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夫差后裔 日本维新首功 吉田松阴 |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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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15年日本《新撰姓氏录》指出：松野，吴王夫差之后也。此吴人来于我之始也。可见，“松野”姓氏本源于吴王夫差之后裔。此外，物证还有，日本存有夫差后代、倭王満(磐井)之墓；日本九州·福冈县夜须地区，是部分夫差后代（后改为松野氏，之后改姓吉田氏）原居住地。
近代日本有一位吉田氏名人，名为吉田松阴，号“二十一回猛士”。其叔父兼养父是吉田大助。（其父亲杉百合之助，是俸禄二十六石的长州下级藩士）。可见吉田松阴是夫差后裔。
文政十三年（1830年）8月4日，吉田松阴生于萩城下松本村，幼名寅之助。为长州藩士杉百合之助的次子。天保五年（1834年），成为叔父吉田大助（山鹿流兵学导师）的养子。改名大次郎，所以后来通称寅次郎。
天保六年（1835年），叔父吉田大助去世，吉田松阴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山鹿流兵学与吉田家的合法继承人。进入同为叔父的玉木文之进所开设的松下村塾进行学习。在家庭教育的影响下，吉田松阴在幼年时就有一颗拳拳爱国心。他在弱冠之年曾学习过儒学，汉学功底深厚，尤其赞赏和认同孟子的一些思想和主张。因为生活于兵学世家，因此青年时，他就成长为杰出的兵学家，成为山鹿流兵学的传承人。
文政二十四年（1841年），吉田松阴十一岁时，其才能就在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的御前讲义上展露头角。这是由于吉田松阴幼年和就读于长州藩藩校明伦馆的长兄（杉百合之助之子）一起干农活的时候，耳濡目染的学习了日文版的《四书五经》、《神国由来》等。同时松阴的生父杉百合之助也对江户时期大儒赖山阳的汉诗进行日语注音，讲给兄弟二人。但是鸦片战争后清朝屡次败于西方列强，使得吉田松阴痛感自己所学之学已落后于时代。所以嘉永三年（1850年），为了学习西方军事而游历九州，并拜佐久间象山为师。
嘉永五年（1852年）12月14日，吉田松阴与友人宫部鼎藏相约游历东北打开眼界，但通行文书迟迟不下，决定冒脱藩之罪，前往水户。抵达水户后与水户藩士会泽正志斋会面。与会津藩藩校日新馆学习，后离开水户。游历了白河、会津、弘前、青森、盛冈、仙台和米泽，4月5日回到江户。在这五个月中，吉田松阴详细观察了民政、经济、兵制，从而得出结论—— 生产力停滞，组织僵化，赋税苛酷，民不聊生，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吉田松阴在佐渡参观了佐州金矿，亲自下矿，为矿工的悲惨命运而感叹：“（矿工）昼夜更番，虽强壮有力者，至十年羸弱不适用，气息奄奄或至于死，诚可怜也……他山或三四年，而既至于死，其日值，则唯钱400耳。伤凿甚多，非勤为之则不给。”他在东北诸藩看到各藩发行藩札（藩纸币），但都是不可兑换的纸币，盘剥农民。他说：“（秋田藩）癸巳甲午之饥僵，国用罢弊，以纸钞续之。然以钞与金不称，钞权渐下，今所行，以钞一贯当钱七十孔。”
他对东北地方经济落后，土地荒芜感到痛心。他说：“圃中无菜无麦，不见青苍色，只有粟株，盖收获之后不复垦也。”
吉田松阴回藩以后，长州藩命其在父亲身边一面读书一面反省。十二月八日判处亡命罪，开除士籍，剥夺世禄。松阴就此成了一个浪人，生活无着，只有依靠父亲。但这样一来他倒可以自由活动了。
嘉永六年（1853年）6月3日，由培理率领的美国舰队到达浦贺，以开战威胁要求通商，并开大炮示威。松阴在佐久间象山那里听到这个消息，连夜赶到浦贺，探听黑船动静，并视察久里滨。浦贺之西有炮台五座，即千代崎、千田崎、伯耆山、大浦和剑崎，都由彦根藩管辖。按照松阴的见解，炮台“位置不行，无一适用”，而且附近许多居民在避难，存放着许多家具，还有牛马。当时许多人对此重大事件无不忧心忡忡：“幕吏腰脱（胆小鬼），贼徒胆骄，失国体事可数千百，佐久间、近泽生及其他慷慨之士皆会于浦贺，每天观察敌情及四藩（彦根、会津、河越、忍）的守备等。恶彼悲此，悲愤兼至，逗留至九日。”
松阴觉得光是悲愤不能解决问题，主张长、防两国奋发图强：“豪杰之人宜蓄力，慷慨之士宜练心。心练力蓄，纵然六十六国辱益大，患益深，长、防两国犹能屹立于西隅，以悬天下之望，而清其辱，除其患。亦可许也。”于是松阴写了《将及私言》、《急务条议》、《必胜策》、《急务策》、《攘夷私议》等，献给藩主。同时还与佐久间象山、同乡金子重之辅密谋偷渡出洋留学，想投奔在长崎的俄国兵舰。但当他们到达长崎时，俄舰已经开走了。
