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何不为吴芮写传?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作者:牧羊  文章来源:转贴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9/2/14 11:25:48  文章录入:ok  责任编辑:吴鸣镝
 
 

史载司马迁于公元前104年受命治史,到公元前99年(发生了李陵事件)五年时间应有小成,可能《史记》的初稿已经完成(草创未就),汉武帝看完初稿大为光火,且与司马迁讨价还价,但司马迁却并不让步,坚持秉笔直书(在这一点上,司马迁是占理的一方,而汉武帝是理亏的一方。相当于要求记载与事实不符的历史)。这点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里曾经提到过:“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司马迁明确说了《史记》一百三十篇此时已经草创,只是还没来得及修改润色,同时司马迁能够忍受此奇耻大辱(受到宫刑)而苟活于世只是“惜其不成” (《史记》最后成书年代为公元前91年)。那么,司马迁在史书里记录了什么让汉武帝如此恼羞成怒呢?要挖掘出让汉武帝如此动怒的原因实在太不容易了。因为,即使司马迁仍然坚持己见秉笔直书,在传世的《史记》里这部分内容也会被删除,何况司马迁最终可能会迫于形势而妥协,将导致汉武帝动怒的记录抹掉。所以,要找出被删除的部分内容还得从《史记》着手,就是那些按常理必须记载而《史记》里却没有记载的历史事实。
 
史书没有记载的历史事实很多,但是一些大事如开疆拓土、重要的人事安排等一般都会记录在案,如果按理该记的未记,要么该事太小不足以记录,要么该事有损皇家威望不便记录。纵观《史记》一百三十篇,从黄帝开始到汉武帝,“本纪”共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虽然时间跨度是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历史,但着重点还是秦末到汉武帝之间一百多年的历史,此期间的众多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司马迁均录入了《史记》。在此期间有哪些该记而未记的历史人物呢?笔者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史记》中没有长沙王吴芮的传记!刘邦建立汉朝后论功行赏共封了八个异姓诸侯王:楚王(后贬为淮阴侯)韩信,韩王韩信(汉朝有两个韩信,为以示区别通常后一个称为韩王信),赵王张耳,淮南王英布(黥布),梁王彭越,燕王藏荼,(后)燕王卢绾,长沙王吴芮。司马迁为这八人中的六人写了“列传”,只有燕王藏荼和长沙王吴芮无传,为什么呢?

对照班固的《汉书》也许能看出些端倪。班固在《汉书》里为这八人中的七人写了传,只有燕王藏荼无传。司马迁和班固两个人都不给燕王藏荼写传,其原因是燕王藏荼是第一个起兵造反的诸侯王,再加之藏荼是项羽的旧部,所以刘邦的的确确实实在在是将藏荼当反贼来看待的,且一直没有“平反”,同时很快又封了卢绾为新的燕王,所以两位史学家都不敢给藏荼写传。但司马迁不给长沙王吴芮写传却不是平不平反的缘故,因为,在八个异姓王中,后来“反了”的有六个,只有赵王张耳(刘邦打下天下时已死,其子张敖承袭赵王,鲁元公主驸马)和长沙王吴芮从未造反,而且吴芮的长沙国是唯一传承了五代的异姓诸侯国。班固在《汉书》里这样评价长沙王吴芮: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张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国。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以无嗣绝,庆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称忠也!对于这样一个“不失正道”的人物,司马迁没有留下他的传记实在是说不过去,既然真的没有留下传记,背后必有隐情。
 
如上所述,既然吴芮功高又不震主(吴芮的主要功绩是追随刘邦打天下,扫平今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被刘邦封为长沙王,长沙国地域包括豫章郡、长沙郡、南海郡、象郡和桂林郡,但实际辖地只有长沙一个郡却能安分守己。其子在淮南王英布造反时又帮助刘邦擒杀了英布),可以说是诸侯王中的楷模,忠诚形象的榜样。对于这样一个榜样式的人物,司马迁却没有给他留下传记,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曾经写过但后来又删除了。为什么写了又删除呢(说明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对作为政治家的汉武帝作出了让步)?这个原因也就是司马迁遭受宫刑的原因。因为在长沙国的地域里包含了一个古老的王国—--古苍梧国(今湖南永州郴州地,也就是湘南地区),因为古苍梧国曾经遭受了惨烈的巨变,因为汉武帝不希望历史记录下这场惨烈的巨变特别是巨变发生的过程(不利于维护统治),更主要的是汉武帝从疆域上考虑,希望不要记载“今湖南永州就是古苍梧”,而是顺势记载“今广西梧州就是古苍梧”(与南岳从安徽天柱山移到湖南衡山类似),于是一个史学家和一个政治家的对垒就发生了,其结果就是史学家收获了惨痛的教训。而一个史学家的愤怒和任性就是让后人无法从传世的史书中找到古苍梧国及古苍梧郡任何直接的踪迹(司马迁几乎删除了一切与古苍梧有关的记录包括长沙王吴芮的传记),要不是考古新发现,我们到现在还不会知道曾经存在过一个古苍梧国(关于古苍梧,有兴趣的朋友敬请参阅拙作《苍梧考》)。

