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宇先生:

    这些时读了您借的族谱,  深感城北胡为古黄安建设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可是现在没有人提起和承认.这是不公平的.为此写了一篇论文,准备送到湖北省谱谍学会,争取造一点影响.现将论文稿发去,请您转给你们家族的修谱理事长一阅

吴（胡）氏家族对黄安（红安）建县的特殊贡献

胡永球

湖北省红安县（旧名黄安县）算得上当今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县份之一,“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家喻户晓，“将军县”成为著名的红色旅游景点。然而，关于黄安县建县史上一个家族作出的特殊贡献，并引发的一系列故事，几乎不为人知。笔者觉得不应湮没。从这些故事，可以寻觅到红安人民顾全大局舍家为国的优良传统源头,而且至今仍有现实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声明一点,作者姓胡,但与文中所说的家族无关。写此文不是出于宣传本家族的杂念。)

当年建县的紧迫性

明朝嘉靖以前的中国版图和历史上，没有黄安这个县。据《黄州府志》及清同治8年《黄安县志》等资料记载，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由麻城、黄冈、黄陂三县各拆分一部分土地和居民设置黄安县。

为什么要建县呢？因为现在的红安县这块地方，是黄冈、黄陂、麻城三县的交接处，紧靠大别山，那时交通不便，荒凉偏僻，匪盗猖獗。至今红安县民间一些族谱中，可看到多处有关族人被“毛贼”“匪”掳走的记载。被盗匪残害的百姓到黄冈、麻城和黄陂去告状，三个县的官员都表示，这块地方不归我管。其实当时的县界即使划得不那么清晰，有百姓的地方也应该有行政归属。关键是离行政中心太远，天高皇帝远,管不了。

官府不管，老百姓只好自己组织起来自我保护。至今在红安县的许多山上，还能看到逶迤曲折的城堡遗迹，工程艰巨令人叹为观止，即使用现代机械构筑也不容易。笔者多次到二程镇的龙王山，伏塔山实地察看，龙王山城里的石头房基呈正方形小块，一块约七八平方米。山下百姓说，这一小块当年就是一间房，可供一家人短时间挤住。伏塔山石壁上开凿许多大大小小的石洞,据说也是一家或者几家一洞。土匪猖獗时，山下百姓跑到山城或者山洞里回避一阵子。直到今天，红安县许多地名后冠以“寨”字，就是城堡的意思。县南大城寨下有一山岔名“血成坳”,地名来历是土匪打破山寨后杀光寨内避乱百姓，血水流遍山坳,后人起此名以为纪念。可以想见那时百姓被土匪祸患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这一严重情况首先引起当地知识分子重视。麻城县两位监生秦钺和李大夏，于明朝嘉靖21年（公元1542年）上书朝廷，请求建立一个新县统治三不管的地方。此建议遭到强烈反对，主要是当地乡绅担心建新县加重赋税承担不了。后来在当地出身的户部尚书耿定向的大力支持下，明嘉靖42年（1563年）朝廷正式批准,割麻城的太平、仙居两乡20里甲，黄陂的滠源乡8里甲，黄冈的上中和乡12里甲新建一个县。

吴望鲁帮助解决建县难题

朝庭指定新建县管辖范围同时任命县官后,到任县官的具体事宜，第一就是修建官员办公和居住的县衙。经过勘测，选定了位置，是当地吴黄两姓的祖坟山。给县衙奠基，首先就要挖掉两姓的祖坟。即使在今天，人们对祖坟也是很看重的。如果国家建设需要群众迁祖坟，必须做好过细的工作，并对迁坟经费给予补偿。在古代，挖祖坟是无法容忍的天大事情。何况这次挖的不是三两座，而是两大家族几百年的坟，也没有任何补偿。吴黄两族坚决反对。“两氏裔泣阻不许启迁祖莹。而效力者藉君命煌煌欲倚势用事。”也就是说,督办建县衙的官员准备倚仗皇帝关于建县的圣旨,动用专政工具暴力平坟。眼看一场血腥冲突就要发生。这时,吴氏家族中最有威望的绅士吴望鲁站出来,对族人晓以建县大义,奉劝大家遵旨迁坟。同时,第一个带头把自家祖坟迁走。在他的劝告和带动下,吴姓族人纷纷行动。很快多数坟都迁了，但还有少部分坟没有动,有的属无主坟没人管,有的坟因后人贫穷或者无劳力迁不了。吴望鲁拿出自己的钱资助,使所有本族坟迁移改葬。人多坟多的吴姓迁了,黄姓只好跟着迁。县衙得以按计划动工兴建。

