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越春秋风云漫 |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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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追根溯源话吴越 距今约六、七千年以前，奔腾的长江在江苏镇江东面入海，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江口逐渐东移，旧有的河网如扇箕张，形成长江三角洲，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文化传统，终于使这里在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了辉煌的吴越文明。 吴越文明，分而言之，为吴方国文明和越方国文明；合而言之，则为吴越文明。我们欲明了吴越文明的性质，还得分别从头讲起。 ? （一)太伯奔吴 司马迁撰著《史记》，将《吴太伯世家》列在“世家”的第一篇。他说：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句吴”，金文又写作“攻吴”或“工吴”，“句(音勾)”或“工”都是发语词，无义。在太伯奔吴之前，吴地还有土著民族“荆蛮”，他们“文身断发”，似乎还没有进入文明阶段，太伯来到吴地后，带来了一些先进技术和思想，离文明时代大约不远了。此时是商代末年。 太伯死后，没有儿子，传位给仲雍，仲雍又传位给季简，季简传位给叔达，叔达传给周章。这时周武王已伐灭殷商，访求太伯、仲雍的后人，便把周章分封在吴地，为诸候。按照西周分封的惯例，吴在此时应该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它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周人输入的。 周章死后，又传了若干代，其世系如下： 周章——熊遂——柯相——强鸠夷——余桥疑吾——柯庐——周繇——屈羽——夷吾——禽处——转——颇高——句卑——去齐——寿梦 ?寿梦之时，吴国称王，开始日益强大，文明得以勃兴。时在春秋中后期。 寿梦以前的吴国史迹多不可考。从上述诸王的名字看，自柯相以下的“强鸠夷”，“余桥疑吾”等人显然不是中原华族的名氏，这表明，来自中原姬姓的太伯之族已开始完成“蛮夷化”的过程，换言之，吴国文明乃是在中原姬周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的冲突、交流与融合之中而产生乃至勃兴的。 考古材料证明了这一点。 在吴国故地今江苏省，大约同时并存两支早期青铜文化，一是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二是太湖地区的“马桥文化”。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都有少量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青瓷器。区别在于，湖熟文化的青铜器发现较多，并有冶铸遗址，铜刀、鼎耳、鼎足的形制与商文化相似。马桥类型的青铜器罕见，未发现冶铸遗迹。在炊器方面，湖熟文化以鬲，为主，鼎少见，无釜。而马桥文化则以鼎为主，其次是釜与，无鬲。马桥类型还有一组与二里头夏文化相似的陶器群，为湖熟文化所不见；而湖熟文化内壁划纹的商文化陶钵，为马桥文化所未见。湖熟文化的石镞为柳叶形，马桥文化的石镞则以扁平三角形为主。湖熟文化有卜骨、卜甲，马桥文化则无。总之，湖熟文化有较多商文化因素的影响，马桥文化则有更多的地方土著色彩。 1930年，江苏仪征破山口出土一批西周青铜器，1959年，南京博物院到破山口作正式发掘，其墓葬形式和出土器物均与中原地区类似。1954年，在江苏丹徒烟墩山发现一座西周墓，随葬物主要是青铜礼器，有鼎、簋、鬲、盂、盘、?、觥等，其中一件青铜器《宜侯簋》，有铭文126字，铭文记载西周穆王封侯矢(ze)宜于吴的史实。铭文还提到封给“宜侯”土地、人民和青铜器。“宜侯”即吴侯，其地在今江苏丹徒市。从而证实了史书中关于周人封吴的史实。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5期；李学勤《宜侯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7期。 