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曾在一个姓李的地主家当长工二`三十年,积蓄了五`六十块钱才娶了我祖母陈氏.婚后,祖父租了这个姓李的地主家七`八亩地种,不再出去当长工.地租很贵,是倒四六开.每年的收成,六成要交给地主,我家只得四成,大约每年要交十二担的租谷。

年景好的时候,自己还能剩下七`八担谷子,这点粮食也就够全家人吃半年,其余则要靠秋季种地瓜和豆类来补充,以瓜菜来过半年.年景稍差一点,就连半年的粮食都吃不上.祖父一个大字识,但是有点手艺,会用地瓜粉做粉皮,每年的秋后,他都靠做粉皮来挣回一点钱.

祖母陈氏出身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家里的房子很大,但是却破落不堪.由于家境败落,祖母娘家的生活也十分困难.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到祖母的娘家去玩,她娘家里都无法招待我,只好拿蕃薯给我吃.祖母会纳鞋底,鞋底纳得又结实又好看,因此有很多的人来找她纳鞋底.她当时给人纳一双鞋底,一般是收两个银毫子.这样每年也可以掐挣回一点钱.另外,为补贴家用,祖母还在家里养了一些鸡和兔子,同时还养了一`两口猪.

我家祖辈都居住在兴国县的南坑乡,那是山凹里的一个村子.以后祖父和叔祖父分了家,我们一家便迁居到离南坑乡约三十里的水丰县龙岗区君埠墟大安村.曾祖父也随祖父一起迁居大安村,同我们一起生活.我父亲名叫吴功信,是个独子,小的时候念过几年书.十六岁时,父亲结了婚.母亲曾氏,是个家庭妇女,那年也是十六岁.

一九一五年,母亲在二十岁生下了我,家里已经有了好转,刚盖起了六间屋子,其中一间厅房,一间厨房,其余四间用来住人.另外,还建了三间用来装稻谷的两层楼仓库.以后,家里又逐渐买了三亩地,一头牛和一些农具.由于我正好是盖新房那一年生的,因此父亲给我起了个小名叫新福生,认为是我给家里带来的福气.

我出生一年半之后,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妹妹,接着又生下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到我参加红军那一年,母亲又生下了最小的一个妹妹.这样,我家一共有二男三女五个孩子.我弟弟叫吴臣洋,小名叫九生保.由于当时农村重男轻女的封建习俗,三个妹妹都没有名字.当时可以说是我家的全盛时期.我们五个孩子,加上曾祖父`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一共十几口,真的是一大家子人.

由于我父亲读了几年书,识得几个字,能写对联,也会记帐,所以总希望我也能读书识字,将来能成为一个耕读之家.于是,我七岁那年,父亲送我上了学.我还记得那一天,天未亮,鸡刚刚叫时,父亲就拿了一盏灯笼,扛着一张桌子,叫我去"发蒙"(我们家乡把孩子第一次上学叫"发蒙").

那天,他把我送到了马古州张贤左先生家支读私塾.张先生大约收了二十多个学生.他教我们读《三字经》`《百家姓》`《论语》`《中庸》`《幼学琼林》,以及孟子`曾文教界正公的书等,还学了珠算.在张先生家,我一共上了五年私塾.

上学之前我就在家里负责放牛,上学以后,每天清晨我依然出去放牛,放完牛后才去上学.由于家中的烧柴都归我负责,所以下午放学回家后,还要上山去砍柴.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名叫铁炉下的村子.我十二岁时,铁炉下村的人在村内的胡家祠堂办了一个小学.

学校办起来后,父亲就把我送了去.当时,铁炉下村小学只设甲`乙两个班,过去读过几年书的上甲班,没读过书的上乙班.这样,读过五年私塾的我就上了甲班.我在铁炉下村小学又学习了两年,学了一些简单语文和数学.

