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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新浪博客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11/16 8:44:27  文章录入:gohwu  责任编辑:gohwu
 

读"吴起列传"有感

《史记》中原本是有篇《孙子吴起列传》的,对于孙子,可谓妇孺皆知,《孙子兵法》一书的价值也早已超出了军事领域,一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更是至理名言矣。而与孙子并排的吴起却鲜有人知,至少是不怎么读史书的多数人。这里笔者就来谈谈吴起。
首先说说吴起的军事成就。吴起离开老师后,最先来到鲁国,帮小小的鲁国战胜了来犯的强国齐国;其次来到魏国,“击秦,拔五城”,担任西河守,防御秦、韩两国;来到楚国,则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可以说,吴起去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必定是军事强盛、江山稳固。另外《吴起兵法》,也是“世多有”。
分析吴起杰出军事成就,不难发现原因有二:
一是志向远大。吴起小时候,家里是很富有的,与四方游仕往来不绝,这样也导致了他家财散尽。吴起于是决定出去干一番事业,与母亲诀别时,“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韂(吴起者,韂人也)。’”。不久母亲死去了,吴起终因功名未就而没有回去。后来,吴起与魏相田文论功,更显示出吴起专心仕途、积极进取的志向。
二是军事素质卓越。吴起的志趣,太史公第一句话就讲了,“好用兵”。可见吴起对领兵打仗有着浓厚兴趣。其次,勤学不缀。先是“学于曾子”,来到鲁国则是“(自)学兵法以事鲁君”。再次是杰出的将才。孙子道“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吴起无疑是一一做到了。“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也因此,魏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为西河守”,也是甚有声名。
当然吴起的成就也不光在军事方面的,在与田文论功时,吴起也曾对自己在魏国的功绩做出过如下三点总结:一是“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二是“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三是“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吴起担任楚相时也体现了其变法强兵的才能,“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另外吴起对“以德固国”也是深有见解的,并以此说魏武侯。
论理论贡献,《吴起兵法》是不如《孙子兵法》的;但若论实践、当时的成就,则孙子是远不及吴起的;然而若论对后世的影响,则吴起又远不如孙子了。想想看,为什么是《孙子吴起列传》而不是《孙子吴子列传》或《孙武吴起列传》呢。或许有人说是根据他们兵法取名的(不是道《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吗),这就大错特错了,太史公在本列传中,也只是说“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至于《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则自然是后世据此编辑定名的。可见,太史公写此列传时,就已为后世定下基调了:尊孙武为孙子,称吴起则直呼其名!我想其中原因主要是吴起在道德上有污点。
首先是“其母死,起终不归”,在对母亲尽孝与恪守誓盟的矛盾中,吴起最终选择了后者,“百德孝为先”,这是多么离经叛道呵!难怪作为儒家后世的曾子(就是那个把妻子的一句哄孩子的话当真而去杀猪的那个曾子)“薄之,而与起绝”。我们应该能够想象到吴起当时的艰难处境。
其次,齐人攻鲁,鲁欲以吴起为将,却因为他的妻子是齐国人而犹豫不决,而吴起呢,“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这样“鲁卒以为将”。一日夫妻还有百日恩呢,这样对待妻子,也太没人性了。因此,我们只好想象是传言的渲染、吴起那位夫人是“深明大义”的,“贱妾”甘愿为丈夫的事业前途牺牲了。
再次,吴起家财散尽,“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这也是“鲁人或恶吴起”的原因。另外,吴起不悦田文之为相,而与论功,则更暴露其鲁莽、天真的一面,不够谦虚谨慎,不够沉稳,而这更为历来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人们所嘲笑。再者,吴起没有故国家园概念,前后辅佐过多个国家的国君,在哪个国家呆的都不长久,最后客死在楚国。这也是后世“忠君报国”的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人们所不能容忍的。
