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之父 潮汕之子 吴南生
给习仲勋发1300字电报 办特区要杀头就杀我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中国进入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1979年1月16日，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前往汕头地区宣传全会精神。
汕头是吴南生的故乡，故乡的一切让吴南生心里十分震惊:那些他所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不平，电话不灵，停电频仍。市容环境卫生脏乱不堪，由于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污水横流，有些人甚至把粪便往街上倒，臭气熏天。“这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如果有哪一个电影制片厂要拍摄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镜头，就请到汕头来取背景。”吴南生十分气愤。
穷则生变。但如何才能尽快变得富裕起来？吴南生心中没底。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给他出了个大胆的主意:“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
吴南生恍然大悟。对呀！我们能不能也像海外办出口加工区一样，把汕头市划出来，对外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呢？
21日夜里，吴南生不顾正感冒发烧，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了1300字的电报给主持广东省委工作的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和省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28日下午，吴南生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吴家中和他交换了意见。
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因为: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海外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
“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吴南生义无反顾地向省委请缨。
在这之前，广东省委也曾收到宝安县关于把深圳办成出口基地的报告。因此，省委在讨论时一致同意这一设想，并且更为激进，认为广东不单是应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
“要搞，全省都搞！”习仲勋横下一条心，当即表态，“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4月5日至28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听了一愣，问习仲勋:“你们想要什么权？”习仲勋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所谓的“现在的体制”，指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习仲勋的汇报得到了政治局的赞许和支持，就连华国锋也说，广东可以先走一步，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想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与别的省不同一些，自主权大一些。
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刘田夫回忆说:“但是，有一位副总理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省隔离开来。我们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闽、赣、湘、桂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说: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小平同志很赞成“先行一步”的做法。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谷牧当晚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习仲勋。第二天上午，习仲勋揣着一肚子疑惑来找谷牧，问:“叫做‘特区’了，那以后广东还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牧笑着说:“不是，还是由广东管。”
不过，北京迅即传出另外一种声音:“陕甘宁边区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说这句话的人是站在反对设置特区的立场上的，但这从反面启发了吴南生，觉得这个人说的话有道理，陕甘宁边区确实是政治特区，但是我们不妨把我们要建设的地方就叫经济特区吧。经济特区这名字一提出来，反对的声音好像少了不少。
就在吴南生12月17日于京西会议上汇报特区条例起草情况之后的第十天，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在《特区条例》有无必要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问题上，两派意见针锋相对。反对者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广东省的地方法规，要全国人大通过，无此先例。以吴南生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力主必须由人大通过，他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过是在广东办。”他用从没有过的生硬口吻对谷牧说:“社会主义搞特区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这个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我们不敢办特区。”最后吴南生把求援电话直接打到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的家里，恳求说:“叶帅呀，办特区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呀！”
据吴南生后来回忆，叶帅听了他的电话，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叶帅把吴南生的“道理”摆到了全国人大:“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在特区条例获得全国人大通过并向全国公布后的几天，困扰着深圳河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纽约时报》惊叹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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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
原 名： 吴祖武
曾用名： 吴楚人、陈南生
笔 名： 左慈 号：憨斋
出 生：1922年8月12日
籍 贯：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关埠镇上仓人。
1936年：肄业于汕头市商务英文专科学校。
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华南抗日义勇军。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日团体燎原文艺社、汕头文艺座谈诗会负责人，中共汕头市委，潮澄饶中
心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澄(海)饶(平)县委、普宁县委书记。
1944年：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後赴东北，历任中共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吉南
地委民运部长兼宣传部长、中共吉林市委宣传部长。
1945年：8月后，历任中共吉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吉南地委民运部长、宣传部长，吉林市委宣传部长。
1949年：南下，曾任江西省南昌市副市长。进入汕头後，任中共汕头市委副书记兼汕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
任。以後历任中共海南行政区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业办公室主任，中共河南省委调研室主任。
1975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
1979年：负责筹办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
书记、市长；倡办汕头大学，任汕头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
1985年：历任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87年：任汕头大学校董会主席。著作有长篇报告文学《松柏长青》。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权益保障
委员会委员。他是潮剧改革的开拓者，经他主持并参加创作、整理的剧目有《辞郎洲》、《续荔镜
记》、《万山红》、《井边会》等50个以上。
1991年：被推选为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
吴南生：办特区，要杀头就杀我!
提到30年改革开放，人们总是要说到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特区。而在广东，最早提出“先走一步”并率先
实践、经营经济特区的，是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的吴南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初，省委分工吴南生到汕头地区传达三中全会精神。汕头曾经是一个经济繁
荣的海港城市。新中国成立之初，汕头与香港的差距还不大，可是，30年过去了，香港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
，而汕头却是满目苍凉，穷得叮当响，在吴南生眼里，甚至比不上儿时的生活水平。此次回汕头，吴南生前后待
了两个多月。吴南生海外关系较多，他通过对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地发展情况的了解，对如何突破计划经济的
条条框框，引进市场经济，大胆进行改革开放有了初步的设想。
1979年2月21日晚9时，正在感冒发烧的吴南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给主政广东省委的习仲勋、杨尚昆及
省委发出了1300多字的电报，汇报汕头当地的情况、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打破条条框框，下放一些权力，利用
外资发展汕头经济、扩大对外贸易等建议。
2月28日，吴南生回到广州家里。当天晚上，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来到吴南生家里，两人谈了整整一个晚上。
