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吴子牛的新作品（对吴思的官家主义论的延伸） |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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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导演吴子牛有新作《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按吴思的说法，中国自秦朝以来，直到现在，在本质上，历史就没有过转折，是一如继往的官家主义社会。秦以前是封建主义社会，官家主义社会之后是民主主义社会。所以说，从1976年1984年是历史转折阶段，这是个伪命题， 民主社会的特点不完全是人人有选票，仅仅是人人有选票可以投票，这完全是一种伪民主。民主的前提是民众的知情权，民众的知情权的前提是民众的定密权（制定政府信息的密级的权力），也就是公众对于公务政务尤其是财务信息的透明的掌握的权力以及对这个权力的有力保障，这才是民主的本质的中心内容。如果抛弃到这个中心本质，仅仅谈有选票可投，这完全是扯谈。 其次，民主的中心本质是动议权。因为，投票的目的是决定议题（包括对人选决定，比如对国家领导人或各级官员的选择决定），可见，有选票可投票的前题是有议题的存在。存在议题，才可以谈投票。所以说，议题的选择与确认以及确立，比投票要重要得多。如果民众没有对议题的选择与确立的权力，对于公务政务，议题的选择与确立的权力是掌握在别的什么人手里，而不是民众手里，那么，民众的这个投票权，也是完全是笑谈。 可见，官家主义社会之后的民主社会，实际上是公务公开政务透明的社会，是阳光普照的光明社会，是光的世界。所以说，官家主义社会之后的社会是光家主义社会。（在汉语中，普通话的“官”与“光”的发音相同，在南方话中，“官”与“观”的发音相同。而观与光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光，就没法观） 官家主义社会之前的封建社会，实际上可称为“关”家主义社会，是关起门来封闭起来的社会，没有封闭也就没有封建。封建的特点就是大王管不了小王的封地的内部的事，小王的封地内部的事，对大王来说，是关闭的，是封死了的。小王封地内部的事，封地之上的民众更是管不了，即无知情权，也无动议权，全是小王说了算，这些事，对民众也是关闭，也是封死了的。 从“关”社会到“官”社会，再到“光”社会，从大王不能涉及到封地内部的政务，到可以涉及到封地内的政务，也就是大王能过问封地内部的事，从而也是大王对封地内的事有知情权，封地内部的政务对大王有透明度，这是一个进步。而民众从不能过问政务，到民众可以过问政务，也就是民众对政务有知情权，政务对民众有透明度，这也才是人类进步。这才是人类进步的转折点。 从1976年1984年，从来不是什么历史的转折点。只是城头变换大王小王的旗而己 ＝＝＝＝＝＝＝＝＝＝＝＝＝＝＝＝＝＝＝＝
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再到“官家主义”，这些概念虽然名称各异，实际上却是一脉相承。 但提出了“潜规则”的吴思，为什么以前不曾公开提出遏制“潜规则”的办法？吴思访谈：民主化是遏制“潜规则”的根本出路
核心提示： 吴思的“官家主义”，一方面推翻了中国历史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定义，另一方面它为“潜规则”提供了一个解读体系，所以吴思自己说，官家主义带给他的冲击力和震撼不亚于潜规则。 不管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还是皇权专制主义，在描述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时候都不够准确，而用官家主义就准确得多。我目前见到的所有概念，都没“官家主义”好，你要说不好，请指出一个更准确的，我很愿意用更准确的。最后，概念是有生命的，生死和发育要经历众人的淘汰和选择，我的心态是：尽人事 潜规则离我们的生活和日常困惑更近，官家主义比较抽象，离我们生活的困惑比较远，在使用频率上官家主义肯定不如潜规则。但要说对我们世界和生活认识的帮助，官家主义和潜规则的深度和作用是一样的，都是找到一个确切概念，揭示我们生活和社会的一个被忽略的重要特征。 从秦汉以来到民国再到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已有的概念，比如说封建主义社会、皇权专制主义社会、官僚资本主义社会，我觉得这些概念都不够准确。在秦汉以前你可以说是封建主义社会，封建贵族说了算；秦汉以后封建贵主基本都退居二线了，第一线的主要是官员，这时候还说是封建主义社会，那怎么把“封建贵主说了算”和“废封建立郡县”之后的社会形态区分开？ 官家集团用“牧”字比喻官民关系，到底是牛羊为牧人服务，还是牧人为牛羊服务？理论框架颠倒了，就无法解释历史事实。我认为“封建主义”这个词偏离了中国的史实，深究起来漏洞百出。这种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理论框架本身，也不能准确解释中国历史各种各样的现象。不仅概念有问题，概念所依托的理论框架也有问题。 封建主义这个概念比起儒家的礼法观念来，它的认识加深了很多，它至少认识到社会上存在不同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冲突。但主要阶级是什么？中国历史向来是官逼民反，很少有“地主逼民反”，即使有地主逼民反，也是在小范围内很容易解决的，官家一出手，很容易就摆平了。如果不讨论天灾、人口和外族入侵等因素，只讲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那么，官逼民反才是解释每个王朝兴衰的核心和关键。 再进一步说，官家集团既然这么重要，可以称之为一个阶级吗？阶级是在生产关系中定义的，官家属于上层建筑，却又极深地介入了各种经济活动，甚至直接组织生产，从《盐铁论》的时代就是如此。那么，阶级的概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是否也要依据中国的史实重新审视呢？审视下来，一些概念修改了，理论框架是否也要修改呢？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很大的动作，关系到我们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官家在古汉语里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皇帝，他说了算，制定王法；第二层是衙门，就是各个地方的利益和部门的利益，根据各自的部门利益，形成了各种法规；第三层是官员个人，围绕着他们形成了各种潜规则。这三个主体都是官方，他们既合作又有各自的利益，形成一个立法定规的动态结构，在整体上他们说了算。官家主义制度，就是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在其中潜滋暗长的基本结构。 概念是对现实和各种现象事实的一种把握，概念错了，说明你没真正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及其相互关系，几个重要概念错下来，整个理论体系都会出问题。如果这一关都过不了，不能准确描述各种事实的话，各种各样的关系也就很难再深入地追究。 我不强调概念的创新，我只追求准确。如果有了准确的概念就不要创造新的。当然你可以创造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发现概念之间的新关系。我强调这种创新。没有新见解写那么多论文干什么？ 一说潜规则你就恍然大悟，是因为这个概念正好解释了你的困惑。如果让你困惑的是其他问题，比如你不断追究中国两千年以来，跟西方究竟有什么不同，跟西周又有什么不同，困惑不已的时候，忽然看到“官家主义”这个概念——对我来说，这个概念带来的冲击力和震撼不亚于潜规则。人们关注的东西不一样，思路被堵塞的地方不一样，造成心灵震撼的概念自然也不一样。这是因人而异的。 虽然吴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潜规则这个词的流行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但潜规则无疑可说得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发现——不过，在潜规则发现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潜规则要在怎样的体系和框架内才能发挥作用？怎样才能遏制潜规则发挥作用？ 现在用的概念是“资本主义”，但美国是一个资本家说了算的国度吗？在芝加哥工人五一大罢工之后，美国的工人阶级登上了立法定规的舞台。现在美国工会的力量非常强大，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立法，这肯定是一个事实；另外美国自称中产阶级的群体控制了大量选票，也对于立法和各种重大决策有强大的影响，如果这些人，包括黑人和妇女都在一定程度上当家作主了，都可以用选票影响立法和决策了，就不能说美国是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说了算的国家，所以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并不准确。有一种“人民资本主义”的说法，虽然也有问题，但比“资本主义”确切得多。 中国在“资本-官家主义”这个阶段之后，未来会怎样走？我猜至少有三种可能，好一点是走向“资本家说了算”，这可以叫资本主义。一谈欧洲历史，大家都同意从封建主义或专制制度发展到资本主义是历史的进步，这一点无须解释。更好的一种可能是：不仅资本家说了算，工会农会也能发挥作用——那时建立的社会近似民主社会主义，或者偏右一点，近似人民资本主义，肯定都比纯粹的资本主义好，更多的人可以说了算。还有一种可能是：官家继续膨胀，中央失去权威，被地方或条条块块架空，被贪官污吏掏空，百姓的利益受到更多的侵犯，最后官逼民反，完成一个官家主义的标准循环。这是最坏的可能。 官家主义和潜规则有密切关系。潜规则描述的是真实发生作用的一套规则体系，由于违背当时的法律和道德，必须以隐蔽的形式出现。它通常围绕着官员个人建立起来。但是潜规则怎样在一个更大的体系和框架内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在一个民主框架之内，它受到各种上上下下的监督，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它能发挥作用的范围就很小。但在官家主义体系内，人人都是代理人，一层一层代理上去，人人都不是主人，天下无主，潜规则发挥的作用就特别大，就成为官家主义制度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种现象。 我在追究潜规则的时候，通常会在潜规则发挥作用的背后，找到一种“合法伤害权”。比如说我害你，你怎么办，去上访？上访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比如你花了两千块钱但事情还未必得到解决，而我害你你只损失一千块钱。这时候潜规则就发挥了作用，大家都忍气吞声，而我就可以在这个范围内为所欲为。如果大家都当家作主了，比如说议员或代表是你选出来的，你可能只要打一个电话，根本不用花两千块钱上访，可能就会有一个可以影响官员命运的人出来替你打抱不平，一旦官员不老实，就可能丢乌纱帽。另外，如果报刊言论方面能全面放松，那么你的事只要有新闻价值就会有人登出来。 总之，我敲你一千块钱，你只要花两百块钱或者两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这时候潜规则的空间能有多大？它绝不会有一千块钱的空间，最多两百块。从原来的一千压缩到两百，潜规则仍然可能存在，但你有了一种低成本的手段去对付“合法伤害权”，这个手段概括起来说就是民主，就是人民有非常顺畅的监督政府的渠道，有各种便宜有效的反制手段，像管理仆人一样管理官员，真能在自己的国家里当家作主。 民主化是消灭或遏制潜规则发挥作用的根本出路。遏制“合法伤害权”的扩张，就要用民主的药来治。道德教育是治标的，制度创新才是治本的。《潜规则》对治标不利，对治本有利。 我替现在开药方，那就意味着我自己跳出来鼓吹民主了，就表示我有一种非常强的倾向性。在讨论中国的现实问题和未来前途的时候，我愿意直接表达自己的倾向和主张，我确实也在鼓吹民主宪政。但从写历史的角度来说，非常强的倾向与公正客观的态度有抵触，你可以通过事实来描述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子在哪，但你跳出来说要民主才能解决问题，那是“政治宣传”。