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碑理当矗立 贤臣不该寂寞
——北宋宰相吴充简评
黄晓平
(2015年5月25日写于北京)
“自古贤臣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两句诗本是唐代诗人李白劝酒时的戏虐之词,不曾想却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条铁律,无数为国家民族建立过赫赫勋业的杰出人物往往寂静地沉睡在历史的长河中,甚至遭人误解。
北宋宰相吴充就是在众多不为人知的幕后英雄中的一位寂寞的贤臣。 这位曾经为欧阳修挡过“子弹”,救过苏东坡的命,为王安石变法保驾护航的一代名臣,如今是坟茔不在,家祠被毁。每当读他的书,看他的业绩,心中就难免忿忿不平。
一、年少才高,君子有为
吴充(1021----1080年),字冲卿,官至枢密使(最高军事长官),宰相。是北宋著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诗人。福建省浦城县盘亭乡秀里村人{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出生于官宦之家,其父吴待问进士出身,官至礼部侍郎,吴充的三个哥哥是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的同榜进士,长兄吴育官至宰相。
宋仁宗景佑五年(1038),17岁的吴充考中进士,如此年少就进士及第,这在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中也是十分罕见的。
吴充进士及第后,先到基层锻炼,做了很短的时间的地方官员,很快被朝廷任命为国子监直讲,吴王宫教授。在此期间,吴充就有不俗的表现和非凡的成就。
面对着一大群王子王孙和很多高官子弟,许多老师都采取消极的态度,成天和学生嬉戏游玩,吴充则相反,他治学严谨,学风严肃。
为了搞好皇家教育,吴充特意撰写教育专著《六箴》,可惜原著已经不可见,还好提纲尚存,我把它简单解析如下:《六箴》。就是六个要求或者六项劝诫,包括‘视’,‘听’,‘好’,‘学’,‘进德’,‘尚俭’。
视:就是观察力,提高观察力和洞察力是学习的第一要务。
听:听的关键是听懂,必须全神贯注,还要有知识储备。
好:就是爱好,爱因斯坦说过:爱是最好的老师。
学:学习是每个人的进步阶梯,是一切成功者的捷径。
进德: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使学生的道德得到进步、得到升华,怀揣道德才能所向披靡。
尚俭:崇尚俭朴的生活,把俭朴当作一种信仰,一种时尚。人不能被生活所困,被奢华所累,简约就可以轻装上阵。
吴充认为这对于北宋皇朝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吴充出身贵胄,年少得志,能把俭朴当作信仰,并且以此教育学生,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一点与他后来的亲家王安石和同学司马光反对浪费的政治主张都是高度契合的。
吴充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很快得到宋仁宗皇帝的肯定,他吩咐将吴充的《六箴》抄写多份,分发给皇族子弟认真学习。宋仁宗的继承人宋英宗在做皇子时就将吴充的《六箴》当作座右铭。【六箴】可谓是吴充这个进士专业户的学习秘籍,经宋仁宗认可后,又成了皇家教育的秘方。
吴充为人谦和低调,思路缜密,现在很多人多以为吴充是老好人一个,其实不然。宋仁宗年间发生的两件事很能说明吴充人格的另外一方面。
吴充在任吏部南曹官员时,欧阳修因为推荐人才方面存在缺陷,结果遭人算计,面临被逐出京城的境况,关键时刻是吴充站出来为欧阳修辩护,并声称要与欧阳修共进退,最后迫使朝廷收回成命,欧阳修有惊无险。
吴充在太常礼院(一项职能是处理皇家的红白事)任职时,遇到宋仁宗的爱妃张贵妃去世,其葬礼场面宏大,远超规制,一些爱拍马屁的人忙着大献殷勤,只有吴充挺身而出,反对浪费,维护纲纪,结果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加上一些小人从中使坏,吴充因此被贬至高邮任职。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吴充绝非平庸之辈,而是一位有智慧、有担当的君子。
二、熙宁变法,中流砥柱