习仲勋对吴南生的意见表示大力支持。3月3日，省委召开常委会，吴南生说道:“建议广东先行一步，在汕头划出
一块地方来搞试点，用各种优惠的条件吸引外资来办企业，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他还发出了
掷地有声的誓言：“假如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要杀头就杀我！”
吴南生的建议和具体想法得到省委领导班子的赞同。习仲勋还建议要在全省铺开搞，并希望尽快拿出具体方
案，赶在4月初中央工作会议前报告给中央。当时叶剑英元帅在广东，吴南生和习仲勋一起向叶帅汇报这项工作，
得到叶帅的大力支持，并建议他们向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2日，在杨尚昆同志主持下，省委常委会议专门讨论了给中央的报告，要求中央允许广东在深圳、
珠海、汕头划出一定范围的“贸易合作区”，“先走一步”进行试验。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的谷牧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广东“先走一步”的设想，并就命名问题请示小平同志，小平听说后，很赞成，并以
当年陕甘宁就是特区为例，建议“把先走一步搞试验的地方”叫“特区”。随后，小平同志又指示：“中央没有
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至1981年，吴南生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在深圳特区以“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发展道路
，突破死水一潭的旧的计划经济模式，硬是闯出一条新的发展经济的路子来。在很短的时间内，不花国家的资金
，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绝对办不到的。深圳特区的实践，是对全国的一大贡献。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说：“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是一派兴旺气象。他们让我题
词，我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
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
成绩。……现在我们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
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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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 原名吴祖武，曾用名吴楚人、陈南生，原籍潮阳市关埠镇，生於汕头市。
1936年参加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次年加人中共，
曾任中共汕头市委，潮澄饶中心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澄(海)饶(平)县委、普宁县委书记。
1944年赴延安。抗日战争胜利後赴东北，历任中共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吉南地委民运部长兼宣传部长、中共吉林市委宣传部长。
1949年南下，曾任江西省南昌市副市长。进入汕头後，任中共汕头市委副书记兼汕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以後历任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等职。
1979年，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1985年起，历任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1987年任汕头大学校董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报告文学《松柏长青》。主持并参加创作、整理的潮剧剧目有《辞郎洲》、《续荔镜记》、《万山红》、《井边会》等50部以上。
社会评价
吴南生既是一位思路敏捷，富有远见的党政领导人；又是一位富有才华的作家、书法家、书画鉴赏家。他熟悉潮剧历史文化，对潮剧尤有感情。在潮剧近40年的发展中，他是一位作过重要贡献的人。 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担任中共汕头市市委副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期间，便积极倡导潮剧改革。他关心潮剧艺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与潮剧艺人交朋友，深受艺爱戴。他倡议并参与编烈军属我集的《潮州农民百年斗争史》，推动潮剧反映现实生活。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担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和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期间，积极组织潮剧两次到北京及上海等地演出。之后，又到香港及柬埔寨演出。这几次演出，由于准备充分，剧目精彩，队伍精神面貌好；加上宣传工作做得细致辞，使潮剧在京沪及海外的观众中，留下极好的印象。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在短短的六七年间，他又组织并参与选定剧目，修改剧本，把《苏六娘》、《荔镜记》、《告亲夫》、《闹开封》、《王茂生进酒》、《刘明珠》等剧目，拍成电影，发行海内外，使潮剧在国内外的观众面更广，影响更大，从粤东的一个地方剧种，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剧种。
成就及荣誉
他既是领导者，本身又是剧作者。他主持并参与创作整理了一批有影响的剧目。其中主要有《辞郎洲》、《续荔镜记》、《井边会》、《思凡》、现代剧《松柏长青》、《万山红》等。一些县剧团，如澄海艺香剧团、潮阳艺华剧团的不秒剧目，他也曾参与创作修改。《辞郎洲》、《续荔镜记》、《万山红》、《井边会》等剧目，他付出不少心血。他参与整理创作或经动笔个性的古今长短剧目在50个以上。这些剧目，多数不署名，少数剧目署笔名，所有万里目的稿费，从来分文不取。相反，常常自己掏钱买些烟茶供应与他一起工作的创作人员。他没架子，创作人员既尊敬他的领导，又把他视为平等的合作者。他抓潮剧期间，又十分重视潮剧人才的培养和聚集。五六十年代，他抓住两次队伍的组建，从各方面调集一批潮剧人才。一次是1956年组成广东省潮剧团，一次是1958年成立广东潮剧院。这两次队伍的组建，不但集中了潮剧各行当的人才，而且，还从其他文化部门和大专院校调节器来了一批有专业知识的新文艺工作者和大学毕业生，使潮剧队伍的文化结构、文化知识水平，起了较大的变化。文化革命期间，他抓潮剧也成为一条罪状，遭到“四人帮”迫害。“四人帮”垮台后，他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率先在广东省恢复四个戏曲剧院，使潮剧院成为全国最早恢复建制的戏曲剧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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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三十周年口述史——吴南生：“我去办，要杀头就杀我”
吴南生是广东经济特区主要拓荒者。从1979年起，他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1年后虽然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但仍然是省委分管特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直到1985年9月转任广东省政协主席，才不再分管特区工作。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个时候，回顾改革开放初期走过的历程，对于今天改革开放的深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本期口述史中，吴老详细回顾了广东经济特区艰辛的酝酿过程以及主管广东经济特区工作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事件，也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的一些经验，尤其可贵的是，吴老在晚年退休后，仍然关
注广东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和看法。本报所刊发的文字均经吴老亲自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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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定的地方，引进市场经济，得到省委一致同意，习仲勋说，要搞，全省都搞，小平听说老定不下名来，就说：就叫特区嘛
第Ⅰ部分
广东经济特区的酝酿
当时谷牧同志说：南生，你该发言了。我说，我就不说了吧。谷牧同志和特区来的几位同志都说，你一定要发言。于是，我发了言。在讲到1979年4月小平同志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时心潮澎湃，抑制不住大声说：这，就是中国特区的由来！
吴南生简历
吴南生，1922年生于汕头市，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赴东北，1949年随军南下，曾历任江西省南昌市副市长，中共汕头市委副书记兼汕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农办主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
1979年，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5年起，历任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
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
天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地利，广东总是得风气之先；人和，港澳同胞多、华侨多，广大干部群众都迫切地希望改革
南都：吴老，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个时候，回顾改革开放初期走过的历程，对于今天改革开放的深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您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同时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作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创办经济特区的重要领导者和见证人，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广东经济特区是如何创办的？