县衙建起后,县官面临第二件大事：建县城。

中国古代的县城与现代意义上的县城有很大不同。最显著的标志,必须有一个围成圈子的城墙,墙外挖深壕灌水,形成护城河，工程浩大。中国有的县城几十年上百年才建成，黄安也建了七年。修筑县城墙围过程中,发现仅靠挖护城河的土远远不够。到远处挖运荒山土石耗费太多,就近毁农田取土,农民肯定激烈反对,弄不好激起民变。县官再次遇到难题。

吴望鲁了解情况后,主动提出,把自家祖传的紧挨城墙的数十亩良田捐献出来,取土筑城墙。从而解决了县城建设又一难题。

吴家对建县的贡献不止上述二事,知县应存初撰写的《赠琏分长房五世东山公家传》写道：“有吴望鲁东山先生者，天佑公之裔也，居城西北隅。余莅任茅茨未剪，官署尚在荆棘中，常馆其家。”县官到一个刚批准建立的县上任，没地方吃住办公，把吴家当临时生活和办公的宾馆。显然，这一经历使县令与吴望鲁建立了私人友谊。同时，吴望鲁得以比当地一般人更多地了解建县的重要意义，因而全力支持。

吴望鲁家族为支持建县作出的牺牲,从他的后代吴守忠修家谱时写的一段话窥见一斑:“我先世策名天府,代纪其人科田蝉联,书香累世,讵自建县遭毁莹之惨,遂渐凌替而迄於今乎。呜呼,我族之不幸,何若是之甚耶。”由此可见，因为建县付出太多，伤筋动骨。家族再也没有恢复元气。

当然不能因此过分夸大吴家在建县中的作用。既然朝庭有命令，那么当地人不论支持或者反对，县衙县城总归是要建的。但是客观地看，吴望鲁的行为使建县过程顺利进行,避免了许多矛盾和冲突。尤其是亲自带头并动员族人迁祖坟的义举，直接救了吴黄两姓群众。否则，群众阻拦挖坟，官方动用专政工具强行平坟，由此带来的血腥镇压，百姓要吃大亏。吴望鲁倾尽家资支持建县,不仅有利于国家和社会,也是为当地群众做了一件大好事。

县官和朝庭对吴家的回报

可能有人怀疑：吴望鲁不遗余力支持建县，不惜带头迁祖坟、捐献祖田、供县官吃住，未必纯粹是为了安定地方的大局,或许有他的个人目的――讨好本县一把手以谋取好处。不过,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看,吴望鲁还真没有这些杂念。

建县的总指挥知县应存初充分肯定吴家作出的贡献。“应公欲与之京，公以老力辞。应公叹异曰：倡义捐田,有功于国,解囊助葬,有功于家。此而不褒,何以劝善?应公悯公行谊,爰名其塘曰培城。赐姓扶氏,颂传以致不没。嗣是子孙遂以为氏。”

这段叙述说明知县应存初为回报吴家的贡献，作了三项工作。

一是邀请吴望鲁进京当面向皇帝汇报，为他争取褒扬。在封建时代，这对于许多人是求之不得的事。可是吴望鲁婉转而坚决地谢绝了。

二是命名“培城塘”，以纪念吴家的贡献。吴家献出用于取土的几十亩良田被彻底破坏，成了一个特大的深水塘，应存初命名为“培城塘”以为永久纪念，同时规定，塘里水和鱼归吴家所有。这件事情最简单，县官一句话就定了。对这个回报，吴望鲁没有拒绝。“培城塘”的名号从明朝叫到今天，直到解放后６０年代，一直是全县最大的水塘。虽然，解放以来建的比该塘大得多的水库多得很，但是在平地挖土形成一个特大水塘，全县没有，全省全国也罕见。

