区，首先排除的是南方苗瑶人，首先怀疑到在商周期间带来青铜与马车技术的人群可能为“棕色人种”和阿尔泰人，他们在中原附近地区各占大约5%的父系，然后就是土著汉人父系了。
假如我的解读方向是正确的话，周人，即周朝统治者，与商朝组成差不多，从DNA数据看周人阿尔泰人种比例稍高一点，周人10%，商人是5%。商周之间的另外一个差别是，商朝中间可能有一点“印第安Q3”型，因为冀鲁区显示如此。商周两朝的平民差异，假如他们皆为所谓“汉人”意味的话，则80%的成分是一样，只是商朝地区还稍微有一点越人成分，3%，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太平洋方向的文化特色的由来，但也可能是由3%含量的棕色人种（C、D型合并）带来的影响。总之，从人种上看，山东一带的人种构成要比周人的复杂，4-5种人，主要比周多一个“印第安Q” 和越人，都是3%含量。周人区除了汉人就是阿尔泰人与棕色人种，只3种。这里的指数都是“父系”，也就是可移民人，一般母系流动性小。
从地域上的变化上，商朝从山东不断迁移，先到中原东部再到西部，他们主要是甩掉了“越人”和“印第安Q型”，这两股势力合起来是6%，比阿尔泰人要多。汉族土著是85%，所以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商人为什么频繁迁都的原因所在，他们要甩掉沿海的越人和北方而来的印第安人，进入河南之后阿尔泰人集团成功剥离政治包袱，面对的只有土著和棕色人种。棕色人种在中国地区是除了汉人土著分布最广的一个人种，所以可以视为次土著。
进一步分析，“棕色人种”遍布全中国，以氐族最高，藏族次之，说明两者曾经以甘肃南部为出口试图进入中原。高比例的棕色人群还有闽南人，不过这是另外一类的棕色人群，与藏、氐有差异。棕色人种，其中的一个种类实际上可能就是代表“南岛文化”的人群，与越人可能还有一定的方向性差异，这方面我还不是十分清楚。假如藏族中的高比例棕色人种与“三代”生活区的小比例（5%左右）是一致的话，我就推测他们来自南亚一带的同源关系。
商周人统治的黄河地区棕色人种并不突出，并且人数比阿尔泰人少一倍，所以我认为也可以将这个人群从商周带来新技术的人群剔除出去，这实际上就只剩下了阿尔泰人种与印第安人种，后者比例非常低，1-3%；前者的比例从10%（秦晋方言）到5%（冀鲁官话区、中原官话区），所以我认为商周统治者中的“外来成分”很可能主要是阿尔泰人种。
商、周携带文明而来的统治者成分差异显示或可以调校一下他们的起源方向。冀鲁官话区与相联系的中原东部官话区有 3-1%的“印第安Q”型人群，而周人集中的秦晋地区则完全无“印第安Q”人种。这说明，尽管商、周统治者的人种差异不大，都主要是阿尔泰人种，但商朝人可能有更多苏联方向的北方人群加入，亚洲印第安人主要是从俄罗斯南方或东部进入美洲的。周人则来自比商人或更西或更南的地方。换言之，他们可能皆来自青铜器与马车技术成熟的西北草原，但还是稍有一点差异。假如也对夏有一个推测的话，估计在商周之间，差别不会很大。
由于他们所处的区域，阿尔泰人毫无疑问他们应该使用阿尔泰语系，语法方面汉语与阿尔泰语也非常接近，但必须注意到的一点是，假如他们来自阿尔泰山附近的话，那一区域恰是一个印欧语、阿尔泰语和汉语交汇地区，所以携带着这些不同的杂糅特点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另外，有一个学术观点认为，俄罗斯南方地区就是原始印欧语的发源地，所以“三代”语言文字中有些阿尔泰和印欧语痕迹也是顺理成章的。
本世纪初我到过阿尔泰山附近，也就是新疆最北端的哈纳斯湖，那里现在主要生活着哈萨克人与图瓦人，从相貌上看，很多人与汉人并无差别，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与内地有些差别的，尤其是我见到的几个图瓦人，和汉人并无差别。我还碰到几个哈萨克学者，当他说出他是哈萨克人之后我大吃一惊，因为我看他就是个汉人样子，他大笑起来说，他确实是哈萨克人。不用说，哈萨克人中的主体就是阿尔泰人种。
翻越过北疆就是吉尔吉斯坦，中国唐朝著名的诗人李白就出生于这个国家的地域里，当初那里很可能属于中国版图。这里就是阿尔泰人种比较集中的地方。李白尽管说祖先在甘肃静宁一带，其实现在很难说他属于什么民族，但他从吉尔吉斯坦出生后马上搬家到四川的事实，着实让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古代人的为什么脚程那样宽，移动得那样频繁而迅速。我想古代一定有一些社会机制“鼓励”了人们长距离的迁徙，反而是今天的人们比较懒惰，即便有方便的交通工具也不远游了，最后连想象和推测古人的远游也发生了困难。所谓中国的“文明西来说”，假如说主要是“三代”的西来的话，他们实际上走的就是李白相近的路线，因为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就在吉尔吉斯坦的旁边，而阿尔泰山假如是阿尔泰人种与语言的核心点的话，至今就在中国的最西北方而已。这个西来的人种并非欧洲之“西”。不过，由于草原地区流动性很大，所以在这一地区的阿尔泰人很可能携带了很远距离的其他文明信息。
