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子三篇 |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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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人歌 《乐府诗卷八十三》中的【徐人歌】，原文是这样的： 刘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将聘晋，带宝剑以过徐君。徐君观剑，不言而色欲之。季子未献也，然其心许之矣。使反而徐君已死，季子於是以剑带徐君墓树而去。徐人乃为之歌。”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数来已是将近三千年的历史往事了 而前些日子正逢江苏举行规模盛大的2007中国（无锡）吴文化节暨祭祀吴泰伯典礼，吴泰伯固是高义，三让让出的可是中国历史绵延时代最长的周王朝，然而，在这样的时候，我最为思忆的却是二十代后的季札——延陵季子。 在传统的儒家观念中，泰伯与同奔荆蛮的仲雍以及延后的季札同为至德之表率，在一个血脉相承的远古世系，能出现这样为人所推重的三大圣人实属不易，当然，与他们血统一脉的周王族也出现过一位名头更响的圣人——周公旦，这也许是传统中国文化所最为认可的可与孔圣人并论的唯一一人了。即便如此，周公的后世子孙德操如何也许我们不是太清楚，但作为两千年来世系传承关系最为明晰的孔氏家族，也惟有孔子的正好又是二十代孙孔融以让梨美名传扬千载，当然，那是一个不幸的故事，与华佗一样，死在了孟德公的屠刀下。 似乎扯得有点远了，还是言归正传吧！ 认识季子的时日也不算短了，在一本少儿版的诗词故事中 对这么只有短短两句的民歌风味甚浓的歌词已是百转心头终难忘了。诗词故事都是一些趣味性极浓的小短片，天下人都知道，诗人爱做梦，自然，诗人的故事也是五光十色，眩眼万分。然而，在这样七色斑斓的梦境中，很简洁的季子赠剑就如徐公孤清的墓园般，素朴然却生气，质朴然却情真。褪去繁尘的遮迷，洗净世俗的沉钝，两千六百年前那一柄墓园前的还情之剑，季子报还的是徐君的知遇之情，史书记下的却是季子那高风千载的赠剑之举，尽管昔人已去，季子已如同墓茔中的徐公一样只能追远在人们的记忆中，但那份真情却着实弥香了美丽的春秋史册，美丽了一个民族的高风亮节。 季子本是吴王寿梦第四子，也是最小的儿子。吴王寿梦应该是第一位称王的吴主，作为与周王族同祖的吴主，在周族王权衰微的这个时候称王，无论如何，是算不上什么大德大仁之行的，在中原的兄弟王族丧权辱身之时，作为长族的吴主非但不励精尊周，弘扬一下先辈的大贤大德，倒反戈同了那个蛮横熊楚，来了个兀自称王，看来老人家野心还不小。可巧的是，又碰上了商末的那个场景，只是这回推让的是老吴王的贤德所望——少子季札。季札推脱王位共有四次，父亲，大哥，二哥，三哥。本来，当初季札的兄长们商议好了的，既然先王的王位季札硬推不可，为了不违背先王的遗愿，王位兄弟相传直至季子，但直至三哥夷昧过世，季札仍然固辞王位而不就。（个人猜想，季札对于吴王这个称谓及父王为什么将王位欲传与他，心里多少有些不愿吧！）当然，当时的季札也许没有想到，自己的这次推脱，竟埋藏了日后血溅吴宫的亲侄纷争，更为日后的吴国灭亡埋下了无意识的伏笔。这是季子的悲哀，更是历史的讽刺般的悲剧一笔。 而当年，作为一位逍遥王权之外的国之重臣，季子的出访列国却写就了春秋时期乃至中国历史上最经典的外交史话。作为王子，季札学识丰厚，见闻广博，这种过人的个人素质与文化修养使季子这位成长于蛮荒南夷的不但代表南方诸国第一次在中原大秀了一把文明开化的古夷新风，更是以他的高远智识，清远德行留下了千古的不朽传奇。 适鲁观周乐。作为对周公的无限肯定，成王特许鲁国得以郊祭文王，并得享天子之礼乐。除却当时式微的周王，鲁国是周初礼义文化保留最完整的地方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偏偏是这块土地，会成为“至圣先师”孔子的父母之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深厚文化之先备条件。