安政元年（1854年）佩里又率领美国军舰七艘，开进浦贺。幕府至此毫无对策，只得任命儒家林大学头复斋、长崎奉行大目付井户对马守觉弘、目付鹈殿民部少辅鸠翁为使者，在浦贺接待美国使者。但培理不同意，主张在神奈川谈判，幕府无可奈何，只有同意。2月10日在神奈川开始谈判。3月3日签订了《日美修好条约》（《神奈川条约》），日本从此开国。
松阴及其学生金子重辅也从陆路经小田原、热海，18日到达下田。他们在下田海岸徘徊，日夜等候美国军舰。至27日恰巧有洋人在柿崎登陆，松阴就将“投夷书”（汉文）交给他们，在蓬台寺的温泉度过白天。半夜2点俩人摇着渔船摸黑出海，中途橹柱损坏，便用裤将橹系在左右弦上，摇船前进。后来裤断了，再使用带子，吃尽苦头最后总算到了“密西西比号”边。但不准上船，命令到旗舰“鲍巴坦号”。于是他们只好继续和波浪搏斗，好不容易来到“鲍巴坦号”的绳梯下。但水手不准上船，用木棒击退小船，俩人不得已放弃小船，先后跃上绳梯进入船内。
维利耶姆斯还是反复当初所说的话，催促松阴回去。最后松阴及其学生被送回陆地，两人到处寻找原来的小船，没有找到，一切行李物品全部丧失，只得在海边等到天亮。俩人商议，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与其被捕不如一同到下田衙门投案自首。
松阴等人被押解江户后，由于连坐，老师佐久间象山也一同被捕入狱。幕府原决定判处死刑，但由于首席老中阿部正弘反对，改判幽闭。松阴和金子重之辅一起押送回长洲藩。并投入野山狱。在狱中，吉田松阴著《幽囚录》。
在狱中，松阴认为教育是传承志向的一种最好方法。因此，他在狱中一面大量读书一面教育同犯。他觉得监牢中的犯人不是彻底的坏人，相信只要诚心引导他们是会变好的。
安政2年（1855年）出狱，被命令于杉家闭门思过。安政4年（1857年）由于幕府禁令，只能进入叔父玉木文之进的“松下村塾”讲学。最初学生仅有四五人。后来学生有十人以上，原有的一间房屋便觉狭小，又和学生一起动手建造一间。这里白天摆着桌子上课，晚上把桌子集中在一角充当寝室。学生都是寄宿生，从家里带来糙米，在学校里边舂边吃。松阴有时也参加舂米。校内空气自由，师生关系亲切，共桌吃饭。老师睡觉则停止上课，老师种田则学生自修。
当初学校只教松下村的子弟，后来名声渐大，较远的周防国和安艺国的青少年也来读书了。他们均出身于下级武士、农民、商人和自由职业的家庭。这里的教育打破了过去的阶级性及形式主义，师生间没有繁文须礼，平等自由，充分发挥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培养了忠诚质朴的新风，矫正了虚伪刻薄的旧习。
松阴教育的根本目的是造就能够适合当时政治形势和政治理想的人才，也就是说培养具有尊王攘夷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这个目的是实现了，他的学生中有许多杰出人物，如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俊辅（博文）、山县狂介（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诚等。后来，松下村塾旁边建有---松阴神社。
安政五年（1858年）6月起，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未经天皇批准先后与美、俄、英、法、荷缔结了不平等条约。日本民族危机激化，国内舆论沸腾，幕府大失威信。与此同时吉田松阴准备策划倒幕与暗杀幕府老中越前鲭江藩藩主间部诠胜及伏见奉行岩村田藩藩主内藤正绳。但是刺杀计划由于弟子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桂小五郎（木户孝允）等的反对而取消。但是从此吉田松阴更加认为幕府是日本发展的最大障碍，坚决要求倒幕。为此再次被捕投入野山狱。
安政六年（1859年）3月，发生“安政大狱”，幕府镇压革命运动，大肆逮捕维新志士。5月，幕府命长州藩毛利氏将松阴送到江户。同月24日，狱吏福川犀之助设法让他回家一天，向父母亲友告别。25日向江户进发，途中写了著名的《和文天祥（正气歌）》。6月中旬抵达江户。江户奉行所对吉田松阴进行第一次审讯。幕府把松阴看做梁川星岩、梅田云滨（尊王攘夷派），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怀疑松阴与梁川、梅田之间一定有什么关系，二是投入皇宫的匿名信很像松阴的笔迹。当时松阴回答说，梅田一贯狡猾，与我毫无关系；而且我的性格光明正大，不做阴谋的事，我有自己的计划。于是将嘉永六年美舰来日本以后自己为国为民奔波以及暗杀阁老间部诠胜的计划和盘托出。幕府震动，将松阴投入传马町监狱。后来江户奉行又进行了第二次审讯，大老井伊直弼亲自将江户奉行所定的流放罪改为死罪。1859年10月27日早晨宣布死刑，当天上午10点被押到小冢原刑场斩首。时年30岁。
