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在这隆重庆祝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日子里，人们自然首先缅怀千千万万抛头颅、浴血奋战的前方守土将土，但也不能忘记，在打倒中华民族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号召下，各级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在大后方做了许多有利于全民族抗战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以三穗县长储琢轩为主，在镇远专员华洸的支持下，联合邻县，在剑河县境岑松镇（距三穗边界半公里），竖起了一块高高的丰碑——醒碑。醒碑，意即人们要觉悟起来，抛弃前廉，消除隔阂，停止民族之间、村寨之间的械斗和仇杀，加强民族团结，一致对外。一句话，纳其觉醒大悟之意，名曰醒。这是上世纪30年代后期民族地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要了解这件大事，还得从三穗寨头说起。

（一）

寨头，今属台烈镇，位于三穗西南部，距县城20公里，东邻巴冶，南连剑河县岑松，西靠镇远县报京，北接本县台烈。苗族人口占99.5%。1991年未撤区并乡前，这里是寨头乡政府驻地。历史上，寨头是由湘入黔的古驿道，又是苗疆最大的“千家寨”之一。据史籍记载，在明清两代，寨头及附近一带的苗家曾多次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有着光荣的一页。如今，三二0国道从寨中穿过，台（烈）巴（冶）公路又经过寨头屋背，交通比较便利。

在历史上，寨头村寨与村寨之间、村寨内部之间，长期存在着相互械斗的历史。这种械斗的历史起源于何时，无从考究。据人们回忆和史籍资料记载：在清代寨头苗家就分成两派。咸丰同治年间，一派以万官保牛为首，参加以张秀眉为首的咸同苗民大起义。另一派以万天飞、万天禄、万应关（1847——？）为首，站在清政府一边，与万猫勾（小台烈人）一起于同治七年（1868）协助清军攻下苗军东部重镇寨头有功，他们获得政府赏识，其中万应关随清军攻占雷公山牛皮大箐、八寨、哈麻、镇宁、普安等州县城池和军事要地有功，从外委、把总升至千总等军职。咸同大起义后，清政府采取了某些让步政策：一方面，招抚寨头大量流民返乡，发还产业，鼓励他们生产，使社会趋于稳定，使得寨头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又先后任命万天飞、万天禄、万应关等为团首，坐镇寨头，逐渐发展成为统治寨头的一派主要势力。有的团首与官方清产委员勾结，利用清理产业和处理绝户产业之机，霸占了不少田地，还“强立碑记”，“以致连年屡控不休”的案件发生（见光绪二年《万绍春等控诉万天飞等霸占田地状》）。

到了民国8年（1919年），军阀混战，兵匪骚扰，殃及地方。民国13年，招安军团长龙昌期奉令来寨头“清乡”，火上加油，进行挑拨离间，唆使乡绅万家春告了团首万廷宽一状，说什么万廷宽与闾长勾结，包庇土匪，是明团暗匪。龙以此为依据，将万廷宽等2人逮捕杀于岑松街头。万廷宽一死，万家春交了几百块大洋，当上寨头团首。万廷宽的儿子万老辉在镇远当兵多年，后来任连长，带人潜回寨头，暗杀了万家春。

万家春死后，其子万金权继任团首，形成寨内一股较大的势力，与逃出寨外的势力断断续续，明争暗斗，多年不休。后来万金权被杀，其势力大部分垮台。民国15年，划寨头、巴冶和良上另建一个区，叫第九区，区下设乡。这时寨头万思鸿任第九区区长，其对立面就是万金权的三个儿子即万老孟、万秀连和万秀珍。以万老孟为首一伙人，认为受着别人的统治，心里很不舒服，就拖帮外出，依靠与绞颇杨家的联烟关系，获得支持，又与巴冶万德仲势力纠集在一起。