这一系列推论总的印象可以如此表述：“三代”之前中国北方地区主要为本土化的蒙古人种群体，在彩陶时期较多通过中亚以及附近地区接受了世界文明核心区域的一些文明因素，从大约4500年前开始，有几个阿尔泰含量比较高的人群从西方和北方携带青铜与马车等新兴文明技术走进远东，他们经过几百年与当地人的接触，最终融入当地土著，深入中原核心区域，建立了“三代”政权。假如作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不一定是事实），周朝人可能从阿尔泰山以南地区进入东亚，而商朝的那批阿尔泰人尽管可能来自一个方向，但却比较靠近北方，尤其是他们是从比较接近“印第安人Q”型人群的地方出发的。有一个数学迷惑是要预先避免的，尽管印第安人比例在商朝附近的含量只有3%，但要注意的是阿尔泰人种也只有5%，所以，他们之间的含量是3：5，那批人所处的位置应该是比较接近阿尔泰人与“印第安Q”型的交汇区，但却相对偏于阿尔泰人区域，这个核心区域应该是不难定位的。但是也会有另外一个方式，即 5%的阿尔泰人来自纯正的阿尔泰地区，印第安人是另外一个中途加入的人群，比如说是“红山”人的一支。这些总有一天会清楚的，研究需要时间。
古汉语与印欧词汇对比
现比较一个现代汉语与现代英语 路 road 给 give 哭 cry 探 take（探的汉语是取的意思---比如：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如囊中探物）
我不记得《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这本书是如何来到我手里，并且为什么一直搁置没看，大概要看的书太多吧，我这里购书多为心血来潮，某一时期对某一课题特别感兴趣就买一大堆，看不看再说。这本书有2个特点，一个是繁体字，而作者是位中国大陆的，川大中文系教授，另外尽管是精装但却看着陈旧乃至有些问题，象是存放了许多年的样子，讲究外观品位的可能就难过了。
假如说这本书的结论让人惊讶的话，而另外一本书就更让人吃惊了，那就是谈济民的《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凡是做这方面比较的人都知道。但我一直没有求购到，想了许多办法都不成，昨天竟然在某网上书店看到有卖，赶快抢定一本，还没到。他们两个的工作性质差不多，都是对于印欧语系与中国汉语的比较，但侧重不同。
印欧语系是目前研究最为透彻的一个语系，因为是西方人自己的语言，而“历史语言学”又是西方人鼓捣出来的，这是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最先研究汉语和外部语言关联的历史语言学家也自然是西方人，有一些非常著名的汉学家比如高本汉等人，是这方面的开创性人物。
中国人一直都知道“汉藏语系”，之所以如此称呼，说明“汉藏”一体，也说明了他们的“独立”。很少人想到他们与外部世界有什么关联。这个现象与“中国文明独立起源”思想是一致的同胞胎。我一直没深入语言，以为这是“真理”，谁知道又上当了，它是“文明独立”的配套物，一戳就破。很多专家实际上知道中间怎么回事，只有大众被蒙在鼓里。西方早就有专家提出“汉藏语系”实际上与“印欧语系”是一体的，并且有一个概括性名词就叫“亚欧语系”，估计中国体制内很不愿意接受这个思想体系，所以很少中国人知道。“亚欧语系”一体的支持者不在少数，中国也大有其人，但是考虑到“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固定模式带来的压力，很少体制内人敢明目张胆提出来，对于有些人而言，这肯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是大家在等待一个学术更为开放的时机。目前明确提出印欧语系与汉语关系密切的研究者，都有海外生活或教育背景，说明思想开放，思维活跃，不受传统约束。
周先生的书我还没看完，只是出于某个需要我将其作为词典使用，查看了其中的第五部分《汉语和印欧语对应关系词》。我以前粗浅地觉察到中国古汉语的欧化风格，大概在第六本书《罗马有多远》中有所提及，没有想到有人做过如此系统的工作，“相见恨晚”啊。这一次集中看了这些上古词汇的构拟音与印欧语的对应关系，几乎让我目瞪口呆。
我统计了一下，“对应关系词”这部分书中取词共260个，“基本词汇”占有量可能在50%左右，也就是说比较核心的语言比例大约达到这个程度，而今天现代北方汉语和南方闽方言的同源或相似率不过才56%，北京话与吴方言的比例才73%。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基本可以肯定商、周时期的中国人是讲印欧语的，我们祖先的话我们今天是无法听懂的，就如今天我们作为北方人无法听懂闽粤方言一样的隔阂。但是，我怀疑现在中国东南地区的人们会比中国北方人要更容易一些理解商周时期的先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先人与欧洲地区的人们讲述的是一种很接近的语言，假如比画一下他们之间可能不需要翻译就可以通话。
