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桂贤:纺织女工当上副总理 |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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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桂贤，河南巩县（今巩义市）河洛镇胡坡人。1951年，吴桂贤进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挡车工。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全国纺织先进集体“赵梦桃小组”党小组组长，连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曾当选为全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文革”中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968年后曾先后担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委员、主任，咸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革委会委员、常委。1969年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中共十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9月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同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回到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1978年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1981年6月起任厂党委副书记、厂工会主席，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1988年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港人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4年退休。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丈夫：王振涛。赛格日立公司高级工程师。有一儿一女。 第一代纺织女工 留下的劳模足迹 至今回忆起来，吴桂贤都觉得自己的一生，充满着太多的不幸与幸运。1938年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吴桂贤出生在河南巩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51年，13岁的吴桂贤就踏上了西去的列车独自出门谋职立业。她太小了，小小的个子，小小的年纪，如何找工作？开始一段时间，她只好在蔡家坡远房姨妈家打杂。后来又给姨妈的侄子带孩子。但是好奇与好胜心不能允许她自己“苟安”太久。于是，当陕西西北国棉一厂——这个在古城咸阳兴建的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纺织厂开始对外招工时，年仅13岁的吴桂贤就踮着脚尖站到了招工人员的前面了。当时招工规定年龄最小不得小于16岁，可吴桂贤才13岁呀，虽然瞒报了3岁，但身体娇小的个头，人家哪里肯信！但招工负责人还是被眼前这个坚强又倔强的女孩打动了，破例招了一名“童工”。从此，吴桂贤穿上了白围兜，戴上了白帽子，成了西北国棉一厂第一批工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桂贤除了有一股饱满的劳动热情外，还有一股炽热向上的政治热情，她于1955年入团，1958年入党。入党转正的那天，领导找她谈话，郑重其事地告诉她，鉴于她表现非凡，决定把她调到赵梦桃小组去，担任赵梦桃所在小组的党小组长，赵梦桃任工会小组长。赵梦桃比吴桂贤年长三岁，这时的赵梦桃已经是全国劳动模范，党的八大代表，明星耀眼，光华四射。吴桂贤与赵梦桃相处很好，就近请教纺织生产技术，切磋攻克纺织技术难关，那—段火热日子，令吴桂贤至今念念不忘。然而不幸的是，赵梦桃突然患了癌症，病重期间，陕西省委正式以她的名字将其所在纺织生产班组命名为“赵梦桃小组”，在省委书记主持的命名仪式上，身为“赵梦桃小组”党小组长的吴桂贤代表小组当场发言宣了誓。 命名大会是在1963年4月27日召开的，赵梦桃6月23日逝世。噩耗传来，赵梦桃小组的姐妹们泪飞如雨，吴桂贤在揩拭滚滚热泪的同时，感到赵梦桃一去，她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此，她要求自己更严了，处处事事起带头作用。