一九三0年五月,祖父因病去世,享年月才六十岁.祖父去世后,我们把他安葬在住屋后面的小山上,跟曾祖父葬在一起.随着祖父的去世,我们家也开始日渐衰落.由于给祖父治病,我家欠了百余元的债,家境日渐衰落.家中仅靠父亲一人劳作已难以支撑,于是我不得不辍学参加农田劳动,逐渐学会了各种农活.

一九三0年,我十五岁,就是在这一年里,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了我的家乡.在红军的领导下,我们村里也闹起了革命.开始组织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少年儿童队`妇女会等.组织和动员劳苦民众积极起来参加革命.

在这场革命运动中,我报名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并任队长.从此以后,我天天参加革命活动,无论是开会`斗土豪劣绅`游行示威,还是破除迷信`唱革命歌曲`写标语等,都非常积极.那年的六月,为配合红军的行动,我们还曾到离家一百二十里的永丰县荇田去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没想到,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国民党飞机轰炸,把队伍打散了.轰炸完了以后,我发现周围什么人都找不着了,只好自己一个走了百十里路回家.

不久,我们村又开始打"AB团".什么是"AB团",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只看到一些乡苏维埃的干部和村苏维埃的干部被抓起来了,说他们"反水",是"反革命",弄得我稀里糊涂.我还看到一些人被杀,像我们小学校长胡风章`教员胡泽凡等都被杀了.这么些人的被抓和被杀,使我心里很害怕,不知所措.但是过了几个月,又把一些未被杀的人放了出来,说是搞错了.大家紧张的情绪才放松了下来.

打完"AB团"后,我们村就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先是把村里的两个恶霸地主李祖千`李祖碑抓起来,召开全村大会进行斗争,当场把他们两个杀了.接着,就分田地.我家分到了八亩地和一座茶山.斗倒了地主,分了田地,大家的革命积极性就更加高了.那年的村苏维埃选举,我们选举了村里的贫农许泰仁担任村苏维埃主席.

一九三0年十一月,蒋介石调动十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为配合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许泰仁代表村苏维埃,动员全体村民同红军一起,参加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斗争,保卫家乡.经过动员,我们村里的全体村民都行动起来,准备支援战争.当时红军部队集中在于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我当时还是村里的儿童团长,我们被派去为红军带路`送信`站岗`放哨`抬护伤员和准备粮草.

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部进到了离我们村仅二十里的地方,红军开始反击.战斗打响前,我们村的担架队被派到小别村,负责抬伤员.我便带领村里的儿童团,抬着三十副担架,跟着村长,准备收容伤员.

十二月三十日拂晓,战斗打响了.到上午十一点,伤员陆续下来了,我带着担架队赶紧抬着伤员回到村里.每家三`四人,一共住了一百多.伤员的医治是由红军医生负责的,他们到各家去救治.

就在那天晚上,上面传来消息,说红军打了大胜仗,将国民党十八师全部消灭,还活捉师长张辉瓒.我们村里的"老表"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连夜赶到龙岗一带的山上,帮助把红军伤员抢运到后方,并协助部队打扫战场.在龙岗,我们抢运伤员,为红军收集枪枝`子弹`炮弹和军用品,还掩埋死者,以及搬运一些国民党的伤病员.

我们儿童团捡了成千上万的子弹壳交给红军.这次打扫战场的工作,一共进行了四`五天才结束.这是我首次参加战勤工作.

在协助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以后,我参加了共青团.从这时起,我就一直想参加革命.一九三0年十二月,村苏维埃主席许泰仁召开全村大会,动员村里的青年参加红军.在这次大会上,我和许泰仁的侄子许元怀等十七人一同报了名.

知道了我已经报名参加了红军,父亲倒是很开通,表示完全同意,而母亲却只是在一边给小妹妹喂奶,一句话都不说.只有祖母在听说我要参军后,哭得很厉害.在我离家参军时,祖母一直眼泪汪汪地站在家门口,默默望着我远去.我是由祖母一手带大的,所以她最疼我.

