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王诤，原名吴人鉴，字凤岗，号雨峰，吴人鉴在1909年5月16日出生于江苏武进县洛阳镇天井桥村杨巷一个普通农家（一说是1909年7月3日出生），幼年读私塾，1927年从省立第二高级中学毕业。1928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毕业后参加北伐军第二军四师，担任师部电台台长兼报务主任。他对电讯业务的钻研精神，曾受到随军的苏联红军顾问冈恰洛夫中校的称赞。1929年春分配到国民党军第九师任无线电台报务员。1930年9月调第十八师张辉瓒部任中尉报务员。

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爆发，中国工农红军12月30日在江西吉安永丰县龙冈乡（畲族聚居区）围歼了张辉瓒部，缴获九千支步枪与一批英国电台。国民党南昌行营主任、江西省主席、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电呈蒋介石说，龙冈一役，第十八师两个旅片甲未还。吴凤岗（吴人鉴）在此永丰龙冈，由中国国民革命军加入了此时正在红军内部大杀大毙AB团分子的中国工农红军，并改名王诤。

在龙冈大捷之前的十八天，在龙冈以西六十里远的富田镇，发生了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由于中共中央大捕红军内部的所谓的AB团，有部分红军官兵反秔抓捕AB团的上级领导，离开中央红军，到其它地方打击国民政府的政权，继续革命，并要求分裂中共中央。这之后，中共中央开展更大规模的反AB团运动，前后共杀死红军官兵约十万人，很多参加了龙冈大捷的红军官兵被当作AB团分子被中共中央枪毙，参加龙冈战役的红军部队中被中共中央杀死的红军官兵的人数，远超过在龙冈大捷中红军官兵的阵亡人数。

在龙冈大捷中，红军缴获的电台，是红军第三次缴获电台，在这五个月前，红军攻打长沙时，曾缴获过9部电台，之后又在浏阳缴获过一部电台，但都被红军战士砸毁。这次缴获的电台，发报机还是被搞坏了，只能收报，实际是半部电台。1931年5月初，从苏联回国的叶剑英见到毛泽东，第一句话就说，红军活捉张辉瓒，震动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毛泽东笑称，张辉瓒给红军不仅送来了无线电台和9000支枪，还送来了难得的无线电专家王诤，和他的保健医师李治。叶剑英还告诉毛泽东，有人看到斯大林在他的记事本了写了15个字，龙岗，四万打败十万，朱毛捉到总指挥。苏联的《国际新闻通讯》第14期特意系统地介绍了毛泽东的生平，使他的知名度提升到一个极高点。共产国际把毛泽东定格在中共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的位置上，并把毛泽东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远东局还把他内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兼中央临时政府主席。至此，第一次反“围剿”不仅饮誉苏联，而且传遍东欧。

“龙冈大捷”是毛泽东自1927年10月上井冈山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在与国民党进行的近百次交战中，打得最理想、最完善、最圆满、综合素质最高、政治军事影响最大的一次战斗。正如香港报界惊呼的那样：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以内线穷寇困兽之计，破外线国军长蛇之势，创造了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罕见的战例”。日本等国报纸都把“红军活捉张辉瓒”的消息当做特大新闻予以报道。毛泽东自己在此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里，也同样有20处论述了“龙冈大捷”。现在许多史学界学者称“龙冈大捷”为中央苏区战斗之冠，并总结了“十个第一”。

毛泽东听到群众的口头语“前头活捉张辉瓒”，引发诗兴，毛泽东曾对一位诗词爱好者说过：“《渔家傲》词牌是在丝绸之路的甘肃敦煌石窟千佛洞里发现的，属《七律》诗的变种，比七律只多上阕三言句和下阕三言句式的双调，在民间常作为定格联章、轮番连唱的民间新腔。”

后来，毛泽东填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由于战事紧张繁忙，先后分两次起草。　

第一次是1931年1月上旬，毛泽东在宁都的一个小山村里，怀着胜利的喜悦，以极其兴奋的心情，伏在一盏仅用一根灯芯的青油灯下，回味鏖战龙冈的情景，握笔沉思，浮想联翩，一气呵成填写了《渔家傲》的上阕：