但她深知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应当团结全组姐妹来挑重担。由于姐妹们齐心协力，小组年年出色完成生产任务，年年被评为先进标兵，以赵梦桃小组为代表的西北国棉一厂班组的生产和管理经验，一时传遍全国纺织系统。 吴桂贤本人自1958年以来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厂级标兵，多次被评为三好学员、优秀学员。1964年、1966年连续两次被评选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65年吴桂贤以个人和赵梦桃小组代表的名义，出席西北公交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被评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典型。吴桂贤吃苦耐劳，心地善良，待人热诚厚道，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不久，她被推选为西北国棉一厂副厂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些老干部一夜之间成了“三反分子”，吴桂贤感到很不理解。她到北京学习时，总是把毛主席、周总理的讲话认真记在笔记本上。回到单位后，她努力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办事，制止“造反派”的一些过激行为。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告一段落，各地开始成立革命委员会。吴桂贤作为“老中青”三结合的青年干部被提拔到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又连续在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5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时刻。一方面，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积极进行治理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另一方面，“四人帮”也在加紧纂党夺权，大搞“批林批孔批周公”。毛泽东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提出要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当时，需要从工人中选拔一名副总理，而且要求是女性。 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提出上海的造反派头头王秀珍。周恩来觉得不行，这样势必增大“四人帮”的势力，就提出从西北的工人劳模中选拔一人，于是就提出了吴桂贤。周恩来连夜打电话给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速调吴桂贤的档案到中央，经中央组织部审查后呈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才火速电召吴桂贤进京受命。 吴桂贤到北京后，心中忐忑不安，不知道要她干什么。周恩来找她谈话，她问总理：“让我来北京有什么任务?”周总理笑吟吟地说：“有大任务啊，让你当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大吃一惊：“不行，不行，我干不了！”周总理说：“许多事情并不是人一生下来就会干，我这个总理也是在干中学会的，况且还要经过全国人大的选举任命呢。”在四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经选举后任命吴桂贤为国务院副总理，那年，她37岁，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副总理，也是最年轻的副总理。 到了北京当副总理，吴桂贤仍然每月只拿西北国棉一厂76元的工资。她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无论是在政治局开会或在国务院开会，喝茶水要交2角钱的茶叶费。吴桂贤每次都只喝白开水，不喝茶水。服务员问她：“吴副总理，您为什么不喝茶?”她笑笑说：“我不爱喝茶，怕睡不着觉。”每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她都要按规定交餐费。她分管纺织部、卫生部和工青妇工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吴桂贤与陈永贵实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 1975年9月，经毛主席批准，吴桂贤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参加劳动。