还好,春秋战国时期是段相当活跃的历史,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春秋精神”(此处借用林庚先生的提法,注意不是“儒家精神”)充盈其间天地。大小国家间的纷争不断,人才尤其是军事人才得到空前的重视,稍微有点头脑的主子都是“求贤若渴”、“惟才是用”,甚至挖空心思离间人家君臣、争取人才。因而吴起这等天才军事家,当然是个活宝了,不会没有施展的舞台。也庆幸,后世的人们,也都不太计较他的道德瑕疵,将其与孙子比肩。而这很大程度上也依赖太史公这篇列传和太史公一贯的胸襟气度吧。后世评价一个杰出军事统帅惯用“有孙吴之略”、“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等语即是很好的例证。
然而,同当时和后世多数杰出人才一样,吴起也不得善终。中国有句俗话叫“枪打出头鸟”,又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之说。对于社会来说,多数人的才能是一般甚至平庸的,做到称职、尽职尽责就已经很不错了(可算作人才)。然而,“人往高处走”、追逐名利、获取主子宠信进而“一展宏图”却几乎是每个人臣不变的不懈的追求。而杰出人物他们则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于这些的,但其他人却不管这个,人类自私、欲望的本性是容不得这个的,他们将不放过任何机会、甚而不择手段,不顾道德良心、国家民族利益来加害于少数杰出分子,而这些杰出人物也往往与他们不合群,尤其是变法触及或剥夺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时更激起他们的仇恨。再加上主子更迭,杰出人物往往在争取新主子的问题上斗不过蓄谋已久的旧党贵戚,只要他们一息尚存,他们就不会甘心、就不会容忍杰出人物继续“胡闹”。
分析杰出人物,他们往往风风火火地开展其事业、“了却君王天下事”的同时,却疏忽了躲在暗处仇恨的目光,而这也孕育着他们的下场。他们倚仗最高统治者的信任,或者过于自信、甚至刚愎自用,难于统一思想、团结力量、协调各方利益、确保事态稳健发展,或者对于权贵旧党过于残酷、没能深入民众(此所谓“刻暴少恩”)。这样他们的事业难免不出问题,而这更是不断遭到尖锐攻击、甚至不得善终的原因。这可算是社会历史局限性,也成了中国人善于窝内斗的铁证。(就算他们团结了力量,又容易演变成党争派斗,如中唐时的牛李党争)
结合春秋战国哪个时代,杰出军事人物往往迅速改变了一国的实力(至少是军事实力),从而改变了原本各国间的战略态势,导致各国力量对比的失衡,给别国带来的只有不安,他们也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企图达成“与其你一家受其好处,还不如我们大家谁也别想得到他的好处”的目的(除非他兼有管仲、俾斯麦那样的政治外交智慧)。而本国新主子呢,一方面国家经过杰出人物一些年的经营,已经上了快车道——好处既得;另一方面,他们又急需贵族旧党的支持,团结拉拢力量。一个先主倚重的能臣也对自己施政、展示“抱负”构成威胁。这样他们也选择牺牲杰出人物,或罢免、其身全,或构陷、其躯亡。总之,这样就皆大欢喜了!所谓“狡兔死,走狗烹”也就是如此吧。
反观历史,此类杰出人物是不少的。吴起如此,商君如此,王安石、张居正亦是如此。以至后来史家竟以此来警示世人“变法乱常,不死则亡”。“莫如商鞅反者!”多么可怕啊!难怪中国人惯于守从、安稳而忌惮变更、为先。这也是谭嗣同甘为变法流血牺牲的悲哀!
终于,“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这样吴起不得善终也就是必定的了。
太史公评价吴起道: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可见太史公是叹息吴起“刻暴少恩”的。然而,要做到不“刻暴少恩”谈何容易!何况他们往往孤身奋战、势单力弱,效忠一人,大刀阔斧于其事务上,不注意团结力量、防患未然,在旧势力反扑下也就难得全身而退了。
     当然,王安石全身而退则得益于那个不同的时代了。王安石与吴起的时代差别太大了,一个是统一的大的政权、封建制较完善温和的时代,且当时重视文士、人才众多(如果考虑到“有文才的一定是人才,是人才的不一定有文才”的话);一个是乱世一邦,人才难得,得则独信全用相对专制些的奴隶制时代。易中天教授曾设想道,要是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一个在朝执政、一个在野批判,情况也许就不至于最后那样了。(当然,像明末那样民间结社议政却又为当政者所不能容忍!)
     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全所未有的好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进。前景迷人、事业壮丽,同时也呼唤着千千万万的人才为之不懈努力。作为当代大学生,更是重任在肩,当刻苦学习、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努力使自己成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而历史传统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察今宜鉴古”,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作为未来的主人翁,我们更应好好了解历史上的人物,从中获取我们需要的东西并继承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提高自身修养。
总之一句话:我们遇上了好时代,时代呼唤人才!市有吴起之才者,可出而仕矣,学有吴起之志者,可为吴起第二矣!今读吴起列传,有感,是为记。
                                                           2009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