在中原文化最发达的鲁地，他的乐目品评依然获得了亘古的称道，“自《郐》以下无讥焉”，甚至后以“郐下无讥”言其微不足道，成为一条著名的文化掌故，这足以显见季子的文化修养之出类拔萃，礼乐之道的深厚学养。 在郑交子产。我读《史记》时，便把郑之子产喻为周之公旦。中国历史上的皇叔，有淮南王刘安的造反未遂，有朱棣的强夺王权，也有摄政王多尔衮的独断朝纲，却少见周公般的“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捉发”的勤劳公事，鞠躬尽瘁。在浩繁的诸侯《世家》中，为侯位子侄弑父，兄弟血残，叔伯欺侄是屡见不鲜的寻常故事，也只是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弹丸小国——郑国，出现了这样一位尽职尽责，劳心劳力扶助幼主的叔父，以己身的付出匡扶着凶险万端的郑之社稷，这也是郑国历史中尤为亮采的一笔。人们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季子与子产的交好无疑是历史上美丽人心的一次交善，这是当事人的幸事，也是历史的幸事。 于晋断三分。晋国，这个幼年时代的成王多少有些不情愿分封的诸侯国，无论是三晋之说，还是今天仍然沿用的山西的简称，都毫无疑义的印证了卷叠史册中那曾经啸傲九州的唐晋王霸之万古风流。然而，当季札之时，晋文公早已成为历史，而叔虞的子孙正同成王的子孙所经历过的那样，繁华瞬间种下了悔不当年的恶果，六卿架空了名义上的君主，况且，诸侯不比天子，他甚至面临着虚位也一并被剥夺的险恶前程。赵文子（赵武）、韩宣子（韩起）、魏献子（魏舒），这日后将被秦王侵剥蚕食的嘴边肥肉的赵，韩，魏三侯的祖辈把持着日渐式微的晋国内政外交之生杀大权，一点点的细菌般地吞噬分化着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晋国。季子敏锐的意识到了历史的发展态势，甚至直接在三子面前断言，晋国的未来是他们的。这也便是太史公的评语“见微而知清浊”的超人判断力在政治上的实际应用。 至于赠剑徐公，也许只是发生在季札出使各国的行程中的一个小而精微的插曲。 在出使列国的途中路经徐国，必要的外交拜谒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就在季子礼谒徐主的见面仪式上，扶剑问礼作为仪式上的一个步骤，却撩拨起了主客双方的最大感触。对徐公而言，季子随身佩带的宝剑恰似天方神物一般美好而神妙。了解先秦工艺的人都知道，南方的所谓蛮荒之地乃是当时铸造业最发达的地方，尤其对于吴国这样一个与中原文明共祖同根的南方大国，宝剑的铸造之精良自然更是不在话下，因此，吴国王子佩带的这柄在吴国已是绝品的宝剑引起徐公的艳羡与倾慕只是爱剑之人最本能的反应。而季子，他显然已从徐公异样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主人对自己这柄长剑的品鉴与喜爱，而他心里此时已暗自许定了必将此剑赠与徐公；但作为尚在出访途中的外交使臣，没有宝剑在当时是很没礼貌的外交失礼，他也只得不动声色的把心中对徐公的暗许埋下，离开了徐国。 在回访的时候，这是季札不曾设想的一幕：徐国正在举国缟素的为徐公举行葬礼，无奈苍天，在这并不长远的流年里，斯人却已不在。此时的季札也许因此只能抱歉世事的无常了，但他依然默然来到了逝者的墓园，恭敬的把剑挂在了逝者墓前的树枝上，以报徐公对宝剑的爱惜之情，姑且算是清还了自己曾经的许诺，他也只能如此了。 或许这个故事相对于季札的杰出外交才能显得太过平淡。“适鲁观周乐”大大的弘扬了吴国的大国风范，显现了吴民族深厚的文化智识；“在郑交子产”以个人间的深厚交谊增进深厚了吴郑两国的国家关系；“于晋断三分”则完满了外交使臣的另一要物，了解国际形势，特别是对晋国这样举足轻重的大国国情的走势分析。而以千金之剑“讨好”一个先逝的国君对季子的外交使命似乎并无增益，甚至也许会适得其反，因为那是一个“利”字当头，六亲不认规则支配皇权继承的时代。