我不喜欢在史实陈述中搀杂任何政治宣传。更何况你宣传的主张超越了历史提供的可能性。 潜规则首先是一个规则，其次就是“潜”，因为它违背当时的法规和正当的标准。像大包干时候，小岗村的农民按手印把地分了，悄悄地干这事，这事谁都不能外传，一旦有人为此进监狱，就把他的孩子养大成人，就是说他们悄悄地制定了一个规则。这是标准的潜规则，因为它跟当时的宪法相抵触，不仅违法而且犯罪。但是你怎么评价这个事呢？农民所对抗的那个法本身就有问题，是一个让中国人民吃苦受罪的法。 潜规则有积极作用，你可以说它是原罪，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准备坐牢。但是因为定罪的那套大规则和宪法本身就是错误的东西，你说谁有罪？现在说资本家有没有原罪，最初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都难免违法乱纪，甚至是违背宪法，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嘛，计划经济，公有制，消灭了私人雇工。私营企业属于剥削，乡镇企业也难免干扰破坏国家计划。 整个民营企业在宪法修改肯定他们的合法地位之前，都有违法嫌疑，但这是法律的问题，不是民营企业的问题。他们创造了大量财富，既没偷也没抢人家的东西，他们可能走后门收买官员，但这时候你要处在他们这个地位，会发现有时候你不得不干这个事。如果他们公事公办，你就死定了。这种原罪是被逼出来的，是一个更不合理的官家主义体系造成的一个结果，与其称之为原罪，不如称其为胁从犯罪，有的甚至可以算正当防卫。当然一些人防卫过当，在可以不犯罪的时候仍然犯罪，官商勾结共同犯罪，因为利益大于风险，这时候，在这个分寸上，你说他有原罪，更准确地说是持续犯罪，这点我承认。但在这个分寸上讨论问题，我们最好说这是一部分人的问题，而且有犯罪低风险高收益的体制的纵容。统称为一个阶级的原罪，未免过于简单粗暴了。 潜规则不算是一个中国特色，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历史，官员也是敲诈勒索成风。但英国不是，英国始终不是一个官家主义社会，贵族和国王相互牵制，而法国在1789年之前跟中国没多大差别。再看俄国，你看赫尔岑写的《往事与随想》，把里面的地名人名换了，你会觉得这就是中国，就是晚明或晚清，甚至比明清更加野蛮。 我觉得说袁伟时是汉奸的人，倒有一点汉奸嫌疑。袁伟时在讨论义和团的时候中强调了我们自身的问题，你可以不同意袁伟时的观点，但不能因为他强调自身过失、对外方的罪恶一笔带过就说人家是汉奸，要是这样，大家踏踏实实地研究找问题的根子在哪，就会受到重大的遏制。我们遏制自由研究表达的结果会是什么？结果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地重复错误，老百姓跟着遭殃，整个民族也跟着倒霉。所以我觉得这种主张倒有一点汉奸嫌疑。——这么说有换位体验的意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往人脑袋上扣屎盆子可不是好玩的比赛。这种比赛很有破坏性，毫无建设性，我们以前赛过很久，越赛大家越没出息。 强调我们自身的过失，“我们”又是谁？是满清统治集团吗？为他们说话算不算汉奸？吴三桂帮助满清，当年就被称为汉奸。你替满清统治集团说话，或者替吴三桂说话，是不是也算汉奸言论呢？这些标准太难掌握了。其实，客观地评价吴三桂，他是贡献大还是害处大？我们现在是沾他的光了还是受他的害了？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说清楚。 看你强调什么。强调道德？谁的道德？领土？谁的领土？进一步说，中国的大一统好还是欧洲的多国竞争好？对什么时候的什么人好？再进一步说，现在认为好将来也会认为好吗？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引起争论的问题。我不赞成把道德判断尤其是现在的道德判断加到历史人物身上。对当时的道德判断，不妨做出客观描述，别自己跳进去搀和。 假如吴三桂真的是汉奸，我要替他辩护的话也不能说我是汉奸，否则律师就没法做了，因为律师经常替犯罪的人辩护。不要轻易因为别人说了什么话就说人家是汉奸，还要惩办治罪，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而且最后对中华民族是不利的。
2014年7月21日下午，在香港会展中心会议室S226-227上举办了主题为“官家主义：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的讲座，主讲人为吴思。讲座后小编也采访了吴思先生。小编整理了讲座录音及采访录音，分享给诸位读者。希望对你能有所启发。 吴思/文 我看了前几次的讲座，有讲人的、讲事的、讲农村的、讲城市的、讲书的，坐在下面的张思之老爷子是讲案件的，而我是讲大话，“官家主义”，“历史走向”都是大话。感谢大家来听我说大话，我来的路上，看了一本书《自由的进化》，一个美国人写的，他上来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的学生躲避越南战争，跑到巴西的丛林部落里，这个老师问他的学生，那个部落的人知道美苏争霸吗？知道美苏冷战吗？学生说不知道，他们连巴西都不知道。这个老师马上解释说，因为那个知识是多余的，他用不着。今天我谈的就是比巴西、比中国都要大的多的话题：官家主义，核心想解决的问题是，认识我们是谁，我们现在是谁，我们过去是谁，由此推到我们未来将会是谁。这个知识我觉得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说，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地。根据这个判断，半殖民地就要反帝，后来把帝国主义赶走了，最后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又回来了，看来是走了一个弯路，绕了一个大圈子。然后根据反封建这个定义，就要打地主，搞土改，但是我们现在又要开始搞规模经营、机械化。现在的说法是我们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是谁，是社会主义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虚的大话题，其实跟中国人这几十年走的路，摔的跟头，碰的壁，还有未来走向哪儿，关系都非常密切。 那我们究竟是谁呢？今天我想介绍一个我杜撰的概念：官家主义。我们从秦汉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官家主义社会。“官家”在古汉语里有一个非常确切的说话，翻开词典就能看到，它首先说的是皇帝，诸位要是读《水浒》，赵官家说的是谁呢？就是徽宗皇帝，“官家”第二个意思是衙门，它也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可以把主义理解为：谁在订立规则，谁主持订立规则，谁立法定规，谁当家作主。在中国历史上当家作主首先是皇帝，他立的叫王法；其次是衙门，可以立出部门法规，地方法规；再次是官员个人，官员个人凭着他代理的权力，他就建立一套潜规则体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当家作主的群体。他们互相之间可能争夺地盘，但是不管争来争去，这个当家作主的群体始终是官家主义，是官家集团。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就能画出一个棋盘来，上面是官，下面是民，民就是士农工商。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棋盘，中间是楚河汉界，上边官家集团，下面是民集团，这个一盘棋下了几千年，相互博弈。 官家主义是我杜撰的词，有一些竞争性的概念，长期以来，已经有许多存在的概念在讨论我们中国是个什么社会，最熟悉的这个概念，大陆的教科书说秦汉以来，我们是一个封建主义社会。还有竞争性的说法。封建主义是个什么概念？按照中国历史的说法，中国是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他已经把封建主义给灭了，如果要画一个棋盘的话，这个封建主义，上面是一个大王，下面是一堆小王、贵族，每一个小王下面又有士农工商。 用我们大家熟悉的经济组织来比喻。封建主义相当于是一个商会，下边很多小老板，上面一个大老板，各有各的公司，这就是封建主义。而官家主义像是一个上市公司，皇帝是董事长。有总经理，下边有各个部门、各个分公司，现代人都不会把上市公司与商会混淆，所以我们也不能把官家主义跟封建主义混淆。既然秦始皇把封建主义废了，他建立起来的郡县制的中国叫什么？我们如果再叫封建主义，肯定是不妥当的，那叫什么呢？还有一个竞争性的概念，就是专制主义。我觉得这个词仍然不好，因为它说专制主义，却没说谁专制，如果是封建贵族的专制，那你就叫封建主义好了，如果是党在专制，那你叫社会主义就好了，如果是资本在专制，你就叫资本主义。专制主义没有讲明白谁专制，所以我觉得这个词仍然不如官家主义好。 有一个德国的历史学家魏特夫，他又加了俩字，他说中国社会是“东方专制主义”。这个概念我觉得仍然不好，因为东方是谁？东方不是一个人，是个方位，在这个方位之中还有好多国家，中国是一个国家，它是由官家当家作主，日本也是东方国家，它那个社会像一个商会，上面一个天皇，还有将军，各有各的地盘。一个是官家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所以我觉得东方专制主义的说法也不好。 前几年，李慎之先生又造出一个词叫“皇权专制主义”。我觉得这个概念比刚才那几个都好，但是还有一个缺陷，就是皇权的确是在专制，就相当于官家主义的皇帝在专制，但是经常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时候，中南海之外，谁在专制？如果是土政策，那我们就可以说，官家的第二个部分衙门在专制。 除了皇帝和衙门在专制外，官员个人不是也能专制吗？在建立潜规则。这一个皇权专制主义，就忽略了后边这两项，就是土政策、地方法规、部门法规，还有官员个人的影响力，所以我认为这皇权专制主义虽好，但是它还是不如官家主义准确，这就是目前已有的不同概念。 官家主义的历史。它本身也是有一个演变过程，最初秦始皇灭封建立郡县后，很快短命，被汉朝推翻了，汉朝建立的那个社会，就有点像现在。1949年打下天下，坐了江山，谁当官员？那时候一批参与打天下的人当了官员，然后第二代官员是什么人？我们就看到官二代、官三代，一路下来，新的官员通常是通过在台上的官员推举，他们通常推举谁呢？通常都互相推举各自的子弟，于是这一代一代的就形成了一些势力，我们就把汉朝一直到魏晋的官家主义，称为仕途官家主义。 仕途官家主义有很多问题，就是失去上进之路的又严重不满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这个社会失衡，天翻地覆。隋唐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开始逐渐有了科举考试，让平民的精英有了上进之道，那时候我们就看到一种新的社会诞生。比如说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基本上把大商人都给消灭了，就剩下小农，官家和小农共坐天下，可以叫做小农官家主义。 小农官家主义经过几十年，一部分小农上升为地主，一部分小农下降为佃户，还有一部分仍然是小农，这时候就成了地主官家主义。地主当中很多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了官家集团，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经典的集团，他们一只脚踩在土地上，一只脚踩在官场里，这就是乡绅，这是官家主义又一个新的阶段。 说到这儿，我们当代中国是什么社会呢？官方的主流的说法是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这个定义比较难以深入讨论。我们都知道《宪法》上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以工农联合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三个定义。那谁是无产阶级，当代的无产阶级的主体是2.6亿农民工，我们知道农民工他们是弱势群体，经常为了讨薪要跳烟囱、跳高楼，还要请总理出面替他们讨薪，一个弱势群体又是一个领导阶级，在形式逻辑上就是自身矛盾，一旦出现这种形式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我们深入讨论就变的很困难，所以这个定义我们留给逻辑学家去讨论，我们就不深入了。 