赵梦桃小组的姐妹们兴高采烈：“吴大姐又回来了!当了副总理还和咱工人一个样，这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吴桂贤心底无私，为人低调，她怎么能料到当时中国政治的云谲波诡，连所谓“四人帮”之说她也是到了1975年5月才知道。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在游泳池召见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毛主席同开会的人一一握手，大家都坐下后，毛主席讲，回到北京，江青要求见我。我说：不见！要见，政治局成员一起见。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吴桂贤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批评“四人帮”。 何谓“四人帮”？吴桂贤感到蹊跷。次日晚上开会讨论毛主席指示前，她向倪志福请教。倪志福说毛主席1974年7月在政治局会上讲过“四人帮”的问题。1974年7月，吴桂贤还在陕西。听到这些人在和毛主席作对，吴桂贤吃了—惊，都是最高层领导了，还想咋的，还敢和毛主席过不去！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准备召开党的十一大，吴桂贤开始还是代表资格审查组的成员。十一大召开期间，前面讨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报告时还风平浪静，当进行到中央委员人选讨论时，吴桂贤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与压力。登在简报上的材料让吴桂贤不知所措。她觉得自己对周总理一片爱心，哪里会有反周总理的想法！吴桂贤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名义，请求就以上事情，组织上派员调查落实。 这时的吴桂贤，经过几天激烈的思想回顾与斗争，一时心若止水。她一方面打报告给党中央，要求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去；另一方面给华国锋、邓小平以及李先念等中央主要领导办公室去电话，希望回去之前，面陈自己的想法。答复很快就有了，华国锋刚开完党代会，又要准备会见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要她略等一等。邓小平办公室则表示，国庆以后可以安排。李先念在国务院紫光阁见她的时候讲，你是先进工人代表上来的，在中央工作三年，总的不错，你还年轻，回去好好工作。吴桂贤表态，过去是怎么工作的，现在和今后仍然会怎么去工作。她在同华国锋面陈想法的时候说，一是请求组织上把她的问题搞清楚，二是回到陕西国棉一厂，回到赵梦桃小组去。华国锋说，厂里就不用回去了，到省里工作吧。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做出批示：“吴桂贤同志回陕西工作，中央已经同意。可以安排当大城市的副市长或大型国有企业的副厂长。”9月27日，她乘车返回咸阳。回到家里一天也没休息，就赶着要上当晚的夜班。爱人叫她休息两天再说，她说什么也不肯，丢下行李，佩上白围腰，戴上工作帽，就到车间上班去了。她还和原来一样，挡四台车，一台不少，保质保量完成了当天任务。回到厂里，回到工人姐妹们身边，她心里有说不出的踏实。她说：“我始终不会忘记，我是个纺织工人！”是啊，陕西咸阳，西北国棉一厂，这是她政治生命的起点，也是她精神的栖息之地 迎着市场风云 深圳特区再创业 1988年暮春4月，深圳考察团由副市长朱悦宁带队千里迢迢来到陕西考察，其间有深圳外贸集团的副总经理李瑞荣，老李所在的国企与港商合资建了一个三资企业——鸿华公司，他们设想：要将鸿华公司办成纺织、印染和服装一条龙，在深圳崛起一个30万锭的大企业。中国之大，要论纺织，当然要属内地的人才技术了，他们在咸阳考察的时候，忽然提出，到吴桂贤所在的西北国棉一厂去看看。 吴桂贤无可避免地与深圳来宾会面，并成了车间参观的陪同与讲解员。参观出来，客人问：“吴书记，您到过深圳吗？”“去过。今年年初还去过一回呢。”“印象怎样？”“很好哇，生活节奏快，城市也漂亮。”客人忽然说：“那您调我们深圳去工作怎样？”吴桂贤只当客人开玩笑，没料到客人非常执着认真。因为，他们正在酝酿上纺织项目，太需要她这样富有经验的纺织行家。吴桂贤回答，可以推荐一些本专业的大学生给你们……然而，此时的深圳客商怎么也不肯放手，他们一再表示是诚心诚意请她，并邀请晚上在万年饭店做东请她详谈。 晚饭的餐桌上依然是一个主题：力邀吴桂贤“孔雀东南飞”。吴桂贤被客人的诚心所感动，但是转念一想自己已步入老年期了，挪动实在不大容易，再则自己是陕西的山水养育，对陕西情结太深，且熟门熟路熟人，到深圳去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自己能行吗？她不能不认真掂量，于是一再推辞……事情在她丈夫得知之后，才出现转机。