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农民军蜕变 ,吴三桂愤怒起义兵

   吴三桂入京师勤王不成，只能返回山海关屯驻。
   吴三桂自中武举后从军以来，一直在辽西大地驰骋疆场，与清兵长年作战，屡建奇功。他以防边固疆为己任，恃坚固关隘，训练出骁勇善战的关宁铁骑，清兵多次进犯难以突破，与清兵早已成不共戴天的死敌。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时局变化会如此迅速，李自成的农民军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攻破建都达两百余年的北京城，更不能想像庞大的明朝军队和众多的将官竟是如此地不堪一击！难道明朝真到了该灭亡的时候了？他这时不免会想到未来的国在哪里，家又该在哪里？此时的山海关已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处境，前有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后有虎视眈眈的满清军队，一想到这里，不管是谁都会茫然，倍感悲从中来。不过，他还是一位掌握有四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的统帅，其中有三千余人能以死效命的家丁，他自信凭借这个资本还会有作为，他也很清楚：凭区区几万人想自立为王打天下那是不切实际的。今后该怎么办？是放弃山海关，跳出前后受敌的危险处境，还是死守山海关？他一想到还有转移入关的几十万百姓需要安置和保护，更重要的是不能让满清军队轻易地入关，于是他做好了死守山海关的准备，无论是李自成，还是满清军队来犯，都将战至一兵一卒，直到以身殉国；如果李自成的农民军是一支仁义之师，还有投奔的可能。所以，他在山海关屯兵，暂不采取任何行动，以使因接连征战而疲劳的兵卒得到休整，储备粮草，安置百姓，摸清楚全局军情，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作好准备。
   在吴三桂屯兵山海关不出十日，李自成主动向三桂发出了招抚的信息。最初，李自成想以武力夺取山海关，未能成功。他曾派明降将唐通、白广恩率部进攻滦州（河北滦县），作为夺取山海关的第一步；唐、白的进攻没有成功，被三桂击败，逃回北京，三桂没有乘胜追击，仍屯兵关上。李自成进入北京时，“各镇将皆降，三桂道未通”（钱：《甲申传信录》，“借兵复仇”，卷8，139页。）。有一次，李自成忧虑地对丞相牛金星、军师宋献策说，“山（西）陕（西）、河南、荆襄（湖北）已在掌握之中，大江以南传檄可定，惟山海关吴三桂是一骁将，当招致麾下，而辽东劲敌又使我衽席不安。”（孙旭：《平吴录》，参见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吴三桂始末”，卷5。）有一天，其心腹谋士顾君恩献计说：“闻南方立藩王皆不足有为，惟山海关外不可无虑，宜储饷练兵以待之。”自成赞成他的意见：“吾亦以此为虑耳。”（《甲申朝事小纪》，“李自成始末”，卷3。）。李自成深知驻兵山海关的吴三桂对大顺政权至关重要，三桂和他的辽兵都是勇兵悍将，实为农民军的一支劲敌，用武力夺取，直至彻底消灭吴部并非易事。李自成最担心的是在南面还有大量的明朝残余军队，不首先解决距北京仅七百里路程的山海关，一旦两股残存的明军得以联通对农民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将置农民军于险境。他也清楚以吴三桂一贯的作风，三桂宁愿投降大顺，也不会投降清兵，对其招降成功的可能性较大。
   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即农民军攻入北京的第三天，李自成召见从狱中放出来的原职方司郎中张若麒等人（他在明与清松山决战中负有战败之责，被捕下狱。）。李自成授他为山海关防御史（杨士聪：《甲申核真略》，1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其目的在于让他做吴三桂的劝降工作。三桂与张以“老师”相称，他们之间关系密切（《甲申核真略》，35页。）。自成还“令诸降将各发书招三桂”（《甲申传信录》，“借兵复仇”，卷8。）。
   崇祯十七年三月底，李自成又派唐通率所部，携犒师银四万两，三桂父亲吴襄的劝降信，前去山海关劝降，赏赐辽兵，接防山海关。同时，特授明降官左懋泰为兵部左侍郎与唐通协守山海关，又派出将吏各一人携白银万两、黄金千两、锦币千端赏三桂，另有敕书一封，封三桂为侯（《平寇志》，卷10，228页。）。
