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中的道，指的是自然天性，而德，指的是第二天性，一般来说，习惯被称为第二天性，而一个人的德，即一个人的习惯。道德，即做人的规矩，当这个规矩与行为成为一个人的习惯的时候，就可以称之为一个人达到了德性的程度了，有好的习惯与坏的习惯，前者是美德善德，后者是丑德恶德。人的德能够合乎人的天性之道，则是善德美德。人的天性是什么呢，《三字经》云：人之初，性本善。老子曰：上善若水。可见，人若善之如水，则为上善，则到至德。人说“仁者爱山，智者爱水”。人之善之如水，则指的是人之善中有智，这就是至善至德。

这个世界上，有道者有之，有德者有之，无道者有之，无德者亦有之。这个世界上，有德无道者有之（比如将自己的王位让给自己的丞相子之的燕王姬哙），有道无德者有之（比如历史上在一生当中成功过一次的枭雄们），无道无德者有之（比如历史上输得惨的负面小人物），而有道有德者亦有之（比如吴泰伯，善中有智，可谓至德，至德达道，有德有道）。

吴泰伯为避让王位，而采药衡山，勇入荆蛮，断发纹身，自立一国。其德其道，字字坐实，为有德有道之人。立国必须首先收税征兵立百官，而后才有农耕凿渠建城防，这一系列事务，事事皆成，其智不浅，即是有道。

吴泰伯遵从父意，避让王位，率领仲雍，自号句吴，无论是由于孝，或者由于慷慨大方，还是由于留命留名或是说保命扬名，都符合道与德，都符合人的自然天性，都是没有迷失人的自然本初之天性，这对于仲雍来说，都值得效仿的，这对于两千多年来遍及天下的仲雍后裔来说，也是值得效仿的。

有人说，吴泰伯其实有后代，只是因为出于对仲雍的补偿，才让他自己的后代远离江南荆蛮之地，而远赴漠北戎狄之处，成为蒙古人的祖先，而把吴之王位留给仲雍，这更是泰伯对仲雍的恩重如山。泰伯带仲雍一起远离周原，远离是非，远离不测，己经对仲雍有恩，而留吴国王位于仲雍，更是恩上加恩。仲雍以及仲雍后裔，自然对泰伯敬仰有加，万古有亘。

吴氏祭泰伯，祭的是自己的血脉先祖仲雍的恩人，吴氏祭泰伯，抒的是承恩思恩之情绪，吴氏祭泰伯，是一片深深的感恩之情，感其恩德，感其道德，更有一片效仿之念，效其德性，效其道行，习其大方，习其大气，仿其大智，仿其大勇。吴氏祭泰伯，正如吴氏的血脉先祖仲雍那样以谦谦之怀，感恩泰伯，效仿泰伯，学习泰伯。

吴氏宗亲感恩泰伯，崇敬泰伯，并非是因为孔老夫子赞颂了泰伯。

从史料中可得，在孔夫子的内心深处，真正有份量的，只是周公姬旦与老子李聃二人。夫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可见孔夫子对周公与老子是五体投地式的崇拜。而孔子对周公的父亲周文王以及周文王的伯父吴泰伯，则有可能仅仅是因为这两位从行为上不积极主张掠取孔子的祖国（祖宗之国）商殷，而对这二位同样标以至德二字，如此加以推崇，使二位成为示范。孔子以此方式来怀念与护卫他的祖国，情有可原，不必在意。说白了，孔子只希望以此二者当枪使，当做思念与表达对故国之爱的工具来使用。对此，旁人可以不必深究深责。

亘古以来，有阴阳而后有天地，有天地而后有男女，有男女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长幼，于是自成家庭与家族。家庭家族永远存在，而国祚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时间阶段所具有的产物，以前族群部落，有家无国，以后世界大同，仍然有家无国，世界大同，乃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世界大同，国家消亡，宗族长存，世界大同，国庆节可以取消，而宗亲会则依然举行。而实现世界大同的阻碍，从逻辑上看，只能是现今各国的总统主席总书记，而吴氏弘扬泰伯精神，其目的，只应该是将泰伯精神弘扬到各国的总统主席总书记那里，他们若具备的泰伯大方大气之德行与让国高风，世界大同的阻力则大为削减，人类的福利则大为增隆。这是吴氏宗亲弘扬泰伯精神之功勋所在。

本来，道德条文以及道德舆论，这种东西，上层社会希望用之以约束下层之人的贪婪与罪恶，而下层社会则希望用之以约束上层之人的贪婪与罪恶。自古如此，见惯不怪。吴氏宗亲用重声调以及大手笔，来向全中国全世界弘扬泰伯之道德，自然可影响各国国主，从而有促于世界大同。为此，弘扬泰伯之慷慨大方雄浑大气之精神，是受泰伯之重恩的泰伯之二弟仲雍之后裔----吴氏宗亲的本份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