吴桂贤的丈夫是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的技术干部，他虽然没有去过深圳，却到西欧考察过一个月，他认为西方的市场经济正在为我们借鉴，而深圳与沿海地区先走一步，必定发展比内地要快。 吴桂贤坚守的“军心”终于被丈夫的卓识与力推动摇了，两人于1988年6月9日应邀联袂前往深圳，做进一步考察。夫妻俩当时不仅出席了深圳第一届荔枝节，还到了位于葵涌的鸿华纺织印染厂建设现场，眼前一派欣欣向荣的建设景象，车间正在封顶，连海外运来的印染设备的集装箱还没拆呢，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专业技术人才的缺乏，确确实实是当务之急。 夫妇俩亲临深圳考察，坚定了南下的决心与信心。终于，在陕西省委主要领导以及一系列公文批复后，吴桂贤来深圳报到了。 吴桂贤肩荷鸿华纺织印染公司副总经理的职衔，上任伊始的头等大事就是招兵买马，急性子办急事，第二天她又千里迢迢飞返西安。 她在陕西一呆就是10天，从一印二印三印三个印染厂，共招了108人，这可比之《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将，老中青搭配，从工人、技术员到总工程师各路能人都挑选齐了。突然一下子招来那么多人，生活设施跟不上怎么办？吴桂贤等八个人住在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女的、年纪大一点的住在室内，男的就睡在客厅里。她带头清扫卫生、买菜、做饭。创业难，生活再苦再累，但大家心里甜滋滋的。 鸿华印染厂顺利开工，生产效益不错。上个世纪80年代末深圳城市人口数量有限制，进城市户口很困难，外贸集团这么一个几千人的大企业，一年也只有三四个进城户口指标。身为副总经理的吴桂贤深感不进户口，难安人心。她多次到有关部门去游说，深圳市人事局开了绿灯，给了鸿华25个进城户口指标；宝安县也被她的细诉所打动，一下子给了50个宝安县户口指标。 人员安定了，印染上了档次，出口合格率不断提高，坯布却又出现紧张。她九次前往新疆等地购置坯布，人家一听说来自深圳的吴桂贤，感到惊讶，吴桂贤不是赫赫有名的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吗？原来不是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吗？她可是当年纺织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是那个时候中国的一颗“政治红星”呀！现在为特区效力去了，我们应该大力支持呀！吴桂贤眼眶一热，心里有久久的感动。
岁月不居，一晃，吴桂贤已经在深圳工作生活了近20个年头了。人们依然记得她，记得这个来自纺车前、而又被云谲波诡的时代一度推到命运波峰浪谷的人物。 1998年，吴桂贤从企业退休，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下发文件对她按正厅级待遇。陕西的“老乡”又推选她担任深圳振兴陕西促进会会长。她为深圳、陕西两地的企业牵线搭桥，做了大量工作。她曾为重修黄帝陵募捐了25万元，她回咸阳走了5个县，看了17个企业，帮助那里搞合作开发项目。平时有陕西的乡亲来深圳办企业，搞书画展，她总是热情地前去剪彩祝贺。平时的救灾扶贫、希望工程等社会公益事业，她总是从自己的生活结余中捐款捐物。 吴桂贤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她的丈夫王振涛是位仪表堂堂的山东大汉，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曾任深圳赛格集团的总工程师。他们结婚四十多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是一对让人羡慕的模范夫妻。他们的儿子和女儿都是深圳大学毕业，现在金融部门工作，孝敬父母，事业有成，一家人其乐融融 新中国首位女副总理吴桂贤：中央开会时从不吭声 听说吴桂贤在深圳下海当“老总”，便动了访问之心。 叩开了家门，方见她依然显得很年轻：眼睛很有神，步履轻捷有力，体型不臃肿，与我想象的判若两人。 一进门便是客厅，厅内的装修毫无气派奢华之感，窗明几净中透露着简朴与雅致。最令我注意的是茶几旁那盆淡粉色的正在怒放的蝴蝶兰，亭亭玉立、温文尔雅，似乎表达着主人那种平和的心态。 13岁当上了纺织女工 吴桂贤祖籍河南，很小时随家人逃荒到陕西咸阳。父亲有点文化，在一家粮店作记账先生，母亲操持家务。家中大大小小9个孩子，她是老大。她说，小时候根本不知道真正的菜是什么味儿，整年都是吃野菜。从记事起，就天天跟穷孩子们一起去捡煤核儿以补家用。 1951年，西北国棉一厂招女工，吴桂贤参加了招工考试，考试先考眼疾手快，这些都顺利地通过了。量个头儿，刚刚够高。体重本不够，多亏小姐妹们相互传招，她事先在兜里放了一些石头子才勉强通过。问年龄时，她知道只收16岁以上的，便一口咬定自己是16岁。其实，她瞒了3岁。 第二天，厂里进行工人阶级启蒙教育，主要讲工人阶级是新社会的新主人，一定要对党对祖国忠诚。讲完后，填表登记。5个女孩老老实实地写上了13岁。