即便这样的举动会交好新继位的徐公，但这种“千金之剑挂丘墓”的代价对于一般的国际交好已经实属代价弥高，何况，徐国本就是没有多大国力的一个小小诸侯国而已，作为南方第一大国的吴国有必要在它的身上大费周章吗？现实一点的答案就是：不值。 或许，更会有人说，这是季子在推脱王位后的又一次惺惺作态。但季子肯定是不会如此计量的，君子一诺值千金，季子是用自己的真心兑现着曾经的诺言，哪怕那只是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一次暗许，什么人情世故，什么外交通谊，人心的交感才是弥足珍贵的天下之大道。 所以，千年以来，无论是万世先师的孔夫子，还是今天奔忙于纷繁现实的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面对延陵季子，感受到的仍然是一颗千年不灭的纯净心灵。他可以洗去俗世繁尘给我们每个人无端铺泄的繁文缛节，解开那些迷失人性光辉的重重桎皓，还原人心最原初的性灵与美丽，历久而弥新........ --------- 圣人师 儒家思想在中国盛行数千年，孔子的圣人形象也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但很多人却不知，开创儒家思想的先驱，却非孔丘，而是同时代的季札，孔丘至多算是季札思想的继承者和追随者。孔子误导自己的三千门徒，让他们以为这些言论思想是自己所为，这种行为，就有些不要碧莲了。 季札是春秋吴国人，兄弟四人，季排行最小，但名声最贤。季札的父亲是吴君寿梦，寿梦去世时，有意将王位传于季札。王位按礼应传于长子，季札深知其礼，于是坚辞不受，让于老大诸樊，诸樊深知季札贤能，坚持要让给季札，季札为让诸樊安心做国君，竟抛家舍业跑去乡下种田。诸樊去世后，王位传于老二余祭，余祭也有意让于季札，季札仍坚决推让。余祭去世，王位传于老三余昧，余昧也不想留恶名，老规矩，先让于季札。季札照旧推辞，最终老三余昧继位。 过了几年，余昧又死了，这次只能季札继位了，但季札天生不爱当君王，说什么也不答应，余昧只好立自己的儿子僚。这下老大诸樊的儿子公子光不答应了：凭什么？有资格继承吴国王位的，除了叔叔季札，应该是王室长孙，凭什么立老三的儿子？于是公子光派人刺死吴王僚，自立为君，也就是后来被越王勾践灭掉的吴王阖庐。 其实阖庐杀了吴君僚自立后，也曾给叔叔季札客气了一翻，象征性的让于季札。季札虽痛心阖庐杀死吴君，但为了吴国的安定，还是承认了阖庐。但从此就几乎退出了政界，不再参与国事。三个兄长因为受季札影响而谦让，侄子却为权利残杀，也够让季札郁闷的。 季札三番五次的让国，使其贤名远扬天下。吴国地处偏远，被中原各国称为蛮夷之地，但却都知道吴国的季札，是天下最懂得谦让的君子。 古时立继承人的规矩，是立长或立贤。立长这个好说，一个二十，一个十八，肯定是二十的年长。立贤就不好说了，你说你贤，我还说我贤呢，这个没有评介的统一标准，一般情况下谁也不服谁，因为此，为争夺王位而发生撒逼大战的不在少数，从这点看，王室贵族比市井小贩也贵不到哪儿去。 季札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三个兄长全部都认为季札贤能，一致同意季札继位。但是，那时人们的标准和思想也有些奇葩：如果大家都说你是君子，你可能就是君子，但如果你自己说你是君子，那是你不懂谦让，你就不是君子。估计也正是因为此，季札才坚辞不受。 先王去世后，大家都同意立贤，并且都认为季札最贤。这时，如果季札同意继位，也认为自己贤德，那么在他自己的潜意识里，可能自己就不是君子了，这样就等于间接承认自己贤德，这就是不谦虚。只有一直谦让，才是君子。 在这方面上，孔子就差远了。孔子刚任鲁相时，齐君因邻国有圣人而颇为担心，齐相晏子却说：孔丘虽贤，鲁君昏庸，孔丘谏言必不被采纳，到时齐国可假意聘孔丘为相，孔丘必然前来，然后借言托辞，孔丘必无立足之地。晏子的馊主意果然将孔子陷入尴尬之地，丢了鲁相不说，还背上贪功的恶名。 儒家思想的“礼义仁智信，温良恭俭让”，季札无一不做到极致。季札为儿子办理丧葬时，孔子专门带一帮学生跑来学习葬礼。季札的智慧和眼界，更是无人可比。