此外，在江苏南京、溧水、丹阳、盱眙以及安徽屯溪、浙江长兴等地都出土西周墓葬，说明西周时期周文化已南播到江苏宁镇地区。 除周人墓葬外，江苏、浙江等地还发现了大量土著文化遗址和墓葬。其特点是，墓葬平地起坟土，为土墩墓；墓葬随葬品以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为主，不见或少见青铜礼器。 土墩墓在宁镇地区多有发现，较重要的有溧水县乌山口号墩、宽广墩，丹阳市大仙墩、转水墩、司母墩、五郎墩、马家墩、芋山墩，丹徒县石家墩、四脚墩等。多为一墩多墓，少数为一墩一墓，有些墓葬不见炊器。太湖周围的山上还分布着大量的石室土墩，土墩一般底径10—40，高3—5米；石室多长方形，长10米，宽1.2米左右，高2—6米。出土器物主要为原始青瓷豆。碗、罐、盅，几何印纹硬陶罐、瓮、瓿等。时代从西周延续到春秋中晚期。 即使是一些出土青铜礼器的土坑墓中，往往也伴出原始青瓷器和印纹硬陶。与“宜侯簋”墓相邻的烟墩山2号墓，随葬器皆为陶瓷器，其中印纹硬陶及原始青瓷罐、豆、瓮、瓿等20余件。磨盘墩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随葬品有青铜尊各1件和车马器2组，几何印纹硬陶罐、瓮，原始青瓷罐、豆等80余件，海贝170余枚。值得注意的是，青铜尊为独耳，颇具南方特色。荞麦山墓有石块砌成的长方形边框，随葬青铜礼器鼎、簋、鬲、尊、壶、及车马器，兵器500余件，其中青铜鸭形尊，鸟盖壶、鸟形捉手等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而与之伴出的印纹硬陶，原始青瓷则为典型的土著文化因素。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第107页。凡此皆可说明，在姬周文化与土著“荆蛮”文化的激荡、冲突中，吴文明已经孕育产生了。 (二)越为禹后 越又称“於越”，青铜器铭文写作戊”。“戊”是什么?《就文》：“戊，大斧也”。在浙江嘉兴、余杭曾发现一些有捆扎安柄痕迹的穿孔石斧，其用途有二，一为砍劈工具，二作武器。随着时代的发展，戊逐渐演变成为王权的象征——钅戊。所谓“夏执玄戊，殷执白戚，周左执黄戊，右秉白髦”。其意义就在这里。越国故地，早在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时期，石钅戊就十分发达，良渚时期的玉钅?3戊，制作精良，与玉琮伴出，已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职是之故，生活在这里的古代居民便自名为“越”，北方齐鲁一带的人则读为“於越”。 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大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又说禹会诸侯于江南，计功而崩，于是葬在那里，命名为“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在浙江绍兴，还保留有大禹的宗庙。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 对于这一段记载，后来的学者多表示怀疑。理由是夏在中原，越在东南，上古时期交通不便，夏的军事经济力量不可能到达长江下游东南地区。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们也许低估了上古时期的人们活动的能量。考古发现证明，今天长江下游地区的古文化面貌的确有一些夏文化的因子，夏、越之间的确有许多联系，司马迁的话并非向壁虚拟的无稽之谈。参看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90页。 长江下游地区古代文化在良渚文化高度发达之后，突然消失，代之而起的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判然有别。这支文化在浙北的海宁、海盐、平湖、嘉兴、吴兴、长兴、余杭、宁波等地都有发现。在长兴、吴兴和余杭等县，发现了一批年代可能较马桥文化为晚的青铜兵器，器种有钅戊、戈、矛和剑。长兴青铜钅戊的式样和纹饰具有浓郁的土著色彩。在余杭和长兴两地，都有一种近似匕首的青铜短剑，它的前锋较狭窄或作尖喙状，两叶作亚腰形，剑背中后段的两侧饰云雷纹，剑格和剑茎较粗壮厚实，饰云雷纹或一面铸头戴羽冠的神人头像。其形态与中原地区的剑完全不同，很可能是著名的春秋越王剑的源头。 