吴南生：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说，办成这个特区，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地利嘛，应该说广东总是得风气之先。你看，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和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都是从广东开始的，这得益于一种地缘优势。特别是毗邻香港，从办特区来说，深圳、珠海这样的地理环境太好了；人和嘛，我想是各方面的。港澳同胞多、华侨多，特别要强调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共产党的内部、我们国内广大的干部群众，都迫切地希望改革。因为我们搞了多少年的那套穷社会主义，大家实在是受不了了！
受不了还不好讲，因为你不知道社会主义是怎么搞的，以为它就是社会主义。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搞的，搞阶级斗争，搞计划经济。
“十年浩劫”让大家都觉悟起来，觉得我们这个国家不改革不开放就不行！每一个人脑子都要想一想了，一个国家为什么搞得这么穷，搞得这么绝对化！我想三中全会、小平同志他把握住了这个脉搏，尽管还有很多不同的思想，总的说是要改要变。海外的许多爱国同胞、包括港澳同胞也期待着我们能拨乱反正。
所以我说没有这个条件，特区是办不成的。
一位朋友的话启发了我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类的东西？他一说，我恍然大悟
南都：据说，经济特区的创立跟您的建议有很大关系。
吴南生：具体地说来，就是1979年年初，省委分工我到汕头去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那里前后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汕头是我的家乡，是一个开放比较早的城市，五口通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不知怎么搞的，连恩格斯的著作里都写着：“其它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汕头在解放初期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了，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眼前的这座城市真是满目凄凉，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都还穷呵！
那段日子睡不好觉，闭上眼睛就想：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这样一副江山啊！
我当初的想法，和大家一样，觉得非变不可。不同的是我海外的联系比较多，知道外边的情况多一点。一般来说，广东干部都有这个特点。那时，叶剑英元帅在广东住，他对广东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他跟我讲，南生呵，我们的家乡很穷呵，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要多想办法！这些对我们都是很大的启发。我问过许多人有什么办法没有？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台湾……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他一说，我恍然大悟：要改革，就必须有体制上的改革。但因没有经验，可以先突破一点。这是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所以我最初提的意见，就是划出一定的地方，减税收，简化手续，打破条条框框，下放权力，彻底开放。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引进来。
最初建议汕头先走一步
当时我提议可以设在汕头，如果省委同意，我去办。我的意思，要杀头就杀我啦！习仲勋同志就说，要搞，全省都搞
南都：您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向其他省委领导提出的呢？
吴南生：1979年2月21日的夜里，我当时正感冒发烧，可是心情很激动，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了一封长达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并省委。2月28日下午，我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我家中和我交换意见，3月3日，省委开常委会议，我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说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我原来下棋下得不错！)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先掌握主动权。要贯彻三中全会的决定，我主张广东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的那个“子”怎么下呢？我想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引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当时我提议可以设在汕头。汕头在全省来说，除了广州外，它是外贸最多的地方。第二，汕头的华侨和海外华人是全国最多的，在外面有很多有影响的人，我们可以动员他们来。第三，如果万一办不成，那也影响不大，它僻在一边嘛！我说如果省委同意，我去办。要杀头就杀我！一说，大家都赞成。我们省委在开放这一点上，总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习仲勋同志就说，要搞，全省都搞。4月份中央开工作会议(1979年4月5日－28日)，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
习仲勋代表广东向中央要权
习仲勋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南都：能否介绍一下习仲勋向中央报告的详细情况？
吴南生：1979年4月5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始。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4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他郑重其事地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
小平说：就叫特区嘛
小平同志听说要划那么块地方老定不下个名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这句话很重要！有了这么个名就好办了
南都：据说当时确定特区的名字经历了很多波折。
吴南生：是的，这个地方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叫“出口加工区”，和台湾一样，那就糟糕了；叫“自由贸易区”，就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了；叫做“工业贸易区”吧，又不像……好几个名字摆弄来摆弄去的。当时叶帅在广东，我和仲勋同志去向他汇报，叶帅很高兴，说：好呵，你们赶快给小平同志汇报。
小平同志听说广东要“先走一步”，划了那么块地方老定不下个名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这句话很重要！有了这么个名就好办了。
那叫什么特区好呢？弄来弄去，先定了个名字叫“出口特区”。所以，中央4月工作会议的文件上就写着试办“出口特区”。文件上写着要试办特区的不止有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上海的崇明岛。不知为什么后来上海不搞了。
我第一次公开小平三句话
“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小平同志1979年4月前后讲的，但不是一次讲的，是我把它综合起来讲的
南都：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特区有三句著名的话：“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据说是您最早披露的。但现在对这三句话的来源有很多不同版本，您能否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三句话是什么时候对谁说的？是谁第一次公开讲出来的？
吴南生：这是1984年4月6日下午，即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将要结束前，我在会上最后一个发言时说的，这是第一次公开说这三句话。
当时谷牧同志说：南生，你该发言了。我说，我就不说了吧。谷牧同志和特区来的几位同志都说，你一定要发言。于是，我发了言。在讲到1979年4月小平同志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时心潮澎湃，抑制不住大声说：这，就是中国特区的由来！
小平同志这三句话，确实是他在1979年4月前后讲的，但那不是一次一下子讲的，是我把它综合起来讲的。
在1979年5月3日下午《省委常委会议记录》和同年5月26日习仲勋同志《在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两个文件中，习仲勋同志曾两次传达了小平同志“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句名言。
习仲勋同志在1992年7月为《改革开放在广东——先走一步的实践与思考》所写的《序言》中写到“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党中央对广东的工作极为关心和支持，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让广东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广东搞一个新的体制。在这次会议上，我知道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的决心很大，说这次‘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充分表达了我们党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决心。”
三次转达这句话，前后相隔整整13年。但三次都没谈到“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也没谈到小平同志曾单独和他谈过话。
那么，“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这句话是小平同志在什么时间、同谁说的呢？是1979年4月在听谷牧同志汇报后说的。同年10月，又向习仲勋同志谈过。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说：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小平同志很赞成“先行一步”的做法。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当天晚上，谷牧同志在晚餐后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一见就问：“谷牧，今天上午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谷牧说：“明白了。”
当天晚上，谷牧同志给习仲勋同志打电话，告诉他这一消息。第二天上午，仲勋同志找到谷牧同志，问：“叫做‘特区’了，那以后广东还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牧同志说：“不是，还是由广东管。”
现在从《省委常委会议记录》中还可以找到：半年后，1979年10月17日下午，习仲勋同志传达十一届四中全会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精神时说：
“广东搞特殊政策问题，临走前向小平谈了，他同意要快一点、宽一点。台湾统一了还不是特区？香港回归了还不是特区？1937年陕甘宁就是特区。”
