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氏先祖,三让天下,至德民称。民无得利却仍然要称赞吴泰伯,是因为民众没有直接从吴泰伯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但是却有一位圣贤圣明的君主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成功与荣耀。可见,泰伯之让,三让天下,实为三让贤明,三让贤能,三让贤圣,本质上是让贤。虽然让贤的一个结果是让出了权力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名誉财富,但是人民赞赏这种牺牲精神,而圣贤则高度赞赏这种精神。
从另一个角度看,泰伯之让是让贤,但并没有让原则,在根本的原则问题上,并没有丝毫表现出让,而是表现出绝对地坚守坚持,丝毫不让。这个原则问题就是家国的兴旺。正是坚持坚守这个原则而毫不退让,吴泰伯与吴仲雍才在让出权位名利之后,奔赴荆蛮,再立国家,造福国民。
可见,谈到吴氏文化,谈到泰伯至德,谈到谦让退让,切不可眼前只见一个“让”字而一叶障目。同时要看清的是,所让的,仅仅是对于贤人贤士的让,而不是对什么都让,更不是对污烟瘴气污垢垃圾的退让退缩甚至逃窜以及精神上的逃窜(把头埋到沙子里),这决不是泰伯之让。如果说这是谦让,是泰伯的遗风,那么,这完全是泰伯之德的误解曲解,甚至是扭曲歪曲,更甚至者是对至德精神的强奸与污辱。这是绝不能容忍的。
另外,还有一点尤其需要着重指出,那就是,泰伯之让,完全是出于孝顺之品行而做出的让,从历史记载来看,泰伯除了因孝心而让之外,没有出于其它任何因素而有过让的行为举措。
泰伯只因孝而让,而后有奔荆立国,并且国势蒸蒸日上。
而泰伯后裔第十九世孙的季札,也有推让王位的行为事迹,但季札之让,在事理上分析,与泰伯的因孝顺而让完全是截然相反,季札完全是因不孝顺而推让,完全违逆父意甚至是忤逆父意而让,甚至在看到了三位哥哥为了传王位于他而求速死的情况下,仍然推让王位,这种让,完全不是在孝的基础上,而且完整的说,不是在孝悌的基础上而做出的让。
这种不孝之让,与泰伯的因孝而让,完全是云泥之别,天壤之别,其结果也与泰伯同样的是云泥之别,天壤之别。泰伯之孝让,而后国势蒸蒸日上,季札不孝之让,而后国势在极度膨胀之后轰然倒塌。历史上指认吴国灭亡而季札有责的人,不在少数。虽然季札之让,有循礼之原因,有谦让的因素,有让贤的含义,但却过于自以为是,甚至达到了刚愎自用的程度,其果必非甜美。
所以,说吴论让,说到至德之让,第一对贤而让,第二因孝而让。没有这两个前提的让,都与泰伯无关,都与泰伯精神无关,都与至德无关,都与吴氏文化无关,这种让,都决不应该受到吴氏宗亲的抬举与提倡,甚至都不应该挂在吴氏宗亲的口头禅上。这种让,只能被吴氏宗亲所不耻。因为这种让,不是吴氏先祖吴泰伯的至德之让,这是一种与吴泰伯完全没有关系的让,也是与吴氏宗亲没有任何关系的让。吴氏宗亲完全可以让这种“让”见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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