万德仲，原万金贵部下，任支队长。民国16年冬，万德仲奉令进攻寨头，掳去耕牛80多头，以及猪、羊、鸡、鸭和其它物质。民国17春，万金贵战死后，万德仲突围出逃。民国22年，万德仲接受招安，任穗、剑两县边缘地区剿匪大队长。同年9月中间，在万德仲的支持下，万老孟等十多人潜回寨头，企图将区长万思鸡、壮丁中队长万义和、分队长万思权和万云程等人杀掉。万老隆、万老土二人得到消息，前往密报。万思鸿采了先发制人的办法，率寨头团壮二十余人，将万老孟部下万岩生、张老桥等4人击毙，万老孟本人逃脱。以后，万老孟与报京（当时属三穗）周老培（又名周白料）打老庚，发展势力，互相勾结，在穗、剑、台、镇四县边区抢劫，常往剑河长滩打劫商船，又串到岑松、元兆（属镇远）等地的所谓“边方七十二寨”进行联络，甚至剑河县壮丁队长丁佩申也被卷进来，共推巴冶万德仲任总指挥，于民国24年3月6日，乘寨头苗家二月二禳接龙桥节和他们过节后一段时间的思想麻痹之机，率一千余人，分四路攻寨头。万老孟、万德仲等人策划，要一举拿下寨头。这样，万老孟等人就可以打回老家，重做寨主，万德仲则可以当太上皇了。

寨头老百姓在万思鸿的率领下，集中主力，埋伏于也线一带。农历二月十二日凌晨。万德仲、万老孟率领数百人，来到寨头屋背也线。寨头人乘天色微明，万思鸿一声下令“打”。顿时枪声大作，喊杀连天，从两山打下来。万德仲等人措手不及，有的跪地救饶，当了俘虏；有的眼疾脚快，逃之夭夭。万德仲下令后撤数里。

在台烈方面，三区区长王杰三令镇长王成清率团壮数十人，增援寨头，在钉耙塘与镇远元兆八大哥潘致和的人激战。台烈胡万三带一个班，十多条好枪，直接增援寨头。万思鸿见万德仲后撤远去，集中主力，打跨从西南报京方向来的周老培。八大哥潘致和见周老培跑了，自己也停止进攻。

正在这时，岑松、乌包方向的人乘寨子无人防守之机，大喊大叫，从西南方向冲进寨头。万德仲退去三、四里，听到西南、西和北面三个方向的枪声传来，重新搜罗人马，也冲进寨头。两般势力合二为一，在寨头横冲直闯，大肆洗劫。万思鸿在打跨绞颇方面的进攻后，回过头来，集中力量反攻寨头。岑松人为一群乌合之众，经不住万思鸿的冲击，很快败阵逃出寨子，巴冶人也赶忙蹓走。寨头人撵过大坝，在猴子垄夺回了被抢去的部分衣服、被条、鼎罐、粮食等物，牵回部分猪、牛、羊等牲畜。

上述为所谓的“边方七十二寨攻打寨头事件”。这一仗，寨头方面死4人（有万权、万官保、王成清、明远辉），受伤3人，损失耕牛80多头、大小猪120多头和其它各种物资不计其数；在巴冶、报京方面，死伤十多人。万德仲、万老孟损兵折将，以失败告终。

（二）

数十年来，村寨之间的械斗，大者十起，小者二、三十起。双方死伤二、三百人，仅寨头就死50余人。不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甚至于全家被杀绝。人们从朦胧中逐渐认识到，有的是官府挑起的，有的是两边头头搞的，连扛枪的人也认为这样没完没了的打下去，不知打到哪一年？人们是多么痛恨这种无休止的冤家仗火，盼望总会有一天各方代表能坐在一起，言归于好。寨头杨故摆老网和巴治赵银堂看出了人们的心思，就利用亲戚等各种关系和渠道，进行地下“穿梭外交”活动，终于说服了寨头壮丁队长万义仁和巴冶壮丁队长万志巍这两个关键性的人物，加上政府派员开导，双方约定于同年7月6日（农历五月初一日）在巴冶万志巍家和谈。寨头方面，以保长张胜光、副保长杨政发和甲长张金和、万杉路、万老八、杨许官水及地方绅耆张思明、万岩耶官乔厚、万银保许等为代表，徒手如约赴巴冶。当他们高高兴兴地走到贵槐白翁寨脚时，遭到万老孟、潘世芳、万秀木、潘和料等三十多人的突然袭击，开枪当场打死张金和、万银保许、万杉路、万木当计四人，打伤万老八，捆走5人，逃脱10人。被捉去的万岩耶官乔厚、杨政发2人，因亲戚关系而释放；张胜光、万恩明、万恩贤3人被押至报京，后花500块大洋才获释放。农历“五月和谈”，宣告破产。