在离家去参军的路上,我遇到了弟弟.我告诉他,我要走了,家中的事情以后要靠他了,要他一定要放好牛,多砍柴,帮助父母多干一点活.当时他才十二岁.

我参军后,曾于一九三三年一月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不久,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并随信给我寄来了一双布鞋.父亲在信中告诉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我们家乡,烧了我们的房子,抢光了我们的东西,全家被逼赶上山.

由于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祖母`母亲`弟弟和三个妹妹都相继冻饿而死,一家七口人仅剩下父亲一个,住在他自己搭建的一个简陋草棚里.一九三二年的夏季,山洪暴发,把父亲栖身的草棚也冲走了.无可奈何,他只能流落在君埠墟的街头,靠五块钱的本钱,以贩卖黄烟为生.

在这次通信以后许多年,由于我一直随部队行动,没有办法和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父亲通信,全然不知道他的消息,就更不用说去照顾他的生活了.

一九四一年秋,我在苏北地区担任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兼任淮海区的专员.当时我曾天真地认为,既然国共早已合作,我的淮海区专员身份也可算作"国民政府"的官员,给父亲写封信大概是没有问题了.于是,我从苏北的盐城向家里发了一封信,把我的情况告诉父亲.

不料这封信落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手里,他们据此把我父亲抓进了监狱.事后幸亏邻里作保,凑了二十块钱,才把我父亲赎了出来,使他幸免于难.得知此事以后,我就再也不敢给父亲写信了.

一九四九年春,我的家乡得到解放.家乡解放之时,我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部队一路南下到了南宁.在南宁,我还兼任了南宁军管会副主任,得知家乡解放的消息,我当即从南宁给父亲寄去了一封信,并寄去了我和妻子陈绥圻`儿子吴新潮的合影照片.

父亲收到了这封信,他老人家很高兴,并很快给我回了信.父亲在信中告诉我,他仍是孤一人,在君埠墟以肩挑货郎担贩卖黄烟为生.接到信后,我为父亲还活着而高兴,却又为他的孤苦而担忧.

一九五0年六月,我接到调令,中央军委命令我到北京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去北京之前,我打了个报告给当时的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副政委谭政,想请假绕道回一次江西老家,把父亲接出来,让他和我一起去北京安度晚年.谭政没有同意.他告诉我,组建空军任务紧急,需要人手,要我先去北京报到,然后再去接父亲.

我服从了命令,径直赶往北京赴任,打算在北京安定下来以后尽快把父亲接过来.不料想,我们于七月刚到北京,就接到我的一个远房堂弟吴臣贤的来信.他在信中沉痛地告诉我,父亲已经在日前因患痢疾去世了.他还在信里说,由于没有钱,买不起棺材,他们只能用一领草席草草地将我父亲埋藏了事.

我计算了一下日期,如果我从南宁出发赶去接他,还是可以把他接出来的,而且像痢疾这样的病,以部队当时的医疗水平,是完全可以治好的.真是事出意外,为我们始料不及.我后悔不已.但我当时也只能用以革命利益为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要革命就会有牺牲"等道理来安慰自己.

由于当时国家还实行供给制,我手头没有钱,只好请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批准,由组织上给了我二百八十块钱的救济款.我将这笔钱转寄给了吴臣贤,要他代我给父亲买口棺材盛敛,并请他在重新埋藏我父亲后做个坟头,立一块墓碑.我还请他代我用这笔钱还清我父亲生前欠下的欠款.后来我听说在安葬父亲的那一天,乡政府还给老人家开了一个追悼会,对此,我从内心里深深表示感激.