  农民军在北京已逮捕了三桂的父亲，自成逼他给儿子写信劝降，《流寇志》，卷11，《国榷》，卷100，《明季北略》，卷20等书均记载此信全文（可能为牛金星所写，吴襄照本抄下。），字句略有出入。此据《国榷》之文照录。全文如下：
汝以皇恩特简耑阃，非真累战功历年岁也，不过为强敌在前，非有异恩激劝不足诱致英士。此管子所以行素赏之令，而汉高（祖）一见韩（信）、彭（越）而予重任也。今尔徒饰军容，巽懦观望，使李兵长驱深入，既无批亢捣虚之谋，复无形格势禁之力，事机已失，天命难回，吾君已矣，尔父须臾。呜呼！识时事者可以知变计矣。昔徐元直弃汉归魏，不为不忠；子胥违楚适吴，不为不孝。然以二者揆之，为子胥难，为元直易。我为尔计，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骄愤，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并受僇辱，身名俱丧，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语云：知子莫若父。吾不能为赵奢耳，尔殆有疑（赵）括也。 
   在授意唐通和吴襄劝降三桂的同时，李自成还曾派原明密云巡抚、降李后任兵部尚书的王则尧等不断进行劝降活动。以巡抚李甲和兵备道陈乙为使，“持檄招三桂曰：尔来不失封侯之位”（《甲申朝事小记》，“吴三桂始末”，卷5。）。
   三桂安顿好来使后，便秘密召集诸将官商议是否投降李自成。三桂及众将官对李自成招降很动心，已“忻然受命”（《甲申传信录》，“吴三桂入关之由”，卷8。）。三桂改变立场，欲与过去的死敌农民军握手言和，是为国家社稷着想，他效忠的大明王朝已经覆灭，李自成的大顺朝已经取代朱氏王朝，成为中国的新的主宰，再兵戎相见，生灵涂碳，实非百姓之福。三桂将士在缺饷的情况下拼死坚守宁远达十四个月之久（《小腆纪年附考》，卷4。），后又保护百姓撤回山海关，赴京勤王，途中大败唐通，其忠勇可嘉，无私可嘉！从眼前考虑，投降农民军平息内战才是社稷之需，百姓所盼。因为他有尊重部下，爱惜部将的传统，他不想一手遮天，于是，他问诸将官：“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籍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之何？” 诸将官默不做声，三桂连问三次，还是没人表态。三桂环视每个将官的脸后，语调沉重地说：“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降，我孤军不能自立。”说到此，三桂提高了声音，问道：“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诸将官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个声音：“今日死生惟将军命！” 于是，他这才决定；正式接待来使，投降农民军。“报使于（李）自成，卷甲入朝”（彭孙贻：《流寇志》，卷11，177页。）。有关吴三桂是否投降李自成，史籍记载有歧异。综合考之史实，三桂降李确有其事（参见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三桂由忠明转而投向农民军，这一根本转变，完全是以大义为重，以国家社稷为重，化干戈为玉帛，还带有民族主义特点，消除内乱，共同对付关外的满清军队。
   李自成得知三桂投降后，乘势给明将左良玉、高杰、刘泽清写劝降信：“大顺国应运龙兴，豪杰响附，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朕嘉其志，俱赐彩缎、黄金，所将兵卒给四月军粮，俟立功日升赏。”（《平寇志》，卷10，227~229页。）。
   三月二十八日，吴三桂为殉难的崇祯帝及其后妃治丧，全军缟素举哀。他虽然决定投降农民军，还要以此举动表明自己身为亡国孤臣，不能自私地一死了之，他要为百姓而活下去，为众将官而活，为保护明室之后而活。
