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吴晗为什么没有写文章批判胡适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作者:散木  文章来源:光明网-中华读书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4/19 0:42:18  文章录入:gohwu  责任编辑:gohwu
 

也说吴晗为什么没有写文章批判胡适

  -散木

  近阅今年第一期《历史学家茶座》,有一《萧条异代不同时——读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文章认为罗先生这两部合为一册的书(先后著于1944、1993年),“从两者的同异之间,可以看出五十年的人世沧桑。”信然。忽又想到:罗尔纲、吴晗两位,均是当年胡适最为得意的弟子,又是后来与其师横隔了大海,与之决绝,不再有师门之雅的学者,所谓“萧条异代”,此之谓也。

  又忆及《读书》去年曾刊有黄裳先生的一篇《忆吴晗》,内称:吴晗“是胡适的学生,并曾得到胡的赏识和帮助,也曾有过团结、争取胡适的愿望”,但终于不能不与之决裂,然而“后来国内大举对胡适批判,广大知识界几乎全体上阵,成书五册之多,吴晗却未加入此一大合唱。说他是念旧情殷可,说他未能划清界限也未尝不可。”其实,这“两说”还可以展开来议论,再如去年《博览群书》曾刊登有段炼先生写的《事关吴晗》一文,文章从钱锺书、何兆武等一些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对“反右”以后的吴晗的看法,说明他们对吴晗是有“某种‘后见之明’”,换言之,套用一本《吴晗传》里的标题,是所谓“真诚的人犯了真诚的错误”。文章又说:“但也就是这样一个‘丧失了独立性’的‘左’的吴晗,在1950年代批判胡适思想的时候,却又展现出了人性的另一面。”理由是作者从当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洋洋六大卷本《胡适思想批判》的目录中没有发现吴晗写的文章,进而作者以为:“按照经历、性格与当时的位置,吴晗似乎是最有‘资格’写批判文章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毫无疑问,一言未发的吴晗当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是黄裳先生“两说”的来由之处,当然,这也是两位作者对吴晗持温情的同情和理解之处了。

  当年皇皇几大册的《胡适思想批判》,如今时常可以从冷摊上看到,见状不禁思之:现在很多人似乎喜欢从这几本书中查看哪些人写过文章、以及忖度又有哪些人没有这个“记录”,以此来作为评骘和风议人物的标准。那么,这可靠么?记得先父曾对吴晗有过一个回忆:在北平解放前夕,先父作为《文汇报》的特派记者(彼时与黄裳先生是同事),曾在北平学界有过一个广泛的联系,彼时的吴晗是学人中的左派领袖,接受采访以及书写联语等,都是异常热情的。此后,“换了人间”,吴晗荣为首都北京的副市长,此一时也,却是难得一见,或者见也不同矣。这段情景,笔者在《灯火阑珊处——时代夹缝中的学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一书中的《解放前北平的一个刊物和北平的一群学人》略有所述,此处不赘。

  至于当年在批判胡适的风潮中,何以吴晗没有写文章批判之?大概黄裳先生和段炼先生没有读到过罗尔纲先生《怀吴晗》一文。曾是胡适留在内地的最亲近的三位弟子(吴晗、罗尔纲、顾颉刚。罗、顾后来都有文章批判胡适,那时胡适以为他们已经“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并不为怪)之一的罗尔纲曾回忆说:“1952年,我在南京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后,来北京学习,到了吴晗家,谈起思想改造的事。袁震(吴晗夫人。笔者注)对我说:‘你和吴晗都是给胡适思想影响很深的,必须好好改造。’我说:‘我一定奋力改造,把思想中的毒连根挖掉。’吴晗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京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的客厅了。’吴晗就是在这时候跟胡适划清界限的。在封建道德里,是把天、地、君、亲、师并列的。吴晗并不讳言胡适是他的恩师,但是,到了认为胡适无可挽救的时候,就站在人民的立场,跟他断绝关系,划清界限。可知他断不是封建道德的拥护者。在封建道德上,他对母亲和老师尚且如此,其他可知。有人举出1954年胡适思想批判时,吴晗没有写批判胡适的文章,是他没有跟胡适划清界限的证据。其实吴晗在全国解放前三年已经跟胡适划清界限了。他这个民主战士,忠于党,忠于人民,又努力改造思想,虽在家庭燕居之间,也不忘改造。他的为人,已见于行事,为众所共知,又何必再用文字作自我表白哩。我认为这也正是吴晗为人忠厚诚笃的一种表现。”

  罗尔纲先生认为吴晗没有写文章批判胡适是“为人忠厚诚笃的一种表现”,与黄裳先生所说的“念旧情殷”,以及段炼先生文章的结论,似乎有所不同,抑或这是评价标准的不同吧,前者,大概可以称之是一种“政治道德”,后者,则是传统文人意义上的“伦理道德”了,这两者,有其不同,亦有相互可以覆盖的地方,不过,其间那可以窥出的微妙又紧张的张力,却是耐人寻味的了。

  又有论者以为:当年吴晗之所以没有写文章批判胡适,“是因为当时以他的政治地位,如不是特殊情况,没有人再去运动他来表态。要是他还在大学教书,恐怕也不会不写”(此外,可能还要考虑到上层对胡适还有争取的打算和意图,而吴晗是有条件获悉这些信息的)。总之,因为那是天地为之变色的颠覆和解构传统道德的年代,全体知识分子都经历了一个小说家王蒙所说的“失态的季节”,而“当时对胡适的批判,更多地映现了一个时代铺天盖地的政治狂澜,这狂澜中什么人情、礼法、师友、前辈统统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是惟一的政治标准”了,因此,也不可能单单让一个吴晗去例外。正如此后1962年吴晗在接受《北京日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当年的恩师胡适和蒋廷黻,“胡适是我的老师不假,但是,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我是基本自学成才的”,而曾经滋养过自己的清华大学,则“是一所买办学校气息很浓烈的地方,史学系主任蒋廷黻是一个十足的洋奴”了。

  吴晗为什么没有写文章批判胡适?以及近来人们热议的“聂绀弩档案”等等,实在是可以联系起来看视之的,而阅人之难,亦有如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