我想，这些材料可以说明问题了。至于“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这句话，当时小平同志常说，也只有他才能说得出来。
汕头差点排除在特区之外
“如果汕头不办特区，我也不负责办特区。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是不能办特区的。”
南都：您前面说过，您最早是在汕头酝酿、提出并筹办特区的，但听说后来汕头却差一点被排除在特区之外。
吴南生：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同意了广东省和福建省的要求，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还决定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考察这几个地方，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5月14日，谷牧率领一个工作组到达广东。在这期间，谷牧同志和我个别交谈。他说，中央有个意见，汕头市办特区的条件不够，只办深圳、珠海，你的意见怎样？我说，谷牧同志，如果不在汕头办特区，我也不负责特区了。不是因为汕头是我的故乡，而是因为办特区的建议是在汕头酝酿开始的，海外和港粤的朋友们都知道。不办了，我就失掉信用了。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是不能办特区的！谷牧说，啊，我明白了，那么，推迟办行不行？我说，行。这就是中央决定缓办汕头特区的内情。
50号文件同意建设特区
1979年中央50号文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南都：中央同意建设特区是在什么时候？
吴南生：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同意。6月6日，广东省委将报告上报中央。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即著名的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中央这个重大决策，备受粤闽两省人民和海外同胞的热烈欢迎。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一派盎然春色。
第Ⅱ部分
主管广东经济特区工作
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作为主要拓荒者，从1979年起到1985年9月，他参与和见证了广东特区的所有重要决策和重大事件
谷牧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南都：中央同意广东、福建先走一步，建设特区后，您成为了广东特区最早的负责人。
吴南生：中央50号文件下达后，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刘田夫、王全国和我组成的三人小组，省委还决定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特区方面。
1979年9月20日，谷牧再次来广东。习仲勋等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22日，谷牧与省委负责人谈话。当习仲勋等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题时，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他还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于是我全力负责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我原来主管宣传文教科技等方面的工作。临行前，我就请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和高等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到省委会议室，对他们说：我要“弃文从商”去办特区了。多年的经验，经济不发达，文化、科学、教育事业是发展不了的。希望特区能办成，赚了钱，支持你们大力发展！
之后，我和他们一一握手作别，这一别就30年过去了！
当时深圳外逃问题严重
1978年深圳农民分配收入平均每人134元人民币，同期香港新界农民收入13000多元港币，两地农民收入差距很大
南都：您负责广东特区工作之后，什么时候到深圳的？
吴南生：谷牧回北京后，9月28日至10月5日，我和省委政策研究室秦文俊、外经部门王志义等驱车到深圳，走访了沙头角、蛇口和几个边防口岸，同深圳市委主要负责人边看边议，在许多问题上交换了意见，我们对解决深圳市今后建设的问题，同市委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当时深圳经济非常困难，1978年深圳农民分配收入平均每人134元人民币，同期香港新界农民收入13000多元港币，两地农民收入差距很大。深圳偷渡外逃的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历年外逃的共有六七万人，耕地丢荒9万亩。新成立的深圳市委要以很大的精力去抓“外逃风”问题。原来的深圳镇仅有3万人，没有什么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深圳改为特区后，市委对重点抓什么，经济如何规划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和市委负责人经过反复交谈，明确了解决“先走一步”这一首要问题，强调要力争在较快时间，在深圳建成一条“富线”。
提出建设深圳12个问题
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认真听取海内外人士的意见，我向省委上送了《关于加快深圳建设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同时解决了建立蛇口工业区的问题
南都：这次实地调查之后，您对深圳以后的发展有了具体的思路吧？
吴南生：我回到广州之后，于10月24日向省委上送了《关于加快深圳建设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关于农业生产、发展旅游业、建立福田出口加工区、建立沙头角试验区和蛇口工业区等12个问题。
关于蛇口工业区问题，此时还没有解决，主要是地租价格没有定下来，影响同外商谈判。招商局认为省里定的价格偏高，对外商缺乏吸引力。我在报告中提议，按招商局的要求，每年每亩上缴广东省4000元港币，从“六通一平”完成后开始征收。11月18日，由我主持，省、深圳市和招商局的代表在协议上签了字。建立蛇口工业区的问题，至此全部解决。蛇口工业区从此成为深圳特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先行和示范部分。
1979年10月31日，我主持召开“出口特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举办特区的方针政策和做法。随后，为省委草拟了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出口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
1980年3月谷牧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采纳了广东省的建议，把“出口特区”改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南都：虽然中央在1979年7月就同意了广东、福建建设特区，但是当时所说的特区还不叫“经济特区”，而叫“出口特区”，后来为什么改成了“经济特区”，具体是什么时间改的呢？
吴南生：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要办特区了”的消息传布得很快，我们当然很高兴。可是，北京有另一个声音说：他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这话有道理，因为陕甘宁确实是政治特区。我们从这里得到启发，那就叫经济特区吧！
1979年12月7日，谷牧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中央各部委办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是当时在北京一次很轰动的会议。我在会上提出，将“出口特区”改用“经济特区”的名称较好，含义更确切。我解释特区不仅办出口工业，而且还要办科研、商贸、旅游、住宅和其它经济事业。我说：我们的意见是，建立特区必须采取“一快二宽”的方针。快，就是既然看准了，就要立即动手，不要拖拖拉拉，犹疑不决。要大胆放手，争取时间，奋斗10年，把深圳、珠海、汕头3个特区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基地，在那里建立一条富线。在汇报中，我还提出参考了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将特区土地使用期定为50年。
广东、福建汇报后，谷牧就特区建设等问题作了讲话。谷牧十分赞成深圳特区的路子。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1979年50号文件贯彻执行情况，进一步研究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会议采纳了广东省的建议，把“出口特区”改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会后，以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正式下达。
都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用经济特区这个名字，可以说是摸到一块大石头！这个名字很好，名字一出来，反对的声音好像也少了些。
1980年4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5月4日，省委任命我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副省长王宁、曾定石兼副主任，秦文俊任副主任，代表省人民政府负责对全省三个特区的统一管理，并直接经营深圳经济特区。6月12日，省委任命我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筹划特区先立法
当时海外的朋友说，你中国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没有法律，成了办特区最大的问题
南都：吴老，您筹划特区的第一件事，是研究、起草《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而这个仅仅只有2000多字的条例从起草到公布，却用一年的时间，作了13次修改，可谓字斟句酌。在特区还是个“概念”的情况下，当初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率先着手起草《特区条例》的呢？
吴南生：当时海外的朋友说，你中国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没有法律，成了办特区最大的问题。
这样从1979年开始，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研究、探讨外面先进的东西，因为过去我们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不了解。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庄老——原全国政协常委庄世平先生。当时他是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从1979年春节前后开始，他就为创办特区、创办汕头大学(这两者是同时酝酿、提出和筹备的)而不断奔走于香港和广州、汕头之间。他熟悉世界经济，他为我们寻找来全世界各个自由贸易区、边境工业区、出口加工区的各种条例、资料，几乎我们需要什么资料，他就会立即给我们找到。没有这些资料，我们很难了解外面的世界，难以研究、规划特区条例和制订特区规划。例如：深圳特区面积原计划38平方公里，安排在福田、上步，但在一个市内，就有一个特区与非特区的管理问题。后来了解到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工业区很大，才下定决心把深圳与香港毗邻的地方，全都划为特区。又例如，我在1979年12月向中央报告建议将“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时说，我们办特区的目的，绝不止是像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那样，单纯为了解决就业和外汇收入问题，我们的特区不仅办工业，还要办农业、科研商贸、旅游住宅等等，所以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含义更确切些。