他出访中原各国时，一眼就看出子产将主政郑国，并成功预测赵、韩、魏三氏将分食晋国，为齐国晏子指点避祸迷津。 季札出访从不带贵重礼物，一车梅花，一口宝剑，轻车上路。路过徐国时，与徐君相淡投机，徐君对季札的配剑甚是喜爱，季札看出徐君心思，暗自决定出访归来时，将宝剑赠与徐君。当季札归来时，徐君已去世，季札便将宝剑挂在徐君坟前树上。由此可见，季札的信义，可谓天下无双。 季札虽贤德远超孔子，但身居王室，常为国事操劳，以至于著说存留甚少。而孔子仕途无望，只好投身教育和营销事业，徒子徒孙遍布天下，充当孔子学说的义务宣传员，如此一来，孔子想不成名都难。孔子的每一个学说，都能在季札身上找到影子，所以，如果孔子算得是圣人，那么季札，应算是圣人的老师了。 ---------- 司马之赞 季札是我启蒙时期第一教材人物。那时候除了知道他是个古代贤者外，别的一无所知。后来上学期间开始对他慢慢了解，开始攻读《史记.吴泰伯世家第一》,发现很多奇怪的问题。进而多处查证，发现太史公偏爱季子。有人说太史公偏爱的人物太多，诸如项羽，陈涉，荆轲等，但是季子却不同，为什么不同，这里面有很多奇怪的问题，可以一一列举！ 其一：篇幅问题。 《史记.吴泰伯世家第一》记录的自然是吴国自泰伯以下二十五代君主的事迹，然而其中记录有人有事的君主却寥寥，当然每个记录那也是不可能的，否则《史记》就完全累赘了。而季子作为寿梦第四个儿子，不是吴国国君，也没有任何政绩，却能够占到有四分之一篇幅。从中可以看出太史公对他的偏爱。就单个人事迹而言季子的篇幅也是最长的。记录的也大多是一些他的言论，以及“三让以国”的事迹，其中对他的预见性言论比较突出，让我不得不怀疑太史公是否也是他的FANS。 其二：定位问题。 所谓世家，世世永祭之庙。太史公所作三十世家除去孔子，陈涉外皆是王侯将相。而季子作为诸侯的诸侯是没有资格进入世家的。连老子韩非等也只能进入列传，按照季子的定位最多进入列传。或许可以这么认为，季子本身没有太多的事迹可传，单独为他作列传一篇完全多余。而且季子在历史上的作为和名声根本没有资格跟老子，韩非等相比，做列传完全是荒谬，而世家中只是顺便提一下季子而已，仅此而已。但是季子作为在孔子形成儒家思想之前拥有儒家经典要义：仁，义，礼，智，信等特质。完全有资格进入《儒林列传》，可以作为引子在列传中大书特书，这是完全没有任何异议的，而且更符合太史公严肃的态度。破例把他放入世家中记述他言行，从中可以看出太史公对他的偏爱程度。这完全不是太史公对待孔子，陈涉的态度，孔子，陈涉能进入世家是因为有他的历史原因，本身他们符合世家的标准--世世永祭之庙。而季子最后是解甲归田，在江阴乡下种田，完全一副隐士的态势，所以能在世家中花这么多篇幅记录季子说明太史公是他的FANS。 其三：言论问题 季子不愿意做君主，但是拥有政治远见是肯定的。其中对晏子，子产等言论最后都印证了史实，本无可厚非。但是对待晋国三家赵，韩，魏的言论却可圈可点。读《资治通鉴》开头即是讲的“三家分晋”，然而从中我们知道晋国当时势力最大的政治集团是智伯，而不是三家。季子对着三家的老大们说：晋国其卒于三家乎！。这就像你早公司看见一个将来有可能问鼎“一把手”的人物，对他说将来某某公司就是你的天下一样。这完全是恭维的话，没有什么政治意义。难道他看见三家的人说将来晋国必定属于你们四家。季子作为有名的外交家不会说出这么荒谬的话来的。而太史公看见这段拥有无限远见的话，简直如获至宝，感觉季子太有才了，居然能有远见看见60年后三家合力灭掉智伯的事迹。这也太玄乎了点，而太史公不假思索的把这段话也录入季子拥有政治远见的语录中，而非看出其实这是季子恭维三家的言论，这也说明太史公崇拜季子。而神奇的是不但是《吴泰伯世家》中出现这段话，《晋世家》居然也出现了这段恭维的语句，又一佐证。 其四：评论问题 最后太史公对《吴泰伯世家》的评论，足可以看出太史公对待那种人是比较欣赏的。泰伯是吴国的始祖，而且“三让天下”自然得到太史公的推崇，之下就轮到季子了，像寿梦，阖闾，夫差等都不入眼，相对来说他简直鄙视夫差，从《越王勾践世家》中对勾践大篇幅的记述就可以看出他是完全推崇勾践而轻夫差的，而上述三位君主却是吴国有名的君主，前两位政绩尤其突出，夫差虽然最后亡国，但是前期还是有作为的君主。