厂里说13岁的要退回，5个女孩哭作一团，谁都不肯走。那年头，家里都穷啊！师傅问：“你们还都是小孩，夜班一干1o个小时，顶得住吗？”吴桂贤带头表态：“没问题！”就这样，几个赶不走的小童工就被留下来了。 同期入厂的赵梦桃比吴桂贤大3岁，她们在一个车间一个小组工作。赵梦桃小组共有24个女工，赵梦桃是小组长，吴桂贤是党小组长。 从1951年到1974年，吴桂贤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光荣的集体。她的辛苦、她的成就、她的命运，都与西北国棉一厂在一起。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意想不到的事太多。 做梦也没想到担任副总理 “您是怎么当上副总理的？” “1974年9月，我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陈永贵作为农民的代表，参加了中央的一个会议。开完会，毛主席把我和陈永贵留了下来，让我们在中央工作，我们感到很突然，那时吃饭是要交粮票的，由于事先不知道，我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也没带换洗的衣服，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一个纺织女工，当了3年国务院副总理。当问她当副总理的感觉时，她连连说有很多的不习惯。吴桂贤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后，开始中央办公厅要给她配秘书和警卫，她无论如何也不要，所有的文件都由她自己保管。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她改变了不配秘书的主意。“ 有一次，一份文件找不到了，当时，我把文件摆了一地，数来数去就是少一份。陈永贵的秘书来家收文件，我只好说文件没整理好，明天再交。我趴在地上找啊找啊，心里都快急死了。后来，发现夹在抽屉后缝里了，这才松了一口气。事后，我对汪东兴说，还是给配个秘书吧。以后，从陕西调来一个叫王杰的女干部，她是我的第一个秘书。后来，我分管了工、青、妇，卫生部、纺织部，各类文件一天一大堆，我就又要了一个秘书张健民。但是，我一直没要警卫。” 同江青做邻居不自在 吴桂贤到中央后不久，就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 江青住在吴桂贤附近的10号楼。1975年春节过后，吴桂贤的丈夫带着4岁的儿子来探亲。“当时，我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一天晚上，我丈夫和儿子在门前走走，碰巧江青也出来散步。她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我的楼。一般情况下，首长间相互来往是必须先打招呼的。见江青来了，服务员马上打电话告诉我：‘10号楼的首长来了。’我立即下了楼。江青问：‘外边怎么有个孩子啊？你知道不知道这里住的都是什么人哪？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我只能带笑说：‘我马上让他们出去。’后来，我要求搬出钓鱼台，我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先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 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时，我最小，我就听着，不吭声。 最后主持人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我就大声说：‘没意见，’时间长了，老领导就说：‘桂贤哪，你没发言哪！’我说：‘前面老同志的意见都很好。’‘主席的指示我完全同意。’常常就是这样。因为我资历最浅，感到非常拘束。” “半年以后，我向周总理提出回去。我说：‘我来自工厂，只对织布了解。卫生部、纺织部、一轻、二轻，我都不了解。我下去一年，跟县委书记学习3个月、跟重工业大厂书记学习3个月，在省委学习3个月，下去走走，再回来工作。’总理没有同意，但让我根据主席指示下去搞调查研究，每年可以下去两个月。” 关于李时珍的政治笑话 “文革时，到处传说您在回答外宾问题时，居然点了李时珍的名字，让外宾认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这种关于我的笑话，我听得多了。这些笑话传到国棉一厂，我的姐妹们都急得哭了，谁知道怎么编出来的？有人认为我文化低，其实，我看过很多古今中外的历史资料。李时珍这样的知识小学生都知道，我怎会出笑话呢！每次接见外宾前，我都要看很多的文件和资料，我文化低，但好学好想。外国人的名字我都要记下来，怎可能出这样的笑话呢？” 粉碎“四人帮”以后，吴桂贤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西北国棉一厂，她的职务是：厂党委副书记。 