这也是从庄老提供的有关资料中得到启发的。但光有大把国外和香港、台湾的资料是不行的。你光把人家的东西拿来抄是不行的，有很多东西你看都看不懂。他说房地产，我们根本不知道房地产是怎么一回事！外面的很多名词，我们都搞不清楚。比如说地租。国内是打倒地主的，一听到地租，都反对，可它在外面很普通。外面的东西要拿来研究、讨论，哪些立刻我们能用，哪些是改进后才能用到的。地租不行，就换个称呼，叫土地使用费，这也算个发明，现在大家都认可了。还有像工厂管理条例，我现在连个工厂都没有，你管它什么呢？可以说《特区条例》是借助了外边的材料，不停地研究、商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地改，这个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最早、最突出例子了。
1979年12月27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这一条例。以后，国务院又责成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组织研究论证。1980年4月，广东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立法程序是很严格的。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通过
我解释，特区是中国的，只是设在广东，所以，广东的特区条例是中国的条例。王守江向叶帅报告，叶帅说“明白了”
南都：按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只需要广东省人大通过就可以了，后来为什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呢？
吴南生：我跟谷牧同志讲，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法、特区条例。这个法一定要拿到全国人大去通过，不然，有一天杀了我们的头，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找了叶帅，叶帅是全国人大委员长(五届全国人大：1978年3月－1983年6月)。这时他正好在广东视察。我当面请求他把条例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叶帅很支持。他回到北京后不久，要王守江(叶帅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我，说北京的同志说，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审议地方法规，无须讨论广东的特区条例，那怎么办？我请守江转告叶帅：特区是中国的，只是设在广东，所以广东的特区条例是中国的条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办特区，没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正式授权，我们是无法去创办的。守江向叶帅报告后，给我回了电话说：老帅说，“明白了”。从电话里，我隐约觉得他很高兴。
叶帅亲自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江泽民同志(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订《特区条例》的说明。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直到现在，很多人知道特区是1980年8月开始创办的，其实，从1979年4月起到1980年8月正式宣布，有一年又四个月，我们都一直在紧张地筹办特区。这或者就叫“怀孕时期”吧，这个怀孕可是好难受的啊！
江泽民同志在这次人大常委会议上所作的说明，即是已出版的《江泽民文选》第一篇。
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南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
吴南生：《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公布，意味着中国正式揭开了试办经济特区的序幕，也使人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意外和高兴。
108人的规划设计团
我兼任特区的工作后，即着手组织三个特区，制订特区总体规划。1980年5月，深圳市从全国各大城市请来一流的规划设计大师、专家、学者和工程师
南都：深圳经济特区总面积达327.5平方公里，当时是怎样规划的？
吴南生：我兼任特区的工作后，即着手组织三个特区，制订特区总体规划。1980年5月，深圳市从全国请来了一流的规划设计大师和工程师共108位，组成一个庞大的规划设计团，先实地考察深圳全貌，然后分成若干工作机构，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的规划设计经验，进行总体规划，分项研究；分组、分片、分段设计和多种方案的比较，精心绘制经济特区建设的蓝图。
建设深圳特区的方案，经过多次的讨论、比较，最后确定北面以山为界，南边以深圳河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东部把可能辟为旅游区的小梅沙也划了进来，总面积约为327.5平方公里，形成一个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7公里的狭长地带。
一场大雨改变了计划
原先打算开发上步或福田区，一场大水使我们认识到，工程师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深圳应该先开发罗湖。这是深圳特区的决定性战役
南都：据说，在创办深圳经济特区时，最初的计划并不是首先开发罗湖，而是其他地方。
吴南生：对，我们首先打算开发上步或福田区的土地，通水、通电、通车、通电讯，平整土地。但一场大雨促使我们改变了初衷。
1980年7月27日，一场大暴雨把罗湖一带淹成一片汪洋泽国，我和来参加深圳城市规划的专家租住的新园招待所水淹到腰际，专家们呕心沥血制作的规划设计图纸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低洼地带到处是告急、喊救声。我卷起裤腿，趟着没膝的大水，找到了分管基建的副市长罗昌仁，急切地要求他一定得把水治住，否则难以建设特区。刚考察灾情回来的罗昌仁，与我深有同感。我们和工程师们一起，不断探讨有关规划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工程师们粗略估算一下，深圳特区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资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投资预算也在10亿元以上，而根治罗湖水患，则需要巨额资金。刚酝酿建立特区时，邓小平已在全国多个地方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为钱而发愁，深感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于是找到谷牧，提出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现在还没有条件向国外贷款，能不能给点国家贷款，作为酵母？谷牧当即慨然答应可以帮助要点贷款，并询问用途及还贷办法。
我解释道，深圳特区原来有先开发上步和福田的方案，但都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这回一场大水使我们更认识到，工程师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深圳应该先开发罗湖。这样，可以改变国门的面貌，解决年年危害的水灾；罗湖最接近香港，最能吸引投资者，又可以节约开发成本。接着，我介绍：第一步在罗湖开发0.8平方公里，每平方米投资90元搞“五通一平”，要7000万元。开发后，可以拿出40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业用地。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000元港币左右，总计可以收入20亿港元左右。
谷牧是位建设行家，他认为我提出的这一做法切实可行，答应先帮助贷3000万元。我喜出望外，对谷牧说，有了“酵母”，特区的建设可以做到不用国家的投资了。
罗湖风波
工程师们认为某些市委领导不懂得城市建设，更接受不了那种高高在上、动辄训人的口气，有一位年轻气盛的工程师和两位年长的常委拍桌打凳，互相对骂起来
特区建设从始至终，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从相关资料中，我们了解到，1980年10月初，在深圳市委铁皮临时搭成的小会议室里，挤满了市委常委和工程师们，大家都为有了贷款而高兴。可当讨论到开发罗湖小区时，却爆发了“罗湖风波”。工程师提出，罗湖毗邻香港，是一片旺财、旺地的黄金地段，可先开发作为商业性用地，引进外资，开发房地产及商业，用来还贷付息，积累特区资金，并可改变国门面貌。有的领导却站出来反对说：罗湖地势低洼，年年发大水，开发罗湖，无疑等于“抛钱落水”，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还不如将这些钱用来搞农田基本建设。
一时双方唇枪舌剑，各摆各的道理。工程师们认为某些市委领导不懂得城市建设，更接受不了那种高高在上、动辄训人的口气。于是，一位年轻气盛的工程师和两位年长的常委拍桌打凳，互相对骂起来。会议顿时陷入了僵局。
当时，吴南生主持会议，在冷静而详细地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后，他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工程师一边，并决定立即动工，搬掉罗湖山，填平低洼地。他说：如果现在不坚决作出决策，耽搁了组织队伍和做好各种准备工作的时间，很快，雨季就要到来，移罗湖山填高罗湖洼地的工作，就要被拖延多一年，而整个特区建设也同样要拖延多一年，我们一定不能这样做！
但市委内部有人固执己见，竟然私用市委名义发电报给省委，状告开发罗湖是瞎指挥。有人还公开出面横加干预，挑起争论，并多次下令停工。
这时任仲夷同志刚来到广东工作，看到电报，立即赶赴深圳，多方了解调查，听取不同意见后，在当晚的市委常委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说：“建设中要听工程人员专家的意见，你们意见不一致，为什么不很好听工程人员专家的意见呢？”“搬罗湖山，是特区第一个大工程，你们今后要做的大事还很多，要讲团结。”
12月8日至10日，谷牧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江泽民的陪同下，视察了深圳特区。12月12日，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江泽民在会上提出：“深圳特区的建设要引起足够的重视。30年的南大门，一下雨就泡在水里。我8月份去，就泡在水里，香港来的人，高跟鞋、丝袜子都泡在水里，罗湖、文锦渡，无论如何都要搞好。”
在谷牧、江泽民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省委对建设深圳特区，首先搬掉罗湖山，填高罗湖区达成共识。那些曾一度极力反对这一意见的人，只好面对现实。至此，“罗湖风波”平息下来。
在成千上万建设大军的日夜奋战下，80多万立方米的罗湖山终于夷为平地，罗湖小区陡然填高了两米，低洼处填高了四米。昔日的低洼泽国，变成了道路纵横，高楼大厦林立的新城。