所以即使论资排辈也不应该论及季子，而最后从太史公的论断来看《史记吴泰伯世家》的中心还是季子，“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季子的仁，义，智（见微而知清浊即政治远见），礼（对周乐的评价），信（季子挂剑）这些足以打动太史公了，太史公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后人给的，先前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史官，是个小人物，而季子完全可以有资格作为他的崇拜对象，虽然后来司马迁因为《史记》声名鹊起，流芳百世，但是这些已经是后来的事，完全不会影响到他前期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太史公最后作注：延陵季子冢在毗陵县暨阳乡。 其五：季子挂剑 季子挂剑具体的事迹已经无需累赘的叙述，它作为一件没有任何意义的小事，夹杂在《吴泰伯世家》之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起的仅仅是推崇季子信义的作用。最后那句“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这句话我相信是太史公把这件小事录入《史记》的最主要原因。这句话可圈可点，季子这句话的立意非常高，高在何处？本来季子心里应该把剑许给徐国国君，那么这时候他死了，季子应该这样说：我心里已经把剑给他了，现在只是来还而已。而不是“倍吾心”，季子说不能违背我的心愿为立意完全是另外一个起点，他不是因为和徐国国君交情好所以来挂剑，也不是因为单单守信来挂剑，而是不能违背自己的意愿。这就从“信”的高度直接跳跃到“仁，义，信”的高度，就像他握紧拳头只能得到“信”字，而摊开手却能得到更多。这件小事确实不一般，最后这句话更是精彩。太史公有理由把它写进去，因为是FANS么，小事也不能放过。 说完太史公，那说说江阴。延陵季子冢在毗陵县暨阳乡。毗陵是汉朝常州的地名，暨阳是我们江阴的地名，而季子墓在江阴申港，地域是比较靠近常州的。季子的封地也是常州，历史上的季札做的一切事情也跟暨阳没什么大的关系，最后“弃其室而耕”的地域可能靠近江阴，但是事实上他更靠近常州。所以江阴把季子作为有历史渊源的人物完全是借来的，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历史上有名的贤者，足够了。 ---------------- 附 泰伯渎（伯渎河），无锡介绍时都说此河为泰伯开发江南时所修，于是反复了多次后，本地连同外地的人也便也当真了，但关于这项水利工程，《新唐书地理志》上有记载：“无锡，望，南五里有泰伯渎，东连蠡湖，亦元和八年孟简所开。” 同是元河八年，孟简还于武进开了孟渎，而这条孟渎，却是在原有的河道基础上拓宽的。(详见《新唐书地理志》：武进…，孟渎，…，刺史孟简因故渠开。) 所以，泰伯渎（伯渎河）这条河在唐朝以前不存在是不争的事实，而唐元和八年晋陵刺史孟简新开水利更是史实，这里特地提出武进孟渎，是想深一步论证泰伯渎（伯渎河）开修时并没旧河道可循。但无锡为论证泰伯奔吴地即在境内，便一口咬定泰伯渎为泰伯亲修，某专家还由此联想到该河即为夫差伐齐时的邗沟旧道，乃中国第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为江南带来文明云云，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附会之说。 一条唐时开修的运河，一千年来默默地在为当地的水利事业奉献着，本身就是一座丰碑，一个传奇，而今泰伯渎日渐干涸，正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我们纪念首先应该肯定其这千年的贡献与前人的睿智。但不幸的是该地地方政府为争“发源地”，不惜张冠李戴，甚至渲染出一些不实的说法，赋予其所谓新的历史内涵，但幸亏史书是公正的，而又是雪亮的，让真相最终公诸于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