还有一个说法，吴敬琏先生提出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我觉得这个比刚才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容易讨论多了，因为它拿出两个非常重要的词，一个是权贵，一个是资本，我们知道资本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领导者，权贵是政治的领导者，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讨论的概念，但是深入追究，我觉得还是有问题，因为它的核心词是资本主义，那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吗？如果要提这种问题的话，你拿去问那些老板，我觉得那个老板如果没喝多了，他一定说不敢当，不敢当，担当不起，是党的领导，我们怎么敢说我们领导。你要拿这个问题去问党，党肯定不高兴，党领导一切，资本家怎么能说的算，所以当事双方都不会承认这个说法，怎么办？ 一个修正的方式是，把这个权贵拉到核心词的位置上，叫资本权贵主义，权贵是真正能够主义的，而资本是跟他们合作的，在经济上合作的一个群体。那马上出现的问题就是，权贵又是谁呢？在中国权贵当然就是官家了，于是就可以把这个资本权贵主义改写为资本官家主义，这就是我们我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定义，它在我目前看到的各种定义中，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定义，也许将来会有人发明更好的，现在我没看到，所以我就说大话，把这个定义推荐给大家。 至于说到官家主义是怎么来的？官家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一个暴力团伙打下天下之后，论功行赏，功劳最大的封王封侯，封侯之后，经常的一个做法是把那些跟他一起打天下的铁哥们，让他们退居二线，因为他们擅长造反，不太听话，所以最佳选择就是把这些人都换了，换上一批听话的，不善于造反的读书人，能够贯彻他的指令，能够感恩戴德，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科举考试，还有杯酒释兵权，这一系列的故事。这就相当于一个创业集团，用期权制鼓励大家好好干，功劳最大的封王，其次封侯，最后一上市，那些创业者退居二线，去当股东，不要干预公司事务。皇帝当了董事长，聘一个MBA当总经理，再聘一堆MBA当那个各个部门的代理，建立一个公司体系，这就是官家主义的建立。 官家主义就是这么来的，无论是官家主义还是封建主义，无论商会还是上市公司，它的核心都是暴力集团打了天下坐江山，掌握的暴力资源是他们的核心资源，这跟唯物史观不一样，唯物史观讨论的是生产力、生产要素，我这里讨论的是暴力要素。利用掌握的暴力资源，如何打天下，如果坐江山，如何分配暴力资源，与各种生产要素配合起来，这就是官家主义的由来。一旦建立了这个社会，我们看到，他们仍然会发生很多问题，比如说官员个人在扩张，潜规则遍地，衙门在扩张，把民的地盘压缩的越来越少，于是官民之间失衡，民变造反，或者是衙门把皇帝架空，然后官场内部失衡，由此造成一个官家主义新的循环，一个崩溃。这些失衡就是这个官家主义的轮回。 官家主义的优点，就是大一统帝国没有战乱。它的问题是到时候就会失衡，到时候就死，官家主义的寿命是非常确定的，比如说大一统帝国，从秦汉一直到明清，它的平均寿命是171年，不算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如果加上这几个混乱的朝代，平均寿命是67年，到时候就死。死因有三项，40%死于官变，官家集团内部失衡。40%死于民变，老百姓造反，还有20%死于外族入侵。 我们走到今天，进入了资本官家主义社会，现在这个社会比起过去来，是更稳定更长寿了，还是更不稳定？辛亥革命之后推翻了皇帝，以前有皇权非常清晰的传承制度，还会出很多问题，现在没有皇帝了，最高权力怎么传承？ 再说到官家集团的第二个组织衙门往下传承会出什么问题？在历史上经常出问题。比如说毛泽东当年就有说条条块块专政，块块就是一个个地区，针扎不进，水泼不进，就会闹出独立王国。有些条条，比如说军队，它甚至有可能推翻皇帝，赵匡胤就是御林军，皇家的保卫部队。那中国现在，历史上的条条块块都在，还增加了几个新的部门，这几个部门，比如说人大，在法律上它是最高权利机关，但是经常被人家嘲笑为橡皮图章，如果一个正常的人，他不愿意当橡皮图章，他就要当这个《宪法》赋予他的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会出什么事，它合法的扩张自己的权利，如果一旦成功，这个官家主义体制就崩溃了，就变成了民主主义。 还有最高法院，不管是三中全会文件，还是党的各种文件，反复都在强调，包括《宪法》都在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如果真的在《宪法》和法律内活动就变成了一个法治国家，官家主义又结束。这些新的部门去追求自己的正当权利一旦成功，反而会威胁官家主义的稳定，这是从第二个层面来说，官家主义不是更稳定，而是变的更不稳定。 第三，过去我们的官员是儒家教育出来的，满脑袋三纲五常，比如像曾国藩那样的官员，明明有实力推翻清朝，但是他就坚持忠君，就是不做贰臣，像这样的官员是可以维护官家主义的稳定。现在的官员脑袋里装的是什么呢？还是忠君吗？还是三纲五常？当然都不是。比如去年推出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十四个字里包含了自由、民主，如果他们追求这样的核心价值观，真的往民主和自由的方向走，那官家主义又解体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台湾见到了，像蒋经国那样的人，他已经不缺钱不缺权不缺势，他如果要争取一个历史上青史留名的地位，争取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追求国民党长久执政，党的利益最大化，他的最佳选择是什么？开放党禁，于是他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流的伟人，国民党里也可以长久的存在下去，有这样观念的个人，他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导致的却是官家主义解体。 我们看到这三个因素，都破坏了、削弱了官家主义，过去是167年，或者是61年，现在这么长的时间，仅仅从官家集团内部来说，就变的很困难。再说民，即士农工商，现在中国的士农工商，士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不满度最高的一个群体，因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基础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可是这个自由我们知道大打折扣了，我觉得知识分子政策再怎么调整，也难以解决这个不满，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矛盾，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到党的解决办法还是相当高明的。比如说用评职称，课题费，使一大批知识分子跟着走，但是尽管如此，在私下里喝酒的时候，可能就另一种说法。他们的不稳定反过来也能影响官员的不稳定，影响官家主义体系的不稳定。 在当代中国，农民可能是受益最多的一个群体。2009年的时候我到农村去调查，听见农民对中央政策的说法，全都是一片感恩戴德，说政府好、政策好，过去种田交皇粮，现在不仅不交钱，还给补贴。2009年的淮河流域一亩地补贴大概五十到七十块钱，取消了农业税还给种粮补贴，还有新农村合作医疗，社保体系向农村扩张，所以农民觉得这个政府好。1999年取消农业税之前，我到农村调查，那会儿农民怨声载道，名义上交的税只是5%，实际上从农民征的税是20%到25%，一个村民小组长带着我到农民家里家访。我就听到在那骂政府，我说你们听起来要反似的，他说打不过，打得过早反了。这是1999年，那时如果有人上井冈山，农民就会放哨送粮，2009年如果有人上井冈山，农民就绑他们去见官了。 工人主体是2.6亿农民工，其中第一代农民工对政府高度满意，因为他们自由了，随处可到各种地方去打工。第二代农民工满意度就没那么高，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以前的限制，他们生来就比较自由，可以随处打工，但是他们很难回村去种地，有家回不去，但是要在城里买房子住下，钱又不够。他们未来前景一片模糊，不知道出路在哪儿，但每年工资都在往上涨，所以就报着希望往前走，走一天是一天，过一天是一天。如果经济不出大问题，工人是稳定的，如果出了大问题，经济增速下行，大规模的失业，这就是颗定时炸弹，就是遍地火药。 商主要就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现在占的天下，在GDP的份额，在税收的份额，都大约有三分之二，已经是中国的经济的主导者，领导力量。他们对政府，对改革开放高度满意，因为他们获得了最大的利益，但是他们对官员的吃相越来越不满，官员的吃相越来越难看，敲诈勒索越来越多，于是就觉得不安全，不安全他们又不敢整体地反抗，于是就用脚投票的方式来反抗，大规模的移民，尤其是重庆打黑之后，移民大幅度增加了，于是党针对他们采取的措施就是一方面承诺经济改革，更大的市场，更大的领域向民营开放，同时承诺司法独立，加强法制建设，让他们感到安全。 民作为一个整体，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钱越来越多，日子过的越来越好，于是钱多钱少就不重要，是不是活的有尊严，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公平变得更加重要。随着经济发展带来一个长期普遍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公民权利的觉醒和对公民权利的追求分量越来越重。官民关系就得发生重大的调整，仅仅靠经济发展不行了，民会提出更多的诉求，这也会影响官家主义体系的稳定。 那未来会怎么走呢？这个问题会怎么解决？跟中国最近的官家主义，我们看到一个是台湾，一个是苏联，它们是怎么走的？苏联和台湾按照当代政治学来说，它是两种体制。台湾社会是威权社会，苏联是集权主义。集权就是一元化，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都是一元化领导，威权就比较多元。我们看到的台湾，在威权社会逐渐的发展，市场经济逐渐的水平提高，各种多元化程度逐渐提高之后，它发生了一个转型，相当顺利，走的很好。如果中国按照这三中全会的要求往前走，过了七年，法制水平提高了一点，市场经济的水平提高一点，国家机器收拾的更干净一点，那中国社会就能达到台湾转型之前的水平的七八成，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从威权社会转向民主法制社会的比较光明的前景，如果这个过程出了问题，转的不顺利，失控了，像苏联那样转型就可能跌跌撞撞。 去年我到俄罗斯请教俄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说你们俄国是什么社会，是民主社会吗？俄国的那些学者给自己的定义是，我们是温和的威权主义社会，或者是有选举的威权社会，或者是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反正都没一个好词，都是走向民主法制，走的不顺，走过去摔个跟头倒退一步，如果中国未来失控了，没有出现官方主导的转型，那么可能就出现苏联出现的那种情况。这是我对中国资本官家主义转型的两种前景的猜测。 问：你说当今中国社会就是官家主义社会，官家主义是稳定好呢？还是不稳定好，是早点结束好呢？还是晚点结束好？ 答：在历史上来说，官家主义有好有坏。李零写《孙子兵法考证》，他说战国时中国大约有四百万职业军人，那时候中国中国有六千万人口，女人不上战场，男人三千万中一半是老人和孩子，一千五百万是青年男子，其中四百万是军人，这个社会的暴力指数是30%，古人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对于大众来说，这是一个不好的社会。一旦建立了大一统帝国，战乱停止了，比如晚清的常备军是八十万，晚清有四亿人口，两亿男人，一亿成年男子之中只有八十万打仗，暴力指数只有0.8%，一个30%的暴力浓度，一个0.8%的暴力浓度，我们很容易判断哪个好哪个不好。这是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世界文明前列的基础，就是很好地控制暴力，这是好处。 坏处就是大一统帝国，好也是它，坏也是它。欧洲有许多小国都是独立王国，可以自己去试探自己的路，比如阿姆斯特丹，英国，他们可能出现商人当政，建立自己的商团，商人当家作主，立法定规，于是有了资本主义。