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哀怨起骚人—读吴伟业评传札记 |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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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正统的思想对读书人的道德节操之根本要求是“忠臣孝子”，而忠又被置于孝前；所谓“忠”，具体说就是作为臣民要对自己的人主始终不渝，一生中做到不事二主。故而，战国时期屈原在受到昏庸的楚怀王流放，听到楚国被秦攻破时宁可一死殉君殉国，也决不另投他国。屈原的这种忠君思想受到我国历代文人的反复吟唱，并成为人们推崇的、忠君爱国的理想楷模。在以后历代纷乱的政权更迭中，总有许多士大夫前赴后继以死示忠，并得以垂名青史。而能垂名青史又是几乎所有文人、士大夫所慕求的——实现“三不朽”是士人及其家族莫大的精神荣誉。而在政权交替的时节,这种“气节”就更为人们所称道。明亡之后,有一则流传很广的对联:“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这则颇有意味的对联比较客观地刻画了明末一些知识分子平日清谈务虚，无所作为，但在国难当头时却能以死殉君来表明自己的节义。（这与是明末文士与魏晋文士清谈之别，前者清谈孔孟虽放纵而有节义感，后者清谈老庄放纵而无节义感)。 在朝代更迭之时，不管士人是择贤而事，还是心甘情愿效力新政权，只要他们背离了旧主，总是会被世人及后人所鄙薄，尤其是已仕于前朝的官员如再仕新朝，都会被人视为不忠不孝的“贰臣”，仕于本民族的政权尚且如此，更别说仕于异族政权了。中国的封建文人从孔子时代起就注重华夷之防，对少数民族统治政权持偏见态度，如果再被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更是不能忍受的，“被发左衽””是士人的奇耻大辱。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虽经若干次改朝换代，但基本都是以汉民族为主，只有元代宋，是异族统治政权，但统治时间并不太长，从忽必烈称帝到元顺帝被朱元璋赶出北京，前后历时仅一百零八年。终元一朝，民族矛盾都处于十分突出的位置，朱元璋在打出反元旗帜时，即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相召唤，以激励汉人的民族意识。对于那些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何种动机，只要是仕于对立的二朝，其人就会遭到各种政治势力及民间的唾弃。明清易代之际，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这种思想更得到强化，且不说传统的汉族人士以此论人，就是本身为少数民族的满清朝庭竟然也被此思想同化，以官方的态度来褒扬易代之际死于抗清的明朝士民，而贬抑那些降清的明朝官吏，所以在乾隆朝还专门修了《贰臣传》，用来羞辱明清之际身仕两朝的人，其中包括名满天下的“江左三大家”，以及为清入主中原立下鼎鼎战功的吴三桂与洪承畴。吴、洪且不说，两人都是死心塌地的投靠新朝，甘当弒君虐民的刽子手，确实应为人所不齿，而对“江左三大家”，一介书生，并未有此倒行逆施之举，但无论是时人还是后人对三人的讥讽与鄙薄更有甚之。当时在民间就有“二朝元老”、“三朝领袖”之说，其实，钱谦益、吴伟业都是仕清不久即辞归，并且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对自己仕清的行为做出了深切的忏悔和自赎。钱谦益是以参加抗清的实际行动来自赎的，龚鼎孳是以结交保护抗清人士方式自赎的，而吴伟业则完全是“以诗传心”的方式来自赎的。 吴伟业在他的诗中而细致地地描述了自己仕清前后种种复杂的心态，深刻解析了自己的性格弱点，为自己的失节而羞愧万分，以及他如何在自我拷问与鞭挞中度过余生，成为诗人自谓的“天地间大苦人”。吴梅村用自己心灵写成的这些诗篇，可以说是字字泣血，行行浸泪，遂使当代及后世读者得以读其诗而知其人，感其情而愈悲其遇；并从诗人的身上体会到了在动荡的社会与政权变易之际，文人生存的艰难和精神上所受到的折磨，也使之具有了典型的普遍意义。传统上，对文人立身的准则的要求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这两点在明清两代都是很难做到的。例如明代的高启就想“独善其身”，他没有应朱元璋之召出来做官，结果因“不为君用”的罪名被朱元璋腰斩于市，由此看来，在独裁、专制的社会里独善也是不易做到的。高启还是生活在所谓的“治世”，也就是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的时代，那么生活在易代之际的“乱世”且又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文人的这两种立身选择的实现就更难了，这点在吴伟业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了。吴伟业殉国不成,做遗民又无果,短暂尴尬“贰臣”生活,给他带来终生无尽的忏悔与屈辱。