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公亶父与吴泰伯父子二人经过两次迁徙建立了两个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古公亶父率部族从豳地到达陕西箭括岭之下周原，可以肯定，在这之前，古公亶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深思熟虑之前也是经过周密考察的。从当泰伯仲雍为让王位而奔荆蛮之时，很顺利地长途跋涉，很顺利地与各地的部族打交道，很顺利地找到另一个立国之地，从而与古公亶父一样，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建立一个国家，从这些事实可以推断，当初古公亶父的部族从豳地到周原之前的这个考察迁徙地点的任务，是由其长子次子泰伯仲雍执行与完成的。泰伯仲雍长途跋涉，走遍黄河上游各地，与各地的部族打交道，考察并比较之后，选定了周原地区为迁徒的目的地，并得到古公亶父的认可。然后整个部族迁徙而来，定居于此。正因为泰伯仲雍有如此成功的选择国家地址的经历，所以，泰伯仲雍从黄河上游的陕西到长江下游的江南，也是轻车熟路，操作起来非常娴熟。
     《史记 吴泰伯世家》称：“泰伯、仲雍奔荆蛮，纹身断发，示不可用”“泰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泰伯”。这个记载，一是说明当时的周国己经具备礼仪，所以才有“纹身断发”而不可用的规定，二是说明吴泰伯建立了一个由千余家荆蛮之人所组成的国家。
      当初周太王古公亶父在豳地之时，他的部族就是一个熟悉农耕并且文化发达的族群，这个部族的农耕，应该是实行了井田制，而且史书记载“周人百亩而彻”，周国实行实物征税制度。另外，这个部族的文化，不仅具有“纹身断发则不可用”之类的具体礼仪规定，而且其文化的重要部分，只有王室成员才可以传承。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与次子仲雍，是王室的主要成员，自然可以学习到这个部族的文化精髓，这些文化应该包括现在己经失传了的《连山》《归藏》等古典易书。
     这些古典秘籍，不仅泰伯仲雍读过，季历与姬昌父子也读过，姬昌在此基础上演绎出了《周易》。到了东周的春秋时期，周王室的王子姬朝在争夺王位的过程中失利，带了大批周王室的典籍逃到楚国，周王室的秘籍才渐渐流散于民间，不再是只有周王室成员才可以读到的书籍了，据称孔子也因此而读到《周易》，并感慨“朝闻道，夕可死矣”。
     有意思的是，上文提到的箭括岭，在两千年后，泰伯仲雍后裔吴玠与吴璘正是在此地抗击金国大将粘没喝，并取得胜利，从而为后来取得更大胜利（和尚原之战）打下基础。
      泰伯仲雍奔荆到达吴地，根据现代考古，这个地区在泰伯仲雍到达的一千年之前，曾经有过辉煌的文明，这个文明擅长制造玉器，这就是良渚文明。在良渚文明消失一千年后，泰伯仲雍到达了这里，虽然良渚文明消失，但是这个区域的人类并没有消失，只是他们己经失去了昔日的文明。泰伯仲雍到达这里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人群可能还是处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他们应该也有自己的首领。不过，可能是这个地方的人群首领刚刚过世，而新首领太年幼或者不成熟，也可能是这个地方的首领也是一位有义之人，认为贤者为上，谁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谁就应该为首领，也可能是如同清朝黄宗曦所写的《原君》一文中所述的那样，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君主是一件苦差事，不是一件人人愿意干而且是人人能干得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道德高尚而又贤明能干的泰伯仲雍的到来，自然受到当地人民和当地首领的欢迎，推举泰伯仲雍为首领。
      同时，泰伯仲雍为了向远在周原的古公亶父显示不在周国为王的决心，也愿意在吴地为君，表示在这里扎根下来，不再回到周原，而且纹身断发，于周礼也不适于回到周族。泰伯仲雍从为当地人民谋福利的考虑，也不会再回到周原的周族。所以泰伯仲雍自号勾吴，建立国家。
      有了国家，为了实现国家职能，必需有税收，这是在豳地和在周原做为王子的吴泰伯所清楚地知道的一件事。恩格斯说:“为了维持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公社完全没有的”。税收的出现，是人类由蒙昧状态跨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税收自始至终，作为国家重器的身份始终未变，聚财的功效始终未变，强势的秉性始终未变。
      后世记载的关于周朝以前的税收情况，都会记载在古公亶父的周王室的书库中，泰伯仲雍都可以读得到，从而得以清楚地了解。《路史》载：神农之时，为民赋，二十而税一。黄帝有熊氏始设井田，立什一之制。至大禹之时，分田定税，什一而赋，稻谷充足到可以造酒。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夏之贡，其实是贡赋并重，贡为土特产品，赋为田中粮食。《孟子》称“夏后氏五十而贡”，即每户农家耕田五十亩，上贡量为五亩耕田的农作物产量，税率约为十分之一，孟子认为，“什一而税”是理想中的尧舜之道，是最公正、最标准的税率。这些情况，泰伯仲雍都十分了解。