   治丧之后，吴三桂将山海关移交给唐通守御，自率所部进京谒见李自成。约四月初，吴军至永平（河北卢龙县），“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吴三桂纪略》）。四月四日，抵永平西沙河驿，遇到从北京逃出的仆人，三桂询问父亲的情况，仆人禀告：父亲已被捕；又问到他的爱妾陈圆圆，仆人以实相告：陈圆圆已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掠去（《庭闻录》，卷1，“乞师逐寇”）；三桂没有在意这些，说：“此胁我降耳，何患！”又问到：“京中怎么样了？”仆人禀道：“都中自闯贼攻破城垣之后，到处焚掠杀戮，不论官民，除了殉节的大臣府第不曾蹂躏外，其余无一幸免。”（《中国全史》，秘史卷，2480。）。与此同时，三桂派往北京密探京城消息的人也带回相同的报告。还有吴襄打发傅海山，秘密出京，“将京中一应大事”向三桂“一一诉禀”，并说：“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三桂听罢这些，“不胜发竖”（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庭闻录》，卷1。）。三桂了解到李自成的昏庸无道，怒火中烧，再也按捺不住对农民军蜕变的仇恨，对部下说：“我不忠不孝，尚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拔刀欲自刎。部将们急制止，说“将军何至此？吾辈当死战”！（《国榷》，卷101，6071页。）。于是，他发誓“讨贼”，誓与农民军不两立！他蓦地从腰间拔出宝剑，“啪”的一剑斫去案桌一角，飞出丈余外；怒吼道：“逆贼如此无道无礼！我吴三桂堂堂大丈夫，岂肯降此狗贼，受万世唾骂！”。他下令军队停止前进，一路回马枪挥师重取山海关，向唐通部发动袭击。唐通措手不及，仓促迎战，被吴军杀得人马几尽，仅剩八骑逃回北京（《国榷》，卷101，6909页；参见《平寇志》，卷10，235页。）。山海关重新被吴军占领关城乡绅佘一元写诗记其事（《临榆县志》，卷9，《舆地编·纪事》4。），佘一元《叙旧事诗》：
                                                          吴帅旋关日，
                                                          文武尽辞行。
                                                          士女争骇窜，
                                                          农商互震惊。 
                                                          二三绅儒辈，
                                                          早晚共趋迎。
   有关李自成农民军入北京城后的种种恶行，史书中有多方记载：
奸淫（《明季北略》记载。）
贼初入城，先拏娼妓小唱，渐次良家女，子弟脸稍白者，辄为拏去，或哀求还家，贼仍随之，妇女淫污，死者无算。
贼兵初入人家，日借锅爨。少焉，曰借床眠。顷之，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藏匿者，押男子遍搜，不得不止。爱则搂置马上。有一贼挟三四人者，又有身搂一人，而余马挟带二三人者。不从则死，从而不当意者亦死，一人而不堪众嬲者亦死。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悉怨悔欲逃，难脱走，惟殉难诸臣家眷，贼兵绝不敢犯。
北路凡受伪府县官，遇贼兵过，先搜民间妇女供应，稍或不足，兵即以刀背乱下，伪官苦不可言。美者携去，恶者弃下。仍命本官云，留待后来者用。妇女供役之苦如此。偷生者少，虽死节者，亦不得清洁耳。
燕都日纪云：贼将各踞巨室，籍没子女为乐，而兵士充塞巷陌，以搜马搜铜为名，沿门淫掠，稍违者，兵加其颈，门卫甚严，即欲脱免，不可得也。不顾青天白日，恣行淫戏。
大事记云：至有八贼轮奸一幼女，立刻而毙。又有一士子女被奸，告之贼官，贼官先唤女，嘱曰：汝若认奸，便斩汝头。及审，女不敢认，遂坐诬杀士子，而贼党益无忌矣。
新世宏勋云：贼兵每得一妇女，即舁拥城上，挨次行奸，循环不已，妇人即时殒命。或遇贼将过，恐被责，竟向城外抛下。
抢劫
