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井冈山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红四军司令部布告》。这是一份用四言体写成的布告，只有368个字，将红军的性质、任务、宗旨和方针写得一清二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看过这件文物，并在上面批字："这是红四军1929年1月从井冈山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的布告。"红军进入赣南后，谭政、江华、谭冠三、吴仲廉等军委秘书处的文化人，就一路走，一路抄，一路贴。这张布告对发动群众，扩大革命影响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红四军前委工作的那段日子里，吴仲廉经常给毛泽东抄写报告、讲话，她也增长了不少见识，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吴仲廉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建设的经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人民的军队。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3万余字的8个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的最初版本，就是经吴仲廉亲手抄写出来的。

    1929年12月，21岁的吴仲廉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其实，她心中已经有了尚未公开的恋人--前委秘书、颇有才气的瑶族小伙子江华。但在领导和康克清等人的热心劝说下，吴仲廉还是服从了组织。1930年夏天，她与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曾日三结婚。朱德是他们的主婚人。日后，吴仲廉与曾日三成为一对同甘共苦的好夫妻。

    随着中央根据地的不断扩大，许多青年妇女踊跃参加支前工作，其中一些人不愿回去，坚决要求当红军。经过中革军委和地方党组织协商，决定将她们编入红军学校女子义勇队，为地方苏维埃培养能文能武的妇女干部，并决定调吴仲廉和康克清分别担任女子义勇队的指导员和队长。

    朱德常对康克清说："只有严格治军，才能带出好兵。"吴仲廉和康克清遵照朱德传授的经验严格带兵，不论队列训练、内务卫生、日常作息，还是值勤放哨都非常严格，从不懈怠和马虎。经过半年的学习和训练，女子义勇队180多名学员全都领到结业证书。她们中间的一部分被分配到红军医院工作，大部分则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分配到各县、区、乡，从事地方工作，成为那里的工作骨干。

    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鏖战河西走廊，她是悲壮历程中的坚强女性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红军出发时，吴仲廉是军委卫生部担架队政治指导员。这支担架队共有30多副担架，100多名红军战士和一部分途中请来的民工。

    在长征开始的前3个月里，红军日夜兼程，一路强行军。担架队的同志除了自己的行装，还要抬着伤病员，付出的艰辛可以想见。走着走着，一些民工便偷偷离开队伍。为了照顾伤员和整个担架队，吴仲廉不顾辛劳，跑前跑后，不断地劝说和鼓励民工们克服困难向前走。

    离开中央苏区时，曾日三是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而红五军团担任整个大部队的后卫。1935年6月，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吴仲廉才被调到红五军团教导队任教员。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革军委对红军部队进行了一系列组织调整。7月下旬，红五军团改为红五军。后因政治委员李卓然负伤，曾日三代理红五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面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企图，曾日三极为愤慨。在张国焘召集红五军营以上干部开会时，他公开抵制张国焘的命令，也拒绝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张国焘恼羞成怒，将曾日三调离红五军，并降职到原红四方面军所辖的第九军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为了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中央组建西路军，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进军。吴仲廉奉命西渡黄河。此时，身为红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的吴仲廉，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不久，她在张掖西北的临泽县生下了一个男孩。

    西路军在西进途中，面临的是以剽悍、凶残而著称的全副日式装备的马家军。在4个多月时间里，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浴血沙场，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殊死鏖战，但终因众寡悬殊，兵败祁连山。1937年3月14日，在康龙寺南石窝附近，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被迫决定：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左、右两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等待与党中央派出的援西军会合。李先念和李卓然率领的左支队向西行进了几天后，为便于主力机动，决定成立一支干部支队，由毕占云任队长，曾日三任政委，与主力分开行动。吴仲廉和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也在这支队伍中。

    干部支队不足400人，除了原直属队的一些领导干部外，主要由总部特务团、妇女抗日先锋团余部、各军医院、后勤部的部分战士组成，大都是伤病员和妇女、小孩。支队领导决定派人将重伤员和年龄较小的战士护送出山，到群众家中养伤或自寻出路，剩下的人坚持在山上打游击，寻机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