熙宁(1068—1077)是宋神宗的第一个年号,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就是年轻的宋神宗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史称熙宁变法,现在被称作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规模宏大,策划精细,涉猎面广,持续时间长,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时期我们的先贤们为了富国强兵而进行的一场伟大变革。当然,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和改革者的经验不足,这场变法也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它的积极意义仍然是不可以低估的,改革的很多成果直到今天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比如“青苗法”,就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给于农户低息贷款,防止百姓遭受高利贷者的盘剥;又比如“市易法”,就是建立国家采购和储藏机制,丰年,物资富余的时候国家买进,灾年,物资匮乏的时候,国家平价卖出,防止物价大起大落。说白了就是政府采用财政和货币杠杆调剂经济,配置资源,这其实就是比西方早八百多年的中国版的凯恩斯主义。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封建社会自南宋以后变得极其无聊、愚昧、冷酷。从南宋到清朝的八百多年时间里,熙宁变法一直不被看好,王安石等参与变法的大臣个个被批判得灰头土脸,只是到了满清政权即将崩溃的时候,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才站出来为王安石树碑立传。
梁启超认为,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的完人,是世界级的政治家,中国人都要敬仰王安石,每个地方都应该用金子为王安石塑像。
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令当时的国民政府没有想到的是这位美国前财政部长大谈起王安石来,说美国之所以能从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中走出来,迅速恢复经济,是由于他们借鉴了王安石的变法理论。以致于这位副总统还想拜访王安石的后人。
熙宁变法后来被叫着王安石变法,其实是一种误读,这两种叫法现代人看来差别不大,实际上有着天壤之别,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古时候直呼其名就是一种羞辱,这是后世一些反对改革的人故意为之的;其次,熙宁变法开始于熙宁{1068----1077},持续于元丰(1078----1085,宋神宗的第二个年号),而王安石只是在熙宁年间当过四年多的宰相,地位虽高,作用也大,但是,王安石无法代表全部。其实,在熙宁变法的核心领导人里还有枢密使{相当于军委主席}吴充。熙宁九年,变法的关键时刻,宰相王安石辞职,出来支撑危局的继任宰相就是王安石的亲家吴充。
长期以来,有这样一种观点,说吴充是中立派,吴充和王安石虽然是儿女亲家,但是,由于政治观点相左,两人关系也比较冷淡.而且,由于吴充曾启用和保护了一大批保守派人物,如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等.因此,也有人认为吴充属于保守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原因是:
其一, 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是宰相,而吴充是枢密使,王安石和吴充又是儿女亲家,宋神宗这样的人事安排,显然是要吴充扮演保驾护航的角色。处在权力中心的吴充即使想中立也不可能,因为变法是皇帝的事业、皇帝的意志。
其二,在《王安石全集》里至少有四首王安石写给吴充的诗是浦城吴氏家谱里没有收录的,这些诗歌的内容充分表明他与吴充非比寻常的关系。
其中一首诗题目为:“八月十九日试院梦冲卿”,是王安石唯一的一首记梦诗,可见他与吴充的感情非同一般。
在“寄吴冲卿二首”中王安石这样吟道:“不愿与君为远别,沙台吹帽约秋山。”“悠远山川嗟我老,急难兄弟想君愁。”
有一首诗叫“酬冲卿见别”,最能体现他们之间的关系和情谊。我把它抄录如下:
同官同齿复同科,朋友婚姻分别多。
两地沙尘今龃龉,二年风月共婆娑。
朝伦孰与君才似,使指将如我病何?
升黜会应从此异,愿偷闲暇数经过。
王安石在诗中反复咏唱不愿与吴充分离,实际上反映出作者对吴充的一种依恋之情,这种情感源于他们高度一致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是因为吴充是他的“急难兄弟”,心灵高度契合的朋友,政治舞台的坚强后盾。
其三,古话说,做事得先做人,在封建制度里,没有人脉就一事无成。王安石出身在小官僚家庭,长期在基层当官,在高层没有什么特别关系。而吴充就不一样,出身于大官僚家庭,长期在核心层做官,为人谦和,真诚,具有广泛的人际关系。
吴充的主要社会关系:
文彦博{1006----1097},北宋著名政治家,历仕四朝,出将入相五十年,其子文及甫是吴充的女婿。文彦博与吴充的三个哥哥吴育、吴京、吴方以及包拯是同科进士,文彦博与包拯是儿女亲家。
吕公著{1018----1089}北宋政治家,宰相,其子是吴充的女婿。其父吕夷简是宋仁宗时代的宰相。