   从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日开始，至二十五、二十六日，李自成的农民军“遍街提士大夫”，以大册登记姓名，每一百人为一组，由八名骑兵武装押送到各营拘禁，从早到晚，“冤号之声不绝于耳”（《三垣笔记附识中》，230页。《甲申核真略》，23页。）。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发现一翰林家藏巨金，于是命令：无论新旧翰林官，每人派饷银万两以上（《甲申核真略》，22页。）。二十七日，向“京中各官”派饷，规定：不论起用或不起用的官，皆派饷，其中起用的，派饷数目少些，不被用的官，摊派的数目多，敢说一句“不办”的话，立即用夹棍严刑拷追。自刘宗敏寓所以下，各处兵营、勋戚名官之家，甚至在路旁街边，“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派饷的具体数目，按等追缴：中堂官（即原明首辅、大学士一级的官），须出白银十万两，各部院、京堂、锦衣官为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官为五万、三万，翰林官多则为三万、二万，少则为一万，各部属员以下的，均以千计。至于皇室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已。”至四月一日，追赃刑拷扩大到普通老百姓，“各处搜求渐宏，贩鬻之家稍有赀产，则逮而夹之，老稚冤号，彻于衢路。”据亲眼目睹的杨士聪说：刘宗敏所居府第有三个大院，每院落被夹的有百余人。这三百余人中，缙绅占十分之一二，绝大部分是史馆办事、卫幕杂流、指挥千百户、各衙门办事人员，及各部书办等基层小官。他们被夹，有哀号的，有不能哀号的，“惨状不忍见闻”。凡已被夹死，然后用绳子拽出去，“不啻千余”（《甲申核真略》，30页。参见《明季北略》，卷20，355页。）。“夹棍”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农民军进京后新造的夹棍皆有棱，且用铁钉相连，被此棍夹的人，“无不骨碎立死”。凡受此刑者，很少有活命的（《甲申核真略》，22页、25页、26页。）。士兵“皆资掳掠，其囊中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二三百金。”（《甲申核真略》。）
   据《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塘报》，说农民军在北京提拿大批勋戚文武大臣，拷掠追银，吴襄也在其中，“拷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李自成为了要挟三桂就范，是把吴襄一家作为人质收系的。他们被拘禁于刘宗敏寓所，也同样受刑追银。当时刘宗敏负责追银，大部分明官都被拘禁于他的寓所。对吴襄的拷掠有多种说法，有的说，“其父（吴襄）为贼刑掠且甚”（《甲申传信录》，卷8，“借兵复仇”。）。有的说他被“拷掠甚酷”（《三垣笔记附识中》，232页。）；有的说“已受闯贼刑法将死”；有的说他“被获将夹，复宥而宴之”（《甲申核真略》，29页。）。有关追饷数目，也是说法不一，一说向吴襄“索饷二十万”（张怡：《溲闻续笔》，卷1。），一说他被拷打，只凑了五千两白银，交给了农民军。三桂派往京中密探消息的人证实，他的父亲被刑拷，追银；再有吴襄密派旗鼓官傅海山向三桂密报他“受闯贼刑法将死”。吴襄深知自己“终不免，遗人贻书于子（三桂）”（《甲申核真略》，29页。）。
抢劫美妇艳女为妾
   李自成一进北京，就住到皇宫，“即唤娼妇小唱梨园数十人入内”（赵士锦：《甲申纪事》。），将宫中掌书宫女杜氏、陈氏、窦氏、张氏占有，而窦氏尤受宠爱，号曰“窦妃”。他还把宫女集中起来，分赐给随来诸将，每将各三十人，如牛金星、宋献策等要人都各得数人（《小腆纪年附考》，卷4。参见《明季北略》，卷20，348页；《国榷》，卷100等书。）。他将戚畹家妇女分给各队营长，按册配给，不拘老少，有子女的也一并随养，有的得到一个年少而貌美的，就兴高采烈地抱到马上；有的得到年龄大或相貌丑的，也无可奈何（《甲申纪事》，参见《甲申核真略》，33页。）。
李自成入居皇宫，各将帅则“分居百官第”，如刘宗敏占都督田弘遇府第，李过占都督袁祐府第，谷可成占万驸马府，田见秀据曹驸马府，李岩占嘉定伯府等等。“其余多踞富民巨室”，有的甚至还“占其妻子”（《平寇志》，卷9，207页。），“子女玉帛尽供其用”（《李闯小史》，卷4，123页。）。刘宗敏占据皇亲田弘遇府第，《甲申纪事》的作者明工部主事赵士锦被拘于刘宗敏宅，据他亲见，三月二十日农民军进京的第二天，他在刘宗敏的宅前，看见一位长得漂亮、衣着艳丽的少妇，同数十名女人随之而进入刘宅，这些女人都是田弘遇家的媳妇。她们中除了被刘宗敏占有的，其他都被营队长及其部属分占。有的明官为逃脱助饷、保全身家性命，竟以赠送美女来收买农民军首领或下属将领。如明礼部侍郎杨汝成被夹一天，献出美婢、玉杯、金壶等物，送给农民军一名小军官王旗鼓，便被释放（《流寇志》，卷11，75页；参见《明季北略》，卷20，355页。）。显然，追赃者受赃，已乱了纲纪。著名的耶稣会士汤若望曾被引见“二王爷”刘宗敏。他在第一个室间内看见明朝许多高级官员正在受刑拷问。刘宗敏见他来时，“登时就把屋内正在献技之女优、女伶驱至屋外”（杨丙辰译、魏特著：《汤若望传》，第7章。）。李自成、刘宗敏、牛金星等首领尚且如此，其部下的所作所为亦可想而知。农民军刚进北京城时，纪律尚好，但很快就退化变质了，往往到夜间，“兵丁斩门而入，掠金银奴女，民始苦之”（《甲申纪事》。）。