浙江地区存在较多的土墩石室遗存，有的在土墩内构筑石室或用块石铺底，有的墩内设有石构件，但它们都出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浙江境内土墩遗存中出土的印纹陶，按照器腹成型工艺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器底和器腹一次混合盘筑成形，多人字纹、斜方格纹、斜角云雷纹等。第二阶段为器壁盘筑在平面之上，纹样简化，开始出现米字纹和小方格纹。第三阶段，印纹陶器底嵌塞在器壁之内，代表器物为米字纹或小方格纹的小底坛，薄胎的麻布纹罐、钵和坛。原始瓷器按胎铀特征可分为4种，有若干特征与山东、河南等地出土的原始瓷器风格近似，时代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之交。 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是我国南方地区分布范围极为广泛的古文化因素，包括了今天长江下游的江西、江苏、浙江，长江中游的湖北东南部、湖南南部，以及广东、广西、台湾等地。 《吕氏春秋·恃君览》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言：“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可见这一带的古代居民虽然概称为“百越”，但种族成份仍然十分复杂，社会组织的发展各地并不平衡，其中越王勾践的一支，在中原文明的冲击下，率先进入文明阶段，其时间大约与夏文明相当或略晚。其文明的早期演进情形，由于资料缺乏，我们不能进一步描绘。 二、相煎何太急 夏帝少康封其庶子于越，传了二十代到了允常，允常开拓疆土，开始与吴王阖庐发生矛盾冲突。 公元前496年，允常死，越王勾践继位。吴王阖庐闻讯后乘机攻打越国。越王勾践派敢死队挑战，他们前进到吴国阵地前，大喊一声，然后一齐用剑自杀。吴军看得目瞪口呆。正在这时，越军一齐猛攻过去，吴师阵脚大乱，败于木隽李(今浙江嘉兴西南)，阖庐被射伤，发毒而死。临死之前，他告诫儿子夫差说：“一定不要忘记向越国报仇!”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日夜练兵，准备攻打越国为父报仇。越王勾践得知这一消息，决定先发制人，但由于准备不足，大败于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越王勾践带领五千残兵退守会稽山中(今绍兴、渚暨之间)，吴军穷追不舍，包围了会稽山。勾践准备自杀，范蠡劝谏道：“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不如先送给夫差重礼，好言求和。如果不答应，大王便亲往吴国，充当奴仆，随时待奉吴王左右，以图东山再起。”勾践同意了，便派大夫文种去吴国请降。吴王夫差正要答应，伍子胥在一旁说：“天以越赐吴，不能答应他。”文种无奈，只得返回。 勾践准备杀死妻子，毁坏宝器，以示与吴人决一死战。文种劝谏说：吴太宰贪婪可以诱之以利，臣请至吴，说服太宰。于是勾践派文种带着美女、宝器去贿赂太宰喜否。太宰喜否对吴王夫差说：“愿大王宽赦勾践的罪过，接纳越国的宝器，不然的话，勾践将杀妻子，毁宝器，率五千死士力战，我国的伤亡一定不小。”吴王夫差竟然听从了，接受越国的投降，撤兵回朝。 越王勾践亲自到吴国服役。役满回国后，念念不忘复仇。相传他卧薪尝胆，用以自励；他身自耕作，食不加肉，衣不重采，礼节下士，厚遇宾客，与百姓同疾苦；他任用范蠡、文种，奖励生殖，发展生产。到了他继位的第七年，大夫逢同谏曰：“当今越国已日益强盛，必然引起吴国的警惕。而吴国北伐齐、晋，结怨于楚，名高天下，功多德少。为越之计，不如北结齐、晋，西通强楚，厚赂吴国。如此，吴必有轻越之心。越联合齐、楚，三国伐之，可以一举灭吴。”越王勾践深以为然。 公元前489年，吴伐陈，召陈怀公。前487年，伐鲁。公元前485年，又与鲁共伐齐，救陈，还杀死了谏臣伍子胥。公元前484年又与鲁败齐于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公元前482年，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在会上，夫差以霸主自居，洋洋得意，一定要排在晋国之前血订盟，使华夏诸侯都服从他。 越王勾践看到时机已成熟，便发习战罪囚二千人，精兵四万人，近卫军六千，军官千人伐吴。吴国精兵北上，仅太子带老弱病残留守国都。吴师战败，太子战死。