王安石(1021----1086)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宰相,其女是吴充的儿媳妇。
欧阳修(1007----1072)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坛领袖,其女是吴充大哥吴育的儿媳妇,其子是吴充的女婿。
范镇(1007----1088)北宋大臣,与吴充、司马光同科进士,其女是吴充的儿媳妇。
熙宁初年,王安石被任命为负责变法的高级官员,举荐人就是文彦博。
正是由于有了吴充这样强大的人脉关系,王安石才可能走向宰相的位置,领导变法,也正是有了吴充为王安石遮风挡雨,化解矛盾,王安石才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全面变法。
吴充继任宰相期间,在不改变大局的情况下对王安石的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充实,启用了一批思想比较保守的领导人,如司马光、吕公著等。后世的一些学者把吴充这一时期的这些做法,看着是对王安石的否定,其实大谬不然。
调整充实是为了完善变法,就像玉雕作品,既要有人开山凿石,也要有人精雕细琢,更要有人认真打磨,才能制成大器。目标一致,各司其职而已。
至于启用不同意见的人在一起工作,更是吴充这样的先贤的高明之举,自信之处。让反动派人物担任政府要职已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普遍特征。
当司马光写信给吴充,劝他废止王安石的改革措施时,吴充坚决回绝,依然是萧规曹随。
吴充在熙宁变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他是熙宁变法的保护神,中流砥柱。他以独特的魅力使天下英雄成为朋友、成为亲人,使可能变为成功。
三、乌台诗案,拯救苏轼
北宋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反对变法写诗讽刺朝政,被人告发,皇帝下令将其逮捕,关在御史台(御史办公的地方,因此地的柏树上常常站满乌鸦,人们戏称御史台为乌台),史称乌台诗案。苏轼从被逮捕的那天起就对自己的未来彻底绝望,在湖州押往京城开封的路上苏轼曾想跳水自杀。在开封狱中,苏轼部分承认了自己用诗歌反对变法的事实。在恐惧和绝望中,苏轼写了两首诗给弟弟苏辙------《狱中寄子由》诗中写道:“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这些诗歌一看就明了是苏轼的人生绝笔。
面对着杀声一片的御史们,面对着勃然大怒的年轻气盛的宋神宗(31岁),命悬一线的苏轼显得那样的无助和无奈,尽管也有人出面说情,比如已经退休的老宰相王安石,比如病入膏肓的老太后,但是皇帝并没有松口。如果没有股肱大臣做通皇帝的工作,此局面不仅无法改变,而且有可能向恶性方面发展,个别御史提出不仅要杀掉苏轼,而且要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涉案的保守派人士处以极刑。
在这极端困难的时候,当朝宰相吴充挺身而出,直接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宋史是这样记载的:一天,宰相吴充问神宗:“陛下以为曹操这个人怎么样?神宗回答:‘不值一提’,吴充说:陛下以尧舜为楷模,自然鄙视曹操,但是连曹操这样的坏人都能忍受当面骂自己的弥衡,你为什么就不能容忍说了几句怪话的苏轼呢?吴充的一番话说得神宗心里很不是滋味。神宗就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想澄清是非,很快就会放了他的’。”
关于吴充拯救苏轼的过程,福建浦城光绪壬寅版的《秀里吴氏宗谱》也有明确的记载:“昔,苏轼自熙宁来,常作诗托讽,今,上诏知谏院御史欲治之。充言于帝曰:自古人君立国常患人臣之不尽言也,今使试不敢进正谏,而托诗章以规讽,是畏陛下之威风,而非贤者之本心也。若信奸臣之言,而欲治之死,岂不异古圣纳谏之心?其为君德之累不小也!帝感是奏,试得轻贬。”
吴氏家谱记载的这段文字是非常珍贵的,它极其准确地反映了吴充的身份、性格、学识和超凡脱俗的辩才,只有这样的表述才能打动人,说服皇帝,结果是使一个死囚犯不仅获得自由,而且还保留公务员身份。难怪王安石称赞吴充“朝伦孰与君才似”。
苏轼是不幸的,因为写诗而身陷囹圄130天,苏轼又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吴充这样的贤臣,使他绝处逢生,凤凰涅槃。苏轼出狱四个月后,59岁的吴充就撒手人寰了,吴充以自己生命的余光,照亮了苏轼的人生前程,从而使苏轼能用自己的后半生创作出许多像《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流芳百世的文学作品,完成治理杭州西湖的壮丽事业。
吴充的人生是美丽的,他的生命与一串串光辉的名字紧密相连,从而使自己化作永恒;他用自己坚强的臂膀撑起王安石的变法伟业,他用超凡的智慧和胆识拯救了苏轼的生命,从而把自己也变成一座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