古苍梧的那场巨变发生在吕太后当政时期(公元前183-前180年),虽然没有任何直接的文字记载,但可以根据有限的历史文字推断出当时的惨烈程度。先是南越王赵佗“侵盗长沙,掠数县而去”,实际是打下了苍梧故地,扶持了一个苍梧王,后是吕太后遣隆滤侯周灶往击,“会暑湿,兵不能逾岭”,实际是隆滤侯把古苍梧给灭了,擒杀了苍梧王,所以才有后来的赵佗封赵光为苍梧王,在今广西梧州地重筑苍梧王城(“苍梧”地名由今湖南永州迁往今广西梧州的开始)。苍梧王赵光,史书记载的是“赵佗的族弟”,而赵光被封苍梧王之后70年才死(公元前181年封苍梧王,死于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收服南越的第二年),正常情况下被封苍梧王时才10岁左右,此时赵佗已接近60岁,赵佗会有这么小的“族弟”吗?况且赵佗作为秦始皇的“南下干部”其族人主要还是留在家乡即今河北真定,他反汉时吕太后镇压了赵佗留在今河北真定的族人,在吕太后的镇压下赵佗如此小的族弟又是怎么从今河北逃到今广州的呢?直到现在,瑶族中的赵姓人氏只认赵光为得姓始祖,为什么不认赵佗为得姓始祖呢?原因只能是“赵光是族人,赵佗不是”,即赵光实际是苍梧族人,被赵佗赐姓、兄弟相称、封为苍梧王。由于这场惨烈的战争,对双方的消耗都极为巨大,汉朝廷再无力量继续征伐南越,才会有“兵不能逾岭”的结果,直到约70年后的汉武帝才又积聚力量重佂南越;遭受惨败的古苍梧族人则四散奔逃,主要逃往邻近的山区武陵以及当时的南越。逃到武陵郡的苍梧族人经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演变成东汉时闹得厉害的五溪蛮,苍梧王赵光也毫无建树,等汉武帝大军一到就立即投降了事。

对于这场灭亡古苍梧的惨烈战争,汉武帝从政治角度考虑,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肯定不希望据实记录,特别是战争的具体过程,更不希望后世之人知道“古苍梧在今湖南永州,在吴芮的长沙国内”(汉武帝顺势而为在今广西梧州重新设立了新的苍梧郡,苍梧郡从公元前213年左右被并为长沙郡到公元前111年重新设立,消失了一百多年),只希望司马迁能够一笔带过,但司马迁可能坚持要秉笔直书,冲突就这样发生了。受辱后的司马迁显得非常愤怒和任性,将古苍梧的所有痕迹几乎删得一干二净,其中包括长沙王吴芮的传记。汉武帝是非常成功的,至今大家仍然不知道“永州就是古苍梧之地”,仍然认为“今广西梧州一直就是古苍梧”!更有甚者,唐宋等古代学者竟然还提出了“九嶷山半在苍梧半在零陵”的观点。其实,九嶷山整个都在古苍梧之境,是汉武帝为了延续远古传说故意将部分古苍梧之地划归新设立的苍梧郡导致的(被划归新设立的苍梧郡之地都是舜晚年活动的区域。冯乘,今湖南永州市江华县,和谢沐,今湖南永州市江永县,被划归新设立的苍梧郡)。随着近代考古的发现,特别是在汉武帝之前下葬的古墓中简书如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等的发掘,“今湖南永州就是古苍梧”这个盖子正在逐渐被揭开。

同时,对比司马迁的《吕太后本纪》和班固的《高后纪》可以感觉到司马迁对吕太后的憎恨(由于记录吕太后的劣迹而遭受宫刑,所以迁怒于吕太后),一是对吕太后的称呼,班固要显得尊重一些,二是班固有点为尊者讳的味道,而司马迁唯恐后人不知道吕太后的阴毒凶残,为后人记录下了吕后对戚夫人极其残忍的摧残过程等等(注:汉武帝的高奶奶是薄太后,不是吕太后,,所以就容忍甚至纵容了司马迁对吕太后个人形象的损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