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6日,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由唐朝魏征、虞世南等人编撰的《群书纪要》,同时捐赠的有36部4175册汉籍涵盖经、史、子、集、丛五大部类,包括经部14部、史部9部、子部4部、集部5部、丛部4部,内容丰富。
细川护熙管理日本原熊本藩主细川家族祖传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日本永青文库理事长。
据文汇网报道,这次永青文库捐赠,是1949年以来日本友人对中国无偿捐赠汉籍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批捐赠汉籍保存完整,其中不乏我国历史上失传已久的重要典籍,特别是中国古代政治文献选集《群书治要五十卷》,该书由唐初名臣魏征等人所撰,唐末已亡佚,国内失传千年,因遣唐使带回日本而得以流传至今,此次日本捐赠的是日本天明七年(1787)刻本,共25册。
日本弘化四年刻本《尚书正义》、昭和影印本《尚书正义》所据宋代底本,国内都没有收藏,对于国内学者开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些捐赠文献版本相当珍贵,《佩文斋书画谱》为康熙內府刻本,道光《列女传》刊刻精美,清刻套印本《御制圆明园诗》、日本宽政八年刻本《制度通》等国内存世寥寥无几,日本江户积玉圃刊本《草字汇》在《中国馆藏日本和刻本汉籍书目》中未见著录,十分珍贵。此外,在捐文献中,有多种为清代著名学者旧藏之书,如:《列女传》为严可均旧藏,《周易集解》为归安姚彦溉旧藏,《文选》为潘祖荫旧藏,反映了晚清时期我国藏书的东流。文献中,还有11种日本版本以日本学者所纂汉学著作为主,是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日本共同社援引随行的庆应大学教授高桥智的话介绍,捐赠汉籍中的《尚书正义》是细川家族在江户时代根据中国宋代刊行、于镰仓时代传入日本的原书复制的。原书在栃木县足利市的“足利学校”,被指定为国宝。据称中国已无原书留存,学术价值很高。
魏征与虞世南等人编撰的《群书治要》一书,是中国古圣先王修齐治宁之智慧、方法、经验、效果的集大成之作,是历经千万年考验所累积的文化宝藏。这部宝典既能助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也必能为当今各个阶层的领导者提供可贵借鉴。而对于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群书治要》也是修身、治家、处事的智慧源泉。
魏征比吴兢年长90岁,魏征是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而编撰《群收治要》,吴兢是武则天时代的史官,直言敢谏,为一代诤臣。吴兢著有《乐府古体要解》、《唐春秋》、《唐书备阙记》、《太宗勋史》、《睿宗实录》、《中宗实录》、《贞观政要》、《则天实录》、《唐高宗实录》(与刘知己合撰)等,仅《贞观政要》传于今。
吴兢虽然对唐太宗推崇备至,但本着“直笔”准则,依然做到了“爱而知其丑”,在书中也如实记录了一些唐太宗的过失和缺点。如《纳谏》篇记他为一马暴死而盛怒,欲杀养马人。又记他曾宠信过小人权万纪、李仁发。《封建》篇记他大封皇室诸王和功臣数十人为世袭刺史。特别是《慎终》篇照录魏徵《十渐疏》,疏中将太宗在贞观初期和贞观中期的不同表现一一对照列举,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宗的现实毛病。当然,吴兢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撰述此书,书中提倡的“爱民”、“保民”思想,也并非是站在人民立场上说话,实质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
《贞观政要》对于唐朝来说是一本很及时的书,被以后的皇帝当作座右铭,“书之屏帷,铭之几案”(戈直:《贞观政要序》),还被当作皇家子弟的学习教材。
唐宪宗李纯、唐文宗李昂、唐宣宗李忱是晚唐稍有作为的君主。他们都注重研习《贞观政要》,从中汲取施政经验。元和四年(809),宪宗仿《贞观政要》体例又编撰《君臣事迹》14篇,记上古以降历代圣君贤相之事。唐宣宗曾“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唐朝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很推崇这部书籍。元朝皇帝曾多次提起《政要》一书,并请当代儒臣讲解书中内容。明朗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请侍臣教授《政要》。明宪宗朱见深特别注意《政要》的刊行工作,亲自为之作序,以示推崇。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很熟悉《政要》内容,并且十分仰慕“贞观之治”。乾隆皇帝说:“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贞观政要》在国外也很有影响。约在九世纪前后,这部书就传到了日本,并立即引起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的注意。镰仓时代, 1205年博士菅原为长专任讲官,为幕府讲解《政要》,对当时日本政局影响很大。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在1615年颁布的《禁中并公家法度》十七条中,第一条就规定天子必读《贞观政要》,以“明古道”。此后,《政要》一书在日本得到了广泛流传。
附:认识《群书治要》——古圣先王是如何平治天下的
http://www.qunshuzhiyao.com/zywenku/zhgj011013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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