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太伯的三让行为是礼让而非谦让

吴松金 原创

当下，海内外各地吴氏宗亲社团组织和文化研究会进行吴文化或吴氏文化研究活动搞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形势喜人。如要深层次地展开研究，我认为首先应解决长期困惑吴氏宗族和世人几千年的几个疑难问题，即太伯的生年之谜？太伯的三让行为，到底是谦让还是礼让？太伯的奔吴落脚点在哪里？

在此，我想谈谈个人的看法，拟分三篇来写。本文就太伯三让行为叙述自己的一得之见、一家之言，以作抛砖引玉，供大家参考，请方家指正。

太伯的三让行为：历来被古今学者、文人和广大民众所敬仰和赞颂，一直认为其是谦让行为，但此说总让人觉得其表述有欠准确，让人有难以认同之感。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前两千多年的上古史早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就已灰飞烟灭，而唯一的秦国史也在秦末的战乱中消失，致使上古史一直以来是扑朔迷离，难见真容，往往是传说多于史实。自汉初至历朝，经文人和史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从各种残书旧典中搜寻摘录的上古史一直都是残缺而不完整的。自汉武帝时董仲舒奏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经过两千多年儒家文化的统治和渗润，流传至今的国家正史只是经过儒家美化和粉饰后的人文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正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所以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编写的。再者，历史在时空流动过程中也常常被篡改、被颠覆，以致难辨本来的或真实的面目）。

今年初，我得到吴多兴宗长所著《姬吴史踪》一书，拜读之后，被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所深深折服。他在该书中提出了太伯的三让之举是礼让而非谦让的论证，其考证论述实事求是，不人云亦云，有理有据让人信服，这才是做历史考证和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很是令人钦佩。我十分赞同他的观点，并谈点自己的看法。

在殷商和先周时期，王族和部落首领的传承继位，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太伯是古公亶父的长子，是周族法定的继承人，仲雍则是第二顺位继承人。按常理来讲，在他俩都健在的情况下，继承权是无论如何也落不到幼子季历头上的。对于太伯来说，既然王位是他应享的权利，并由此可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和政治抱负。按世俗的常理来讲，他再怎么友爱幼弟，再怎么谦虚，也不可能无原则地把自己的继承权谦让给弟弟的。而只能是尽己所能去对弟弟呵护有加，这是人性的必然。至于古公亶父作为周族的首领，是个很有政治远见的人，再怎么疼爱孙子姬昌，也不可能会冒着让兄弟阋墙的危险去更换继承人。至于传说和史书上的丹鸟衔书，以示圣瑞等，只不过是后人在编史时的溢美之词，当不得真的（类似这种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在上古史籍和传说中比比皆是）。不过历史上古公亶父传位给季历却也是事实。那么在特定的反常的历史事件中，就要从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原因和真相。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当时都发生了那些历史事件：据相关史书和《竹书纪年》载：商庚丁八年辛丑（约公元前1160年），年方十四岁的季历娶了商贵族任挚中女太任为妻，姬氏部落终于和商王朝统治阶层建立了姻亲关系，这种政治联姻提高了姬姓氏族在商统治阶层中的等级地位，也提升了季历在姬姓氏族中的地位。竖年，庚丁驾崩，其子子瞿继位，年号武乙元年，（有记载说季历妻子太任是子瞿妃子的妹妹）。该年在姬氏部落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姬氏部族因不堪戎狄的不断侵犯和骚扰，举族从豳地翻山涉水，迁徙到岐山周原，从而使姬氏部落有了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二是姬亶父幼子季历生了儿子姬昌，进一步加固了与商王朝血缘纽带的联结。武乙三年，“王赐岐邑”给古公亶父，既是对小外甥姬昌的庆贺、也是对姬氏部落的承认。这对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古公亶父来讲，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既能得到商王赐地封爵，拥有周原岐山这一片土地的合法权益，又能使他由一个部落首领而一跃成为诸侯国君主，他敏锐地觉察到幼子季历和孙子姬昌在与商的政治联盟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潜在利益。他高瞻远瞩地对小孙子发出感叹：“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当然，商王的赐地和封爵肯定是带有先决条件的，（不若根据历史事件脉络和人性的特点来推理演绎）武乙在赐地封爵时所提的条件应是指定由其外甥姬昌来作为今后周国唯一的合法继承人。这样，姬氏部族在商王的压力和巨大利益的诱惑下，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重新抉择，这必须更换掉原定的继承者，让本无可能继位的季历成为唯一的继承人，以使其子姬昌能顺理成章地获得继承权。对此，古公亶父不可能拒绝而只能接受，并且是乐于接受的。后来所发生的事实也证明了“季历确因其妻而显，文王也因其母而贵”。但商王的条件对于太伯和仲雍来讲，显然是不公平和出乎意料的。对此，古公亶父和儿子太伯、仲雍应有过交谈并晓以大义，而具有仁义道德之心的兄弟俩，以尊重父亲意愿的孝心、友爱幼弟季历的仁心，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从周族今后发展的大局观出发，为了周国之崛起，为了周国的长远利益，兄弟俩不得已而放弃了自己的继承权，毅然决然地做出了让位的壮举。这需要有多么睿智的眼光、多么博大的胸怀、多么果敢的决断、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大公无私的道德品格。所以说这种崇高的举措决不仅仅是一般的谦让行为，而是大义凛然、大气磅礴的礼让之壮举。这种大义和大气的壮举又岂是谦让二字所能比拟和概括包含得了的？“礼让”和“谦让”，虽仅一字之差，但礼让的形象更为高大，意义更为深远，行为更加令人崇拜和敬仰。太伯、仲雍的礼让壮举，为季历继位铺平了道路、为开创八百年周朝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其南奔荆蛮、开拓勾吴国的作为，则充分展现了太伯的雄才大略和治国才能，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道德榜样。所以，我们今天更应理直气壮地大力地颂扬太伯、仲雍的“礼让”壮举，确认其行为是伟大的、高尚的、仁义的“礼让”而不是普通的、一般性的“谦让”，这两者的意义是不可以相提并论，其境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太伯“礼让”的高大形象是高山仰止、是日月同辉，也更加地让人钦佩和敬仰！