雾满龙冈千嶂暗，红军怒气冲霄汉。

唤起工农千百万，齐声唤，前头活捉张辉瓒。

到了1931年2月上旬，毛泽东忙完手头工作后，对贺子珍说：“今晚我要把《渔家傲》下阕写完。”于是，他又一次沉浸在战火弥漫的情境中，在宁都起草了《渔家傲》下阕：

十万大兵重入赣，飞机大炮知何限。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教他片甲都不还。

1931年4月23日，毛泽东在移师永丰县东固敖上村居住时，要贺子珍从铁皮箱内找出“共工头触不周山”的典故，对《渔家傲》下阕进行了大修改：“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修改后的下阕虽然写的是有关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似乎有些不切第一次反“围剿”的正题，但作为诗人大家的毛泽东非常懂得，文艺是要为当前政治军事需要服务的。

三十年后，1961年4月24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将毛泽东在1929年前后写的6首诗词填上词牌，送《人民文学》编辑部发表。1962年5月，《人民文学》为慎重起见，又将《词六首》寄呈毛泽东作最后修改。1963年12月终于正式发表了《词六首》。其中《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全文是：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这首词，既有悲壮，又有豪迈；既讴歌战争，又赞美自然。声色雄壮，文气浩荡，偏于豪放，不废婉约，有共工的造反精神。该词还是诗史合一，文采华丽。全词62个字，却连用了3个万字、2个千字、3个天字、2个红字

俘虏张辉瓒之后，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当时显然没有要杀张辉瓒的意思，双方谈得还不错。可是，毛泽东见过之后，张辉瓒就被拉去在东固镇开公审大会了。

由于张辉瓒不仅残暴成性，而且贪赃勒索钱财。他常借欠发军饷，向南昌市商会勒借大批银洋，每次8到10万元，如不允，则以不能维持治安秩序为要挟，甚至把商会会长唤到司令部开会，如敢推辞，则久留客厅里形同禁闭。每次商会认借之款，分配到各行各业，无论什么商店，均须摊派，急如星火。这种强迫式的“借款”，实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完全中饱张辉瓒的私囊。张辉瓒所率的士兵，多系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军纪败坏，来江西后强占民房、乱抓民夫、强买勒赊、酗酒斗殴，搞得鸡犬不宁，怨声载道。他的队伍多分驻青云谱等处市郊，经常到市肆茶楼酒馆，戏院娼寮，肇事逞凶。有次到市区嘉宾楼酒馆，借口招待不周，即让一群兵痞打得稀巴烂。南昌市的银行钱庄及各大商店，因张辉瓒爪牙的骚扰而关门停业者，每日都发生多次。而且，张辉瓒进军过程中，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东固镇一带，曾纵兵大肆烧杀抢掠，据说东固镇人口因此减少80%，群众对其恨之入骨，公审大上，民众的“剥皮”、“抽筋”、“点天灯”的怒吼声此起彼伏，情绪激昂的农民登上主席台揪打张辉瓒。青壮赤卫队员从红军手里抢走了张辉瓒，将其拖到会场不远处的田头后立即处死。随后张辉瓒的头被割了下来，放在一块木板上，顺赣江放了下去。这颗头后来被葬在岳麓山，蒋介石送了一副“呜呼石侯魂兮归来(张辉瓒字石侯)”的挽联。坟就安在跟黄兴和蔡锷的坟很近的地方。

由于张辉瓒的被杀，共产党、工农红军被刻意妖魔化了。国民党官兵们的仇恨情绪被大大地增强了，这对工农红军分化瓦解敌军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从第二次至第五次“围剿”，红军打了20多场大仗，但都极少能活捉到一个“将军衔”的国民党大官，这也是与张辉瓒的被捉与被杀有关联的。

在电视连续剧《红色摇篮》里，吴人鉴被描述为指认张辉瓒的人，第一次围剿苏区，张辉瓒任前敌总指挥；进剃猪毛割猪头一道烤乳猪与蒋介石，意为杀朱拔毛，蒋反馈以东坡肉给他庆功。但前提是剿匪胜利归来，必须在元旦前。

张辉瓒带着眼镜，左跨刀，高坐轿，气势冲冲横扫苏区。值即将胜利之时，后方蒋鲁佳电恭贺之时，有无线电收报员吴人鉴者，家中老父暴毙（此为虚构，吴人鉴老父至全国解放后还健在），三月无响，肯肯请张指挥发点钱回家奔丧。熟料石候大怒，以一记耳光与之，声曰为响。后张辉瓒落败，扔帽脱衣化作书记官，被吴人鉴认出，痛骂曰屠夫。