吴人向夫差告急，而夫差正与诸侯盟会于黄池，担心诸侯得知吴师战败对自己不利，便秘而不宣。黄池结盟后，夫差忽忽赶回，使人以厚礼与越求和。勾践估计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灭吴，便与吴国讲和。 公元前478年，越大举伐吴。这时，吴军已疲弊不堪，精锐士卒已战死于齐、鲁，所以越大破吴兵。越留兵姑苏(今苏州市)三年，吴王夫差被迫派使者公孙雄出来请降。公孙雄说：“孤臣夫差敢布腹心，先前曾在会稽得罪于大王，夫差不敢逆天之命，得与君王讲和而归。今君王举玉趾而诛孤臣，孤臣唯命是听，还请大王仿效会稽故事，赦免孤臣的罪过。” 勾践动了恻隐之心，不忍心杀夫差，准备答应公孙雄的求和。这时范蠡说：“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现在天以吴赐越，难道越也要违抗天意么?况且君王卧薪尝胆，早朝晏罢，不就是为了今天吗?卧薪尝胆二十余年，事到成功之日却要放弃，可以吗?违背天意，是要受到惩罚的。难道君王忘记了会稽的耻辱与困顿么?”勾践说：“先生说得好，可是寡人还是不忍心杀使者。”于是范蠡击鼓进兵，吴使者哭着逃走。勾践可怜他，派使者对吴王说：“寡人已在甬东(今浙江舟山)为你安排了百户人家，颐养天年。”夫差回答说：“谢谢君王的美意，我年事已高，不能服事君王。”于是自杀身死。公元前473年，越灭吴。 吴越相争，是春秋后期历史上最动人的一幕，透过吴越相争的表面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吴、越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史实。 西周时期，茅山以西的宁镇地区为吴文化区，茅山以东的太湖地区是越文化区，二者泾渭分明。大约从春秋早期开始，宁镇地区的文化面貌发生明显的越化倾向，而太湖地区则受到吴国青铜文化的影响，二者逐渐融合趋向一致。 根据历年在镇江地区发现的土墩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刘兴、吴大林《谈谈镇江地区土墩墓的分期》，《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一期为西周时期，墓葬多出土青铜器，其风格类似于中原地区。原始瓷器品种不多，罐、碗都很少，但普遍存在原始瓷豆，这种瓷豆在中原地区的西周墓中经常发现。在炊器方面，多见夹砂陶的鬲、鼎，而无釜。多数鼎带有角状的把手或钩状的装饰。第二期为春秋早期，第三期为春秋晚期。宁镇地区的古文化从第二期开始发生突变，主要表现在：第一，原见于第一期的青铜器逐渐消失，代之以大量的原始瓷器。第二，在食用器方面，第一期普遍流行的豆、鬲为第二、三期碗和釜所取代。 鬲绝不见于太湖、钱塘江流域越文化区，釜则是越文化的典型器物，这种变化，当是吴文化受越文化的冲击、影响的结果。第三，鼎虽为三个时期所共有，但第一期中富有浓郁特色的角状把手和钩形装饰到第二、三期消失殆尽，鼎的形态，也与东面的太湖地区趋于一致。 与宁镇地区的古文化在春秋时期开始“越化”相呼应，吴文化在春秋时期也开始东渐太湖流域越人地区。 吴文化区别于越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出土有大量青铜器。发现于太湖地区，具有吴文化特点的青铜器，还没有早于春秋晚期的。其中，苏州地区具有吴文化特点的青铜器，上限只能追溯到春秋晚期。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167页。 1985年，江苏武进县奄城城内河出土一批青铜器，有尊3件、三轮盘、牺、三足各1件、句钅翟一组7件。这些青铜器与宁镇地区西周青铜器相比，具有较多的东南地方特色。其时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1979年，江苏无锡发现两件铜簋，均为侈口、束颈、浅腹、圈足，腹部两侧有对称的套环形双耳。一件簋腹中间并有对称的两组凸出的乳丁，器物满饰规整的几何纹，具有春秋时期的装饰风格。 1977年，苏州城东北出土青铜鼎一件，鼎上盖着一只红陶罐，鼎内装有钅和、锛、锄、镰、斤、矛、镞等青铜器共54件。年代在春秋后期或春秋战国之际。 1975年，苏州市虎上山附近的一座土坑竖穴墓出土鼎、壶、豆、香、鉴、等青铜器，考其形制皆属春秋战国之际的器物。同年在苏州市发现青铜兵器及工具共20余件，年代亦在春秋末年至战国早中期。 此外，1975年太湖消夏湾出土的剑、矛等青铜兵器。1978年吴县东太湖横泾出土的铜剑，1979年吴县洞庭东山围垦地出土的铜戈，1980年吴县枫桥镇何山出土的?