刘宗敏一入田宅，就把田弘遇从江南以重金买来的陈圆圆（歌妓）、杨宛、顾寿等名妓挟为己有。杨宛曾对人言：她与圆圆同时被宗敏所执。杨宛不甘心，装伴成乞丐，携田家幼女离京南下。至南京近郊，遭强盗污辱，拒不从而被杀害（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陈圆圆、顾寿也与男优“私约”潜逃，但事行不密败露，刘宗敏大怒，将七名男优抓回处死，但顾寿已逃，刘宗敏没有抓到（陈济生：《再生纪略》。），而陈圆圆“为刘宗敏所挟去，不知所往”（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9。参见陈生玺：《陈圆圆事迹考》，载《南开史学》1981年，第2期。）。吴梅村《圆圆曲》：“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栏”，恰似形象地道出了陈圆圆被劫的事实。
   上述的种种劣迹使李自成打家劫舍的草莽本质显露无遗，他推翻明朝只是为了自己的享乐，将别人的财富、美女据为己有。他不分主次，竟殃及一般富裕人家，甚至连平民也遭到抢劫。李自成等不像是一个创业之君，亦不懂治国安民、安邦之道。
 
   三桂重新夺回关城后，决心征讨李自成。陈兵演武场，举行阅兵誓师，激励将士的战斗意志。他的兵力只有五万人，《临榆县志》载佘一元诗：“关辽五万众，庚际呼如何”。程儒珍《关门举义诸公记》云：“甲申四月，吴三桂奉召入援，兵五万，号十五万。”佘、程两人均是当时人，为其亲眼所见，故言吴军五万是可信的。在他的激励下，这支昔日的关宁铁骑，已显示出一股誓死的勇敢战斗气势。三桂此举，博得了当地士绅的欢心，他们“饷以牛酒”慰劳吴军。有诗为证： 
                                                      一朝忽下令，
                                                      南郊大阅兵。 
                                                      飞骑唤吾侪，
                                                      偕来予参评。
                                                      壮士贯甲胄， 
                                                      健儿拥旆旌。
                                                      将军据高座，
                                                      貔貅列环营。
                                                      相见申大义，
                                                      誓与仇雠争。
                                                      目前缺犒赏，
                                                      烦为一赞成。
（《临榆县志》，卷9，《舆地编·纪事》4。）
   三桂骄傲地问他们：“我兵何如？”众乡绅们都说：“真天兵也！”又问：“可杀李贼否？”此时，众目移向了李自成派来劝降的两名使臣，一个叫李甲，官巡抚；一个叫陈乙，官兵备道。众乡绅以李、陈在座而不敢答，三桂下令：割下使者两耳，放其回京，让其传话说：“令李贼自送头来！”（孙旭：《平吴录》。参见佘一元：《山海关志》。）。三桂的此番勇气和魄力，赢得了全军将士的赞叹：“吾帅忠孝人也！”（《甲申传信录》，卷8，144页。）。
   三桂同李自成彻底决裂，给父亲吴襄写了一封绝情的信，其文曰：