不花国家的投资，建设一个现代化城市(这是计划经济绝对办不到的)，深圳经济特区的这一实践，是它对全国的又一个贡献。搬掉罗湖山，建成罗湖小区，是深圳特区的决定性战役，没有这一着就没有今天的深圳。
第Ⅲ部分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
特区最大的贡献是引进市场经济
吴南生当年和同事约法三章： “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趁反对办特区的人弄不清楚时把经济搞上去
应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特区开始的。从深圳、珠海、汕头开始，到珠江三角洲，到全国。引进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我认为这是特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吴南生
我也闹过一个笑话
我到深圳去，看见男青年留长发，就说统统剪了，但是行不通。后来，我的儿子小南说，爸爸，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马克思是长头发，恩格斯也是长头发呵！
南都：创办特区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书本上没有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吴老，您是如何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的呢？
吴南生：尽可能地解放思想吧！尽可能地多学习一些先进的东西。因为有时我们觉得很开放了，外边的朋友看了便说，你这一点都不开放。门关得久了，思想距离是很远的！
我给你讲个笑话。我一到深圳去，看见男青年留长发。(那时候深圳农民戴个太阳镜，穿着花衣服、牛仔裤在田里赶牛，许多从内地去的人都看不顺眼)，我就说统统剪了。还在干部大会上讲了一通！但是行不通。后来，我的儿子小南说，爸爸，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马克思是长头发，恩格斯也是长头发呵！我一想是呵，共产党的老祖宗都是长头发，留长发怎么能说是思想意识问题呢？你看，我也闹过这样一个笑话嘛！
我们办特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特区要闯出一条改革经济体制的路子。说白了，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的、自以为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路子。这个问题从1980年下半年起，已成为特区实际工作中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我们在1980年底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这是对中央41号文件(1980年5月下发)中提出的“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也非这样做不可。
1981年5月10日，我向中央汇报工作，其中说到，特区是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和管理下，以引进外资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特殊经济区域。我们要利用特区的特殊条件：一是观察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二是试验各种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三是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
当时，由于各种体制尚未进行改革，具体法规没有制订，特区实际上还处于打基础的阶段，碰到的困难和问题不少。鉴于特区要面向国际市场，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因此，特区的一切政策措施，就一定要在“特”字上做文章。
1982年，“冷空气”大量南下
什么“上海租界的由来”，什么“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什么“特区不是社会主义”！没完没了，铺天盖地……
南都：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有两句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可以说是特区建设曲曲折折的历史写照。吴老，您棋着先手，大胆办特区的构想与当时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和国家经济体制格格不入。您就没有一点顾虑吗？
吴南生：当时全国都在关注特区，都在议论特区。同时，全国也都在要求允许多一点“市场调节”，希望经济体制能进一步改革。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矛盾尖锐极了。
1982年1月，冷空气大量南下了——
什么“上海租界的由来”，什么“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什么“特区不是社会主义”！没完没了，铺天盖地……这些都不去说它，只讲与计划经济有关的问题。
这年4月22日至5月5日，在北京有一次专门为广东深圳而召开的会议，主持人最后讲话说：“我认为深圳搞这么大的规划是不现实的。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深圳特区面积327平方公里，比全世界的特区的总面积还要大，这么大的一块特区面积，全面搞起来不是简单的事情。”
我这里给你说的都是讲话的原件，有的问题他不懂也说，说得很尖锐，很离谱，像这段：“特别要指出的是，有人想要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是客观需要，不是你那一位领导想怎么搞就可以怎么搞的。你想‘脱钩’是不可能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美国、法国都认为要搞计划经济。(这就是个常识问题了，他那个计划跟你这个“计划”能是一回事吗！)
我建议省计委，你们也建议省委，应该把特区计划管起来。不能讲特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有这么大的外资，宏观计划更应该加强嘛，银行管理也要加强指导嘛！因此，特区建设应该纳入计划，要加强特区计划管理……”
你看，“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这一决策，是党中央1980年41号文件中定的，他却说：“不能说特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那么，我们提出特区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怎么能不犯下”有人想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的大罪呢？！
我和同事有个“约法三章”
即“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就是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南都：据说，当时您在创办经济特区时，面对各种非议，有一个著名的“约法三章”，具体是什么内容？
吴南生：办特区，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自以为是的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的新路。我们在1980年底即特区条例经全国人大批准公布后，就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当时别人明白不明白我不知道，但我心里很明白。面对各种非议，面对当时重重阻力和压力，我和我的同事们有个“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就是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要知道，当时全中国都还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等于搞资本主义复辟，罪大恶极啊！可谁能想到，20多年后，我们却要求人家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在理论思想上也要有勇气
广东的理论工作者和各方面的学者们都很支持改革开放，在理论工作方面做了许多研究。有了这些理论上的准备，我们才有勇气面向“左”派的挑战
南都：面对那么多“左”的思想，人民群众中也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的概念，你们当时有没有过犹豫？
吴南生：小平同志说，深圳的精神就是“敢闯”。从创办特区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要从事这项巨大的改革开放工程，在实际工作方面要有勇气，在理论思想上也要有勇气。没有两方面的勇气是“闯”不成的。
广东的理论工作者和各方面的学者们都很支持改革开放，在理论工作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前面说过，1979年8月15日，我已邀请广东的多位学者一块研究特区条例，同时座谈、研究有关改革开放的理论。要闯过这一关，只好向老祖宗求救。1980年4月14日，我在向省人大常委会作《关于我省设置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问题》的报告中，曾非常明确地讲出我们的观点(即广东理论界的观点)。
这是我们当时的论点：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从来都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绝缘的。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将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因素，同时继承它的合理因素，并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是事实上，首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俄国，却不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列宁特别强调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有用的管理经验。列宁讲过：“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提纲，《列宁全集》1985年版第34卷第520页)
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列宁的思想前后有什么变化，实践中有过什么问题，我们没有再去研究，但从他这段话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来看，肯定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有了这些理论上的准备，我们才有勇气面向“左”派的挑战。“约法三章”也是因为有了理论勇气，对那些吵吵嚷嚷，“不去跟他们一般见识！”好！你“正确”，你表演吧！我就不开口，你要吵就自己吵吧！我“只做不说”。你能怎么样？
理论有时几百年也说不清
1979年我们已集中多位理论工作者探讨过经济特区性质问题，我心中有数，不想再去问别人了，以免引起争论，一争论起来，没完没了，什么事也做不成
南都：据说胡乔木同志对经济特区有不同的看法？
吴南生：我手头存有24年前胡乔木同志谈经济特区性质的记录稿，原文如下：
