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圣地第一美女---吴光伟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4/29 15:02:00  文章录入:OK  责任编辑:gohwu
 

 

 她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接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拥有满腔的救国热情,是早期延安舞台上最光彩的角色,最靓丽的现代知识女性。然而,真正让她为世人记忆的却是一出桃色事件。正是因为她的作用,毛泽东才与贺子珍分道扬镳,最终有了江青的插入后续。

  那时候,有着延安“第一美女”称谓的吴光伟,是名副其实的美女加才女。她的父亲时任北京盐务局局长,是个诚恳、勤奋、安分守己的人,维持着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因此她从小就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十四岁那年,她深受五卅运动的爱国主义影响,亲眼目睹同学被警察枪杀的场景。后来,她决定转学到上海,在一家商学院的女生部专攻英语。在学校里,她的班主任是刚从美国拿到社会学学士学位的广东人,对社会工作很热心,常带学生参观上海的大小工厂。吴光伟非常喜欢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得了高分,还激发起希望去改善工人们悲惨生活的社会理想。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她喜爱的老师,却被守旧的学校给解聘了。失落的她,选择了回到北京。在新学校里,她对教会学校管理制度和昏聩教师的反感依然没减。作为学生领袖之一,她又一次成为学生运动的组织者,结果是包括她在内的三十名学生被学校开除了。不久,吴光伟终于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可以看出,这位年纪轻轻的女子,在当时已经是一个活跃的革命分子,拥有先进的文化熏陶和知识修养。

  在结束校园生活之前,吴光伟经历一场懵懂却很甜蜜的爱恋,并在毕业后不久走上了红地毯。后来,丈夫出国留学,她就在一所专科学校教书帮助在日本读书的丈夫完成学业。不久,对丈夫日思夜想的她也到了日本,并对那里的国民教育水平有着很深的印象。三个月后,她回到国内,正逢国立南京戏剧学校招收首届学员,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舞台生涯。

  1936年初,学校排演果戈里的喜剧《巡视专员》,吴光伟扮演市长夫人,很受欢迎。演出后她却走了,学校挽留她,她以经济拮据而告辞。其实她的骨子里是不愿意做一位传统女性在家相夫教子的,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图书馆看书学习充电。那年夏天,她又只身一人来到西安,并在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当职员,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女性。她的事业心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变得越来越强,在与丈夫分离后毅然来到革命队伍的大后方延安。

 1937年延安舞台上最光彩动人的形象,是独幕话剧《母亲》中吴光伟扮演的母亲;1937年延安生活中最靓丽的女性,是担任史沫特莱翻译兼秘书的吴光伟。
  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母亲》,剧中主要人物母亲尼洛夫娜由吴光伟扮演,她扮演的母亲,形象丰满、仪态端庄、话语不多,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着无私的母爱。在早期延安革命舞台上,多以反抗暴动和标语口号来表现革命的戏剧演出中,她的表演显得更加专业、艺术。吴光伟扮演的母亲,她不忍心看小孩饿死而把他杀了,演得非常凄恻动人,观众中许多人都不禁暗暗流泪。

  知识青年进入延安,首先需要经过党的外围组织或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后向各相关接待处报到。吴光伟此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演出话剧,熟悉英语,略通日语,在抗大学习的同时,就被安排参加外事接待工作,担任英语翻译。3月底,吴光伟受命出任其采访毛泽东、朱德时的翻译。 
       

       同年5月,一外国女记者来到延安采访,很快为吴光伟的舞台演出所感染,更为生活中高贵优雅又时尚现代的气质所惊讶。她对吴光伟进行了这样一番评价:“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二十六岁芳龄,已经结婚却并不依赖自己的丈夫,至少当时丈夫不在她的身边。吴莉莉(吴光伟)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她留着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卷曲美观。延安的其他妇女则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子。在延安,只有我和莉莉烫发、涂口红,尽管我俩都很谨慎,不敢涂得太重,这也不合延安的习俗。”正是因为这身打扮和行为举止,才为后来的她惹祸上身。

  后来,吴光伟在延安掀起了一场交际舞运动,这引起了革命队伍里部分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反对。“吴光伟事件”的最终结果是导致贺子珍与吴光伟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事后,吴光伟、贺子珍两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尤其是吴光伟,她以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权利意识,要求有关方面对此作出裁决,给她一个公道说法。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并离婚,最后贺子珍出走,吴光伟被“礼送”出延安。

  同年8月底,江青来到延安,在经历过政治审查和党校学习、鲁艺工作后,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离开延安后,吴光伟先在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工作,她仍然希望能够回到共产党队伍里来,但由于婚姻关系以及难以裁决的“吴光伟事件”影响,她被谢绝在革命阵营之外。几年后,她随丈夫到重庆,再到台湾。从此,她在延安的经历被所有关于延安的革命历史所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