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大右派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任炳。这五大右派，没有一人是反对公有制的。章伯钧是安徽枞阳人（枞阳原属安徽安庆，2016年划归安徽铜陵），1922年，以安徽省公费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朱德同住一室，及后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与胡汉民等组建第三党以反蒋， 1947年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1957年建议成立“政治设计院”而被称为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成为右派之首，至今仍然是右派之首。另外的四个大右派是罗隆基（江西安福人）、储安平（江苏宜兴人）、彭文应（江西省安福人）、陈仁炳（湖北武昌人）。

这五人从不反对公有制，而且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就算中国人素质低，而共产党素质高，那也可以先搞党内民主选举）。甚至支持毛泽东思想，只不过，毛泽东思想有1936年的毛泽东思想（准备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象后来的东北抗联一样进入苏联）、1946年的毛泽东思想（高呼美国式民主万岁）、1956年的毛泽东思想（成立人民公社并发动大跃进）。他们只是偏重支持某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然而这五人都被镇压，其原因不是不支持公有制，也不是不支持共产党领导，更不是不支持毛泽东思想，而是反对猥琐的小人而己。甚至不是反对猥琐的小人，而是只反对小人太猥琐。

金镛先生说这世上有伪君子和真小人，然而另有一些人即非伪君子，也非真小人，而且连真小人伪君子不如，只是猥小人（猥琐的小人），这种人只希望个人独裁而不敢说出来。这五大右派仅仅是反对口是心非的猥琐小人，从不反对公有制，也不反对共产党领导，更不反对毛泽东思想，但是只因反对猥琐的小人，只因反对小人太猥琐，就被残酷镇压。

中国有五大右派，而当年流传吴门有三大右派，比较幸运的是这三位后来被平反，这三人是吴泽霖(江苏常熟人)、吴文藻（江苏江阴人）、吴景超（安徽歙县人）。这三人即非猥琐的小人，也非真小人，更非伪君子，而是真君子，吴门三大右派，可以称之为吴门三君子。

吴景超是最超然于政治的学者，他和闻一多、罗隆基并称为“清华三才子”，是胡适最为看重的年轻人之一，周恩来盛赞他的人口观点，蒋介石给他捎信让他去台湾，傅斯年、梅贻琦邀请他去美国，他被称为“中国都市社会学第一人”；他的著作，是中国都市社会学的发端；他提出的“区域经济”、中国工业现代化的理论，他对中国社会阶级的理解，对于中国农村土地、租佃及人口问题的判断与解释，影响至今。虽然他曾经被誉为“最超然于政治的学者”，但最终政治没能放过他。他成了著名的“吴门三大右派”。

在现代化路径选择上，有两个方向，一是梁漱溟、章士钊等人提出的“以农立国”，一个就是吴景超提出的工业化路线。在中国著名的“工业、农业何者优先发展”的争论中，吴景超旗帜鲜明地提出“工业立国”。吴景超在其代表作《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中，提出了“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理论，推行工业化。他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4种，认为中国属于第四种国家，出路在于：充分利用国内资源；改良生产技术；实行公平分配；节制人口。他是中国社会学界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侧重于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在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里，吴景超的治学方法，特点鲜明。在国外广泛学习、游历，让他的视野极具前瞻性和现代性，新颖而务实。吴景超所著《都市社会学》一书，曾受到中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孙本文的高度评价。

吴景超曾在《新建设》杂志发表《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称，“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我认为我国的哲学系中，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课程的必要。”，这是吴景超受到批判最多的一篇文章。吴景超被逼离开讲坛，降级、减薪、思想检讨、自我批评、思想改造、集体学习，纷至沓来。之后吴景超默默转向翻译工作。“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13岁出门远行的吴景超，于1968年最终长眠于故乡的山水间。

吴文藻，1923年清华学堂毕业后赴美留学，在新罕布什尔州达特默思学院学习社会学。1925年升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继续深造，1929年2月，吴文藻先生完成了博士论文后，取道苏联回到北京，在燕京大学任教，并在清华大学兼课。同年，与著名作家冰心结婚。1940年，吴文藻先生创办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后因昆明遭受日本飞机轰炸，研究室迁到呈贡魁星阁，故有“魁阁”之称。吴文藻先生与费孝通等人在“魁阁”组织了一系列的卓有成效的社会调查研究。1958年被划为“右派”。1959年摘去“右派”帽子。此后他与费孝通共同校订几种少数民族史志的的初稿；为《辞海》第一版民族类词目撰写释文及审阅修订草稿等。改革开放以后，吴文藻竭力推动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与学生王庆仁联名发表《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今昔》，又单独撰写发表《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迁》《新进化论试析》等论文，积极推介国际最新学术成果和动向。

吴泽霖，父吴龠，号石平，家境清贫，吴泽霖读过私塾，只断断续续读了两年初小。然而，他天资聪慧，勤奋努力，1909年，以优异成绩插入高小三年级学习。1913年，吴泽霖考取清华学堂，博览群书，并积极地参加了社会服务及学生活动。他同闻一多等自编自演新剧《革命军》，担任过年纪纪念集的美术编辑，被推举为学生法庭检察官，组织同学集资，无息贷款，组织课外社会活动，参与创办校职工夜校、校外儿童露天学校和成人识字班。参加了“华洋义赈会”救济华北五省大旱灾德州赈济活动，应募到安徽寿县至颖上一代参加万国红十字会的救灾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他甚至秘密应征盟军译员，只是因被校方得知而未果。

1922年7月，吴泽霖到美国深造，插入威斯康星大学三年级，第二年在芝加哥大学加修一学期，得到学士学位之后，又先后在密苏里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在俄亥俄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以《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通过这项研究，他对于各民族地位、民族间相互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提出民族平等的主张。之后他以民族学为志业，新中国建立后，他走到哪里，就把民族学博物馆办到哪里。1951年，吴先生被任命为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组组长。次年，政务院组织了西南民族工作视察组，吴先生参加该组工作，在川西等地搜集了大量民族文物。吴先生担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文物室主任。不久，吴先生调到西南民族学院工作。他在这所刚刚成立的学校建立了民族研究室，扩充民族文物室，成立了民族文物馆。后被划为右派。1982年，已84岁高龄的吴泽霖先生把建立民族博物馆的种子撒在了美丽的南湖畔。在吴泽霖先生努力下，中南民族学院把在校内建设民族学博物馆的材料上报国家民委并获同意批示。1984年，在吴先生的倡议和主持下，博物馆得以复建（前身是成立于1953年的中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物陈列馆）。1986年，新馆落成对外开放，并正式命名为“民族学博物馆”。它是我国国内第一座以“民族学博物馆”命名的专业性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