1982年12月18日下午四时三十五分至五时三十分，乔木同志来蛇口工业区视察，交通部顾问潘琪同志当面向乔木同志请教了当前理论界和在总结蛇口工业区经验中所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1、我国经济特区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或是资本主义的；2、特区的经济管理体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还是以市场经济为主；3、对外来投资者的方针是否还是限制、利用、改造或采取什么新的方针等问题。乔木同志看了潘琪所递交的这几个问题后说：“你提的这三个问题都很大。”在他参观完毕将要离开蛇口工业区之前，向潘琪同志和陪同的其他同志，就特区的经济性质问题，谈了如下看法：
乔木同志说，特区的性质问题，恐怕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如果说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全中国都可以建立特区了。特区要按特区的口径，那是区别于社会主义的，不然就不叫特区，恐怕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面的一小片国家资本主义。本来列宁也没有搞什么全国范围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跟他们的情况、条件更不同。但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更不好办了。(梁湘同志说，但公开不公开讲是国家资本主义呢？)这个问题，公开讲不公开讲要看必要，就是在什么问题上，在什么时候，有这个需要才去讲，没有这个需要去讲干嘛？(梁湘同志说，我们内部要说清楚。)还是社会主义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里面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里面还有个体经济嘛！就是这种关系。至于我们这些人当然是共产党，烧成灰也是。(梁湘同志说，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问题还是有精神压力的。)当权派嘛，还是社会主义的当权派。
我很尊敬乔木同志。他是我们党和国家著名的理论家。1960年初，他带领中宣部20多位同志来广州，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住了一个多月。同来的还有康生。我作为主人一直陪同。其间，我还陪他到深圳，这是他第一次到深圳。从那时到1982年已是22年过去了。这次可能是他第二次到深圳。
1982年秋天，我得了“心包炎”，病情较重，本来要去参加十二大，也去不成了。乔木同志来，我不知道。他到深圳由梁湘同志陪同。梁湘是一位很率直、很实干的老同志。他比我们晚到深圳，对创办特区早期吵吵闹闹的事不清楚，也不知道有“约法三章”这些事，所以就问了乔木同志特区的性质这一类问题。事后，他赶紧把记录送给我看，问：“……他说不是社会主义呵，怎么办？”我说：乔木同志的意见是理论探讨的意见。理论问题，有时几十年、几百年也说不清楚。如果我们不问，他不会说。问了，他不好不答。但他也还会再观察、再思考、再和大家——至少要和我们讨论的。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我们才开始实践，不急于去讨论这些问题。
其实，1979年我们已集中多位理论工作者开始研究探讨过这些问题，我心中有数，不想再去问别人了，以免引起争论，一争论起来，没完没了，什么事也做不成。
开放全国14个沿海城市
1987年，邓小平说：“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南都：小平同志1984年春给深圳、珠海特区的题词，对特区建设者来说应该是极大的肯定和鼓舞。
吴南生：是。1983年底，小平同志说，特区究竟办得怎样？我要亲自去看看。于是，1984年春天，小平同志到了深圳，到了珠海。看到经济特区确实是办起来了，确实是闯出一条路子来了，老人家很高兴，为深圳、珠海题了字。回到北京后，他向中央提议，召开全国沿海14个开放城市会议。
4年后，即1987年7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说：“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是一派兴旺气象。他们让我题词，我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一下子，又是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深圳与当年完全不一样了，似乎全中国20多年来走的路，和深圳是大体相同的，那么我们的国家又是什么性质呢？
我一直认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从俄国的实际中已经发觉许多问题，他认为，把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东西包括美国的托拉斯(当然只是指这种经济形式)都加在一起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不无原因，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曾经开玩笑说过，如果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再来一次“路线斗争”，列宁一定会成为再一次路线斗争的“头号走资派”。非常遗憾的是，不久，列宁就逝世了。
在这之后，斯大林搞的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无比专权的“个人迷信”，已经被历史的实践一再证明了是假马克思主义，是假社会主义！
中国市场经济从特区开始
引进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我认为这是特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南都：作为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基者，又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第一位“行政长官”，您认为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吴南生：1981年后我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许多人认为我从这时起不再管特区工作了，不是的。这时，我回到省委，仍然分管特区工作，是省委中有关特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直到1985年9月，我从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才不再分管特区工作。
关于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特区，很多人写了很多文章，我读过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写得好的。但有一点，许多文章都说不清楚特区所以能办成是由于什么？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贡献是什么？现在回过头看，特区最大的功劳就是突破，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了，应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特区开始的。从深圳、珠海、汕头开始，到珠江三角洲，到全国。我说市场经济是个没有腿的巨人，他走到哪里，谁都顶不住的。引进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我认为这是特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第Ⅳ部分
晚年对深化改革的思考
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吴南生认为自己是个积极主张改革的汉子，但同时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应该是进一步开放舆论
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
民主政治涉及深化改革的问题，涉及我们的改革是只进行经济改革并取得了成就，因而就此止步呢，还是要继续深化，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呢？
南都：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革大家有目共睹。现在党的执政理念转向了民主政治建设和以人为本。您能跟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思考吗？
吴南生：关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问题。我认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们都不是专属于哪一个阶级的。什么叫文明？这就是文明。
关于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必须不断规范的问题，但这已属于实践中的问题了。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分析和确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这是中国理论界的历史任务，要下点苦功夫，不是给它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就能解决得了的。
民主政治的问题，它涉及深化改革的问题，涉及我们的改革是只进行经济改革并取得了成就，因而就此止步呢，还是要继续深化，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呢？
延安时期，毛主席是不断提倡民主的。他对“自由”也讲得非常精辟。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他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
小平很关注领导制度问题
1980年8月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是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
南都：从“七大”(1945年)到现在已经60多年过去了！
吴南生：是啊，在“七大”闭幕的35年后，即1980年8月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是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小平同志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更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能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他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要记住，这是小平同志说的，是他亲自听老人家说的。所以小平同志很遗憾地说：“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小平三条要求值得重温
“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南都：小平同志的这一讲话，我看过。是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确实是一篇历史文献。