应聘打入企业界成了董事长 1988年，深圳外贸集团、陕西省保安县物资局和香港投资商姚逸鸿先生决定合办一家纺织、印染、服装联合工厂。当时深圳市的一位领导干部带队到陕西考察人选，去了许多地方，当听说吴桂贤在西北国棉一厂时，领导问：“能不能见见？” 考察小组如愿以偿。当他们边参观边听这位当年的劳模、如今的企业管理者滔滔不绝地介绍情况的时候，心中的人选不约而同地确定了。他们请吴桂贤来深圳工作。吴桂贤说：“我5o岁了，又不是大学生，恐怕干不了。”他们说：“你有经验，我们要的就是你。” 当时，吴桂贤的爱人刚从国外考察回来，他说：“改革开放的前沿发展起来一定好过内地，你可以去考察一下。” 6月，厂里派两个人陪吴桂贤来考察。一看，有厂房、有设备，是一个很好的实体。的确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吴桂贤同意了。 1988年8月，吴桂贤只身来到了天天都在发生变化的深圳。她说：“虽然50岁了，但千万不能落伍，我一辈子好强，绝不能在特区落伍，我要在特区检验一下自己的人生价值。” 吴桂贤当了鸿华印染厂的副总经理，负责生产。总经理叫她到全国各地招兵买马。她说只到陕西就够了。于是她很快回到陕西，找到了几家熟悉的印染厂的厂长。她说：“太强的我不能挖走，差的我也不要。思想好、守纪律、技术熟练的，我要，刚退下来的我也要。本人愿意、家属同意，都可以报名。”仅半个月，她就带回了110人。 紧接着的事是买布。吴桂贤带业务员到全国各地把关系接上，很快，印染厂就开张了。像年轻时当劳模一样，吴桂贤依然精力充沛。 有了任务，她还像过去一样不顾一切地拼命干。为了联系工作，她可以在陕西深圳之间3天打个来回。在她的努力下，鸿华印染厂旗开得胜，产品产量、质量一举达标率98％。半年后，吴桂贤出任了董事长。 1993年7月，深圳外贸集团和进出口公司要一起组建工会，她被派来做组织工作。这两个单位共一万两千多职工，工作量很大。工会工作对她来说虽是轻车熟路，难得的是她依然干得拼命。立即召开各种座谈会，组织人写报告、审查代表资格、安排会务。2o天后，就召开了工会成立大会；半年后，63％的基层工会宣告成立。在工会主席这个岗位上，吴桂贤又干了两年，直到1995年退休。 恩爱夫妻温馨家庭 吴桂贤的老伴王振涛高高的个子，透着一股英武之气，他操着一口山东话，不时提醒吴桂贤：“过去的事，少说点儿吧！”言语里听得出对老伴深切的关爱。 王振涛是1963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西安上学，以后分配在部队的一个研究院，搞激光研究。经朋友介绍，1965年他们初识。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吴桂贤，忙得几乎忘记了一切，包括谈恋爱。“我们谈了6年恋爱，实际上，是他给我写了6年信。6年来，我只回过一封信。我们没一起看过一次电影，没压过一次马路，我也没给他买过一次饭。他从部队来看我，我总是那么忙。开饭的时间到了，我顾不上吃，只好给他一张饭票，让他自己去吃。有时，他给我洗衣服；有时，他边看书边等我，看我忙，时间到了，背起那个部队发的黄包包就走了。我很过意不去，他却说，我反正是认定你了，铁杵磨成绣花针，我也要等你。” 跟劳模谈恋爱的人，的确不容易，更何况吴桂贤还是兼职省委书记，她顾不上结婚。吴桂贤直到31岁才结婚。当时只有3天婚假，吴桂贤都没休，他们只在招待所住了一夜。厂里没房，劳模也同样没房。她记得，每次王振涛来了，姐妹们就让出房子让他们住。 吴桂贤当副总理时，他们是两地生活。两个孩子都小，王振涛在部队也很忙，老大是吴桂贤的姨母带大的，老二是她的母亲带大的。 老二出生两个月就断了奶，当时正是夏天，老母亲直抱怨她：“哪见过这么热天给孩子断奶的？”但是，当劳模就是要奉献，老母亲还是把外孙女带走了。 儿子5岁时，老王把他接到了身边。他又当爸又当妈，白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晚上接回来照顾。老王教会了6岁的儿子煮鸡蛋、炒鸡蛋。他出差了，就让儿子自己做鸡蛋炒饭吃，再请合住的邻居早上叫醒他去上学。吴桂贤说：“两个孩子小时候我都不能好好带，过去我很担心，将来孩子会不会对我不好。可事实说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如今，他的一儿一女都毕业于深圳大学，都在银行工作，他们都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而且对父母十分关心。 10年前，王振涛带两个孩子到深圳落户，他曾任深圳中日合资赛格日立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去年刚刚退休。老王最大的乐趣是看书，偶尔也像大多数深圳人一样玩玩股票。吴桂贤呢？她还是很忙。深圳有16万陕西人，他们成立了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吴桂贤被推举为会长。为陕西招商引资，为陕西搞画展……再加上其他各种社会活动，她依然是闲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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