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良镛 与 千年大计 雄安 |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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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良镛，中国城市规划领域的扛鼎级人物，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总数仅27人）。 
2012年2月14日，吴良镛（左）与物理学家谢家麟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他几十年如一日不断地努力，做了好几期京津冀区域规划，提出了多中心的方案，就是要设法改变城市功能过度聚焦于北京市、聚焦于市中心的问题。 他认为，应该把首都功能向京津冀这一更为广大的领域来进行有机地疏散。 2013年9月，吴良镛主持院士团队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 在“共同构建多中心的城镇网络”蓝图中，《三期报告》描绘了首都地区多中心的政治文化功能空间框架，建议根据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在三个空间层次合理有序地布置首都政治文化功能。 1944年，阿伯克隆比主持当时650万人的大伦敦规划时，在伦敦城市边界划出一条较宽的环形绿化带，以阻止城市的进一步蔓延。 在绿化带以外地区规划了8个新城，与市中心区相距30—60公里，每个卫星新城平均容纳5万人口的规模，希望能承载由市区疏散而来的部分人口及产业。 绿化隔离带的设计、卫星城的思路，也都体现在了1992和2004年两个版本的北京城市总规划当中。这就是当时设计的公路一环（现五环）及绿隔地带，和诸多五环外的边缘集团。 伦敦的实践当时就证明，在通勤范围内的小卫星城，难以抗拒主城区的巨大产业吸引，沦为纯粹睡城，形成一个钟摆式的巨量通勤交通，反而增加了交通压力。 北京的绿隔地带已经名存实亡，被城中村所占据。 城市版图已经扩张吞并了原先的边缘集团。 北京近30年来的发展也正是如此。 原本圈定的市区边界、公路一环收费高速公路已经成为城市快速路五环，生活在五环外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五环内，绿隔地带的设计早已名存实亡。城市规模远远突破了规划者的预想范围。 到60年代中期，伦敦编制新的发展规划。利用三条主要对外快速交通干线，在交通干线远端，相距伦敦100公里左右的南安普顿—朴次茅斯等地建设具有“反磁力”作用的区域中心城市，才推动了大范围区域的平衡发展。 尽管经过了修正，大伦敦规划仍被誉为世界大都市区域规划的典范之作。 因此，现有京内的诸多边缘集团、卫星城，乃至环京一圈的北三县、廊坊、固安、涿州乃至天津武清等地均不适宜作为全新的大型新城的考虑范围。 像白洋淀地区，距京100公里，不远不近，正处于便于联系、但难以通勤的距离位置上，就不宜继续一圈圈被动的围着北京摊大饼了。 正如文件描述的那样——“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而把新城建设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反磁力吸引”作用的中心。就是一定要有吸引力，打造交通更便捷、功能更完善、经济更繁荣、生态更美好的新区。 只有这样，企业才愿意去，人才才愿意去，也才能疏解主城区的功能，减轻主城区的压力；同时，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解决经济、人口和城市的合理均衡发展问题。 区域经济学和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化的首都圈/城市群，不仅要有现代化首都/核心城市，而且要有与其配套的现代化周边地区。 2001年，吴良镛主持完成的《京津冀规划一期报告》，就把京津冀描绘为“发达的中心城市，落后的腹地”。时隔多年，这一状态未见改观，反呈扩大趋势。也就是所谓的“环京津贫困带”。 发展落差的不断扩大，既不利于解决京津两大核心城市由于人口和产业聚焦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使得河北省在承接产业转移、接受经济辐射方面存在明显的困难。 吴良镛带领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团队提出，北京中心城区是国家的主要核心之外，其他的一些部分就不必都在中心城区里。 理想状态是形成一个以大城市为核心，多中心网络化的城市群，既有节点，又有网络，节点有大小、有等级，通过空间交通相联系，每一个节点应该形成自己的位置、主要功能。 这些思路被高层采纳，也就是今天的京津冀规划乃至雄安新区总体格局。 如何理解“千年大计”？ 另外，非常罕见的“千年大计”的气度超越了“百年大计”，也引发人们的瞩目热议。 有人这般解读，938年辽太宗将幽州(今北京西南的广安门一带)定为“南京幽都府”；1012年，改南京幽都府为燕京析津府，为五京（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幽都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之一，陪都中最大，距今恰好是千年历史。 如果从1153年4月21日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北京第一次成为半个中国的统治中心算起，定都史是864年。并由此这般推论，“新千年迁都成为可能”云云。 笔者觉得，这般抠年份算日子，未免有些太掉书袋了一点，应当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的变迁。 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国家的产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拓展，都源自这片肥沃的土地。 在中国古代，北方长期是政治中心和军事、经济重心。但随着资源的破坏、战乱的屠戮，北方每经一次动荡，积累的社会财富便焚荡一空。 从魏晋南北朝衣冠南渡开始，尤其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重心地位受到挑战，经藩镇割据、军阀混战、辽夏侵扰300多年相峙和反复，直到北宋灭亡，终于完成了人口、经济和文化南移的历史进程(但桑蚕丝织业的南移直到明中后期才完成)。 北方历史上的衰落也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毁灭 以1127年宋室南渡为标志，中国的经济重心正式迁移至东南地区。也即由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完成了开发阶段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也是中国地理格局最大的一次划时代的转折。 由元及明至清，北方社会经济发展由缓慢而变为衰退，由绝对优势转为相对优势，由相对落后转为绝对落后。 江南成为富饶、繁荣、发达的代名词。现今以上海、杭州、南京为代表的“长三角”经济发展龙头，就是历史的延续。 但从大一统帝国的政治考虑，行政首都必须要设在经济上衰落、军事上受威胁的北方，才能在地理结构上支撑起国家的半片河山，即所谓“天子守国门”。 （一个可堪类比的最近例子，就是哈萨克斯坦的首都从南部阿拉木图迁移至北部半沙漠草原的阿斯塔纳） 而到了现代乃至当代，地理条件更好的南方沿海地带发展速度更是快于北方。 像深圳和浦东开发，就有力推动了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发展，现在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已经发展成为初步现代化的准发达地区。 北方原本就缺乏原生的现代产业。根本的经济发动机是中央政府自身。从国家总体区域看，解决南北均衡问题，是优化区域发展的需要。 而其中的重要抓手，就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需要京津冀的整体发展，带动北方腹地经济，连接南北经济版图，均衡全国布局。 从在现代条件下稳定和发展地处北方的首都圈这个角度，可能更好的理解“千年大计”的视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