三是给吴家改姓。这件事还是因为应知县向朝庭争取褒扬而引起。既然吴望鲁不愿意到京城面圣，他就谋划向皇帝写奏章，全面阐述吴家在建县过程中的表现。可能应存初还打算请皇帝为吴家的祖上追封一个荣誉，奏章写作过程中，调查吴望鲁祖上的情况,得知吴望鲁祖上原籍江西饶州，祖先吴天佑是明洪武举人,与弟天祥宦游楚北，爱其山水清秀,安家于此。得知这一情况，应存初一喜一忧。喜的是吴望鲁祖上就是本朝开国皇帝时代的举人，奏章中写进去更有份量。忧的是这个名字。“吴姓未为不美。但公祖名天佑,凡人而无天佑则难矣。吴固非无也,字异而音则同焉。”应存初怕皇帝听了这个名字见怪，反而弄巧成拙。他想起上古时有古帝“扶风氏”之姓，就将“吴”改成“扶”，“扶天佑”三个字，一听就是百姓扶佐天子，天子保佑百姓，把封建皇帝与百姓的关系说得水乳交融，皇帝一定高兴。应存初在奏章中将吴天佑改成扶天佑，吴望鲁改成扶望鲁。奏章送上去后，朝廷了解其中原委，体恤黄安官民一片苦心，经过商议，将“扶”改“胡”。其含义是：《逸周书，谥法解》中规定：保民耆艾曰胡。彌年壽考曰胡。六十曰耆，七十曰艾。于是御赐“胡姓”。改姓之举，意味着皇帝肯定吴望鲁的行为保护当地百姓健康长寿，体现了朝庭对吴望鲁家族支持建县行为的充分褒赏。

吴望鲁和族人接受了这一荣誉，全部改为胡姓。同时族人共同商议，虽然遵旨改姓，也不能忘记祖先，后代活着姓吴，死后碑石上刻吴姓。直到今天红安县城北胡家湾全体胡姓人还是这样。

由此可见，吴望鲁支持建县最有可能得到好处的机会，是进京见皇帝，有希望被封个官。他却拒绝了。他接受的两项荣誉都是虚的，没有带来实际的利益。
改姓还产生一些负效应。吴望鲁家族以吴天佑为迁湖北后第一代始祖，当年同时来的还有同胞弟弟吴天祥，定居黄安城南板仓，即今天的永河镇。照说既然吴天佑及其后代都改姓胡，吴天祥的后代也应该和可以改。可是板仓吴坚决不改，还指责城北同族人趋炎附势忘记祖先。直到现代，五百年前是亲兄弟的吴胡两族人,因此而存在隔膜互不往来。其实这个指责很冤枉。吴望鲁家族改姓胡，固然是接受了皇帝赐予的荣誉,可是也不敢不接受啊。吴天祥的后代与改姓事由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不改也没人追究。

此外，在红安县的华河、二程，以及湖北的新洲、鄂州，有多个家族“活姓胡死姓胡”，改姓原因存在多种传说。只有红安城北胡这一支改姓的原因有确凿根据。

黄安县名来历的民间传说

１９２７年，共产党领导黄麻起义胜利，改黄安县为红安县，这是黄安第二次改名。黄安建县开始称为新安县,不久就改为黄安。为什么刚命名不久又改名？据红安县委宣传部胡耿考证，因为“新安”这块土地，古代属于黄国领土，为求“地方宁谧，生民安妥”，县名改称为“黄安”。另外，因为“黄”字在过去是一个很吉利字眼和颜色。
在红安乡下百姓传说中，黄安改县名有一段富于神话色彩的故事。
明朝年间，有一书生耿定向进省城赶考，路过后来的黄安县衙所在地，当时是一片荒凉坟山。他内急了就对着一座坟撒了一包尿，没想到正巧被一个黄姓砍柴人看到了。对方指责；你对着我祖坟撒尿，是侮辱我的祖先，必须烧香磕头赔礼。耿定向争辩：一座荒坟，谁知是谁的祖先，你这是找茬子。两人争论起来，引来更多的黄姓族人把书生打了一顿。吃了亏的耿定向走时发誓：撒包尿算什么，我当了大官，要挖你的祖坟。黄家人当气话，没放在心里。

耿定向此次赴省乡试中了举人，后来官至尚书，接到家乡人要求建县的提议后大力支持。新建县城定在哪里？当时的办法是，在几个候选地的河滩各装一升沙，晒干后用秤称，沙最重的地方定为县城所在地。结果是，现在的红安县华河镇矿山村一个叫张必贵的小村前一条河里的沙最重。为什么没有选那里做县城呢？原来具体勘测决定县城地址的官员是耿定向的门生。耿定向授意：一定要把县衙选在黄家祖坟山上。这个官员第一次用秤称河沙后，借口称得不准；第二次称沙前，他把黄家祖坟附近河里的沙装到木升里，使劲摇晃几下再过秤，当然最重了。从而实现了耿定向年轻时发下的“挖黄家祖坟山”的誓愿。