对待俘虏，贺子珍欲求有一技之长者，如无线电员、修理工、医护人员等，而众俘虏中无人应答。于是发钱。

而此刻毛泽东手执坏掉的无线电也来到俘虏中，正值吴人鉴领钱。毛也问，可有懂无线电的人啊。亦无人答。而吴人鉴却背对毛泽东。

毛泽东拍着他的肩膀令其转身，又观其手不似士兵也。而又见左臂带孝，问之详情，又多拿数钱与之速回家奔丧。吴人鉴国民党当兵无响，做俘虏却有钱奔丧，此情此景感激涕零，夺取毛泽东手上无线电，语我就是搞无线电的。毛悦，令其可先奔丧再回投红军。吴人鉴答，自古忠孝难全。随改名 王诤 以留红军。

1931年1月吴人鉴负责组建红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队， 1931年2月在江西瑞金任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简称“西电”或“西军电” >的前身)校长，先后训练出2100余名胜任工作的通信人员。1931年5月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电台大队，毛泽东朱德亲自任命吴人鉴为大队长。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吴人鉴亲自操作电台收发情报，截获并破译了王金钰致“剿匪”总司令何应钦的急电。电文称：第五路军水土不服，官兵生病的达千余人，且不时有士兵开小差，已就地正法三人。电文还称：为免遭红军突袭，请示向富川公秉藩部靠拢，成犄角之势，请急调工兵部队修桥铺路，以利于军队移动。于是朱毛当机立断，调集红军2万余人连夜急行军，包围富川并发动猛攻，全歼国民革命军3个团，生俘几千人，缴获轻重机枪就有100多挺。从5月16日至30日，红军行军350多公里，共打了35次仗，仗仗取胜。毛泽东表扬了吴人鉴，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毛泽东还特地请吴人鉴上主席台前，让红军指战员们认一认。全场掌声雷动，此起彼伏。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中央苏区急需与在上海的党中央沟通无线电通信。吴人鉴决定设专台专人，用缴获的100瓦大功率电台对党中央上海地下电台发报，并专设收报机24小时进行守听。1931年9月，终于沟通了江西苏区与上海中央的联络，而后，上海中央还向江西苏区几次索要黄金用于革命活动经费，江西苏区也送给上海中央几次黄金，其中最多的一次是送给上海中央十二斤黄金，但黄金在中途丢失，因此成为中共党史上的悬案，直到全国解放之后，才侦破此案。而且，也正因为有这个联络成功，不久，周恩来从上海来到江西苏区。

1931年11月吴人鉴被推选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荣获二等红星奖章。1931年12月，吴人鉴任无线电总队总队长。1932年至1934年1月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通信主任。军委总司令部第四局（通信联络局）局长。

吴人鉴1931年以一部半电台用单向通信法与部队来建立联系，对重点联络对象采用了专台联络法；1932年建立了多台一网路通信组织法；

在后来的第三次反“围剿”中，吴人鉴又屡建大功。他带领红军通讯队的战士们因陋就简，在各个师都设法配置了改装过的电台，还积极培训无线电报务员，手把手地教收发报技术，传授电讯专业知识。至于密码，采用的是周恩来研制的密码，称作“豪码”。王诤对周恩来的博学多才甚为钦佩，几次利用汇报工作的机会向周恩来请教，并根据自己的实践提出进一步改进“豪码”的意见。周恩来称赞吴人鉴头脑精细。由于敌人层层封锁，红军的物资极度缺乏，电池、发电机、电文纸等奇缺，往往直接影响到通讯工作。于是吴人鉴利用手头积攒的一点材料，画图放样，自制电台损坏的零配件，还修好了红军缴获来的十几台小型发电机。

吴人鉴后来参加了毛泽东丧失权力之后的中央苏区组织开展的第四、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中，在红军伤亡惨重的湘江之战，吴人鉴为了掩护别的同志身负重伤，昏迷过去。红军战士们轮流背他，将他背上江边临时用门板树枝搭扎起来的木排，推过江去。待吴人鉴醒来后才知道，红军为过湘江，遭到严重损失，减员几万。为了保护他，至少有七名年轻骁勇的战士牺牲在江里。