这种高效率的制度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开展各种掠夺，各种敲诈勒索，然后横扫世界。这样的制度在中国几乎不可能诞生，因为中国是被一个大垄断公司掐死了，而在欧洲这种有各种小公司都可能互相竞争，形成新的制度。 西方探索出一种新的可能，这都是充满竞争的社会的好处，但是他们的代价就是战乱不断，应该说各有优劣。至于当代中国来说，应该学什么，已经相当清楚了。我们没有那么多主体互相分裂，打来打去，只要肯谦虚，放下身段，好好向别人学，我们就可以稳定的走到别人进步的前沿，然后在这个前沿上，再去寻找新的方向，和世界文明处在同一个水准之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之前，官家主义这个体系，是有可能支撑着我们走完一个和平的转型，这个可能都存在，但是需要当权者有谦虚学习的心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他们没那个心态，可能那个结果会相当糟糕，我们在印尼、菲律宾都看到了那个结果。 问：你认为在中国的环境下，对于个人来说什么是可以获得的幸福？ 答：你是央视的吗？所谓幸福是每个人对自己生存状态的评价，对于农民来说可以获得的幸福跟工人、知识分子、商人都不一样，比如知识分子觉得获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我可指望的幸福。对于商人来说，在社会上受到更多的尊重是他期待的幸福。要涉及到官，贪官就觉得你现在别再反贪了就是幸福。 问：如果把你现在放在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状态，你会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以及接下来的职业发展？ 答：这是非常个人化的问题，比如说我，我大学毕业之后当记者，然后逐渐的转向历史，因为当记者比较麻烦，做历史好像更安全一样。还有你读一个月的史书，你能看到五六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你要是采访一个月，你才能看清楚一件事情，所以当记者的效率不如当历史学者高，所以我就转向做历史学者。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生活，我还会做这样的选择，但是我觉得我的个人选择对你可能不适用。 问：您刚才提到，作为中国的官家，应该摆平心态积极学习，如此这般才能引导中国的和平转型。那您刚才提到两个非常不稳定的阶层，一个是知识分子，一个是第二代农民工，那您觉得这两个阶层，应该以何种姿态去面对中国社会的转型？ 答：中国的农民工是一个不确定的群体，就是如果经济发展正常，他们的问题会很多，他们不清楚自己的未来是什么，反正回乡回不去，城市又扎不上根。它稳定与否取决于会不会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出现失业问题，也许就在城市化过程中，他们工资越来越高，如果房价再降一些，他们可能在城里挣的钱足够在城市生活一辈子，人生的总账算平了，就完成了他们个体的城市化，然后中国的城市化随着个人的成功而大致完成，那这个群体不会出大问题。 如果经济出问题了，那这个后果就很难说了，我觉得该遍地干柴。我们看到官方的政策，就是对工人农民，对民营企业都有明显的让步，因为他们跟党承诺的经济发展都有关系，跟这个社会稳定关系也很大。而知识分子在官方看来，始终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在微博上出了群体事件，知识分子呼吁大家要关注，围观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在干这个事，这些事情在党看来，就是一个群体事件，于是就在网络上限制他们的声音，或者是收买。我觉得这个群体会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因为他们觉得这既合宪又合法又正当，他们会不屈不挠坚持这个，于是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矛盾就会持续很久，而且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 问：我觉得用官家主义来解释中国历史，特别是1949年前的历史我觉得还是很有说服力，但是我对您最后的这个结论，我有点不太能够理解。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对官方主导的转型已经再也不报希望了，认为党不愿意放弃特权利益，一旦转型，它失去权力，它害怕清算，因为历史上欠下的血债太多了。还有就是民众也没有更多的耐心去等待了，对官家主导的民主转型希望越来越少，而民众的力量是越来越大。我觉得民众的力量恐怕会是决定中国政治转型最重要力量，即使官方将来会起到重要作用。那也是要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之下，官方才有所妥协。 答：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老朋友滕彪，我很高兴在这儿见到你。这边还坐一个领军人物张思之，你们俩在这儿让我很紧张。民间的压力始终是重要，是必须的。如果民间的力量都是好好好，万岁万岁万岁，那就真的万岁万岁了。但是始终有不同的声音，始终有压力，就会促使官方转型，它可以主动转，可以被动转，但是没有压力是不会转，压力大就转的大，压力小就转的小，没有压力就不转，这是中国历次的群体事件反复呈现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然后就是官方能不能主动转？你刚才说怕清算。按照亨廷顿的分类，民主化第三波以来有三种转型。第一波转型就是官方主导的转型，我们可以称为改革。第二个就是民间主导的转型，我们可以称之为造反或者革命。第三个是官方和民间力量都很强大，就是协商。这三种转型，对应着三种对历史问题处理的态度，如果是政府主导的转型，那么无一清算，当然也不能说过去就过去了，以补偿代替清算。 民间主导的转型必有清算，无一例外。如果是官民实力相当，这样的转型比如南非，它是以真相代替清算，你认个错，你忏悔了，你把事实说出来，那咱们这事就过去了。就是三种转型，三种对历史的态度。倒过来说，如果中国未来是政府主导的转型，那我们就能够判断，未来无一清算，再进一步推理，这样的转型对官家集团是利益最大化的转型，如果早就知道这是利益最大化的转型，就应该自己主导转型，这样一来就安全了，历史上的一切，不管是贪污腐败，还是人权方面的罪恶，全都没人再找这个旧账了，找旧账也没有这个实力，因为他们依然还很强大，还会强大十年、二十年，然后逐渐的政党轮替。可能有补偿，但不会有清算，所以这种对历史问题的担忧，不是政府主导转型的障碍，恰恰是他的动力。 还有就是他是否愿意，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个人意愿决定的，是被迫如此。如果中国社会的群体事件危机分为五档。第一档就是大革命，如果像法国大革命，那就跟官方没关系，就被推翻了，第二层，第二级别的危机就像二十五年前的那样，中心动荡，如果官方不让步，就会分裂，一分裂你让步也罢，不让步也罢都得转型。二十五年前，邓那样的强人都分裂的一塌糊涂，那如果将来中国出现那个级别的危机，几乎必定会有妥协，会有让步，不然内部就控制不住。 第三级的危机就是省、市这一级的动荡，一旦出现省级的危机，会有中等程度的让步。还有第四级危机是市县危机，一旦出现，像大连散步、厦门散步，都是一出事立刻让步，没出事之前严防死守，一出事就妥协了。我们在不断的反复中看到一个规律，就是小危机小让步，大危机大让步，中危机中让步。如果将来危机足够大，政府又作出让步，我们就可以转型。我觉得官方主导的转型，不是它想不想转的问题，而是它如何转的问题。 问：你曾在2012年十二大之前你就谈到了特赦贪官，但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我记得汪丁丁说特赦是一种没有创造力的解决办法。现在我们看到反腐的情况和您的设想是相反的进展，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反腐？ 吴思：我的感觉正好相反，我觉得特赦是个很有创造力的办法。这个办法的核心是，认准了政府主导的转型一旦完成，清算不会出现，也就是巨大的赃款，还有种种罪恶，都变成呆账、坏账，与其未来它变成呆账、坏账，我们何不废物利用，把它变成一个悬赏，在没有转型动力的官家集团内部，调动出转型的积极性。如果有这样一个承诺，你想想当地的贪官污吏是什么感觉，他们不缺钱，不缺权，最缺的就是安全，他们会编制出各种好听的说话，劝一把手赶紧转型，验收合格，然后我就安全了。 无中生有，在平地之中调动出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转型，如果贪官污吏都要转型了，那我们的转型前途就很乐观了，我觉得这是利用呆坏账把它调动起来转型的好办法，简直是太有创造力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汪丁丁会认为这没有创造力，不管是基本的设计，还是在历史发生的过程之中，都是前无古人。 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反腐做的事。刚才我说的特赦核心是做一个交易：我赦免你的罪恶，但是你给我一个不再造成腐败的机制，我们可以赦贪官污吏，但是你让这个机制，以后不再产生贪官污吏。现在做的是不断的抓贪官污吏，这个不存在我说的交易，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我觉得现在的做法挺好，它至少有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让老百姓心里舒服点，这不仅对老百姓好，对官方自己也好，刚才我提到这个瓮安事件，大家可能都知道，贵州瓮安一个人莫名其妙的死了，家属抬着这个尸体到县政府提这些要求，旁边围观的民众，就跟着起哄，到那儿就把县政府就烧了，砸了，民愤，民怨，只要能给政府添点麻烦他都做，仇官，就是能踹这个官员一脚，又不受追究，就偷偷的踹他。这样的情绪，民怨弥漫全国，你说官员什么感觉，不安全，非常不安全，你要是为了征地，补偿你五万块钱、十万块钱，咱们可以讨论，这个事是理性的，可以预测的，也是可以让步的，你如果是为了什么PS，究竟是在大连还是在厦门，这也是可以讨论的，我一看收不住了我可以让步，可以，都好预测。 这种民愤、民怨的事情怎么预测？忽然在北京发生的，在上海发生的，无法预测。如果打点贪官污吏，你看看老欺负你们的人被我收拾了，他们这个怨气消了，让官方也觉得，一个最难预测的危险下降了，所以对民好，对官员好，这是反贪的一个重要的作用，你问问老百姓，反贪，都说好。 第二个作用就是反贪可以使臃肿的无效率的，经常敲诈勒索的国家机器变的干净一点，运行更有效，这老百姓看了就舒服，这个机器的指挥者看了也舒服，不到处给他制造障碍、添麻烦。另外就是你不打不收拾他，政令不出中南海，谁给我捣乱，谁不执行我的政令，我就查他，于是这个权威也有了。 如果有这样的作用，你是领导会不用吗？当然它也有危险，就是你万一你的能力不足，你把内部捅炸了，内部翻天了怎么办，但是这事用不着我们担心，他们有这个底，一旦不行，差不多了，就会收。它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反贪会把贪官污吏震住，但是制度不改，苍蝇都打死了，如果垃圾没清掉，过一段可能又有一些新的苍蝇出来，清扫制度垃圾的这种工作是不是做了，我觉得这是判断未来的成就能否持久的关键。现在我还没有看到。 问：您认为香港是不是正在走向官家主义？香港在中国这个历史走向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 答：我对香港的知识不多，所以我说的很多都是猜测之词。我觉得香港不是官家主义，香港里有自己选的议员，香港有非常独立的司法体系，高度有效，香港公民社会非常发达，香港还有相当廉洁的高效运转的国家体系，这些东西合起来，如果再加上完整的，完善的民主选举，就能使香港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华人社会成为一个样板式的，我觉得这个他的高度可能比台湾转型展现的高度还要高，这是一个我非常期待看到的前景，当然我们知道，现在遇到了一些麻烦，一些争论，但是我觉得有争论很正常。有争论才能把这些优势变的更加自觉，让民众清晰地意识到我们是谁，我们跟大陆有什么不同，然后严守阵地，严守已经合法的权利边界，然后争取把这个转型走完，如果这些事情在未来几年发生了，那么我觉得这是华人之幸，它会向大陆提供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做法。 问：您认为官家主义体制在中国大陆还能持续多长时间？