四`解放后回家,只见一个个坟墓一九六0年二月,我在广州参加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向军委请了个假,军委领导同意我回家去看看.我从空军在江西的新城机场要了一辆吉普车,让他们到广东韶关来接我.然后,我从韶关乘车经南雄,到新城机场住了一夜.第二天,抵达江西赣州.在赣州,行署的秘书长请我吃了一顿饭,在我到赣州之前,行署就我探家一事给兴国县打了电话,因此当我来到兴国时,县里已作了安排,我的远房堂弟吴臣贤到县城来接我.

第三天,我们先从县城坐吉普车到兴国县的良村.由于从良村到我家还有六十里路不通汽车,再往前就得走路了.为此,良村公社派人前来引路,并给我找了一头骡子代步.

我们接连翻越了几座大山到达南坑乡.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南坑住下了.南坑是我们家的祖居地,那里有我们吴家的祖宗祠堂.在我们到达南坑以后,村里姓吴的乡亲联合起来请我吃了一顿饭.我看到,乡亲们都很穷,生活很苦,就把身上的二十块钱和一枝钢笔都送给了他们.

从南坑到我家还有三十里路,要翻三座山,山高路滑.不巧天又下起了雨,使我们行路更加艰难.走不多远,我的全身就湿透了,还一连摔了几跤,弄得我又冷又累.走到双岭下,我遇到表哥曾远洪,他带着一把雨伞来接我.离别三十年,我几乎都不认识他了,他背驼了.因为山路狭窄,两人不能并行,于是他把雨伞给我用,自己淋着.快到大安村时,雨越下越大,打着雨伞也不管用,我索性和大家一起淋着.

到了大安村外的河边,我看到了离别三十年的家乡.原先架在河上的那座桥不见了.对那座木桥,我的印象非常深,从前一到夏天的夜晚,村里的人都来到那座桥下乘凉.没有了桥,大家现在只好涉水过河,记忆中的家乡全没有了:树林没有了,竹林没有了,我家的房子没有了,甚至连房基地都没有了,都变成了一片片的稻田.原先的三家邻居还有两家在,但每家都只剩下了一间半面墙的土屋,那屋顶全是用稻草盖着.

我的家没有了,我们一行只好在邻居许元茂房子里歇歇.许元茂的妻子和母亲都还在,但他的家里却空荡荡的,只有一条木凳和一张木桌,其它什么都没有.由此我还联想到,当天我们走了三十里路,沿途没看见一间新房,所看见的房子全是破垣残墙,顶无片瓦.建国十一年了,没有看到老苏区的家乡有任何变化,我心里十分难受.不久,另外一个邻居李文福也来看我.李文福的父亲七十岁了,我还认得他,他却不认识我了.

许元茂`李文福告诉我,国民党军第四`第五次"围剿"时,把我们村子烧光了,树林和竹林都被他们砍去修了工事.原先村外的那座木桥,也是当年被破坏的,以后一直都无力修复.由于森林被伐,水土流失,当年绿树成荫的青山全都变成了黄土岗.

这时,村里的一个老前辈特意从邻村赶来看我.他告诉我一些国民党军第四`第五次"围剿"的情况,还对我说起父亲被抓起来后,全村邻居凑了二十个银元将其保出来的情况.我听后内心十分感激,想到我这几十年在外,不仅无以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也没有报答过乡邻的帮助,不由得双眼模糊起来.

这时,已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走了一天没吃饭怎么办?许元茂的家里什么都没有,供不起我们一行人的饭菜.好在吴臣贤他们对此早有准备,已经从南坑带来了大米`猪肉和一些罗卜,我们的这一顿晚饭才有了着落.我便邀请村里的几个老人`许元茂一家及县里陪同前来的人一起吃了顿饭.饭后,我向吴臣贤借了十块钱送给许元茂的母亲,表示我的感谢.对其他邻居,我就只好说抱歉了.

刚刚吃完饭,就碰到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这也是巧合.一九三一年初同我一起报名参军的许元怀也回家探亲,就住在邻村妹妹家,听说我回来了,他立刻跑来看我,尽管我们三十年没见面了,但一见面就相互把对方认了出来.

