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1844一1927），1844年8月1日生于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祖父是嘉庆年间的举人，父亲也是在咸丰辛亥年中了举。吴昌硕小时候去邻村的一个私塾就学，每天翻山越岭，往返十多里路，风雨烈日，从不间断。

可惜17岁那年，清军追着太平军，从安徽打到浙西，村里一片狼藉。在兵荒马乱中，他跟着父亲一路逃难，途中却与父亲失散了，只得一人到处流浪。

18岁时，他靠给人家做短工过活。找不到活干时，便以树皮草根野菜充饥。就这样，他在湖北、安徽等省流亡了两年，找到了父亲，才一起回到家乡，躬耕度日。耕作之余，便投入书海，家中藏书不多，就设法去借。有时为了借一本书，要行数十里路。借到了书，就是废寝忘食地读、不知疲倦地写。不但写读书笔记，有时碰到特别喜欢的还把整部书都抄录下来，往后反复研读。遇到不懂的地方，必定请教他人，绝不轻易放过。

22岁那年，他中了秀才，但他无意做官，往后决意不再赴考。在30岁到50岁这二十年中，他到处云游，独自去杭州、苏州、上海寻师访友，拜师学艺，长进不少。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在知天命的年纪投笔从戎，入伍协办军中文书事宜。老友任伯年作了一幅《山海关从军图》，记录的就是吴昌硕的从戎壮举。

甲午海战之初，清军奋力迎敌。最后，他随战的军队大败而归。不过，他的性命得以保存，还能在征战途中饱览了祖国的壮丽河山。这样的经历，对他这个追求艺术的人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吴昌硕三十学诗，五十学画，七十成为“诗、书、画、印”四项全能的大师级人物，其作品之多，难以统计。他桃李满门，培养出齐白石、张大千等二十四位大师级艺术家。

在摩天大厦林立的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有一栋园林老宅特别独特显眼。老宅匾额上写着“一代宗师”，这是上海吴昌硕纪念馆所在地。吴昌硕其膝下孝子贤孙，至今四代传承吴门的翰墨文脉。

吴东迈（1886一1963），吴昌硕的儿子，曾任昌明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协上海分会会员、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著有《吴昌硕》《吴昌硕谈艺录》等。

母亲逝世后，父亲吴昌硕大病一场，久治不俞民，吴东迈见父亲哀伤过度，竟割股疗亲，用最传统的孝道为父亲祈福。

吴东迈把一大批精品家藏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浙江吴昌硕纪念馆（全国多地建有吴昌硕纪念馆）等，丝毫不吝惜 这些价值连城的吴昌硕遗墨。

吴长邺（1920一2009），吴昌硕的长孙，吴东迈的长子，国画家，著有《我的祖父吴昌硕》（已四次出版）。

吴长邺从小就表现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读书人的潜质，一直品学兼优。他耳濡目染父亲如何敬重文化，弘扬吴门文风。文化大革命期间，每次红卫兵来家扫荡后，家中一片狼藉。吴长邺不忍直视，叫阿姨处理。阿姨不知如何修复这些残破的字画，只好送进废品回收站。过称一看，阿姨也吓了一跳，被糟践的书画加起来竟有七八百斤之多！若是保留到现在，几乎每一幅都是天价之宝啊！

粉碎“四人帮”后，吴长邺一心投入艺术研究中去。他说得写得，可以脱稿讲两三个小时，也在报纸上发表了诸多文艺评论。但无论是写作还是演讲，他都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念“文革”苦经，不谈负面政治。

有一次，吴长邺应邀去日本演讲，日本记者问完学术问题后，马上把话题转到“文革”上，请他谈谈那段苦难史。吴长邺说：“我国的历史就像中日两国的交往史一样，有愉快的时候，也有不愉快的时候。我是个乐天派，喜欢谈论晴天，谈论太阳和光明。至于阴天和暴风雨，那就不谈了吧。”讲话结束时，总领事激动地冲来握着吴长邺的手说：“吴先生，您不但是个艺术家，也是个外交家啊！”

吴越出生于1958年，书画家，现任上海吴昌硕纪念馆执行馆长，吴昌硕的重孙、吴东迈的孙子、吴长邺的幼子。他的童年是动荡的、也是多彩的。

2010年前夕，吴越想趁世博会的大好契机，建议将偏于川沙的吴昌硕纪念馆移到浦东新区，上海市委市政府接受了吴家的提议，还将新馆的位置定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这块寸土寸金的宝地上。现在纪念馆作为海派文化的地标，吴昌硕在九泉之下也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