红军进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山区后，王诤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掌握红军领导层的核心机密。由于毛泽东早在瑞金时已被夺了大权，免去军委主席职务，只保留苏维埃政府主席头衔，故在长征路上，他处处受限制，遭疑忌，不准参加重要的会议。王诤很同情毛泽东，想方设法搞点香烟、牛肉干、罐头什么的，派自己的卫兵悄悄送给他，以示理解与支持。吴人鉴虽不便将电报原件等中央核心机密文件送给毛泽东看，但他设法将一些重要的敌我军事政动态书写在香烟纸上，派可靠的部下传递给毛泽东。在毛泽东失势无权的情况下，吴人鉴能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重新掌权。吴人鉴为了及时准确地给毛泽东等新的领导班子提供各方情报，经常忙到深更半夜。破解敌军密电码是很耗时间和精力的事，王诤却乐此不疲。他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曾派人给他送去两公斤炒面粉，一公斤炒大豆。这在严重缺粮的红军中算是重礼了。吴人鉴立即把这份珍贵的食物分成30份，10份转送直属队吹军号的小战士，19份分给无线电大队19名战士，他留下最少的一份

张国焘在长征途中，企图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极力反对红军北上抗日。他暗中调兵遣将，打算以自己最精锐的骑兵师、突击师等部队，解决红一方面军总部，扣押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的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张国焘瞒住徐向前总指挥等负责人，急电驻在毛儿盖以西的红四方面军两个师，要他们火速行军，逼近红一方面军驻扎营待命。吴人鉴收到密电，立即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几位首长，他们连夜紧急开会，不久又接到叶剑英的报告，于是决定将总部移入红三军团驻地，由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急调两个精锐团负责保护。红一方面军此时已不足二万人，且伤病员多，机关人员多，又缺少重武器，形势十分不利，消除危险的上策是与贺龙、肖克、王震、关向应等人领导的红二方面军联系上，请他们急速向中央红军驻地靠拢。

此项重任又落到吴人鉴的肩上。他亲自上机发报，试图与红二方面军电台联系上。他套上耳机，神态坚毅、沉着。“喂，喂，苍龙！你在哪里，在哪个方向，听见我的呼叫了吗?”他一遍又一遍地呼着，回答他的却是太空中杂乱的电波信号，吴人鉴的身边站满了中央首长，他们个个神态焦虑，这一两天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刘伯承、刘少奇等人不时耳语交谈。吴人鉴手脑并用，不断调频率，他的收发报技术在红军中首屈一指。终于，吴人鉴收到了友军电台的呼号，由弱渐强。毛泽东伸出大手，用力地拍拍吴人鉴的肩膀：“王诤同志，你为党中央、为工农红军又立下大功，历史将永远铭记你的功绩!”

张国焘早就听说中央红军有个名叫王诤的电讯专家，多次截获破解国民党的密电码，为红军争取战略主动屡立奇功，但他没想到中央红军能这么快就与远在数百里外的红二方面军取得联系。张国焘多方打听吴人鉴，还想见见吴人鉴。吴人鉴听了这些传言，只淡然一笑。

在长征路上，吴人鉴建立了盲叫盲发通信组织法、转报转叫通信组织法、急报插入通信法；在延安建立了多台多网法、网络分割法、基地化通信和集中台工作法等等，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无线电通信的作用。

1935年8月，吴人鉴任中央军委通信科科长。同年冬到达陕北后，任军委第三局局长。1937年初入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吴人鉴（吴凤岗 吴雨峰）在陕北延安任中央军委第三局局长兼通信学校政治委员。他的办公室紧靠杨家岭中央机关，与李克农、曾希圣、陶铸、邓发等同志的办公室相邻。时值第二次国共合作，延安总部电台担负着与重庆大本营、国民党军委会军令部以及友邻八战区、五战区、一战区等的联络任务。为了搞准日军情报，为上层决策提供依据，吴人鉴和战友们潜心研究侵华日军所用的几种密电码，很快便破解了已迫近武汉的日本海军遣外舰队司令部与上海的日本海军司令部及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一些往来密电，接着又成功地破解了日寇蒙疆驻屯军司令部与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的几份密电，内容都是有关军队调动和作战安排方面的。王诤特附上解释文字，呈送军委会情报部长李克农，再由他转交给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与此同时，还通过有关途径及时向重庆大本营通报。据说蒋介石甚为吃惊，责令部下多学学延安电讯情报人员的高效率。军统头子郑介民、戴笠私下对这些来自延安的有关日军动态的情报的准确性异常佩服。