如果中国大陆要转型的话，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转型？。 吴思：亨廷顿做过一个考察，他说有两种社会在转型，一种是官僚帝国，一种是封建王国，封建王国就像日本、英国，封建王国转的都很顺，官僚帝国转都很难。他没说为什么我替他猜为什么。一个是封建王国，一堆小王架着一个大王，小王是有自己的权利，贵族是有自己的权利，等于有一种权利制衡，国王的手伸的再长，不能伸到贵族的地盘上，不能侵犯贵族的利益，否则贵族就会联合起来收拾他。封建王国等于有一个宪政的底子，有一个自由的底子，只要把这个底子，从贵族扩展到资本的就变成资本主义，再由资本扩张到全民就变成民主主义，所以他转的有核心价值或者是基本的核心结构的支持，转的就顺，倒过来说，最高层想不让你转，他也没那么强大，他的权利已经受到限制，这就是我对封建王国转的顺的理解。 中国是最成熟的官僚帝国，所以我认为中国会转的最慢，为什么呢？我猜是这个样子，就是中国通过科举考试，把那个精英都给弄到官家集团里，上层精英云集，他们有更强的学习能力，更强的适应能力，他们就是有这个本事，让中国的经济连续三十年以10%的速度的GDP增长。他就会说，凭什么我们要向你们转，你们应该向我们转。 有了这种自信的支持，你们会觉得应该转了吗？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官家转型，一定很慢。它会是世界最慢的，要不是这样，不合逻辑。 采访环节 书评：刚才你在演讲的时候提到三种转型方式，你觉得哪种转型会更平稳一点？ 吴思：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府主导的转型更和平更稳定。当然它有代价，代价是正义方面会有点损失，但是倒过来说，转型正义也是有等级的，民间主导的转型可能清算以后，会带来动荡的时间会更长，一般的老百姓觉得我凭什么坏事都让我赶上了，哪怕我们稍微吃点亏，只要你转的顺利点，大家都不受影响，这可能会更好。 书评：这么说来，你认为台湾的那种官方主导的转型对大陆来说也是付出代价最少的模式？ 吴思：我觉得这是可能性比较大的一个模式。它在民间外部的和官家内部的种种压力之下选择一个最佳方式，官家可能不太愿意转型，但是别的方式麻烦更大，两害相衡取其轻。你要说真的闹革命逼着它转，我觉得民间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大家都有饭吃，日子过得还行，革命闹不起来。如果党特别僵化，死活不转，那也会出失控的场面，但是目前看起来它还没有僵化，经常对民间的危机作出各种反应，而且通常是妥协让步式的反应。那我就觉得，在有学习能力和妥协能力这个前提下，官方主导转型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书评：那么用“政左经右”这个词能概括现在的情况吗？ 吴思：实际的情况比简单的“政左经右”的描述复杂得多，首先什么叫左，是按照西方的左右定义，还是按中国的左右定义？推出的核心价值观把自由、民主加进去了，你就不好说它是左。从这点来看，它做了让步，往右走一走，但接着又说了很多毛色彩比较重的话，于是就显得局面有点复杂，不好概括了。还有你看三中全会决定，毛泽东时代也会反腐，但毛时代不会说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也不会说司法独立。
国际经济形势与中国发展战略研讨会2011年6月22日下午讨论发言稿
吴思：中国历史分三段，我同意。第一段是西周、春秋战国之前，封建主义时代，一群小王架着一个大王——天下共主。西方也是这样，众多独立的暴力集团，上面有一个老大，或者没有老大。 张木生：西欧没有天下共主。 吴思：这是第一段，封建制度。第二段是秦汉以来，我起的名字叫做官家主义。之所以叫官家主义，不叫封建主义，也不叫皇权专制主义，是因为官家这个词更准确地描述了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上，究竟谁当家作主。官家这个词，在古汉语里有三个意思：一是指皇帝，二是衙门，三是官吏个人。在秦汉以后的历史上，立法定规的，“主义”的，就这三个主体。皇帝立的是王法，衙门立的是地方法规或者部门法规，官吏个人立的是潜规则。这三个主体，不管内部怎么相互争夺地盘，但是当家作主、说了算的，始终是官家集团。 张木生：历史上哪些是不官家的？ 吴思：首先封建贵族就不是官家。封建贵族是主人坐江山。打个比方说，封建制度就好像一个商会，推选出一个老大当会长，小老板各有各的公司，老大手伸得再长，也不能伸到下面某一个小老板的公司里去，这就是封建制度。 官家主义制度好像是一个上市公司，一个人带着几个铁哥们打了天下，坐了江山，比如刘邦或者朱元璋或者赵匡胤，打了天下之后，杯酒释兵权，把那些打天下的哥们封王封侯，当然秦汉之后是虚封，不许建立独立王国，让他们退居二线，每年只给俸禄。这个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集团聘一批人当自己的代理人，当CEO，当省长县长，这就是代理制。董事长是皇帝，CEO是宰相，举人进士就是MBA，聘他们打理这个公司。这就是官家主义制度。 官家主义制度只有一个暴力集团，暴力资源高度集中，集中在皇帝手里。封建主义制度下，暴力资源是分散的，分散在每个小老板手里。封建贵族集团和官家集团所掌握的核心资源都是暴力，这是打天下坐江山的根本手段。但是，秦汉之后，官家集团大体取代了封建贵族集团，官家主义大体取代了封建主义。 再往下，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就说到现在了。辛亥革命之后，仍然是官家主义，但那是党天下，国民党的党天下。这时候，官家集团的内部结构有所变化，首领不再是皇帝家族，不再是蒙元或满清的部族，而是一个有现代意识形态的政党。这些意识形态，三民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有重大差别，但和儒家的差别更大，有了明确的现代化指向。这是对西方文明冲击做出的回应，在西风东渐这个世界史背景上建构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仍然处在官家主义社会之中，当家作主、立法定规的仍然是官家集团。 官家主义又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二级分类。比如说朱元璋打了天下，把很多大地主和大商人灭了，官家和小农共存，生产集团是小农，暴力集团以官家集团的形态出现，维持秩序，构成了小农-官家主义制度。如此发展几十年，小农分化出地主、佃农，小农-官家主义便进化为地主-官家主义。这个时期典型的社会集团就是乡绅，一只脚踩着土地，一只脚踏入官场。在这个阶段中，有那么几次封建主义复辟，比如说门阀世族逐渐坐大，或者藩镇割据，变成一些强大的、可以和朝廷对抗的暴力集团，这时候出现过封建复辟。 张木生：五代十国。 吴思：西方文明一进来，西方的工业化一冲击，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对这个冲击做出反应，就开始走洋务运动、富国强兵这一系列的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是物质层面的学习，然后是制度的、观念性的学习。我们有了明确的工业化现代化指向，官家集团内部的一部分人，成为宣扬并承担这个使命、对西方做出回应的主导。从洋务运动开始，一直到几个五年计划，都是官家集团主导的工业化，都是官家集团凭着自己掌握的全部资源和社会动员能力、资源调动能力，尤其是以暴力为基础的行政能力，推动全民族搞工业化，搞现代化。 这个过程好像不容易替代，因为在一个工业基础薄弱、到处都是地主佃户和小农的社会里，可能这是最有效、最迅速的实现工业化的方式。我们在五年计划、156个大项目里，可以看出高度的有效性。苏联工业化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个有效，当然也伴随着损失惨重，效率低下。但是整体效率好像还不错。这个评价我做不好。不管怎么说，见仁见智，对这一段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但也得承认它有巨大的完成工业化的动员能力和实现工业化的速度，有这方面的优点。 这段历史时期，还是官家主义，但前缀已经不是小农或地主，而是资本或工农。如果依靠资本的力量去完成工业化，调动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又坚持官家主导，搞统制经济，像国民党那样，就是资本-官家主义。过去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不能主导，占据支配地位的还是官僚或官家。 在毛泽东时代，公私合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五年计划之后，那时候，中国的官家主义，成了工农-官家主义。不仅把地主全给灭了，把资本家也灭了，直接由官家通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通过国家计委、各级国营企业即官办企业来直接管理工人、农民。这一段积累的速度非常快，统一部署，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很有效。缺点是代理链太长。官营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关键是看它的效率。官营企业的效率如何？从最高层到最底层，代理链可能经过五六环，每一环都有损耗，国有企业的代理人想方设法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亏损还不能破产，产品不适销对路，企业亏损、干部工人怠工。我在七五年和七六年到石油行业的工厂和油田学工，工人每天才干三四个小时，不像现在农民工那样玩命干十一个小时。我干到三四个小时，工人师傅就说你别干了，再干群众对你有意见。 高梁：我干的地方，一年总是加班。 吴思：可能地方不一样。我认识的人、我的同学，分到工厂的，建筑公司的，都缺乏劳动积极性，平均每天干三四个小时。还做私活，往家拿钢管，做家里的台灯。这还是石油战线，飘扬着大庆红旗的行业。 总之，工农-官家主义虽然有优点，但有个大缺点，就是代理链太长。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报还一报，代理链长了，作恶可能得善报，激励机制存在严重缺陷。 陈永苗：农民从来没有纳入官家主义中。 吴思：生产队、人民公社的特征，就是国家替你下命令，责任却由你自己承担。我当过生产队长，大队副书记，按照县委和公社的命令，以粮为纲，多少劳动力用在副业上，都有规定，过了头儿就不行。想到外面打工赚钱吗？学大寨，车马归队，劳力归田，不能自己选择最能挣钱的行业。 李伟东：生产队体制叫做农民有社会主义的责任，没有社会主义的利益，农民在利益方面一直被排除到社会主义之外，从来在责任方面是有一块的。 刘海波：分田前后，劳动积极性没有大的差异，农民抱怨的是瞎指挥。 王小东：劳动时间特长，特早出工，特晚收工，但是这个期间不干活。 吴思：我当生产队长，最发愁的就是农民偷懒，不干活。在自留地里苦干，在生产队拄着镐聊天。这种现象很普遍。我们公社曾经是学大寨的一个典型，并不落后。我写陈永贵，到昔阳去和当年的县委书记聊天，他告诉我一个顺口溜：“你呆着，我坐着，打不下粮食咱伙饿着。”你不干，占我的便宜，那我也不干。大家都不干，一起挨饿。 工农-官家主义的代理链太长，不能一报还一报，激励不对称，于是效率低下。结果，农业粮食不足，工业严重亏损，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大受影响，被迫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首先把人民公社制度取消，回到小农-官家主义，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工业方面，引入资本，回到资本-官家主义，不用官员去对付工人怠工了。国有企业这个词，我觉得严重误导，应该叫官办企业。改革之后，民营资本占据了半壁江山，从无到有迅速发展起来，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大幅度提高。 从以上背景看，文革也是改造官家主义的一种尝试。既反对走资派退回小农官家主义和资本官家主义，又试图建立民众对以权谋私的官家集团的制约。这两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未来怎么走？不管是哪种官家主义，工农-官家主义、资本-官家主义、小农-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大问题，就是官家集团太强大了，生产集团太软弱了。官家集团扩张起来，盘剥起来，用各种方式捞钱，没有哪个社会集团挡得住。非生产的、带有掠夺和寄生性质的集团越来越强大，最后压垮生产者。