松阴就刑后，尾寺新之允、桂小五郎（木户孝允）、伊藤俊辅（博文）等学生立即收尸，葬于南千住回向院。文久三年（1863年）由久坂玄瑞、高杉晋作等学生将坟墓移至茬原郡若林村（今世田谷区）。明治十五年（1889年）在墓边建立松阴神社。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追封正四位。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由伊藤博文发起在松下村塾旁边建立县神社——松阴神社，供奉他生前爱用的砚和给父、叔、兄的永别信。在临刑前一天，即1859年10月26日黄昏写了最后的著作 《留魂录》。
从思想渊源上讲，吉田松阴的性善论是以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为基础建构起来的。首先，吉田松阴指出：善的本性是人先天就有的而且是人人皆有的，“所谓性乃人生而持出也。所谓仁义礼智之性也。此性善而无恶，圣人与吾同者也。”
其次，吉田松阴继承并发挥了程朱理学“性即理”的思想，他表示：“人性即天理也。天理无恶。故性岂有恶哉。” [5] 可见，在他看来，天理和人性是根本一致的，恶与天理是毫无瓜葛的，或者说，天理本质上是纯善的。为了佐证自己性善论的观点，他举出了天地的例子，天是善的，因为它有太阳存在并通过太阳为地上自然物的生长提供了必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地也是善的，因为它接受了太阳的气并化育成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若无地，则虽有太阳，无法发育成长，是地之善也。然诸水旱、饥馑、疾疫，皆地气之所然也，是地之恶也。”
再次，吉田松阴探讨了人善的本性与肉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人是具有“本然之性”的，即绝对的善的本性，但是人的“形气”即肉体遮蔽了它。人的肉体不同于本性，并非纯善的，它是善恶兼有的，比如：人们的欲望都是来自于肉体。吉田松阴进一步指出：此种形气之欲就是人们种种恶行的发源地和肇始。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纯善本性，人们应当摈弃形气之欲。
地处日本西南部的长州藩是吉田松阴的故乡，长州藩大名毛利氏是吉田家族世代侍奉和辅佐的对象。在家庭教育的熏染下，加之吉田松阴天资聪慧，他在年少时就得到了藩主毛利敬亲的厚爱，所以报恩效忠的念头早已深深地植根于他的思想中。在1844年举行的廷试中，吉田松阴曾当众宣讲《孙子·虚实篇》，得到了毛利敬亲的认可与称赞并赏给他十四册的《七书直解》，这在精神上大大地激励了吉田松阴。可是，"尔来五稳之年，巷蒋逝矣。成何功而修何业，……为矩方者其心何如？忧之无他，如古人而已。自古志士仁人，感恩图报，往往尽一身之力，而继之以死。亦唯当厉精竭力，日夜无懈，孜孜家业，以死争之耳；则质虽鲁，性虽钝，岂不可报其万一哉。” [6] 主公有恩于我，我当以死相报，在所不辞，这一表面看似非常极端的忠诚其实就是当时武士的终极追求，吉田松阴也不例外。
首先，吉田松阴非常重视武士对藩主的绝对忠诚。这种观念一方面与他出生于武士世家有关联，另一方面也是他对当时日本社会种种丑恶现象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尽管当时西方列强窥觎日本，意欲香食，这虽是国家大事，但并不值得人们满腹忧虑，寝食难安。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在外敌当前之际，国内人心换散。如果大家齐心协；众志成城，那么尽管军事上处于劣势但仍可保家卫国。如果大家离心离德、士气低落，那么不消一场战斗，国家就可大败并向西方列强拱手称臣。“近来接对外夷之际，有失国体之事不少。事之至于此，皆因幕府诸藩之将士，其心不正，不能为国忠死。”
其次，吉田松阴否认了孟乎思想中“易姓革命”革命的合理性，主张从日本的实际出发切实强化下级对上级的忠诚意识。按照孟子的观点，如果为君者昏庸无道，则臣民可以“良禽择木而栖”，甚至可以釆用武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君主的统治，这也就是所谓的“易姓革命”。吉田松阴首先论述了日本有别于中国的独特国情，他说：“道者，天下公共之道，所谓同也。国体者，一国之体，所谓独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者天下同也。如皇朝君臣之义卓越于万国者，一国之独也。”
