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字辈下儿孙已历两代，遍及西北五省区及北京、南京等地。儿辈72人，其中17人上学读书，其余均已参加工作；孙辈35人，6人已工作，其余在各级各类学校学习。吴氏家族三代人口已过百人，可谓“枝繁叶茂，人丁蔚起”。

伊斯兰背景下的天水吴氏家族，在数十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这与西北社会晚清以来的社会转型的进程大体上是同步的，同时也是吴氏家族个案典型意义之所在，因为我们在吴氏家族必、鸿、泰三代人身上，十分清晰地见到了时代进步的痕迹与社会发展的烙印

以上我们记录了晚清以来天水吴氏家族的演变情况。在走访家族成员或查阅家谱资料的过程中，笔者最为深刻的感受是，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家、国一体”和“家、族一体”的观念时时刻刻地影响着不同时代、不同家族的所有人，家族历史的演进既是对时代前进的积极回应，又是新的社会变迁的动力源泉。处于社会转型过程的吴氏家族三代人，与清政府、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之间，通过社会政治与群体行为的方式不断地进行对话，从而演绎出跌宕起伏的社会历史语境。这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也是我们常说的国家与家族“语义场”的充分体现。

家国同构促成穆斯林家族与国家命运的一体化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家国同构的国家，长期以来就有着家国一体的传统。这个传统强调家与国的利益根本一致，不可分割。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经历空前阵痛的巨变时期，“国”和“家”的命运凸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穆斯林族群是陕甘宁地区毋庸置疑的主体族群，正是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权更迭、特别是西北地区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得穆斯林族群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中国穆斯林从“回回争教不争国”的俗谚到近代以后“爱国即是爱教”口号的提出，以及直接参与爱国革命斗争的实践，都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与穆斯林观念的更新。

吴氏家族的数代先辈秉承着穆斯林的商业和工艺传统，在自己所属的工艺和医学行业领域付出着生存必需的最大努力和智慧，昭示着封建自然经济的巨大惯性不容忽视。到了吴兴和吴必发、吴必昌生活的晚清时代，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不仅由科举人仕，从而完成了封建体制下自乡村农民向统治阶级的社会科层转化，而且吴氏家族业已成为天水名门，这说明旧的社会机制虽然受到冲击，但依然是运作的主体；

但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动，国家兴旺和民族生存的压力同样窒息着每一个家族，吴氏家族从“鸿”字辈开始，也必然自乡绅的较高起点重新分化，接受时代赋予的新的挑战。例如，民国时期国共两党的政治分野在吴氏家族中不可避免地发生折射。其后人中既有吴鸿宾、吴鸿业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阵营，并协助党组织做了不少重要的工作；也有吴鸿权、吴南如等国民党军队中的校级军官，包括在诸马军阀队伍中的人，则或经商或从教或热心宗教事务，很难从他们的经历中断定他们的政治属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吴氏家族成员从属于哪一个政治集团，也无论他们处于西北社会的上层、中层或者最下层，他们对待国家(或者用“祖国”更准确些)的态度却是高度一致的，国家利益高于家族利益，家族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

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中，西北穆斯林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包括直接出兵、捐款捐物、演说演出、游行请愿、抗日外交，甚至每周五“主麻”祈祷等，参与和声援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本文列举的吴氏家族成员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国民党、反帝大同盟、回教救国协会、民盟、民主建国会等爱国统一战线的地方领导者或成员，一些人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爱国的境界明显地高于爱教、爱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更是无一例外地积极投身于祖国建设的各项事业。家国同构的传统所铸造的爱国主义精神，即使在穆斯林家族发展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这方面，天水吴氏家族以吴鸿宾最具时代变革的典型意义，其人在西北具有较大影响。

吴鸿宾原名吴鸿顺，字彤斋，少小时即怀有救国大志。

1922年到北京求学，次年考入北京大学肄习法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与彭真、张友渔、韩幽桐等同志同学共事，共信共勉，同时与同乡、中共党员葛霁云相友善，甘籍旅京士子咸称“葛、吴”。

由于受到先进理论和爱国思想的熏陶，吴鸿宾参加了1925年3月北京各大学爱国师生反对段祺瑞卖国政府的示威游行，并被推选为“北京学联”代表，在赴执政府请愿时被卫兵击伤，是“三一八惨案”流血受害者之一。

1928年担任北大法学院党支部书记，参加北京党组织各种重要活动；同时主编北大法学院《新政治月刊》，刊发评述各类国事主张。

1929年春受组织派遣，赴延安中学任教，每月收入除自己生活费用外，其余用来接济革命同志。

1930年夏返北京任中共北京西区区委书记。旋调赴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特科工作。蒋、冯、阎军阀混战，党组织派他去邓宝珊部做军队工作，后随邓去上海从事地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