税率太高，大家都破产。掠夺率太高，生产是无法存在发展的。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人的本性问题。任何人都会凭借自己手中的资源获取最大利益，投资如此、打工如此、弄权也如此。只要能够凭借权力捞钱，他们就不停地捞，如果这个社会缺乏制约权力的制度，制止不住权力膨胀，权力就会压垮这个社会。 资本-官家主义再往下怎么走？主要是解决官家主义的历代王朝循环的问题，应该有对权力制约的手段。这种手段，不管叫民主、法治，还是叫宪政，叫什么都行，反正得让被剥夺者、受欺负者、被盘剥者、被敲诈者，有一个比较便宜的反制手段，与权力抗衡的手段，建立这样一套制度。比较现成的制度，就是民主、自由和法治，这跟宪法规定的精神也是一致的，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革命和创新。如果官家集团受到了抑制，权力受到了制约，民众当家作主了，把官僚集团变成了自己的守夜人，那就进入了民主主义社会。这是未来解决官家主义问题的方式。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看到资本和官家结合正在以私下勾结的方式进行，资本通过行贿和收买完成了一种革命，由官家主义转向私下的非法的资本主义，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一个人的革命”。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集团，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在中国搞法国大革命式的，由第三等级当家作主的革命，但是他们又有钱，又想控制政治运作，想在立法、执法、行政各方面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于是他们就开始收买。一个市长或县长下面，通常有几个老板，互相照顾，老板掏钱给官员买房子，送孩子留学，官员则向老板提供一系列的方便，从政策上提供偏袒，近似立法。从执法和行政上，一路开绿灯，于是私下完成了一次革命，不是官家说了算，而是资本说了算，官员为资本服务，共同发财，资本在这个局部革命成功了，当家作主了，说了算了，所以叫“一个人的革命”。中国到处都有一个人的革命，官家主义已经被一个人的革命侵蚀得千疮百孔。这样的社会，既不是资本-官家主义社会，也不是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不能合法地当家作主，只能是潜规则意义上的权贵资本主义，“潜权贵资本主义”。 其实，这种局面对每一个资本家，对整个资产阶级来说，都是不好的。它在某个局部领域，借助权力的帮助，排斥竞争者，保护自己的地盘，已经违背了资本主义的普遍原则，自由市场的原则被暴力支持的垄断原则替代，不利于资本的流畅周转和整个阶级利益的最大化。这实际上带了封建割据色彩，成为封建资本主义或资本-封建主义。这个走向是一个很糟糕的走向，这个未来对谁都不利，包括对他们自己。 对一个有出息的资本家来说，如果他有市场才能，就想把企业做大做强。而在“一个人的革命”当中，他收买了一个官员，三五年之后这个官员调任或退休了，这个市场就得重新收买，还可能价格谈不拢，所以他就不能做长期投资，包括科技研发的投资，只能采取短期行为，捞一把就走，靠权力帮助他收益最大化。这对经济不利。对他本人也不利。对官场的投资虽然合算、便宜，但是有效期太短。另外，钱挣到几个亿，缺的不是一两百万，而是安全，可是他被迫用行贿的方式，用“一个人革命”的方式玩命，拿自己最缺的安全，换取自己最不缺的钱，显然，对资本、对官员、对全民来说都不好。可是这条路非常现实。这是一个大问题。 怎么解决呢？我认为，不管是资本-官家主义，还是“一个人革命”所导致的潜权贵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都没完成合法化，在政治上也没有合法化。他们是偷偷摸摸的，不能够光明正大地做，光明正大地说。他们不敢说：就是应该官家集团说了算、不许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应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因此，反其道而行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光明正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民众和舆论关注下的改革，使官家权力受到制约，然后，用这种公平的权力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市场。一句话，解决办法就是走向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是相当乐观的。因为，中国转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含着巨大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 首先是避免王朝循环和权力不受制约导致的大崩溃，这是全民族的利益。其次，一旦转型成功，人民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转移支付方面做得更公平。工会出现了，可以在跟资本的讨价还价之中提高工资，于是内需增加。再次，中国还会获得更好的世界环境，不至于让人一说就是这个专制那个专制的，也能够降低别人的不安全感，提升我们自己的安全感。内需发挥出来后，更有利于建立进出口平衡，外部经济环境的敌意也会下降。第四，还有社会公平带来的社会和谐，社会各界在精神方面的满足，资本和各个社会集团共享的巨大的社会安全感。第五，官家仍然存在，官僚集团什么时候都存在，但是不能“主义”了，只是一个公仆，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不是掠夺者。政府只能按照交易的方式，人家愿意出多少税，让你办多少事，你就拿钱办事，而不是我说收多少就是多少，我一个文件发下来，费和税怎么收怎么花就算定了。 张木生：除了共产主义没有人敢说这个话。 吴思：接着往下说。政治体制改革蕴含着巨大的利益，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对中华民族来讲，整体利益巨大。利之所在，众人趋之，挡众人财路是不得人心的。这是大势。 再具体点分析，官家集团内部也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受益者。比如人大，如果向政治体制改革方向走，可以扩大自己的权力。还有法院，宪法规定审判独立，法官不愿意独立审判吗？你担责任，人家给你判，判错了，你背黑锅，正常人都不愿意这样。如果这些宪法上规定的东西落实了，他们的利益也会扩大，这是政治体制改革在条条方面潜在获益者。 还有各个领域的个人，官员个体。那些有理想的人，有野心的人，不得志的人，想最后赌一把的人，他们也是潜在的获益者。 无论是条条块块的部门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官员个人层面，甚至中央层面，都存在一些主体，可以通过改革扩展自身在现有政治体制中的利益。最高层面，比如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中央凭什么替你挨那些骂？如果在烂透的地区搞政治体制改革试点，让民众选举官员，让老百姓监督政府，这对中央不好吗？连朱元璋都试图这么做。地方政府，面对着行业垄断巨头，比如能源、金融，既不让浙江自己建核电站，也不让地方办银行，上千亿的垄断利润都让你拿走了，地方难道不想改革？ 一旦把这些力量调动起来，在加上民间的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就获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大力量的推动。这时候，就像邓小平那样，最高层只要说三句话，天下就面貌一新。当年，面对强大的阻力搞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邓小平的三句话是：“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 允许看，把所有激烈的反对者稳住，你可以不干，在旁边看着，不逼着你干。 大胆试，在无人号召的条件下，现在都有一些地方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有理想，有野心，赌一把，反正有人试。如果像邓小平当年那样号召一下，替试验者承担风险，搞砸了上边兜着，搞好了提拔奖励，下面的省地市县自然有人试。试三五年，成功的提拔上来，这种激励机制运转起来，全局就活了。用不着什么大动作，靠着试点推动，就能让中国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 不争论，当年的意识形态环境对改革不利，动辄问姓社姓资，所以不敢争论。现在的舆论环境跟那个时候大不一样，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占压倒优势。一说搞政治体制改革，比如温家宝说句话，网络上拥护的声音如山呼海啸一般。说几句反对民主的话，吐沫都能淹死你。在这种环境下放开争论，可以得到民间和舆论力量的有力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更令人乐观。这是我对未来的看法。 最后再谈谈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 官家主义这套说法，背后的历史观或方法论依据是什么？我们熟悉的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都是根据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定义的。这套历史观谈的全是生产和经济，我们可以用生产要素的概念定义各大阶级，地主就是土地要素的拥有者，工人就是劳动要素的拥有者，资本就是资本要素的拥有者，都属于生产集团。问题是，暴力要素的拥有者算什么？暴力集团算不算一个阶级？他们靠暴力打天下坐江山，像刘邦似的，把天下看作自家的产业，凭借暴力获取自己的那份收益。历史唯物论没有给这种社会集团一个概念、一个标签。 生态行为学里有一个概念：生存策略。如果我们承认暴力掠夺也是一种生存策略，就好像畜牧和耕作一样，我们就可以扩展阶级的概念，给暴力集团找到合适的标签。出售劳动力是一种生存策略，投资或出租土地也是生存策略，每一个生存策略集团都可以定义为一个阶级，或者叫做“阶群”，每一个阶群里有不同的阶级，比如暴力集团这个阶群里有皇帝、贵族、军阀、士兵、土匪、强盗等等。生产集团这个阶群里有地主、佃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不同的阶级。 这套分类所依据的方法论，不是黑格尔想象的辩证法，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量变引起质变等等，而是进化论的简单原则：遗传变异、适者生存。在文化领域，遗传变异可以解读为继承创新。你学习继承的生存策略好，你就按老路子活下去。你的生存策略不够好，竞争不过人家，适应不了环境，那么，你或者被淘汰，或者发生变异，也就是创新，发明新的生存策略。谁的生存策略最适应环境，谁的受益最多，就是兴旺发达的阶级或阶群。这就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方法论，也是一种历史观。 这种历史观和大众想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一样。社会达尔文主义常常被用来支持种族主义，但人类社会中，生存策略的载体并不是种族，而是文化。无论你的种族和性别如何，都可以学习并创新，谁都可以耕作，炼钢，玩电脑，只要你玩得精，就能够在竞争中出类拔萃，适者生存，有更多的追随者。 张木生：西方把达尔文主义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 吴思：社会达尔文主义还常常被用来支持弱肉强食，暴力竞争。官家主义这套理论承认暴力天然存在，但反对暴力。所谓文明，恰恰是对暴力的限制，对作为生存策略的暴力掠夺的抑制。抑制不足就是野蛮，这样的文化最终将被淘汰。暴力的正当合理性只在于以暴抑暴，维持适宜的生产环境，让不同的社会集团在剔除暴力的社会环境中彼此竞争，优胜劣汰，发展出更加繁荣昌盛的文明体。 王小东：人类文明的进展是通过平均分配消除暴力，通过平均分配财产和平均分配配偶的方式消除暴力，但是目的是在于在外部取得更强的暴力。 刘海波：那意思就是共产党是选择出来的最强者。 王小东：这个也未必，这个还要看历史检验。 吴思：基本的轮廓是这样的：开始是一个个由家庭或家族构成的采集狩猎群体互相打，在暴力竞争中形成部落；部落由采集群体聚集而成，没有形成部落的很容易被消灭，在这种逼迫之下，部落大量出现。然后，部落之间开打，例如黄帝打炎帝。对暴力的抑制，家族内部没多少暴力，但是家族之间有暴力。部落出现之后，抑制暴力的共同体扩大到部落，再到封建王国，越来越大，现在扩大到全国，而且试图在全世界弄出一个联合国，虽然不成功，但在国家层面已经成功了，这就是文明进程。 王小东：允许你合法使用暴力的层次越来越高，主权就是允许合法使用暴力的单位。