我还统计了一下，这大约260个词汇中，拉丁语的成分比较多最多（包含了法语、希腊语与意大利等）。英语成分也比较多，近1/4。然后是原始印欧语。反而距离更近的“印度-波斯语”没有我预想的那么多，这真是个怪异的现象，让人费思量。当然，这里面有些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我本来想直接向周教授请教，结果网络上查到的地址全作废了，所以只能先武断谈谈初步意见。
许多人没见到过本书，所以只能推测，我看到网络上的有关讨论因为没看到书的具体争论不太公平。我在这里录入一些具体的文字，让大家有个初步感觉。我从中挑选出几十个比较“基本”的词汇对比看看，有些地方的拼音无法写出，就用*表示；另外书中提供了“前上古拟音（也就是夏或之前了）”与“上古拟音”，我一般只提供一个，感兴趣的就直接去买书看吧。但说实话理解下面这些词汇对比的意义，必须要有一定的西语基础和初步的“历史语言学”修养（比如知道基本的“音转”规律），否则也看不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反而会成为“方舟子第二”上来如焦大一般胡乱大骂一通。“历史语言学”说高深就高深，说简单就很简单，很初级的就是观察不同语言间的相似性，比如说“te”与“tian”，或者“xing”与“eng”这些就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不过你要得出什么严密的结论，还要配合许多其他的东西了。另外，其中3、5个别词汇的读音为方便我直接使用了别的替代（比如N），因为我的键盘里没有那些音标，出问题在我而不在作者：
古汉语（读音） 印欧语系 海 hm** 原始印欧语 mori 晦 hm**s 希腊语 mauros 煤 m* 英语 smut 灰 sm**l 英语smutch 妇 b*le 拉丁语 pu*ll-a （票）火焰 phleu 拉丁语 flagra “打”pleu 哥特语 bliuwan 暴风 phleu 拉丁语（吹 flare） （雨雪大）preu 拉丁语 plu （兰色）phleu 古英语 bl*w 燎 raug 原始印欧语 leuk 狗koo 原始印欧语词根 犬 ku 驹 kor 古弗里斯蓝语 hors 小牛 qhoog 原始印欧语 gwow 观 koos 原始印欧语kou 乳 no？ 原始印欧语词根 sneu- 姝 khjo 英语gorgeous （脚背） bos 希腊语 pous（一只脚） 石头 rook 大众拉丁语 rocca （草木{绿 rok 英语（草木）绿 lush 鹿 rook 古撒克逊语 reh 捕 baas 拉丁语 posssidere 葩 phraa 拉丁语词根 flor 小猪 praa 拉丁语 porcus 父bate 原始印欧语 p*ter 斧 plag 梵语 paras*-* 马 maag 梵语 maha 巫 mag 古波斯语 Magu 胡（谁）gaa 古拉丁语 qua 山羊 kaad 原始印欧语词根 ghaid 风（诗歌） pum 古北欧语 poema 风 plum 希腊语 pneuma （光明） ilum 拉丁语illuminare （人头）甲 kraap 拉丁语 caput （肚子） kum 古英语 womb 丈，十尺 lrang 拉丁语 lang 英语long 壮 strangs 古英语 strang （杀死）sdra* 希腊语 strangalam 满月 ma*s 希腊语 mene 零（雨落）ree（n） 古北欧语 regn 山脉 gee（n） 英语chine 园 gon 英语 garden 皮 brel 拉丁语 pelag 筏 blat 古北欧语 floti 污脏 muul？ 原始印欧语 mol 微小 m*l 哥特语 smals （吻）嘴唇 mun？ 古北欧语 munnr （沼泽） mril 古北欧语 myrr 蜜 mit 原始印欧语 medhu 黑色（涅）niik 同上 neigh- 日 nit 拉丁语 nitere 帝 tees 拉丁语 deus 昼tos 拉丁语 dies 卑 pes 晚期拉定语 bassus 竹筐 pes 英语 basket 圆酒器 beek 拉丁语 bacca 臂 preks 拉丁语 brachium 还说什么呢？我什么都不想分析了。只是想说，中国的学术“围墙”早就该被打破了，然后才能说别的。今天终于有那么多人再也不愿意穿皇帝的新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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