我们从小就在一起放牛`砍柴,后来又一同参军编入赣东游击队.只是在赣东游击队编入红军赣东独立团时,我由于身材较矮被独立团拒绝接收,而他身村高大被留下.从此便同他分别,以后就一直没有音讯,今日意外重逢,真是让我们悲喜交集,感概万千.

许元怀告诉我,他也参加了长征,在到达贵阳附近当了排长,后因生病掉队落伍,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为了生计,他先到一个地主家当了三年长工,以后到贵阳学成木匠,并成了家,有了三个孩子.这次,他带着十岁的大孩子来探家,正好遇见我也在探家.和我相遇真是太巧了!

与许元怀见过以后,我决定到后面山上去看看我祖父`祖母`父亲和母亲的墓,我的表哥`表侄`吴臣贤`许元茂也同我一起去.我们去的时候,天仍然在下着雨.到了墓地,我十几岁的表侄用随身带的镰刀,先把我祖父母和父母坟上的草割了,然后我在每一个坟前鞠了三躬,就算我给亲人们尽的一次孝,请亲人们原谅我吧!

回到村里,已是该休息的时候,可住处却成了问题.区政府的人在附近的铁炉下村,找了大队的一个仓库.这样,我们一行又走了两里路,过了一条河,到了铁园大队的这个新修仓库里,里面还比较干净.没有床,他们又去找了很多稻草来铺在地下,我们十几个人就睡在上面.这时,君埠墟镇的党委书记知道了,冒着大雨,带着一些人给我们拿来了七`八床被子和一些大米`蔬菜和猪肉.他们在野地里架起了一口大锅,又给我们做了一顿饭.

当晚,我向"老表'们询问了家乡的生活情况.那位党委书记说,"大跃进"时由于政令不统一,搞得很乱,导致人民群众不听指挥,思想混乱,造成生产下降,群众生活很困难.尤其是农民群众,不仅手里没有钱`衣`被,不少老乡家里连吃饭都很困难.因为集体生产搞得不好,很多人就不愿出工参加集体干活,而是跑到山上去种自己的自留地.

我听了这些情况以后不好表态,只好向"老表"们说,要听从区委的领导,努力搞好集体生产.可"老表"们却一定要我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区`公社干部瞎指挥的情况,说区`社领导的生产指令一年变几次,老乡们无所适从.

翌日上午,我离开家乡回良村.走了三十里路.途经中州墟时,看到这个从前很大的镇子,现在剩下不到十户人家,感触很多.

在中州墟,公社党委留我住了一晚,并热情招待了我们一行.附近的"老表"知道我来了,纷纷来看我,向我反映意见,我要良村区党委的同志也一起听一听.但是,对他们说的许多问题,我都无法表态,只有含糊其词.

第三天,回到了良村,区政府专门杀了猪来招待我们.我对良村区`公社的热情照顾和接待表示了感谢,并答应他们要尽力支援家乡建设.

回到北京后,我向总参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写了一个报告,经他批准送给良村区政府一台退役的解放牌大汽车.当时解放军有支援地主克服困难的任务,良村又是中央苏区老根据地,仅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军就在这里打了两个大胜仗,应该说,良村的乡亲们是为红军和革命事业做出了巨牺牲和贡献的.我认为支援一台退役的汽车是理所应当.

那些年里,我也就为家乡做了这么一件事.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有很多事情让我无法去做`无力去做.眼见乡亲们生活得那样艰苦,我却无力为他们做些什么,至今想起来,我的心中仍然感到十分惭愧.

那天下午我告别了良村,由空军的一辆吉普车把我接到兴国县.在兴国,我把家乡的一些情况向县委做了汇报,就离开兴国,经秦和`吉安`漳树到南昌,然后从南昌剩飞机返回了北京.从此,我再也没有机会回过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