吴南生：是的。小平同志经过“十年浩劫”眼见他同时的战友一个一个含恨远去，他自己又经历生死难料的两次大落大起，经过举国上下激烈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他痛定思痛，作出了这样历史性的讲话。这也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后作出的讲话。是“痛定思痛”的真话！你注意到吗？他讲话的时间是1980年8月18日，政治局讨论通过这一讲话时间是1980年8月31日。最巧合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和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时间是1980年8月26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启动的时间啊！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小平的三条要求，实现得怎样？这三条要求的本质又是什么？
第一，“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200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万亿元，是1978年3600亿元的50多倍，应该说，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的改革工作是有成效的。当然要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但我们已形成了新的生产力，它正在迅速发展，为了适应这一新发展，它正向我们提出强烈的要求，这要求就是小平所说的第二条要求：“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至于第三：“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这也是正在发展中的生产力的要求。
警惕无限地扩张的权力
“权力使人腐化，更大的权力使人更多地腐化”这一警语，是古今中外有无数事实可以证明的。只有民主政治是限制权力无限量扩张的政治制度
南都：吴老，您对邓小平的三条要求的解读比较精辟。
吴南生：从国际上、从我们自身的实践，历史的经验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要重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些不适应于生产力要求的上层建筑。
在这里，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要警惕那些已进入市场或可能要钻入市场的权力，警惕那些与管理意识形态有关的权力。进入市场的权力之危险，尽人皆知。贪污腐败的不断发生，矿难的不断发生就足以证明这点。对管理意识形态的有关权力，人们可能还认识得很不够，要特别注意改革。因为这些“权力”会影响或造成错误的理论、条文、规定、措施，甚至某种“人见不得”、见不得人的权力行为，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下起着破坏和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建国后，意识形态领域是“左”祸的重灾区，多次有关政治、理论、文艺等意识形态的“运动”所造成的历史错误，已给了我们严重的教训，尤其是“江青＋康生”这种模式所起的破坏作用，大家都是很明白的，是千万不可再重复的！
再多说几句。要知道，权力和资本都是无限地扩张的。资本的贪婪，尽人皆知。这不属于我们今天要谈的问题。而“权力使人腐化，更大的权力使人更多地腐化”这一警语，是古今中外有无数事实可以证明的。只有民主政治是限制权力无限量扩张的政治制度。所以，毛泽东说，像斯大林那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但是，不从制度上解决，在他的身上又再次发生了。所以邓小平说，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也就是说要用高度民主的制度来保证国家不走邪路，长治久安。我们不是天天都在说“稳定”吗？这才是真正的稳定。两位老人说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沉痛教训和解决的办法，难道到现在我们还听不懂吗？
要重视民主的共性
小平的讲话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共性：民主政治；个性：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
南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应该有什么区别呢？
吴南生：每个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有自己的特色，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就像你不能找到两个一模一样的人那样。老人家说的“英、法、美”就不一样。但他们都有共性、一般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说，在民主这个概念下，不管是什么民主，只要是民主制度，就都是大同小异，形式和枝节上可能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否则，小同大异，对民主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表述，那不乱了套，那还有什么意义？
南都：那你认为应当怎样表述才是比较准确呢？
吴南生：我认为，小平的讲话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共性：民主政治；个性：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也就是说，比英、法、美更高更切实。我想，没有什么解释能比他这句话概括得更好。
政改应进一步开放舆论
我是个积极主张改革的汉子，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我个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应该是进一步开放舆论
南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怎样进行，才好呢？
吴南生：我是个积极主张改革的汉子，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主张改良，不主张翻天覆地的革命。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进行这场改革，一直改革到实现马、恩所说的未来的社会那一崇高的目标，也就是改革到自己也消亡了的时候，没有这种勇气和决心，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如果搞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搞什么“翻天覆地”，我也一定坚决反对到底！
办法是：逐步放开，逐步地提高民众的社会承受力，提高人民的理性，逐步地加大改革的力度，直至实现民主的目标。目标是唯一的，但具体的途径则不是唯一的。
我个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应该是进一步开放舆论，这一方面可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这在中国目前权力制衡不到位，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尤为必要；更重要的是开放舆论可以开启民智，开启官智，通过心平气和的理性讨论和意见交换，就民主化的利弊、目标、程序、时间表等种种具体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基本共识，中国的民主转型就可望避免不良势力的扰乱，事半功倍，以较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成效。
我们有些官员，一听到“舆论监督”就脸色发青，少数或很少数人还“心怀愤恨”。这都是由于缺乏“民主锻炼”、“身心稍为虚弱”的结果。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所以说还有一个“开启官智”的问题。
建议：“舆论”不要一下捅上报纸，第一步可以先办若干个刊物，从理论上、实践上、外国的正反经验上……种种，让智者尽量发言，让官员们以及读者们增强思维、增广民主知识。然后一步一步开放，如何？
“岂有文章倾社稷”
廖沫沙写了《挽邓拓诗》：“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读了催人泪下。我希望，人人都能记住这两句警句，尤其是从事管理意识形态的官员们
南都：吴老，您讲的故事和意见有的听说过，许多是我们以前没听说过的。
吴南生：人老了，总爱说老话。故事，其实就是老话。你一定知道《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故事吧？
南都：知道。这是启动“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惨剧。
吴南生：你想想，姚文元是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权力”在他背后支撑，他连个狗屁也不如。所以，我说：要特别注意“江青＋康生”的模式！这种邪恶的“权力”利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极大地破坏生产力，把国家经济拖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邓拓同志惨死了，吴晗同志惨死了，“三家村”幸而还有廖沫沙同志(1907－1990)在，他写了《挽邓拓诗》：“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读了催人泪下。我希望，人人都能记住这两句警句。尤其是从事管理意识形态的官员们。
我还要多啰嗦几句：没有邪恶的“权力”在背后支撑着的文章，是绝对不会“倾社稷”的，如果有，你举给我听听？老子？孔孟？屈原？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苏轼？直至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龚自珍、鲁迅？……但是，有邪恶的“权力”(或者不是邪恶但却是错误的“权力”)支持写的“文章”，却是可以倾社稷的。姚文元的文章就是一例。我想，我应该给廖沫沙同志的诗加上这一点点注读。你看，怎么样？
我很关注“和谐社会”构思
我觉得，这一构思很好。把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加起来的社会主义，不就是令人和谐的社会吗？只要我们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认真行进，和谐社会一定能获得成功的
南都：两句诗真好，加上这样的注读更完整了！
吴南生：我也是有报天天读的。在回顾这些历史的同时，我也注意到当前的一些大事。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这一系列的理念，特别是“和谐社会”这一极其具有中国特色的构思。我觉得，这一构思很好。把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加起来的社会主义，不就是令人和谐的社会吗？在我们的实践经过检验之后，成功了，再加上“主义”两个字，不就是“和谐社会主义”吗？只要我们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认真行进，和谐社会一定能获得成功的！这可能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的社会。我觉得这种社会主义是会受到人民大众欢迎的，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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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曾给习仲勋发1300字电报 阐述特区权力下放设想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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