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三让与季札三让

吴立梅 / 浙江省东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 322100

按宗谱说法，泰伯和季札都是笔者的老祖宗。泰伯是吴姓的开氏始祖，季札为泰伯十九代孙，而鄙人是季札九十四代孙，将两位老祖宗的三让拿来作比较，似乎在拿老祖宗开涮。国人向有为尊者讳的传统，何况涉及二三千年前的远祖，更何况这两位远祖曾得到孔子和司马迁的高度褒扬。但套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祖，吾更爱真理。真理高于一切，是非大于亲情。既如此，只好对老祖宗不起了。

由于这两位老祖宗距离我们的年代太过邈远，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只能依据少得可怜的文字记载，而这记载又主要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周本纪第四》和《吴泰伯世家第一》。下面依据司马迁的记载及索隐者的理解，将泰伯和季札的三让略作介绍。

先看泰伯的三让。

泰伯三让，到底是哪三让？说法不一。一说泰伯三让，是生一让（太王病，采药不归）；死一让（死不奔丧）；丧事除，又一让（断发文身，示不可用，终不归）。此说见之于东汉郑玄注和东晋范宁说之二。泰伯三让另一说，是一让季历，二让文王，三让武王，见诸范宁说之一。宋儒更有让周让商之辩。让周，是因其时周未得天下，“三以天下让”，只是为了将来取天下，乃让季历，是阴谋图商说，北宋二程主此说。让商，则是说太王有灭商之志，泰伯认为不合法，为存商，遂逃亡吴越，则属“夷、齐扣马之心”，南宋朱熹《四书集注》主此说。

司马迁在叙述泰伯一让时说：“季历娶太任……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这样看来，泰伯的让，一是孝顺，泰伯看到其父古公亶父陷于立嫡立长和姬昌顺利继位之间的二难，揣知父意，决然南奔。二是让贤，这是以姬昌“有圣瑞”为前提的。

要知道，泰伯并非平庸之辈，这从他在江南开辟基业得民拥戴可以得到证明。在嗜权力如苍蝇见血，甚至不择手段骨肉相残的帝王之家，泰伯的举动确实难能可贵。泰伯化解了一场可能产生的权力斗争危机。由于泰伯的三让，后来的文王姬昌，三分天下有其二；至武王，终于消灭殷商。孔子和司马迁的赞扬，泰伯是当之无愧的。

再看季札的三让。

据《史记·吴泰伯世家第一》，泰伯十七代孙“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眜，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这是一让。

“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季札谢曰……吴人固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这是二让。

“十三年，王诸樊卒，有命授弟余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诸樊、余祭、余眜兄弟的遵从父命，对季札当国的殷殷期盼，令人感佩。

“十七年，王余祭卒，弟余眜立。”“四年，王余眜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于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王余眜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余眜之子僚为王。”这是三让。

由于季札的第三让，余眜之子僚做了吴王。诸樊之子公子光认为季札不继位，就应该轮到自己，“我真王嗣，当立”。于是让勇士专诸刺杀吴王僚，在血雨腥风的宫廷政变中登上了王位，是为吴王阖闾。季札的第三让和这场宫廷政变存在因果关系。

且看季札如何看待这场政变，他说：“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全不管君主的贤愚高下，一派有奶便是娘的论调。

如果季札是驽劣无能之辈倒也罢了，要知道他是极有才华之人，否则其父寿梦不会看中他，兄弟们不会坚持将王位传给他，吴国百姓不会拥戴他。如果说，这些都是虚言浮词，那么，季札聘于鲁，观周乐而知雅意，聆《诗经》而明治乱，出使齐、郑、卫、晋、楚等国，片言指迷津，挂剑践心诺，睹其臣而推其国运，见其微而知其将来，司马迁都言之凿凿。这样看来，季札岂是等闲之辈？我们完全可以作这样的推想，如果他做了吴王，必是有为明君。

可惜的是，季札没有这样做。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是效法泰伯，是独善其身，还是推卸责任？我们都无从知晓。

季札可谓“怀其宝而迷其邦”之人，拥有才华，却只知独善其身，任凭自己的祖国处于危险的境地而无动于衷，缺乏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于任事、敢于担当的积极入世精神，更谈不上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了。

这样看来，泰伯和季札都是三让，但他们之间却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加以细分，则有四不同。

一是遵从父命的不同。泰伯南奔是揣知父意，是孝顺之行。季札辞让是违背父意，属于忤逆之举。季札不仅违逆了父命，而且违背了三位兄长的一片真情和吴国百姓的期待。

二是让贤对象的不同。泰伯让的是侄儿姬昌，姬昌被历史证明是一位贤明圣哲之君，因此，泰伯之让是让贤。季札所让的是长兄、三哥和三哥之子吴王僚。司马迁关于诸樊和余眜的记载寥寥，无从知悉他们的作为，充其量是守成之主罢了。有关吴王僚的记载也不多，也看不出他有雄才大略。可以下这样的断语，季札所让的对象都不如季札贤能，因此，季札三让的价值就应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三是让的结果或影响不同。泰伯三让，让出了父子兄弟敦亲和睦的气象，给周文王周武王让出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为周王朝八百年的基业提供了基础。季札三让，让诸兄代其受过（注意《史记》有“摄行事当国”之语），侄辈兄弟阋墙、手足相残，至侄孙夫差而国灭。

四是三让后各自的作为也有别。泰伯三让，到了江南，将北方的农耕文明带到尚属蛮荒之地的江南，使长江三角洲的面貌得以迅速改观。季札三让，退守延陵，寂寂而终，留给后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方面的遗产乏善可陈。

这样看来，两位远祖的三让，后人无需细辨，是非高下立现。因此，刘基在《尚节亭记》中也说：“让国，大节也，在泰伯则是，在季子则非。”泰伯和季札都是老祖宗，鄙人并无褒彼贬此的意图，不过就事论事，姑妄言之罢了。

                                      2008.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