五月和谈之所以破产，主要是万老孟及其部属潘世芳兄弟，从中破坏。他们认为：和谈成功，只是对巴冶有利，对流亡在外的万老孟等人无益，今后无法实现打回寨头做寨主的计划。他们想，如果和谈成功，即使万老孟等人回到寨头，也总有一天被杀的可能。所以万老孟等人背着巴冶万志巍，不仅拼命反对和谈，而且在半路截杀寨头代表。万志巍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率队追击万老孟。万老孟不能回巴冶，于当天下午率领他的一些人，投靠报京周老培和绞颇杨家去了。

周老培，报京人，惯匪出身。这次万老孟来合伙，势力大增，坐坳关羊，杀人放火，多为所作。民国25年（1936年）6月3日，万恩鸿栽秧回家，正在堂屋休息。万老孟、潘世芳等6人突然闯入，一枪将万恩鸿打死，还打伤壮丁万老良，洗劫附近几户财物，并搜走快枪8只，然后逃跑。说也巧合，这天寨头的对头——万德仲，在巴冶家中病逝。同年8月7日，万老孟在剑河柳旁溪,打劫商船及新上任的锦屏县长,引起省府和专署的密切注视。9月1日,闻温泉壮丁队长护送安顺某商家,一行七八十挑担子,路过报京、绞颇,往颇洞、八弓方向走.万老孟想发一次大洋财,甩下周老培,单独带25人枪,埋伏于寨塘大路旁。他们隐蔽了大半天,太阳偏西了,还不见商人来。正在议论撤走时,探子来报,果真有十多人扛枪在前开道,后面紧跟80挑担子。万老孟沉住气,让前队走远,突然从路坎上杀出,截住商队尾巴15挑担子,迅速撤离现场。等护送壮丁赶到追击时，万老孟等人已无踪无影了。这一案报到省城，省主席即令三穗县政府“剿办”，并缉拿元凶归案。县长沈奇命二区区长吴纯武，集中绞颇、报京两乡全部团壮百余人，跟踪追去。9月2日，在南京堡将万老孟、万秀银其部属中队长万老见、班长潘官保等6人击毙。万秀连逃脱，跑到瓦寨分水岭关羊，回到良上被打死，万老孟一股势力，彻底垮台。以后，穗、剑两县联合歼灭万秀木一股势力。又通过万志巍，生擒报京周老培，在剑河也捉住杨岩中，从而为寨头与巴冶、岑松等地的和谈铺平了道路。

（三）

在官方的文献资料和总结报告中，关于部分苗族世代互相仇杀的情况，不是没有记载。明万历郭子章《黔记》载：“苗家仇，九世休。”又据清康熙《贵州通志》载：“苗蛮罔识义理，以睚眦相仇杀，累世不休。”民国19年（1930年），黔军第八师驻镇远，师长刘成钧令三穗县长申泽书，会同剑河县长到“现场切实调查”报京、岑松“两地人民互相仇杀”的情况。民国23年10月20日，三穗县长李一峰在《三穗县施政实施概况》中写到：“边方苗民，时有挟仇械斗之事。”民国24年（1935年）8月，李一峰在《推行苗民教育案》中写到：“苗民散居边方……，稍有不满，动辄械斗，以致长期仇杀，演成惨剧。”民国25年（1936年）5月，县长沈奇在《三穗县政治报告》中说：“穗、剑边界地方，苗民杂处……其仇视残杀，报复心理，殊难化除。”当时，正值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之期，地方官员的态度如何？民国24年（1935），镇远专员华洸指令三穗县长潘超世的解决办法是：“巴治、寨头、报京等村寨发生的械斗，以和平开导为宜。”根据华洸的指令，潘超世和继任县长沈奇，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调解，做了一些开导工作，但都无济于事。民国26年（1937年）2月，储琢轩任三穗县长之时，这种械斗有增无减。储认为正值抗日救亡高潮之期，边民这种械斗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草履布衣，深入民族村寨，了解情况，登门采访了杨故摆老网和赵银堂，并拜托他们不要泄气，继续当好“穿梭外交”的角色，为民族和解唱好戏。经过一番的了解和筹备，于民国27年（1938年）初在县政府会议室召开有地方官员和绅士王彦征、王槐煕、秦震寰、杨志中、鄢时雨等40余人参加的首次会议，专门研究并通过了关于制止边民互相仇杀事件发生的决议。储不畏艰难，走村串寨，进行开导工作。他分别访问了寨头万义和与巴冶万志巍，亲自召开有万义和、万志巍等人参加的会议，反复宣传，中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冤家宜解不宜结”的道理。此后，储认为条件成熟，将寨头、巴冶代表请到八弓区（当时将台烈区并入八弓区），办酒席两桌，让区长秦震寰、副区长李万程、郑树荣等人也参加会议，说服双方人士，拟定和谈细则。同时，储县长又到巴冶、台烈、寨头，以及与剑河县长在岑松开会，反复做开导工作。他每到一处，均由政府出钱，杀猪羊各一头，招待和谈代表。在寨头开会时，还买了保长张胜光家一头猪，价钱16块大洋。

