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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公亶父迁岐是周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关键词]：古公亶父迁岐； 第五次反围剿； 二万五千里长征； 共同特征； 德国哲学家莱布茨尼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是相同的，历史的发展是客观的、不可逆的，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不可能找到相同的历史事件。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往往有惊人的相似性和类比性，因此，人们往往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汲取历史的智慧。如果将三千多年前的古公亶父迁岐与三千多年后的红军长征这两大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也，两者时空差距之大，古今相及之远看起来是毫无联系的。然而将两者对比分析后，可以找到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而得出古公亶父迁岐是周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结论。 一、古公亶父迁岐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古公亶父迁岐在周人发展史上既是一次战略大转移，也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改变了周人的命运，改变了此后的历史走向。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共发展史上的一重大转折点，这次战略大转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轨迹。 1.古公亶父迁岐 有关古公亶父迁岐的史实在《诗经》和《史记》中有较为详实的记载。 《诗经·大雅·绵》中有：“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史记·周本纪》中载：“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这两段史料记载了古公亶父迁岐的背景、原因和经过等。在古公亶父担任周族首领初期，周人仍然生活在豳地。古公亶父以仁义治理邦国，并且与周边部落和睦相处，因此受到了大家的爱戴。但西北方向有个剽悍的游牧民族部落却经常侵扰周人，抢夺财物，周人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于是古公亶父率领族人，离开了豳地。他们长途跋涉，渡过了漆河、沮河，翻越了梁山，终于来到了岐山脚下的周原地区。周人在周原地区定居下来后，在古公亶父的领导下，他们修建房屋和城池，设置官吏，并且改变了族人保留下来的的戎狄习俗。他们还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并且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而且得到了商王朝的认可。这次战略大迁徙为周人的崛起和西周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在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将主力部队撤离长江南北各苏区，转战两年，到达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行动。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从江西瑞金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在长征期间，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冲破国民党军队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通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克服无数艰难险阻，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主席对长征作了精辟的总结。他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长征的胜利，为开展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公亶父迁岐与长征相距三千多年，要论证古公亶父迁岐是周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结论，就必须通过对比分析找到这两大历史事件的相似点或者共同特征。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相似点。 1.背景和原因相似 两者都是在面临着生死存亡威胁的背景下，被迫做出的战略大转移。 古公亶父为什么要从豳迁往岐呢？据《周本纪》和《孟子·梁惠王下》的记载均说是因为周人为戎狄所迫，在《后汉书·西羌传》中也载有：“戎犬寇边，周古公亶父逾梁山而避于岐下”。所以周人迁岐的原因是因戎狄所迫的，周人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严重威胁，这是无疑的。迁岐可以保存力量，免于两败俱伤或者灭族的危险。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追击，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中央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长征的目的就是要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保存基干力量，使中央红军转危为安，找到新的革命根据地。 2.性质和形式相似 两者都是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被动采取的一次战略大转移，都以长途跋涉的形式进行，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极为艰苦恶劣。古公亶父迁岐是周人在面临威胁之际，采取的一次战略大转移，他们举族长途跋涉，从豳地迁往岐下周原地区。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情况下，被动进行的一次战略大突围和大转移，他们一边行军，一边作战，一路险象环生，最终胜利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 
第一，两者都历尽千难万险，受尽磨难，战胜了重重困难最终实现了目标。在古公亶父的带领下，周人从豳地出发，他们逢山开路、遇河架桥，渡过漆水、沮水，翻过梁山，来到了岐下周原。史料中虽然没有记载周人迁徙过程中是否受到戎狄的围追堵截，但这次迁徙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一过程中，充满了许多艰险与困难。红军长征更是凶险万分，红军不仅面临恶劣自然环境的威胁，还要与数倍的敌人周旋。他们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历尽艰难险阻，行程二万五千里，终于胜利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 第二，两者在战略大转移的过程中，都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活动并产生了重大影响。古公亶父率周人迁往岐下周原的过程中，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占卜活动，占卜结果为大吉后才决定定居周原（“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诗经·大雅·绵》）。在长征过程中，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第三，两者在战略大转移之初，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尽管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周人在迁徙之初有没有目的地，但从《诗经·大雅·绵》“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这几句诗中可以看出，周人是通过占卜后才决定定居周原的，这充分说明他们在迁徙之初，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长征之初，中央红军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长征向北进军，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北方靠近苏联国境，这样便于接受苏联的帮助；二是北方国民党的势力比较薄弱。将目的地确定在陕甘苏区是在长征过程中决定的。 4.结果和收获相似 古公亶父迁岐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都实现了当初的战略目标，都以胜利告终。周人迁岐后，不仅成功摆脱了戎狄部落的威胁、保存了力量、避免了两败俱伤局面的出现，而且找到了一块比较理想的根据地。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壮举，磨砺了周人的意志，积累了精神力量，赢得了人心，将被动不利的局面转化为主动有利的局面。长征的胜利使红军成功摆脱了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保存了革命基干力量，锻炼了革命队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发展了革命根据地。通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壮举，不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革命主张，而且扩大了群众基础，培育了革命精神，摆脱了被动局面，开创了新的局面。 5.重要性和意义及影响相似 古公亶父迁岐对周人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在周人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转折点。周人迁往周原后，有了一块可以休养生息的根据地。周人建国后，天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周人打破戎狄的包围，基本上解除了威胁，获得了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其政权的合法性得到了当时天下共主商王的承认。此后，周人以周原为政治中心和根据地，在短短不到百年里，他们励精图治、开疆拓土，不断壮大崛起，并积极准备翦商，最终推翻了商朝成为天下的共主，建立了鼎盛辉煌的西周王朝。在商纣统治末期，周人的政治中心才因翦商的需要逐渐从西部的周原地区向东转移到丰、镐一带，最终定都于镐京。纵观周人崛起的历史，古公亶父迁岐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是重大的，它对周人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转折点。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以陕北延安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由南方地区转移到了北方地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实现了战略大转移，保存了革命精干力量，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在长征结束后不久，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日寇侵略的加剧，中日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退居其次，国共两党关系逐渐缓和，并且通过中共中央的积极工作，争取到了国民党中央派来围剿陕北红军的张学良将军和杨虎臣将军的理解和同情，从而获得了一个较为有利的环境。此后，中共中央以延安为中国革命的总后方，领导全国人民的抗战工作和中国的革命事业，通过13年的不懈奋斗，力量不断壮大，最终推翻了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统治，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在解放战争后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由西部的延安逐渐向东转移到西柏坡、北京，最终定都于北京。纵观党史和中国革命史，长征的意义是重大的，它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参考文献]： [1]《诗经》李泽非整理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9月第1版 [2]《史记》司马迁 北京 中华书局2006年6月第1版 [3]《中国历史先秦卷》张岂之主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4]《中国历史先秦史》沈长云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年6月第1版 [5]《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张岂之主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6]《二十世纪中国史上卷》李云峰主编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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