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宗族”，是以某一男性为中心、由其直系男性后裔及其家庭依照一定伦理规则而组成的血缘群体。《尔雅》云：“父之党为宗族”（注：《尔雅 释亲》。）《白虎通》也对宗族的“宗”和“族”两方面均作了说明：“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古代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因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凑玄孙，一家有吉。自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合聚之道，故谓之族。”（注：《白虎通》卷3.）

宗族是聚合一个个互相恩爱的共同体，这共同体是由高祖到玄孙不同辈分的各代人分别组成的，所以说族是有男性血缘关系的家庭聚合体。

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继承制。商末以前，嫡长继承还基本是自发的，并未自觉确立为制度，“兄终弟及”在商仍时有发生，到了商末才正式确立嫡长继承制，到了西周终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法制度。根据宗法制度，西周最高统治者自称天子，王位是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是整个统治家族的最高家长，也是天下的共同政治统帅。

社会等级结构把人们分为皇帝、贵族、官僚、 绅衿、平民、准贱民、贱民等等级，准贱民、贱民因经济力量微弱、社会地位低贱而难以形成宗族势力，而在平民以上社会集团，等级结构与宗族结构成分完全一致。

在民间，有的家族设“族正”，有的设“宗相”，分别掌管家族的钱、谷、礼仪等， 还有“宗直”，“司纠察（族人）而决是非，定曲直，以辅族长”。（注：例如，孔子 的后裔——山东曲阜的圣公府是一个典型的起着地方政权作用的宗族组织。在“衍圣公 ”下，设有管勾、百户、司乐、典籍、知印、掌书六厅，管勾“掌祀田钱谷之出入”； 百户“管辖林庙，书院户丁，征收丁银，并办一切祀典”；司乐掌乐章、乐器；典籍掌 奎文阁书籍：知印司孔府印信；掌书负责文移书写。由此可见，孔府不仅是一个贵族大地主的府第，而且俨然是一个有着完备组织机构的地方政权。

中国古代宗族的族长产生，通常是实行遴选公举方法。在清朝人撰写的文献里，讲到族长及其助手的产生，常用“遴选”、“公举”、“择”、“推”等词语，从而得知清朝人使用遴选公举的方法产生族长及其助手。甘肃兰州颜氏宗族制订有选择族长的规则———《遴选家长规则四条》，定于每年正月初六日，“各房旧家长以及老成并青衿与懂事之子弟，辰刻齐赴祠堂，公同商议。有合上条（指《遴选家长规则四条》）者举之……不到者罚。”族人定期在祠堂集会，参与遴选族长，有资格出席的族人相当广泛，有各房房长、老年人、读书有功名者，以及已经懂事的青壮年，这是一大群人，应能反映众多族人对族长人选的意愿。

如同治十三年（1874），族众以颜勉斋“端严正直，才识练达，公举（为）族长”。族长系族众遴选、公举出来的，是委任他为宗族首领，不是血缘地位自然继承的。族长有任期，届时或去或留由族人决定。直隶东光马氏族规：“凡族长与诸办事者年终即各自请求告退，或去或留，族人自有公议。”【33】族长不称职，族人可以罢黜他。湖南湘乡匡氏《家规》：“倘户长（即族长）有私，通族合议重罚；择房长中贤而有德者更立之，房长有私，通族合议，择本房中之才而有能者更立之。”即经过通族合议，从房长中择立新族长，从族人中择立新房长。安徽绩溪南关许余氏宗族的祀产管理者，“必由公举，不得恋霸”。即族长助手也是公举，不许谋求久任。看来，从东南的长江中下游到华北平原、西北黄土高原的宗族多是采取遴选公举的方式，产生祠堂族长。遴选，是在一定范围内选择族长，在公举过程中，无疑族尊、绅衿起主导作用，但是众多族人的意愿也会被容纳进去。