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亲大人膝下：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属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便当扑灭，恐往复道路，两失事机，故暂羁时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内便已失坠？使儿卷甲赴关，事己后期，可悲可恨！
   侧闻圣主晏驾，臣民戮辱，不胜眦裂！犹忆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素绱号恸，仗甲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著英烈。我父唶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男三桂再百拜。（《明季北略》，卷20，369~370页；参见《流寇志》，卷11，176页。其他各书所记，仅个别文字有差异，内容相同。三桂写此信的时间，多方史籍的记载有差异。如《国榷》，卷100记载于四月九日李自成得此信；《平寇志》，卷10载三桂写信为三月二十九日，而载吴襄致三桂的信为三月二十七日（乙卯），父子来往通信仅隔两日，北京至山海关为七百里，以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在两天内往返；按《明季北略》所记，应是四月四日写信，九日自成得信。）
吴三桂的信，明里是针对父亲，实则也是针对李自成、牛金星等农民军领袖而写的。这封信不仅与父诀别，而且也是同农民军的彻底决裂，还暗含保护其父的策略。三桂是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倾注了他的全部心声，悲壮慷慨，气冲霄汉，读来其气势撼人心肺。三桂在下定与李自成彻底决裂的决心时，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有后来他的死敌多尔衮的参战，他非常明白自己的五万兵众面临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和后金军队两面夹击的绝境，这说明他已经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决心以死殉国（《临榆县志》载佘一元诗：“关辽五万众，庚际呼如何”；程儒珍《关门举义诸公记》云：“甲申四月，吴三桂奉召入援，兵五万，号十五万。”）。
   吴三桂命夏国相起草并颁布讨贼檄文道：
闯贼李自成，以么麽小丑，荡秽神京。日色华光，豺狼突于禁阙；妖氛吐焰，犬豕据乎朝庭。逼帝后于泉台，填小民于沟壑。绝无惠德，只事淫威，本夜郎自大之心，窃天子至尊之位。又复穷极悍恶，昼夜宣淫；更旦逞尽贪残，日夕抢掠。于是神州赤县，变成棘地荆天；嗟我首都京华，化为妖坎贼窟。本爵身膺边陲之寄，心怀君国之忧。悲象魏凌夷，愤袅酋残虐。爱兴义师，籍除暴逆。凡我官吏，尔侪军民，当知国家厚泽深仁，自应报本；亲睹闯贼凶悍惨酷，群起诛奸。挥逐日之戈，奏回天之力。顺能克逆，诚志所孚，义声所播，一以当百。试看禹甸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
   四月六日，李自成从他的使臣口中得知三桂誓死不降的消息后，十分震惊，转而大怒，余怒未息，九日又得三桂绝父的信，当即“徘惶失据”（《国榷》，卷100，6065页。）。他感到事态严重，以为将吴襄从狱中放出来，还宴请他，“厚加抚慰”，以示笼络，可以招降三桂（《甲申传信录》，卷8，140页；吴伟业：《鹿樵纪闻》，“西平乞师”，卷下，216页。）。但李自成想错了，他祸害百姓的行为，与三桂拼死保护百姓、其部属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忠君爱国的一贯行为是水火不相容的。此后，李自成的耳中不断传来吴三桂募兵备战“讨贼”的消息。
   吴三桂降而起义，是李自成、刘宗敏等人的非常错误的政策和农民军的蜕变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而这个恶果又直接迅速地导致了李自成很快失败的结局。也充分证明吴三桂是一位刚正不阿，正义凌然，不畏强敌前后夹击的盖世英雄。李自成农民军顺民意时，吴三桂可以归顺为臣子，而当其蜕化变质时，可以毫不犹豫地进行生死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