1940年，中共中央决定筹建语言广播电台，周恩来副主席将技术保障任务交给吴人鉴，1940年12月30日电台正式试播，开创了中共语言广播的历史。

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康生借整风来整人，延安有近千名干部、党员被捕，有的被打成“托派反动分子”，有的被打成“叛徒内奸”、“特务分子”，大搞刑讯逼供，手段极为残忍。眼看第二次反AB团分子的情况又要重演。吴人鉴与几位贴心的战友悄悄商量，打算去向毛泽东请愿。这天晚上，吴人鉴整一整衣服，步出窑洞，向枣园方向走去。陕北公学、鲁艺、抗大、边区苏维埃政府、中央各机关都来了不少同志。其中半数以上是军队干部，且多数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近千人聚集在毛泽东的那孔窑洞外的一块空地上，整齐地坐下，黑压压一片，没有呼口号，更没人喧哗，保持着沉默。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战士们也保持着沉默。过了约一小时，毛泽东出现在窑洞门口。

1944年，为了配合美国空军支援中国抗日，吴人鉴组织在根据地建立气象观测网和气象通信网，亲自组织举办气象观测通讯训练队，后在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以及华东等地建立了20个气象站，创建了抗日根据地的气象事业。

自从在江西瑞金开始直到延安时期，吴人鉴就亲自筹建了通信材料厂，利用自制的和购买的元器件，加上缴获的电台备用器件组装电台，还组织备战略区办起通信器材修造厂。在抗日战争中和解放战争初期，我军的无线电台已装备到团和少数营。

1948年，吴人鉴向周恩来副主席提出了关于全国解放后，有关党政军和经济建设的神经中枢——固定有线电通信设施，按一个国家网（公用）、一个国防网（专用）、一个铁道网（专用）的“一公二专”三个网络分别接管、建设的实施方案，获得周副主席批准。

解放战争胜利，吴人鉴从全军各级通信部门抽出数以万计的通信干部，对国民党政府、军队、警察、邮电、铁道、交通、新闻、广播、民航、气象、航海、海关、金融、经济等部门的电信通信机构、设备、企业进行了全面接管，使这些部门的工作很快恢复了正常运营，保障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新中国成立后，吴人鉴顾全大局，组织各部队将接管的邮电和铁路通信线路无条件地交给地方相关部门。

1949年5月起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委员。同月任中央军委第三局局长（后改为通信部部长）兼中共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局长。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主任兼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四部部长等。

1955年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创建者、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

1957年3月至11月兼任解放军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1959年4月至1960年8月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党委常务委员。1963年4月至1964年9月兼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

1964年，吴人鉴将我军击落的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上的一部残留的400瓦短波单边带电台，交第十研究所进行全面分析，准备试制生产。在他的指挥下，攻关会战10个月，研制出了样机，陆续装备到陆、海、空军部队。随后又派生出全系列的单边带短波电台，使我国的短波无线电通信设备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1968年3月下旬，林彪在三军万人大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立即撤销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三位高级将领的职务，称之为“反党阴谋集团”，并决定严加查办。

1968年4月，位于北京西郊三里河的国家机械工业部大楼，里里外外到处贴满了大标语、大字报，这座大楼共六层，大屋顶，飞檐凌空，中西合璧式的建筑风格，全楼呈“回”字形，四楼相接。从一机部到七机部都在这幢建筑物内办公。吴人鉴在此己担任四机部部长多年，

四月份的一天，中央军委办事组、全军文革小组在三座门军委大院召开国防军工生产会议，电话通知吴人鉴务必参加。吴人鉴准时赶到了会场。林彪没来，但他的老婆叶群(已当上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和新任命的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长黄永胜，副总长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温玉成等人都来了。到会的还有叶剑英、聂荣臻两位老帅。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北京军区政委郑维山以及国务院负责抓生产的李先念、纪登奎等也到会。吴人鉴到会场后，即在后排找个位子坐下，闭目养神。会议由黄永胜主持。他无端地严厉指责了陈毅如何如何“反对”毛泽东，又批判罗瑞卿如何“破坏”国防军工生产，还含沙射影地批评叶帅对林副统帅不尊重。叶群接着讲话，不时扬扬手中的小红书，口口声声林总如何如何。