建县衙挖的不只是黄家坟，还有吴家的祖坟。后来吴家由朝庭赐姓为胡，得到荣誉补偿，黄家却什么也没有得到。黄家后代忍气吞声不敢说什么。黄家祖先在九泉下受不了这口气，就在县衙里作怪，大白天抛沙掷石，到处闹鬼。还向县官托梦，如果不给予补偿永不甘休。县官害怕了编个理由上奏朝庭，改新安县为黄安县。从此县衙太平无事。

这个故事荒诞不经。但是笔者在《胡氏族谱》一篇序言里，看到一些与此有关的痕迹。序言写道，因为县衙所在地原是坟山，“迨县署告竣,辄夜闻彼处鬼泣。遂建土地祠于其上祀之。至今遗迹可考而知也。”上述故事，大慨就是这些记录在传说中被加工充实，逐渐演化而来。它曲折地反映了挖坟山建县衙给当地百姓精神上的深刻伤害。

值得发掘的旅游资源

旅游是当今新兴产业。红安县为发展旅游不遗余力。因为发生闻名全国的黄麻起义，走出三支红军，涌现两百多位将军，红安县被定为红色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几十万游客。然而，在红安的旅游推介材料中，对红安历史上建县与吴氏（胡氏）家族发生的故事一字不提，似乎与旅游没有丝毫关系。即使是红安本地人，大家都知道并且见过培城塘，也不知其来历。
笔者认为，红安县旅游推介中忽略本县建县过程中这段历史的做法，存在认识上的片面性。
稍有文化素质的人到一个陌生地方，都会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历史掌故。中国各地旅游景点，十分重视对历史掌故的发掘推介，甚至子虚乌有的传说都印成宣传资料，拿来津津乐道。黄安建县过程中发生的县城县衙与一个家族的故事，是一种难得的旅游文化资源。４００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至今留下诸多实物，如培城塘、胡家湾活着姓胡死了姓吴的几百家群众，还有县志、族谱上丰富的资料。这些鲜活的史料，有的在全省乃至全国也是少见的。吴望鲁牺牲小我顾全社会大局的精神，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培城塘。据当地老年人说，刚解放时此塘有１００多亩水面，像一个小湖泊。后来填塘造地，当城区垃圾坑，以及修路，到现在只剩下约一二十亩。这点水面肯定保不住了，县里已经计划最近全部填平用于建农贸市场。这种做法很值得商榷。红安县革命遗迹多，但是关于县城历史的遗迹几乎没有。４００多年前倾全县之力筑的县城早拆光。建县时的建筑物（枯且这么称呼），就剩培城塘的一个角。把它彻底填平，红安县城建县时的古建筑还有什么？彻底没有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红安县城扩建，吴望鲁后代居住的胡家湾改为社区。县里命名时，据说为了体现历史文化特点，将胡家湾一带命名为培城社区。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培城塘仅剩的一角留下来，让后代子孙有点实物可看呢？

从旅游宣传的角度来说,红安城北的吴氏家族史本身就是很好的资料。吴天佑兄弟本来住在江西饶州,在全国旅游了许多地方,走到现在的红安,看中了这里水清水秀的美景,于是不再游了,这件事很能证明红安山水的魅力。红安的旅游宣传放着如此有说服力的现成材料不用,不能不说是一种资源浪费。

建议红安县在大力开展红色旅游的同时，注意搜集整理和推介历史文化资源。引导游客参观过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和红军长胜街等革命遗迹后，只需挪动几步,就可顺便看看对古黄安城建设作出贡献的培城塘、胡家湾，听一听吴改胡的掌故，翻一下县志族谱等历史资料。这样做，绝对不会冲淡旅客对红安革命精神的印象，而只会加深对红安人文历史的更深刻理解。

参考文献：

一、《黄州府志》

二、《黄安县志》

三、《胡氏族谱》

四、敕授文林郎知黄安县事应存初：《赠琏分长房五世东山公家传》
五、勅授朝议大夫权贵州大定府事孟正笏：《延陵胡氏族谱序》
六、胡耿：《红安县由来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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