许多人认为，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中国文明是儒家文明。事实上，在中国很长一个阶段的统治中，往往是外示儒家而内施法家。即外儒内法。法家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中。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家重法、重势、重术。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道家墨家反对战争，纵横家主张对立中的均势。惟有法家彻底主张武力统一，而且统一后的政治形态，是彻底的中央集权。即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 很明显，在各国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法家思想最能为各国主君所接受，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秦朝的商鞅变法，其结果是秦于商鞅死后一一七年统一天下。商鞅虽因各种原因最终失败，但法家思想却取得了成功。可是，法家虽然使秦统一六国，但也正因为秦的重刑，而仅历二世而亡。后人评述: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极大的削弱了法家在中国统治思想上的地位。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被称为一代大儒董仲舒改造后的儒术: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若春夏秋冬之不可不备也。这中间不无法家的影子。但秦因法而亡，所以法家便成为当时的忌讳。因而外示儒家，内施法家。 董仲舒对于法的改造，还在于由先秦时期单纯的用法或刑罚进行统治，变为礼法并用，德主刑辅。首先必须实行德教，其次才是刑罚。即所谓前德而后刑，先教而后诛。这种思想与当时的统治形势相适应:虽重刑而不用其极。因此在起用后极大的增强了汉中央集权的统治。这也外儒内法的进一步的发展。 同时，历史上，都出现了酷吏，汉有张汤、阳球，唐有来俊臣、周兴。这从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法家思想在统治思想中的作用。 由此可见，法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儒家思想中，或者说儒家思想为适应其治国的需要，将法家思想包融其中。所从说，中国文化、文明的特征是儒是外表现象，其内在仍是法家。
++++++++++++++ ● 吴思 官家主义是什么意思？官家这个词在古汉语里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皇帝， 大家看《水浒》， 说赵官家， 说的是谁？就是皇帝。从五代起， 官家就有了皇帝的意思。 第二层意思， 官家是指衙门， 县衙门、吏部衙门、户部衙门等等， 条条块块的各级衙门。这张桌子是谁的？官家的。这意思就跟现在说桌子是公家的、单位的一样。 第三层意思， 指的是官僚个人， 对官僚个人尊称的就是官家。官家在古汉语里有三个意思， 皇帝、衙门、个人， 其中的每一个主体， 都有自己立法定规说了算的空间。皇帝说了算的那套规矩就是王法。各衙门说了算的那套规矩是体现部门利益的各种立法。官僚个人说了算的那套规矩就是潜规则。比如你到我这儿来办事， 我刁难你， 让你下个月再来， 我利用自己合法的伤害你的权力和空间， 让你的一笔大生意黄了， 于是你明白了， 掏出红包放在这里， 我就放你通过了， 这就是潜规则。 总之， 围绕着官员个人建立了潜规则体系， 围绕着衙门建立了部门法规， 围绕着皇帝建立了王法， 这三个主体各有各的立法定规的空间， 合起来形成的整体就叫官家主义。皇帝是官家集团的首领和总代表。 这个包含了三个主体的结构里， 又有内部地盘的变化。皇帝强了， 比如像朱元璋这样， 就可以压缩部门的地盘， 也可以压缩官僚个人的地盘。如果皇帝弱了， 各个部门就可能自行其是。每个部门里的官员也是如此， 看皇帝或领导精明强干， 就收敛一些， 反之就放肆一些。于是， 官家主义就呈现出一个动态的结构。但是要问天下究竟是谁的， 谁是中国的主人， 答案就是两个字： 官家。中国自秦朝废封建、立郡县以来， 就是一个官家说了算的社会， 封建贵族也能起点作用， 但他们不能说了算。中国是官家主义社会， 不是封建主义社会。 官家主义是可变的。如果各地各级衙门强大起来， 就像唐朝的藩镇割据一样， 或者像魏晋一样， 门阀世族垄断了用人权， 世代把持高官的位置， 恨不得比皇帝还牛， 一块块地盘形成了， 私人武装也出来了， 封建主义的萌芽就抬头了。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可能压倒官家主义制度， 变成一种封建色彩很浓的体系。中国史学界有一种观点， 叫魏晋封建论。魏晋时期到处是私人地盘， 坞壁， 部曲， 豪门贵族， 封建色彩比较浓， 官家主义色彩很淡薄。这就是说， 由于官家主义内部不同主体的此起彼伏、此消彼长， 官家主义确实有可能变成封建主义。 官家主义体制形成了官家主义文化。我们可以类比一下： 经典的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说了算的社会， 利润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大家都惦记着赚钱、赚钱、赚钱。在官家主义社会里， 说了算的是官家集团， 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是升官、升官、升官， 大家都认升官，就好像资本只认赚钱一样。只要能够升官， 什么坏事都可以干。 儒家教条本来可以看作统治集团与民众的合同， 对两边都有约束， 尽管一头硬一头软。但只要有利于升官， 儒家的说法可以不理， 道家和法家的说法也能为我所用。人们经常说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或者说中国文化是儒法互补， 儒道互补， 我看都没有说到根子上。根子就是官家主义文化， 官家看什么合适就用什么， 不合适就封杀， 就篡改， 就抛弃， 或者仅仅当作幌子骗人。仁义道德也好， 无为而治也罢， 关键要看是否有利于维持官家集团的统治， 是否有利于保官和升官。这才是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
2、官家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比较 官家主义和封建主义比较起来， 到底哪一个好？ 官家主义制度好比上市公司， 有董事长， 就是皇帝， 还有几个大股东， 就是皇亲国戚， 还有一帮小贵族， 也就是股民了。股民不能影响决策， 影响重大决策的是董事长和大股东。他选拔总经理， 也就是宰相， 然后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代理人、当经理， 就是各级官员。这就是官家主义。 什么是封建主义呢？一帮小老板， 合伙弄一个商会或行会， 推一个老大当召集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儿产业， 虽然要听老大的， 但老大也要照顾下面的人， 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盘， 谁也不能越界干涉。这就是封建主义和官家主义的区别。我们再换一个比方。官家主义像是一个牧人， 带着一群牧羊犬放羊。定时屠宰， 按比例屠宰。 封建主义像什么呢？草原上有很多羊， 狮子占了一片地， 豹子也占一片地， 狼群和野狗也有各自的地盘。谁的力量强大， 就可以占比较大的地盘， 彼此你争我抢， 谁也不听谁的。这就是封建主义。从羊的角度来说， 官家主义好还是封建主义好？当然是官家主义好。中国古代的说法是： “宁为太平犬， 不做乱世人。”从生态角度看， 官家主义也比封建主义好， 人口密度比较大， 即草原上承载的羊比较多， 而乱世总会造成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口损失。封建主义呢， 例如欧洲中世纪， 互相杀来杀去， 虎豹豺狼活不好， 羊也活不好。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 官家主义有更高的产出率， 有较低的成本。大体是一个可以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是我对官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比较。
3、官家主义的弊病 当然官家主义也有问题。第一个问题， 就是地盘之中某一个部门、某一个地区， 仍然可能造反， 藩镇割据， 不听指挥， 把世界拉进虎豹豺狼平起平坐封建时代， 封建主义有复辟的危险。 第二个问题， 即使是太平盛世， 每一个官员也会在上一级代理人睁一只眼闭一只跟的情况下， 建立起自己谋利的潜规则体系。皇帝固然可以派人监督， 下边的官员也可以收买他们， 把他们拉下水。最后， 皇帝派出了欲望最小的太监， 结果这帮太监也被收买了。皇帝就是长着三头六臂也看不过来。最后就是潜规则流行， 名义上奉行仁义道德， 实际上没有王法， 更没道德， 就是潜规则横行的世界。 官家主义内部的这些问题很可能向封建主义发展， 每个代理人都想把自己捞到的好处传给儿子， 一代一代往下传， 形成了恩荫制度、门阀制度， 最后可能世袭官职爵位。 第三个问题， 官家主义大一统， 不如封建主义那么多元多变，在各自的地盘上单搞一套。大一统容易扼杀各种历史可能性， 例如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4、官家主义的命运 官家主义怎么消亡？在中国历史上不可能消亡， 中国历代都是农民社会， 一个皇上， 一群官吏， 农民一盘散沙， 抱不起团来， 敲了就敲了。农民信息闭塞， 一般都认账。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官家主义是不会消亡的。但是工商业发展起， 老板们见多识广， 又出得起钱，网络密布， 这时官家就碰上对手了。 在西欧， 星罗棋布的一个个城镇， 一块块地盘彼此独立， 势均力敌， 忽然有一块地盘上发生制度突变， 成立了城市公社， 或者商人掏钱建立联防， 维持内部治安， 反抗外部侵略， 并且成立一个董事会管理城市， 管理军队， 这时候， 这块地盘上谁说了算？资产阶级说了算。他们控制了暴力， 建立了有利于自己的法规， 于是资本主义诞生， 官家主义或封建主义消亡。西方历史上资本主义就是在封建主义和官家主义地盘的暴力均衡的夹缝中出现的。 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很像中国的官家主义社会， 属于第三等级的商人， 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推翻了国王和贵族， 国民大会说了算， 这是法国官家主义消亡的途径。 我们还知道， 台湾工商业发展起来了， 资本家强大了， 人们的民主呼声越来越高了， 最后蒋经国意识到这股潮流挡不住了， 台湾的官家主义解体。
在读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我摸索拼凑了一种历史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很粗略，很不成熟，但我仍然想介绍一下，得到大家的关注和批评。 我讲五个部分。