被遴选的族长需有德才条件。湖南零陵龙氏《家规·慎族长》从正反两方面讲解族长应具备的条件：“族长之立，必择齿德兼优者以为之，庶足以胜任而无弊。盖优于齿则谙练多端，事无轻举；优于德则端方自处，品自超群，以正己者……凡我族人必慎简正直、明决、老成、可法者，以树族中坊表，或释疑难于庭内，或讲礼于祠堂，俾子孙久仰仪型，则族长之为益，岂有穷哉？”族长的条件集中在年龄和品德两方面：年长，经验丰富，处事明达，不致有误；有德，能正己而后能正人，因以礼律己、律人，乃能服人，令贤者振奋，愚者畏惧，宗族振兴，贪图私利的族长不能用。由此可知族长的条件以德劭、年尊、公正、才能为主，其实尊崇老年，也是因其阅历（即经验）与能力有同样价值。

宗族设置族长，赋予权威和责任，如浙江绍兴王氏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议定，“家长为一族之长，上承继述，下殿贻谋”。即族长应该带领子弟实现祖宗遗训，谋求福祉。为此族人要尊敬族长，听从指令。四川铜梁安居乡周氏尊重族长的规训：“合族之人，当谨遵族长约束，不得以分高凌之，以力众排之，以巧诈乱之。不遵者群起而公讯之，庶体统一严，家法肃而争端冺焉。”

宗族既要维护族长权威，又要对其有所约束，族规、祖训是其行为准则，并要与族人合议相配合。族规、祖训是宗族的公约，有类于国家的法规制度，包括族长在内得人人遵守。江西浮梁郑氏祖训规定，族中所有之事，应认真公议，所谓“宗事于众，无小大俱集庙，从长公议”。祖训应当遵守，祖训规定的遇事公议原则自应遵照实行。

族人会议是宗族生活的普遍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以“合族公议”、“集众合议”、“族众公约”、“祠规合议”之说屡见于清人文献。宗族会议议论的是宗族重大事务，与族长主持的事务相同，集中在修祠堂、编族谱、营建祖坟、处断纠纷等方面，如直隶丰润董氏宗族的祖坟房屋毁损，树木干枯，乾隆十八年（1753），族人为缅怀先泽，“公议一堂，皆有同心，各出资财共襄厥事（维修）”。光宣之际浙江绍兴吴氏坟山争执，房长吴瑞经“邀族开祠公理”，对无礼一方，“经族众理斥，伊等理屈词穷，挽中情愿服礼”。为避免以后发生类似事情，经派内“公议”，情愿将是山永远禁止，遂定立“公禁坟山议约”。

族人会议，族长、房长是当然参加者，一般的族人亦可出席，与所议事务相关的族人更不可缺少。会议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只有族人会议同意，才便于族长推行。族人的与议族政，是实现权利，是为谋求切身利益，族长不得不考虑族人的意愿，否则难于推行。

有祖训和族人合议，族长处理宗族事务，既有规可循，又不得任意行事。合不合族约，是族人判断族长行事是否合理、是否公正的标准，可以监督他，当他行为失检的时候，可以要求他改正。所以族人合议和祖训对族长的治理族政，起着制约的作用。

罢黜不端族长

族长是族人遴选产生的，意味着宗族可以罢黜他，一些宗族的规训对此有明确的条文。前述湘乡匡氏家规之外，乾隆间直隶东光马氏、丰润毕氏等族规不约而同地作出同样的规定。东光马氏祠堂规约：“族长并诸办事者务要秉公，如有不公处，无论尊卑长幼皆得指摘，倘有大不公处，从众另立一人。”丰润毕氏《家规》“举族长”条，要求宅长、族副、族察在剖断族人纷争中不得徇私偏护，倒置是非，更不得欺软怕硬，“违者众共更置之”。族长的不肖，主要是犯法，贪占族中公产，处事不公，迫害族人，破坏族规，尤其严重的体罚甚至致死族人。族人合议黜退族长，是不得已之举，也是族人权力的表现。

族长制应当是宗族社会性质最鲜明的体现，清代族长的遴选公举产生法与受制约的权限，是族人对宗族事务的过问，参与决策，有其权利，因此可以认为祠堂族长制具有某种民主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