有人说把太伯的三让行为视为“礼让”是不对的和站不住脚的，并以现代《辞海》的释义去阐述三千多年前的“礼让”含义，这种观点未免有失偏颇，以今文去释古义，未免过于牵强和有失公允。不能简单地以今盖古，因为三千年前的礼让之含义和现代的词义是大相径庭的。任何事件的发生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商朝末年时的太伯之“礼让”行为是从大局观出发的仁爱孝义之举，其高大的形象确是谦让所无法比拟的。因为“谦让”以《辞海》的释义是“谦虚地不肯担任、不肯接受或不肯占先”。太伯的三让能是这种意思吗？而所谓的礼制，是在周成王时才由周公旦所制定的“礼乐、制冠、婚、丧、祭之仪”，其时太伯已辞世60来年，怎么可以拿后来的宗法礼制去框定其行为，这岂不显得荒缪？古之先贤在《左传.襄公十三年》中对让的解读是“让者，礼之主也”。在《礼记.典礼》中曰“退让以明礼”，这解释说的多直白清晰。而“刑仁礼让”，说的则是以仁爱为典型的礼让。至于孔子之所以盛赞“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是因为其所处的春秋时期已经是礼崩乐坏，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孔子十分向往和崇拜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及西周时期的天下大治与安定。于是他发出“能以礼让为国，何有？”的慨叹，所以一心要以克己复礼为己任。既要复礼，当然是要以“礼”的行为来作为其标准去衡量，所以才对太伯的“礼让”行为极为欣赏而推崇备至，以至德而称之。因为太伯的三让之举深合孔子克己复礼的理想，于是称赞其为至德，以为克己复礼树立“礼让”的光辉榜样，如果仅是普通的谦让之举，在当时那是绝对难入孔子法眼的，也是不可能会给予“至德”的崇高赞誉的。