、簋等铜器，1974年吴江县九里湖出土的铜尊，1978年吴江县梅堰太浦河出土的铜钩，都是春秋战国时器物。 1975年，浙江绍兴县凤凰山发掘两座土坑竖穴墓，均为一椁一棺，随葬品有青铜兵器、漆木器和几何印纹陶。其中2号墓还出土了鼎、、豆、敦、壶、鉴、盘、一整套仿铜陶器，时代也在战国时期。 相对而言，青铜器比较能够反映社会上层的文化面貌，陶器则能反映下层社会的文化面貌。春秋时期，吴国故地和越国故地的文化交互影响，无论是青铜器还是陶器，其风格已趋于一致，从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统一的吴越文化。 三、刚柔相济的文明特征 长江下游地区的古代物质文明中，最为源远流长，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稻作与丝织。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已是我国乃至世界的水稻栽培中心，春秋战国时代吴越争霸所赖以支持的经济基础，首先在于稻作文明。 198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定海蓬芜新村发掘到东周时期的炭化稻谷遗存，从发现的稻谷看，谷粒形状大小与现代栽培稻基本相同，在有的谷粒上还留有清晰的谷芒，据鉴定，在这批炭化稻谷中，有粳稻和籼稻二个品种，二者之间的比例以粳稻为多，有少部分谷粒比较瘦长，似为籼型品种，它们都属于人工栽培稻。王和平《浙江定海县蓬芜新村出土战国稻谷》，绍兴出土的越国青铜农具，有镰、锄推割器和铲形器5种，其中以锯镰最富特征。在古代，青铜属于贵重金属，青铜农具在使用后多半回炉重铸，考古发现的数量并不多，据统计，解放后发现的青铜农具共55件，其中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安徽共发现49件，几占90%。云翔《齿刃铜镰初论》，《考古》，1985年3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越农业经济的发达。 吴越之地，古称“扬州”，而扬州古代“宜稻”的记载早已著称于世。《越绝书·吴地记》说：“摇城者(在今江苏吴县)，吴王子居焉，后越摇王居之，稻田三百顷，在邑东南，肥饶水绝。”《越绝书》在记载吴越争霸时，还经常提到“农桑”、“蓄积”问题，把它看作胜败的关键。《越绝书·计倪内经》曾详细记载各种谷物的流通办法，其文曰： “甲货之户曰粢，为上物，贾七十。乙货之户曰黍，为中物，石六十。丙货之户曰赤豆，为下物，石五十。丁货之户曰稻粟，令为上种，石四十。戊货之户曰麦，为中物，石三十。已货之户曰大豆，为下物，石二十。庚货之户曰禾广，比蔬食，故无货。辛货之户曰果，比蔬食，无贾。 ?越国种植的农作物有粢、黍、赤豆、稻、麦、大豆、禾广、蔬菜、水果等，除后三者外，其他农作物产品均已成为商品生产，进入流通领域。其中尤其是“稻粟”被“令为上种”，表明水稻种植有别于其他农作物，而居于主导地位。 吴地栽桑养蚕，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春秋时期，桑蚕业已成为吴越比较重要的经济事业。《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楚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吴楚二国因边境采桑发生纠纷，竟导致双方拆诸武力，可见蚕事业的重要性。据《吴县志》记载，吴国阖庐夫人墓中，“尤异者有多蚕、玉燕各千余双。”将蚕作为国君夫人重要的陪葬品，亦足见蚕桑业在当时人心目的地位。 吴越物质文明的另一项重大成就，是发达的原始瓷器。 原始瓷是从印纹硬陶直接发展而来的，是现代瓷器的前身，但有别于现代瓷器。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原始瓷(Proto Porcetain即加釉硬陶)的烧造，当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现了瓷器，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85年8期。就现有的考古资料而言，南方最早的原始瓷标本出土于江西吴城第一期，约当商代前期偏晚。西周时期，南方的原始瓷进入鼎盛期，1983年浙江衢州西周早期土墩墓，出土原始瓷器13件；1981年浙江义乌西周晚期墓出土原始瓷器更多达100余件；与之邻近的安徽屯溪，1959年亦曾出土原始瓷71件，进入春秋战国以后，原始瓷在长江下游地区出土数量更多，分布地区更广，种类更多繁多。 