    《周礼·天官·大宰》载：以九赋敛财贿。包含了九个税种：“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周礼·小司徒》载：凡敛税之法，乃分地域而辨其首，施其职而平其政。即征税标准考虑地域与行业的差别。《周礼·地官》载：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即征税标准因距王城远近而不同，近者多役故轻赋，远者无役故重税，税率分别为5%、10%、15%、20%，仅仅只有漆林一类的经济作物税率为25%。同时，还有劳役，包括兵役、筑城、田猎、运输。这些很可能都是古公亶父所制定的规则，甚至泰伯仲雍也参与了制定，所以泰伯仲雍对此也是了如指掌。
    《吴越春秋》记载：“泰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泰伯仲雍在吴国推广青铜器的使用，起城以获得安全(泰伯仲雍早在豳地之时，就见识过攻伐、杀戮、伤亡、流血，也正是因为豳地的不安宁而让古公亶父决定迁徙，所以泰伯仲雍自然知道保卫和平的珍贵)，耕田以获得口粮，兴修水利以保证农耕的收获。同时有渔有猎，充分利用资源，保证人民的富足。虽然现在没有考古证据说明当时的吴国实行了井田制，井田制的前提是土地国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国有也意谓着土地不可买卖，只可分封。但是，人民愿意归附泰伯，说明吴国的地产、土产、水产为当地人民大众所享用，而不是为上层阶级所独享，人民大众有这样的福祉，从而富足安宁。否则，虽然此地物华天宝，物产丰富，但上层阶级盘剥严重，丰富的物产由少数人享受，人民大众必定不能富足欢乐，必定会高喊“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誓将去汝，适彼乐土”
      可见，泰伯之所以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戴，并且顺利地传位给仲雍，其所执行的税务政策，其制定的税率，一定是非常恰当的，即能保证人民富足，又能保证公益设施包括城池与渠渎的建设方面的开支用度。所以，泰伯仲雍所代表的吴国统治阶层的生活，应该是非常俭朴而非奢华。古人云，俭，德之共也。节俭与俭朴，是所有的德行的共同特征。奢华做派，与德无缘，与至德更无缘。没有这个俭朴之德，人民只会逃离，而非拥戴。人民看到宫殿巍峨而自己囊中羞涩，人民是不会有自豪感的，只有宫殿里的人，才会有自豪感。
      从后世的诗文《花木兰》中可以看出，在比较落后原始的部族之中，可汗（帝王）大点兵之时，民众从军还要自己花钱买兵器鞍马等等。这表示在比较原始的部族之中，民众从事劳役，也要自己带上工具，不需国家来发放工具，泰伯吴国的建造城池与开凿沟渠，也许也是这样，然而这也是藏富于民的一种表现。
      但这并不表明统治阶层不用抽税，自古以来，国家有用度开支，在通常情况下都靠对本国人民的收税来解决，而不是靠向外的侵略与掠夺来解决。但是，对人民收税的多少与方式以及技巧，这里大有讲究。后世的所谓变法改制，主要是对收税的多少与方式以及技巧的改变。
      鲁国变法之时，采用“初税亩”，按亩征税;税率为十分之二，土地不是国有化，而是土地私有，国家向土地所有者（贵族地主）收税。秦国实行“初租禾”的征税方法，也是按照田亩的多少来征收禾租，并非按农作物的产量来征收。到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时期，各国变法，税制条款就出现更多的新情况。齐国的管仲采取“相地而衰征”。根据土地的肥沃与贫瘠来征税，并且实施盐铁专卖，寓税于价（这种做法一直到现在的中国也在使用）。晋文公重耳的惠民政策是将公田赏赐给众人，土地私有化。楚国的孙叔敖主持修建水利。吴王阖闾认识到“谁过多地增加百姓的赋税，加重百姓的负担，骄奢好战，谁就必然灭亡”的道理，发出了“王者之道明矣，厚爱其民者也”的感叹，听从孙武子“厚爱其民”的建议，从而将吴国建设成王道乐土。越王勾践则是努力增加人口，以礼仪尊重贤士，而且自己节约财力,不是自己耕种的食物一律不吃，不是自己妻子纺线、织布做的衣服一律不穿，由此而可以实行免税政策（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到了战国时期，魏国吴起选用士卒，对于入选的武卒，免除全家的赋税、徭役和田宅的租税。魏国李悝要求农民多种经营，扩大副业生产。吴起在楚国变法之时，削减贵族爵禄，爵禄只能享受三代，失去爵禄与土地的贵族派往边远地区垦荒，增加国库收入。秦国的商鞅变法，比吴起变法更彻底，废除井田制，废除分封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推行郡县制。
      上述的土地私有化、以地为奖赏、根据土地肥瘠收税、有针对性的免税、尽量减少税收以做到厚爱于民、发展制盐与青铜的工业、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与民同作、这些后世贤能之士所采用的饱含着“德与贤”的治国方式方法，做为至德第一的吴泰伯，必定都以娴熟的方式或多或少地加以使用，毕竟至德之士即是有道之人，有颗厚爱其民之心，只要不是高高在上，只要不是专于享乐，而是踏实与专注于解决问题，经过务实与深思，必有厚爱其民之法，必有厚爱其民之术。而且，泰伯仲雍还有在豳地和周原，在典籍文化发达的部族王室之中，所了解到的从黄帝到尧舜到夏商时期的各种治国包括税务方面的条款前例，对于治国之术有着深厚的认知，并且身体力行，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治理国家，从而在吴国的公共建设方面成就巨大的同时，民众也不感到难以承受，从而为六百多年吴国的长久国运奠定了基础。
                                                           【作者简介】吴鸣镝 安徽人 吴文化学者
                                                             吴乐一 无锡吴氏祖地宗亲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