为深入了解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和克己复礼的过程，我们不妨从《竹书纪年》的发现说起：在距今1740多年前的晋朝，河南汲县的一个盗墓贼从一座战国古墓中发现了大量的竹简，晋武帝知道后很重视此事，命中书监荀勖等整理竹简，得书简75篇，其中13篇为《竹书纪年》，记载的是魏国和晋国合辑的国家正史，被整理成“初释本”，后不久卫恒又整理出了“考正本”。其内容从上古黄帝开始到战国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8），记载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这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关于上古以来的正史。虽然《春秋》、《国语》和《吕氏春秋》等也记载了先秦之前的一些历史，但既不完整也不是官修的史书，算不得正史。《竹书纪年》所载大多与《春秋》、《左传》、《史记》相吻合，史学家们也纷纷以《竹书纪年》来修订已有的历史。但《竹书纪年》中有些记载却令儒家弟子感到汗颜和难以接受，儒家一直大力宣扬“尧、舜、禹、汤”为上古明君，其“禅让”的仁义之举被孔子标榜为上古贤君们美德的典范，但《竹书纪年》却以冷酷的史实告诉我们，上古社会有的只是赤裸裸的篡权夺位的事实和大逆不道的阴谋家行径，部落首领间充满着争权夺利和血雨腥风。其所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这说明舜的继位并不是尧的禅让而是囚舜夺位；孔子所推崇的辅佐两代商王的贤臣伊尹，在《竹书纪年》中则载“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则是个不折不扣囚王篡位的阴谋家，但其最后却是事败身死。这许许多多的正史记载完全颠覆了孔子和其儒家徒子徒孙们编纂的所谓正统历史。

《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后期，孔子则生活在此前200多年的春秋时期，所以他对这段历史应该是十分清楚明了的，那么他为何竟置真实的历史于不顾，而要加以篡改和美化呢？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就是出于其所要创立的儒家学说的需要，他是有选择性地忽略了、篡改了、美化了历史真相。他遵循“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古训，因此对他眼中的所谓贤者的篡位行径是视而不见或讳莫如深的。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是赤裸裸的儿子干了坏事，老子要为之隐瞒，老子干了坏事，儿子要为之隐瞒，那里还有什么是非曲直。只要是出于他所要宣扬的儒家学说的需要，就可以“善意”地隐瞒事实，不告诉你真相，以致赤裸裸地篡改事实真相。对此，孔子自己也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这说明他对自己在《春秋》一书中所篡改历史的卑劣行径是心知肚明和刻意为之的，他也预知后世总会有人知道他假造历史的行为，因而“知我、罪我”。孔子可以说是伪造、篡改历史的祖师爷。同时也说明了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从一开始就是孔子理想主义的产物，其描述的历史大多是篡改、伪造、虚构和被理想化了的，所以是不可信的。实事求是地讲，中国远古之所以无信史，孔子们应该是始作俑者之一，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什么都可以置之不顾，为所欲为，无所不用其极。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卑劣无耻，这还那是圣人之所为。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得以独享尊荣2000多年。而《竹书纪年》因其所载的历史事实为儒家道统所不容，（几乎是打儒家的脸），因而受到历代儒家的严厉抵制和打压。到北宋时，就连传世的《竹书纪年》的几个版本都被莫名其妙地搞得消失殆尽了，而儒学的各种学说流派却更显强势。直到清代，在有识之士如朱石曾等的努力下，遍翻浩如烟海的古籍，从字里行间寻找和摘录与《竹书》相关的或遗落的文字，经过几代人上百年的摘录，才终于重新整理成书，称之为《古本竹书纪年》，虽是残本，却也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上古史料。

基于以上所述的种种事实和原由，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理直气壮地认定吴氏始祖太伯公的三让行为就是大仁大义的“礼让”之举，而非所谓的“谦让”，我们必须要努力为之正名，使吴氏子孙和世人更加敬仰太伯三让的至德精神！

至于太伯的三让，则是两让季历（一让是在父亲生病时托言採药而避让，二让是在父亲逝世后，季历尊父遗嘱还政于太伯，而太伯则坚辞不受，然后远奔荆蛮），三让是在死后让仲雍继位。他的一生始终都是以礼相让，从而得到后人万世敬仰。清人齐彦槐对太伯的孝悌仁义礼让之举和创建勾吴国的雄才大略，拟了一幅对联，作了高度的概括：“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一抔万古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