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氏渡琼始祖吴贤秀：从“八闽耆宿”到“海邦儒宗”

《吴氏族谱》中的吴贤秀画像。

吴贤秀后人复制的御赐铜牌。

位于海口市演丰镇龙窝坡的吴贤秀墓园。

家谱溯源

细读海南吴氏入琼祖吴贤秀，编纂琼州吴姓第一部族谱时所写的《立籍谱序》，可以窥见吴贤秀当年登上海南岛前后一段凄怆无比的心路历程。

清末民初海南文化人王国宪应其后人之请，为《吴尚书壶丘公世谱》撰写的序文中，认为吴贤秀对海南文教贡献之大，当属开海南文运的第一人。这是历史上对吴贤秀从来没有过的极高评价。

吴氏入琼，最早者是唐代户部尚书吴贤秀。吴贤秀落籍南渡江东岸都化村（今海口市灵山镇张吴村）。时至今日，他的后裔遍布全岛，人丁众多。

由于有关吴贤秀的历史资料少之又少，今人包括其后代对他的履历知之甚少，其历史形象和地位也一直模糊不清。

清末民初的海南文化大家王国宪，通过演绎苏东坡的文章，结合本土文化史和教育史，给予吴贤秀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对海南文运之开的贡献最大，可以“称首”。

出闽入琼

“唐永贞元年，岁在乙酉季春，余出闽莆而居琼岛，岂里居不为之？忽变哉！况去国离乡之日，故都难恝，满目萧然。又回想客岁之程途，履巉岩，披蒙葺，山高月小，水落石现，娱耳目，悦心志，曾日月之几何？而前事不可复识矣！越明年丙戌，感春露而凄怆，不禁怦然而欲动，思原籍之景况，能不欷歔而生悲？”在今天找到的清代道光七年（1827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民国辛酉年（1921年）和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续修的《吴氏族谱》中，都能看到唐朝户部尚书吴贤秀所撰的这篇《立籍谱序》。

通过吴贤秀的自述可知，他是在805年春末从福建莆田抵达海南的，一年过后，当春天再度来临，露水乍下之时，怀念故都和家乡的离情别绪愈发强烈，闲暇之时阅读携带来的族谱，禁不住扼腕叹息，于是萌发了续修族谱的念头，便编纂了海南吴姓第一部立籍族谱。

吴贤秀在这篇序文中提到了他到海南来的原因：“念居京之日，因弟可端失误朝事，圣旨厚给铜牌而迁琼。”吴贤秀有兄弟三人，长兄吴贤季、次兄吴贤奈，文中提到的吴可端可能是他的堂弟。吴贤秀没有提到吴可端“失误朝事”具体是什么事情，但很明显他是受株连了，不过顺宗皇帝对他格外开恩，还赐予4面铜牌，除了给他“德泽在生民，声名在华夷，勋劳在社稷”的褒扬外，还谕示豪强官吏人等不得侵夺吴贤秀的田宅产业。

家世溯源

据吴氏谱介绍，吴姓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后裔，亶父生泰伯（也作太伯）、仲雍和季历三子，季历是周文王姬昌的父亲。泰伯无后，仲雍一脉创起渤海（今河北、辽宁一带），后改博陵（在今河北），继而南迁到被中原称作“荆蛮”之地（今江苏、浙江一带），定居今无锡，建立“勾吴国”，后以国为姓，是为吴姓的由来。族谱资料显示，仲雍之所以南迁，是因为其父想将王位传给季历，于是结伴南逃，以成全此事。

按吴贤秀的述说，其先祖出自仲雍六十二代孙吴禄（一作“吴宁”），为入闽始祖，但吴贤秀记述到的闽地先祖只有他之前的六代，分别是上高祖吴孝宝（泉州刺史）、上高考吴文翰（洛阳令）、高祖吴国杉（授职郎）、曾祖吴堥（刺史）、祖父吴玄泰（瀛州刺史）和父亲吴先奋（诰封侍郎、加赠户部尚书），吴先奋生三子，吴贤秀是季子，其父应是因他而受封赠。