吴人鉴取出钢笔和小本子，写了两张纸条，内容大意是：林彪同志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他在红军长征时期就两次反对过毛主席；遵义会议后，林彪还主动联络张国焘，想夺去毛主席对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他请坐在他前排的黄知真将军递上字条，黄知真传递给自己前排的钟赤兵将军，一个个传递。黄永胜看了字条，脸色顿变，吴人鉴神色自若，前几天，他就对夫人秦岩交待了后事该如何办，暗示自己极可能出祸端。他没给自己留下退路。

黄永胜将字条递给叶群，吴法宪、邱会作等依次传看，个个神情惊恐。他们交头接耳，议论了一会儿。接着，黄永胜打开小红书，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接着，他以手掌击桌，声色俱厉地宣布：“会场上竟有人公然跳出来，赤膊上阵，猖狂反对林副统帅。这是当前军内文化大革命中又一起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性质非常严重……”

第二天，军委办事组宣布吴人鉴隔离审查，他被剥夺了人身自由。这就是轰动军内外的“炮打副统帅事件”。

几个月以后，东北乌苏里江畔发生了中苏边防军武装冲突，即珍宝岛事件。为了对付“新沙皇”，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会上有人谈到前线的无线电通讯屡被苏军电子干扰，已造成某种不利后果。毛主席当即责问林彪、黄永胜：为什么不及时抽调解放军在几年前就已组建的电子干扰部队参战?  同时，又问到吴人鉴的情况。林彪、黄永胜等人支支吾吾，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毛泽东回顾了红军长征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次次斗争，郑重指示：王诤是立过大功的同志，是功臣，有缺点错误可以帮他改么，一棍子打死不是党的政策，要尽快让王诤出来工作

这样，吴人鉴终于逃过了灭顶之灾，但对他仍多方限制，作为内部“监控”，还时不时地批判他“右倾”，诬称他脑后有“反骨”。

此事的另一个版本是：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追问吴人鉴：“你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什么态度？”吴人鉴答：我反对提‘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多中心，中心只一个，那就是毛主席。林彪不是一贯正确，历史上有错误，文化大革命支左也有错误。”造反派问：“你敢把你的话写下来么？”王诤答：“写就写，怕什么！”说罢立即将上述内容写在三张纸条上。“造反派”如获至宝，大标语立刻刷遍了北京城：“王诤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张条子现行反革命事件”。

黄永胜等指示，向中央写报告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吴人鉴。周总理看到报告后，转呈毛主席指示。1970年11月14日，毛主席批示：“王诤是有功的，对他的处理要慎重。”11月19日，周总理指示，“对王诤的批判应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王诤在建立无线电和侦察敌台方面是有过功劳的，没有发现他有通敌罪行。”1971年6月21日，黄永胜宣布：“毛主席说王诤有功，不等于他无罪。他对林副主席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王诤不能回四机部当部长，副部长也不能当，马上让他回干校!”一些好心的同志为了争取让吴人鉴早一天出来工作，劝他写个检讨，吴人鉴坚决不写。这种情况下，一些同志瞒着他代写了检讨，并让王苏民模仿他父亲的笔迹签字后，送给了黄永胜。过了几个月，一直没让吴人鉴回干校。吴人鉴有一次问王苏民：“黄永胜怎么还不催我回干校？”王苏民无意中说漏了嘴：“回干校？说不定过几天还安排你的工作呢。”吴人鉴问：“怎么回事？”当他弄清儿子代他签字给黄永胜送了他的“检讨”时，顿时火冒三丈，立即亲自给黄永胜写信，严正声明“那份检讨是别人瞒着我王诤代写的!”就这样，王诤的问题又被“挂”了起来。

之后，“九一三事件”发生，1972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重新任命吴人鉴为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73年新年刚过，吴人鉴被周恩来请到西花厅。总理拿出一张尼克松访华期间送给我国的卫星通信地球站的图片，“这种设备我们能不能制造？建地球站的事交给你，你看两年时间够不够？”吴人鉴当即表示：“三年之内，我们可以造出地球站。”春节刚过，王诤就带领四机部有关技术人员来到当年电子工业实力最雄厚的江苏省，进行了49天的深入调查研究。回到北京，他以四机部的名义，向周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提交了有关报告。王诤还亲自去南京协调进度，解决问题。经两年多努力，我国第一座模拟式10米天线的卫星通信地球站在南京总装调试成功。病危中的周总理得知这一喜讯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为期3年，言而有信，谢谢他们了！要开庆祝大会，要盛大！”