++++++++++++ 摘要：法酬是血酬的升级版，血酬的2.0版。法酬等于全部的税收减去公共开支。官家主义比起封建主义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社会基本稳定，暴力浓度降低。 吴思认为，官家主义比起封建主义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社会基本稳定，暴力浓度降低。 任何一种理论框架都有一些最基本的定律，血酬史观的最基本的定律就是血酬定律。 法酬是血酬升级版 血酬定律有三个要点：第一，定义。什么叫血酬？血酬就是暴力掠夺的收益。第二，定律。血酬暴力掠夺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条件下暴力掠夺就发生了。第三，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创造财富的叫做生产。可是不管是强盗还是土匪，他们要穿衣、吃饭，要消耗财富。第三个点就会引出一系列的故事，就是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就会变成中国经济制度的演化史。 下面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1913年的四川省广汉县，1913年四川境内已经乱起来了。一条大道穿过广汉，这条大路上在广汉县境内有五群土匪抢劫，这条路上渐渐断了人烟，土匪没了饭吃，过不下去了。于是土匪们就召集起来开会，达成协议，比如说广汉县境内的川陕大道假定有100里的话，这五群土匪就把这100里分成5段，每一群土匪20里。在这个20里的入口处建一个收费站，如果是小商小贩从这里过就是1块钱，空手路过的客人是5毛钱。大宗产品过境，价格可以面议。土匪还作出了承诺“我们收了费之后，在这20里之内保证没有人抢劫，还没有人重复收费，我们保证你的安全”。政策推出之后，果然大见成效，这条大道上渐渐恢复了行人，土匪就有了一笔固定的收入。 土匪挣的这笔钱是什么钱？土匪如何能够达到利益的最大化？我编了一个新词叫做“法酬”。土匪立法了，而且人家遵守这个法。法酬是血酬的升级版，血酬的2.0版。法酬等于全部的税收减去公共开支。 第二个问题是土匪的收益如何能够达到最大化？我有一次讲抢劫率的问题，有经济学家脱口而出说是拉弗曲线，那就是描述抢劫率的最大模型。所谓拉弗曲线，其定义如下：一般情况下，税率越高，政府的税收就越多；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描绘这种税收与税率关系的曲线叫做拉弗曲线。所以，找到这个适当的税率很重要。 自由度与积极性同步 第二个故事是发生在明万历年间，这个故事记载于清光绪年间，记载这个故事的人叫刘宇清。刘宇清是彝族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后来他考上进士了，就取了一个汉人的名字。他说他的祖先有200个娃子，他们家的祖先是黑彝。彝族社会有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叫做黑彝，他们说他们的骨头是黑的，铮铮铁骨，打起仗来英勇无畏，所以他们是领导阶级。第二个阶级叫白彝，骨头是白的，就像我们普通人一样难免胆小怕事，于是要在黑彝的领导下去打仗，互相打，然后到汉族地区去打。抢汉族的人口，抢来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称为娃子。刘宇清的祖先有200个娃子，可以说是个大奴隶主。刘宇清说他的祖先在管理这200个娃子的时候遇到了重大的困难。他的祖先对这200个娃子的描述是“耕作则不勤，纺织则不力，射猎则不中”。 刘宇清的祖先推出了一套方案，他把这200个娃子召集起来。他说我把我所有的土地分做两部分，一部分我自己留着，另外一部分分给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份地，你们在自己的地上播种收割，打下的粮食全是你们的。如果你们种地的时候缺种子，我给你们，一切我都帮助你们。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种你们的地之前先把我的这个地种了，收你们的庄稼之前，先把我的庄稼收了。这就是奴隶制之后推出的第一个经济制度。 在推出了这个政策后，刘宇清的祖先马上就看到了政策的效果，当年大丰收。但是好景不长，四五十年过去了（两代人过去了）。两代之后的人觉得理所当然，觉得天生就是这样，于是就开始偷懒。刘宇清的祖先楷采取了什么措施？楷的对策就是加强监督，谁偷懒就拿鞭子抽谁。有一天，楷一怒之下杀了8个娃子。当天晚上娃子暴动，翻墙过去报仇杀楷。楷跑掉了，但是楷的父亲被暴动的娃子杀了。 楷非常宽宏大量，他把所有的娃子召集回来说算了，既往不咎。换一个办法，就是我这一半的土地也不要了，全分给你们。每个人的份地增加一倍，条件是你们收的一半粮食要交给我。这才真是大包干了，如果按照中国历史的最标准的说法就是租佃制。租佃制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200多年，常盛不衰，生命力非常持久。因为它高度有效，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降低了地主的监督成本。 从这个故事引出一个新的模型。我就参照这个拉弗曲线画了一个老子曲线。这个横轴说的是自由度，抢的不是钱，而是自由。这个纵轴是法酬，就是暴力掠夺的收益，比较高级的收益。最开始奴隶制的时候自由度是零，所有的奴隶就像在监狱里一样统一居住，统一干活，但是他们严重偷懒；偷懒过度了，你又不能杀他们，打狠了之后人家还反抗。所以奴隶主改变政策，给奴隶一点自由，比如说给了自留地。于是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我们顺着历史经验往下推，就可以理解它还可以往下走很远。如果再往后农民不仅可以自由地掌握种田，他还可以自由办工厂，我们就看到了乡镇企业。自由度逐步从零往上提，提到50分左右的时候，我们看到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资本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自由度逐步提高，于是各个集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中国财富大规模地涌现。到了这一步的时候自由度是50分，如果再往前走会出什么事？再往前走，双方就要分道扬镳了，所以这一点对统治者来说就是最佳自由度。 我为什么把这个称为老子曲线呢？因为老子非常清楚且简洁有力地表达了这个思想。关于暴力集团跟生产集团共同利益的这一段老子怎么说的？老子说“将欲取之，必固予之”。你要自己得到东西，你就得给别人东西，给什么呢？给自由。怎么给这个自由呢？按照老子的话说就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就是我给你的越多，我自己得到的越多，是一个动态上升的关系。刚才说给的是自由，怎么证明老子要给自由呢？老子说“我无事则民自富”，在古汉语里这个“事”指的都是像祭祀、战争这类的事。 到了统治集团跟生产集团分道扬镳的这一点，老子也讲得非常清楚。老子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了几句话“圣人之治也，非以民明，将以愚之”，对老百姓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老子对统治者也提出了要求，说“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 这个模型处理的关系不是抢钱，而是限制自由，一种经济制度的设计，这是复杂得多的设计。 钱的分配，自由的分配，背后都有一套规律，我称之为“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这个规则是谁定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这两个故事讲完了。通过这两个故事解释了从奴隶制开始，一直到当代的这段变迁的背后力量，就是两个集团的博弈，争取利益的最大化。这些故事的背后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暴力集团跟生产集团的博弈，确定了这一系列生产关系的变迁。一旦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调动商人的积极性，调动工人的积极性，生产力才开始发展。生产力发展是制度给它一个空间之后，而不是说由于生产力发展了之后我们才推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变迁。 秦始皇建立“官家主义” 血酬定律中暴力对抗的成本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有士兵面对死亡不动如山？至少有三种力量，可能还有更多。 第一种力量就是严刑峻法，包括连坐法。第二种是利用家族亲属制度，利用共同生活，共同生育，共同培养的这种所有的感情纽带，变成一种激励机制，让你不动如山。正所谓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第三种是商鞅变法，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封建制很像是一个商会，一堆小老板推举出一个老大当会长。这个会长的手再长，也不能把手伸到这些会员的公司里去。时间久了之后出现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兄弟的后代养尊处优，不能打了，很容易就让人给灭了。第二个问题是每个人都有军队，强的就把弱的吞了，互相吞并、战乱不断。 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最有效的措施是商鞅发明的，核心内容是一种暴力激励机制。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要找到人才，让人拼命打仗，能打，勇敢地去打。第二是不能到处是武装集团。又让人能打仗，又不能到处都是军队，商鞅变法就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用一个制度来解决的，叫做“军功封侯制度”，爵位制分了二十级。秦国士兵就是在这种强大的暴力激励机制之下灭六国，统一天下，最后建立了一个新制度。 秦始皇把封建制废了，秦始皇建立的这个制度就不好再叫封建制了。秦始皇建立的制度就像是一个上市公司（郡县制）。皇帝当了董事长，然后再聘一个C EO当宰相，聘一帮M BA当县长（各个分公司的经理）。每个部门的经理都不能把自己的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几年一换。 秦始皇建立的制度叫什么？我称之为“官家主义”。在古汉语里官家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皇帝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说衙门，第三个意思是官员个人。无论各方怎么争夺地盘，立法定规的权力始终在官家集团这里，所以我就把秦始皇新建立的社会称为官家主义社会。 官家主义社会又分几个重大的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官家主义初建，就是刘邦把江山打下来了，也采取二十级军功封侯制度，最后封了一大批的小地主。军功地主互相之间推选后代去当官，最后形成了许多大的氏族。我就称这个社会是氏族官家主义。氏族官家主义从汉朝到魏晋都一直非常强大，最后由于他们太强大了，到晋朝的时候完成了一次封建主义复辟，把皇帝架空了，八王之乱闹得天下大乱。这些历史经验后人加以总结，隋朝就开始抑制氏族的发展，唐朝也在抑制。他们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了一大批民间的精英，进入了科举制。氏族官家主义就跃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主体的力量是什么？比如说朱元璋打了天下之后，把大地主和大商人基本给灭了。 朱元璋初建的那个社会，我就称之为“小农官家主义”。隔了这么几代人小农就开始分裂，一部分还是小农，一部分成了地主，一部分成了佃农。佃农向地主交租子，地主向国家交皇粮，我就称这个社会叫做地主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有一个经典的社会集团，叫做乡绅，一只脚踩在官场上，一只脚踩在土地上。官家主义比起封建主义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社会基本稳定，暴力浓度降低。晚清垮台的时候军队有多少人？常备军80万，中国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常备军是400万。暴力浓度从过去的30%降到了0.8%，这就是官家主义的优势。中国文明长期处在世界领先地位，就是我们处理好了这个暴力集团之间内部的关系，把那一个个小暴力集团的头领全都给收服了，变成了代理人，变成了官员。于是中国有了一个辉煌的官家主义文明。 吴思（本文为嘉宾2013年8月25日演讲稿，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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