最后，尽管他曾主张忠诚于天皇，但是，对于藩主的忠诚意识更为浓厚和强烈。在绝对忠诚观念的影响下，吉田松阴并不赞同本藩臣民脱离本藩而为其他藩服务，他宣称：臣民生于何藩理应最终死于何藩。然而，他也对本藩藩主对外藩贤良所表现出的淡漠态度颇有微词，他力求藩主以更为博大的胸怀诚招贤良英才以便于为本藩服务。显而易见，他的这种主张和绝对忠诚观念是自相矛盾的。虽然吉田松阴在口口声声主张效忠天皇，其实他骨子里依旧笃信并践行着“武士—藩主—将军—天皇”的等级效忠制，这也正如他的表态：我是毛利家的臣子，我常年累月的勤学苦练都是为了侍奉自己的主人。“毛利家者天子之臣也，故日夜奉公于天子也。吾等忠勤于国主者，即忠勤于天子也”。
吉田松阴曾经以“天下是万民的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为论点与坚持朱子儒学君臣有序的长州藩藩校明伦馆学头山县太华进行辩论。所谓“一人的天下”是指国家受天皇支配，天皇以下的万民平等，但万民需要为了天皇殊死拼搏。所以可以看出，松阴的理论是一种类似于平等主义的思想，是一种激进否定幕府的观点，并且也批判了天皇统辖万民的整体。不过在松阴的著作中并没有“一君万民”这一句，只不过是后人总结的而已。
吉田松阴在他的《幽囚录》中说：凡英雄豪杰之立事于天下，贻谋于万世，必先大其志，雄其略，察时势，审时机，先后缓急，先定之于内，操所张弛，徐应之于外 …… 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霸糜二虏（“二虏” 似指英美两国——引者注）。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此乃天下万世、代代相承之大业矣。
上文的大意是： 2015年的日本NHK大河剧《花燃》就是以吉田松阴的妹妹吉田文的角度，描述幕府末期到明治的这段历史。吉田松荫有三个妹妹，分别名为芳子（千代），寿，文（美和子）。
梁启超评价吉田松阴时，说到：日本维新之业，其原因固多端，而推本其原动力，必归诸他。松阴可谓新日本之创造者矣。日本现世人物其啧啧万口者，如伊藤博丈、桂太郎辈，皆松阴门下弟子不待论。虽谓全日本之新精神，皆松阴所感化焉
马克斯·韦伯曾说，“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景’，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在许多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都发挥着“历史扳道夫”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在1854年的那个深夜，从吉田松阴潜入美国军舰的那一刻起，中日两国不同的现代化命运已经被决定。
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吉田松阴是一位先知先觉式的人物。推动吉田松阴走出国门、了解世界的动力，是中国的著名知识分子魏源。鸦片战争结束不久，魏源就编写了《海国图志》。虽然在中国无人赏识，却受到日本有识之士的重视和欢迎，被称为“天下武夫必读之书”，影响了日本幕末一代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吉田松阴的老师、幕末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
在写给美国国会的报告里，佩里看到了日本的未来。他感慨地说：“这件事情很有深意，它显示了两位有教养的日本人的强烈求知欲，他们为增长见识敢于无视国家的严法，敢于赌上性命。日本人无疑是求知欲旺盛的国民，他们应该会欢迎能够增长道德和知识能力的机会。这两位运气不佳，但他们的行动可以认为是该国国民的特质，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更能体现该国国民的强烈好奇心了。他们的行动之所以受阻，只不过是因为极其严苛的法律和保证不违法的严密监视体系在起作用。从日本人的这种特性，可以推断这个有趣的国家未来蕴含着怎样的可能性啊，或许应该说，它是多么有希望啊。”
在网上曾有人发出这样的慨叹，“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吉田松阴”？这个问题确实发人深省，更让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在国家受到外来冲击之时，像吉田松阴这样决心迎接挑战，决心前往西方了解外部世界的日本人并不是少数。他们共同拥有一个伟大的愿望：就是向西方学习，希望能够由此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做好迎接新挑战的准备。
吴恩宗长在吉田松阴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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