1973年，每秒运算100万次的大型计算机和每秒运算50万次、10万次的中小型计算机都已生产出来，但因缺乏软件开发，工厂生产任务不足，订货很少。为此，吴人鉴决定成立计算机应用技术推广研究所，首先进行软件开发，抓智能辅助设计，建立大型企业单位计算机网络，使计算机的应用很快面貌一新，逐步在我国显示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又过四年，“四人帮”垮台。1977年4月，吴人鉴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四部部长，主持军队电子对抗工作。与此同时，一纸“左肾恶性肿瘤”的“宣判书”也摆放在他的面前。吴人鉴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4月刚做完手术，6月就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中央军委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领导小组会议。1978年春天，吴人鉴不顾医护人员劝阻，坚持去武汉主持电子对抗演习，演习活动他一次都不放过。7月21日晚，他一边吸着氧气，一边主持召开了他生前最后一次党组会。

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对前来看望他的王震说的，仍是担心未被人们充分重视的电子对抗事业。8月12日傍晚，吴人鉴的病情急转直下，闻讯而来的200多位老首长、老战友心情悲痛地守候在病房外。当王诤治丧安排报告呈送到叶剑英副主席住地时，他亲自写下“叶剑英主持”5个字。

1978年8月13日，王诤将军（吴人鉴 字凤岗 号雨峰）病逝于北京，享年69岁。

吴人鉴之长子王苏民少将曾历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副院长。王苏民说，父亲自1928年离开家乡，直到1978年去世，没有回过武进洛阳老家的那个村庄。1950年，因接管华东电子系统，吴人鉴在离老家不远的无锡见了老父亲一面，帮老父亲洗了一次脚，就请人把老父亲送回洛阳了。王苏民告诉记者，并非是父亲不惦念故土，实在是父亲怕叨扰了地方。实际上，常州电子工业的发展和王诤的关心密不可分。

王苏民的三叔，吴人鉴的三弟，是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的烈士。吴人鉴离家时，妹妹才9岁。岁月动荡中，吴人鉴后来就一直没有这位妹妹的消息，而子女们更是不知有这么一位姑姑，更不知道姑父是曾任台湾国民党军装甲司令官的郭东旸。

1978年，已移居美国的郭东旸夫妇，在华盛顿的图书馆里偶然看见《人民日报》上王诤逝世的讣告，姑姑发现讣告上的遗像酷似她二哥吴人鉴，就给老家去了封信，这才知道果真是早已改了名姓的哥哥。1992年，郭夫人回国，在老家附近的无锡与家族成员久别后相聚。

2001年，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王苏民出差上海途经常州，通过“114”查询问路，第一次来到洛阳镇天井桥村，看见了父亲时常念叨的家乡小桥流水。自此，王苏民开始倍加留意、关心与家乡相关的一切。

王苏民感慨地对记者说：“如果说父亲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的话，那就是他的铮铮铁骨！”

在1972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吴人鉴是红军无线电的祖师爷，要尽快安排他的工作。1972年6月，吴人鉴受叶剑英元帅委托，带领使用、科研和生产三方面人员赴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南海舰队考察我军雷达抗干扰情况。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子系雷达专业的王苏民，也随父亲参加了考察。

可以告慰吴人鉴将军的是：至今，他的后人们仍然在各自岗位上勤勉工作、坦荡做人。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王苏民的儿子、IT行业青年领袖王雷雷（空中网http://www.kongzhong.com/董事长兼CEO）就带着10多位志愿者赶往了灾区。在王雷雷心目中，爷爷吴人鉴是永远无法代替的偶像

关于吴人鉴的妹夫郭东旸，1963年台湾发生湖口事件，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声言要进行“兵谏”，很快就被逮捕。此事发生后，装甲兵司令郭东旸没有受任何处分，

不过，已经调离装甲兵一年的蒋纬国却受到蒋介石的指责，从此备受冷淡，14年未被晋升一次，他对蒋介石说：在中华民国的军事将领中，有两位—直没有升迁的，其一是你，另一个是我。直到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上台，蒋纬国又调侃地说：“我很高兴，因为我也升官了．我以前是蒋总统的儿子，现在是蒋总统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