吴贤秀的事迹，主要见于其裔孙、明代进士吴会期所撰的《贤秀公纪传》和《贤秀公外传》。按吴会期的传述，吴贤秀生于唐天宝壬午年（742年），乾元己亥年（759年）举进士，曾出任建宁县令，刺史称赞他能力出众，乡民钦服他处事公正；入朝为侍御史时，一度“纠裴延龄之奸邪，黜李文进之逗留，直声震于时”；吴贤秀还曾任司农卿、大理卿，甚至出使吐蕃；被擢升为户部侍郎、尚书后，吴贤秀更是辅佐皇帝，安抚百姓，为国家所重用。吴贤秀一生经历了肃宗、代宗、德宗、顺宗4位皇帝，在朝廷内外先后任职47年。

与其父一样，吴贤秀也有三子———吴理、吴玟和吴现———随他入琼，后代逐渐散居全岛各地。海南现有吴姓宗亲约46万人，其中多数为吴贤秀的后人，超过30万之众。

吴贤秀四十一至六十代后裔的派序为“乾坤多清淑，钟毓挺英奇；崇仁敦善本，秉义启宏基”。吴贤秀的四十五世孙、现年85岁的吴运秋（“淑”字辈）是2008年《海南吴氏宗谱》的主编，他告诉记者，吴贤秀的后人目前估计已传至六十代，即“奇”字辈前后，最快不过五十二世，即“仁”字辈。

“海邦儒宗”

元和丁亥年，即807年，到海南后的第三年，吴贤秀辞世，享寿65岁，葬在今海口市演丰镇龙窝坡。

时间来到清末民初之际，吴贤秀的裔孙吴伯珊、吴开泰、吴开甲等人续修家谱，向当时在海南久负文名的王国宪请序。王国宪去过吴贤秀故里，瞻仰过这位古人的遗像，也读过吴贤秀的家世，听其后人吴伯珊等人详述他的故事之后，虽有一番客套推辞的话语，但最终还是欣然作序。这篇序文后来也收在他总纂的民国《琼山县志》中。

王国宪开篇就为吴贤秀鸣不平：“吾琼文运之开，科第蝉联，至今勿替，论者追溯所自，首推苏文忠公（即苏东坡）。予谓不然。”可见当时人们都将海南文教、科举的盛事，归功于苏东坡。王国宪不同意这一说法，理由何在？

苏东坡的《伏波庙记》就有“自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班班然矣”之言。于是，明代琼山人、内阁大学士丘濬在其《琼山县学记》一文中推断：“观公此言，则其未渡海以前，已有衣冠礼乐之盛。”

“则知文运之开，肇自唐季。而唐季以名臣迁居海外者，惟吴尚书壶丘公（吴贤秀号“壶丘”）。”王国宪因此推测，“窃即文忠公言思之，知吾琼文运之开，惟公称首。”何以见得？苏轼尚未谪琼时，姜君弼（姜唐佐）、黎子云等先贤已是才名出众，望重一时，教泽滋养一方，海滨已成邹鲁，追寻风化的源头，皆因吴贤秀带来了中原文献，教化海岛，才有了“衣冠礼乐”的好风气。

他感慨道，以吴贤秀的才德，从一位“八闽耆宿”到“海邦儒宗”，使得海南群英蔚起，得到苏轼的叹赏，于是得以流传于世；只是后世的论者，都以为是苏东坡的功劳，跟吴贤秀没有什么关系，也无法理会苏东坡所言的缘由，不但不能认知吴贤秀，也无法晓得苏轼表彰这位先哲的苦心。

不过，这只是王国宪的一家之言，毕竟在史书、方志和族谱中，都找不到吴贤秀在海南事迹的文字记载，他是否真如王国宪所说的那般贡献巨大，还需要更多具体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