道德上的愧疚与良心上自责，对身前身后之名的关注，使他生命的后期一直生活在忏悔的阴影里，以天地间一大苦人自居。就其实质而言，忏悔是以否定的方式肯定了人应该遵守的基本伦理和道德原则；从一定程度上说，愧疚也是对历史话语的畏惧，因为只有具有一定道德修养的人才会有这种畏惧，秦始皇就不怕，所以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吴三桂之类的武夫也不怕，只有文人才会如此注重身前身后之名。 做人难，做文人难，做个具有诗人气质的的文人更难。 平心而论，吴伟业有其庸俗的一面，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曾经发达辉煌过，但到父辈时家道就已经败落，因此吴伟业一出生，就被家人寄予了重耀门庭的厚望，从他的姓名就可以看出家人的这种良苦用心（名伟业，字骏公）。重门庭必要重功名，因有所求而必有屈已事人之为，其人格意志不能不受到摧折，尽管他思想中有传统士大夫的道不行，桴游于海的隐士思想，但从内心里他对功名还是有着较为强烈的向往，因此，尽管他在应清庭之召前夕，写下了“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之句做为自己的政治态度的一种表明，但事实上但并未真正抽身退隐。在明他时隐时仕，徘徊于首鼠两端；在清之出仕，虽有被强迫的成分，但也包含他名利心末尽，以期在新朝有所作为的心理，后来之所以辞官不得已之举，主要是清所授官职非如所愿，而引荐他入朝的二陈也又因党争而失势的。而此时吴梅村才真正感到进退两难，在清庭继承做官吧，已看不到乐观的前景且可能随时有被政敌陷害的危险；做隐士，在士林中又名节尽失，被看成大节有亏之人，梅村进退两难，苦不堪言。这一切即是他时代的悲剧，也是他性格的悲剧。 说吴伟业功名欲很强，并不意味着吴伟业只为了功名不顾一切，完全丧失了耻辱之心。如果他真要是这样的人，就没有后半生的痛苦了。伟业所受的正统观念教育是他以身仕两姓为耻的痛苦根源。他即认同学而优则仕，以出仕为实现自己的的人生价值的儒家价值观，又同样认同忠孝节义为士人立身的儒家的道德观，以身事两姓为耻。传统儒家思想的矛盾造就了诗人吴梅村的痛苦，他不是宁让我负天下人的奸雄，如吴三桂、洪承畴，也不是在国破家亡时能挺身而出、舍生取义的民族英雄，如史可法、瞿式耜，也不是以气节自许，道德磨砺的遗民，如傅山、顾炎武。甚至退一步说，他也不是一个心如死水、不问世事的隐士，如冒襄、张岱，他只是诗人吴梅村。 这种性格也决定了他的“诗史”意识的不彻底性，他既想实录重大的历史事件，给后人展示一个真实的历史面貌，又碍于各种原因不能做到“秉笔真书”，但是又不能对重大事件无动于衷，所以往往其叙事多有隐晦，给人以避重就轻之感受，比如《圆圆曲》对吴三桂的感情倾向。其实吴梅村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意识，又以史官自命的人何尝不知道“不虚美，不隐恶”乃是做史的基本原则，但是他做不到，不是没这个能力做到，而是不敢做，他没有董狐笔的精神，也没有太史公的胆气，他只是个诗人，只能用他的诗笔记录些许时代的气息，而同时又即不伤害自己又不妨害任何人，也不犯谁的禁忌。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吴梅村无论是仕清还是仕明，都是为统治阶级效力，并没有本质区别，所以评价吴梅村，关键不是要看他是否在清朝做官，而是看他是否倒向统治者一边压迫人民，干着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勾当，以换取个人的功名得禄。[以此为根据进行评价的话，很显然，吴梅村没有做这些勾当；而弘光朝的马士英并没有投降清朝，更没在清朝做过官，但是由于他在江南大肆收刮民脂民膏，排挤异己，再加上任容四镇跋扈，才最终断送了南明的半壁江山。难道只因为他最终没有降清，就可盖棺定论认定他晚节、大节可嘉，而吴梅村就是大节有亏了？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曾有人把吴伟业与周作人相提并论。且不说吴、周二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力无可比性，就是在人品修养上也不可同日而语。首先，两人所处的时代社会政治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周作人所处的时代是外国侵略，中华民族正处于亡国亡种的危难关头，是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之秋；而吴梅村是处在国内一个封建政权代替另一封建政权之时，从本质上说是封建统治内部的矛盾，不是民族矛盾。所以，如果说吴梅村是封建社会的“贰臣”，那周作人则是地地道道的、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汉奸。再者，虽然吴梅村、周作人都是文人，但就性格特征而言，吴梅村更多表现人一个诗人的特质，他脆弱、敏感而又道德感极重，而周作人则更多具有政客文人的特点：无耻、无义而无道德感，所以当了周作人做了汉奸之后面无愧色，且文过饰非，而吴梅村却是不停地以诗传心，以诗忏悔，他的诗歌就是他的心灵史，生命史。 我眼中的吴梅村，是诗人吴梅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