储县长这种讴心沥血，支持寨头与巴冶、岑松等地“开诚布公，释嫌修好”的举动，深受各方面的欢迎。当年进行“穿梭外交”的杨故摆老网和赵银堂，这时更加积极，日夜为“修好”奔忙。不少人反映，这次双方代表都愿意表示和好，但无凭无据，今后一旦反悔，边民重开械斗，互相仇杀，怎么办？储县长根据群众提出的问题，于民国27年（1938年）11月，在剑河县长的支持下，各方代表决定在岑松“召集各寨绅耆父老昆季暨两县边界区联保主任、保甲长聚餐于岑松，卑以开诚布公，释嫌修好之机，各寨人士感于政府之德意，知寻仇报复不足以善其后，互相欢饮，誓保和平，永归于好，并请刻碑纪念，以纪永久，而示不谕。”专员华洸根据代表的要求和储琢轩县长的报告内容，亲自撰写《醒碑》文稿，令三穗负责打制石碑，饬工镌刻。一切准备就绪，于民国28年（1939年）3月8日（农历正月十八日），在岑松召开竖碑典礼大会。

（四）

大会会场设在岑松联保办事处门口操场坝。临时搭台，为大会场地。台上横挂《穗剑两县边区民众竖立醒碑典礼大会》条幅。会场四周和岑松街上贴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沥胆言和、誓敦旧好”、“开诚布公，释嫌修好”等标语，村村寨寨是一派民族言和及团结抗日的节日气氛。

这天正午，三穗县长储琢轩亲自率领寨头、巴冶、报京、良上、台烈、八弓等地区长、联保主任、保长、壮丁及地方土绅计二百余人参加；剑河县长高焕升也率岑松、苗榜、乌包等地代表二百余人参加。会议由专员华洸委派公署视察员杨西横主持，杨在会上宣读《告民众书》，说：“现根据各位誓言和意愿，撰成《醒碑》，举行竖碑典礼，自然希望这块碑能够永照后世，替地方、国家造福。今后稍有不肖之徒，重演同室操戈这惨剧，不特诸位共弃，亦系全国之公敌，愿大家相互谒诚，贯彻盟誓，地方幸甚，国家幸甚；”穗、剑两县县长和各方面的代表，均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都表示和好的态度，贯彻《醒碑》立下的誓言，再不重演互相残杀的惨剧。

由于事先作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竖碑这天又逢赶场，老老少少，盛装赴会，人山人海，涌向会场，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喜气洋洋，比过节日还热闹。

《醒碑》高2米，宽0.8米，耸于岑松街头（1965年修筑谷三公路，石碑被民工深埋于公路底下。1998年三穗、剑河两县重立于龙家沟坳）。在团结抗日这面大旗感召之下，它标态着寨头与巴冶、报京、岑松等附近村寨世代互相仇杀的历史结束。这是苗族人民觉醒起来，争取民族团结的胜利，也是地方政府和各级官员为边区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做的一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