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所以在清朝发布剃发令、易服令、解足令之时，受到汉人一定程度的抵制。而清朝要求男性的发型，据称，在开始是“金钱鼠尾型”，即头发只留下能穿过铜钱方孔的那样一点，后来是“猪尾型”，头发可以留多一点，辫子可以粗一点，再后来男性只需剃半个头就可以了，留的头发更多。这种发式洗起头来就方便了，象原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说的话，他洗脸和洗头是一个动作。

这个发型显然不合汉人习惯，而且服装也从宽袍大袖换成了对襟的褂子，这倒是省了布料，穿着也方便。这使人想起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主动穿上胡人的衣服，便于骑马，抛弃战车，学习骑马射箭，从而赵国得以强大，成为战国七雄。

当然，主动学习与被动命令，性质是不同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把胡人的连裆裤学来了，在此前，汉人无论男女只穿开裆裤，但是赵武灵王学来了连裆裤，并没有流行到民间，只是士兵在行军打仗时才穿，直到南北朝时期，连裆裤才被汉人普遍接受。所以说，秦皇汉武，其实都穿开裆裤的。

而吴泰伯千里奔荆，纹身断发，也是主动学习蛮人的装束，主动适应当地的生产与生活环境。所以说真正的泰伯仲雍像，并非无锡鸿山吴文化广场中心的塑像那样，而应该是纹身断发的模样。常州人民公园中的季札像，比较准确，因为季札的时期，吴国人己经刚刚开始与中原交流，学习中原的装束，而不再纹身断发，至少在士大夫阶层不再纹身断发。

从历史记载的越王勾践的事迹来看，越国王宫并没有三宫六院，所以越国也不会有太监，而吴国在开始的时候，与荆蛮越族相融合，也不会有太监制度。只是寿梦与中原交流之后，才把中原文明带到吴国，不仅自己称王，而且也必然要学习王者的各种生活待遇，但并不知道有没有引入中原文明中的太监制度。只是人们从孙武子教吴国宫女操练的故事中，知道吴王阖闾的后宫，己经有大量佳丽了，这样的话，从这个时候开始，吴国可能己经把中原文明中的太监制度引入吴国了。

不过，日本虽然从中国学习了很多，但并没有把太监制度与裹脚制度学过去。而清朝在发布剃发等三令之时，汉人在抵抗之后，终于接受了剃发令与易服令，但却没有接受解足令，妇女还是没有得到解放。由此可见汉人中的中高层（也就是在各类稍大型的会议中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那些人）的懦弱与自私，他们不敢抵抗剃发令易服令，却在阴中暗中违抗解足令，在外面没有了王权，在家里却拼命维护男权，妇女继续受到压迫，没有仁心慈意。

汉人男性最终没有抵抗剃发令易服令，这也有可能是由于相比较而言，胡人（清朝女真人）的人装束更具有合理性，毕竟汉人男子的古代发式，在生活中确实不方便，洗头扎发，很麻烦，而且汉人的宽袍大袖的服装，确实对行动的便利产生不方便，所以剃发令和易服令，因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被接受，似乎是从善如流。但是更合理的解足令，因汉人中的中高层人员（主席台前排就座的那些人）的自私而被暗中抵抗，固守恶行而不化。

有人认为，吴国灭亡后，在日本又建立了政权，但是，吴国接受中原文明时也接受了太监制度，但吴国人在日本建立皇权之后，却抛弃了太监制度。这显然是一种进步。但是，同样是汉文化圈中的越南与韩国，在古代却有太监制度，这也许是这两个国家距离中国太近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