1983年，浙江海盐县出土一批编套的原始瓷乐器。内有甬钟13件，句钅翟12件，铃11件，鼎5件。原始瓷已从日常用器扩展到礼乐器范围。在绍兴、萧山一带，还发现密集的古瓷窑址。在绍兴富盛长竹园窑址，现在面积为南北长200米，东西宽40米。在窑址南部已暴露出南北并列的窑床遗迹2处，每处都有上下相压的龙窑5条。很可能是越国官营的手工业作坊。 根据对镇江所出春秋时代原始瓷所作分析鉴定表明，其烧成温度已达1300°C左右，化学成份已与东汉时期的青瓷片几乎完全一致。我国历来发现的原始瓷器，器表所施的釉，都呈青灰色或黄绿色，因此又称为“原始青瓷”。现已发现的最早生产青瓷的地点是浙江上虞，时代是在东汉。吴越原始瓷的发达，为探索我国瓷器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也是吴越文化对中国古代文明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吴越青铜兵器天下闻名，著名的冶匠有欧冶子、干将、莫邪；善于剑术的有袁公、越女；还有相剑名家薛烛等。相传吴越有5把名剑：第一为湛卢，第二是纯钧，第三是胜邪，第四名鱼肠，第五叫巨阙。在造纯钧之时，“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雨师扫洒，雷公击橐；蛟龙捧钅卢，天帝装炭；太一下观，天精下之。”欧冶子乃集天地之精华，铸成此剑。相传欧冶子铸剑地点在今浙江龙泉县城南秦溪山下，那里原有剑池亭、剑池湖、七星井等古迹。时至今日，“龙泉宝剑”仍是不可多得的名优产品。 上述5把名剑都是越剑，后来有的流入吴、楚等国。专诸刺杀吴王僚所用的宝剑就名为“鱼肠”。1965年12月，在湖北江陵纪南城遗址7公里处的望山一号墓里，出土了一柄装在黑色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该剑寒光闪闪，毫无锈蚀斑痕，轻一挥，20余层纸应声而破。剑身一面近格处有鸟篆铭文两行8字，文曰：越王勾践自作用剑 此乃一代霸主越王勾践所用宝剑。面对这把寒光逼人的利剑，不禁使人想起曹丕诵剑的名句：“越民铸宝剑，出匣吐寒芒。”此剑现藏荆州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1977年，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器实验室等单位，利用质子χ荧光非真空分析，对越王勾践剑进行无损伤测定，得知该剑各部位是由铜、锡、铅、铁、硫、砷诸元素组成，并且各部位元素含量各不相同，剑脊含铜较多，韧性好，不易折断；刃部含锡高，硬度大，锋利无比。由于脊部和刃部成份不同，在铸造过程中采用了复合工艺，先浇铸含铜高的剑脊，再浇铸含锡高的剑刃，这是因为剑脊的熔点高，可以承受第二次浇铸的高温而不致溶化。越王勾践剑的剑身布满了很精美的菱形图案，由于受到硫化铜的保护而没有锈蚀，由于硫化铜的腐蚀作用，在剑身形成黑色斑点花纹。这种复合多属铸造技术，在秦汉时代已经失传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只到近代才开始使用这种工艺。 越王勾践剑并非孤品，1961年在山西出土的“王子于欠戈”，1959年在安徽出土的“攻虞太子姑发剑”，1983年在山东发现的“工虞王剑”，1980年在安徽霍山县出土的“攻吾攵王夫差戟”，1984年在江苏丹徒县出土的“余昧矛”，1964年在山西晋墓中发现的“吴王光剑”，1978年在安徽南陵县发现的“吴王光剑”，1976年在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剑”，1983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吴王夫差矛”，1979年在河南淮阳出土的“越王剑”，1959年在安徽淮南市发现的“越王者旨於赐剑”，1973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州勾剑”，以及众多传世的吴越青铜兵器，无一不是铸造精良的精品。《淮南子·修务训》说：“夫纯钧、鱼肠之始型也，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及加之以砥砺，磨其锋，则水断龙舟，陆光甲。”这段略带夸张性的描写告诉我们，著名的越剑从模子里浇铸出来时，还只是“始型”，只有经过“砥砺”、“磨”等加工手续后，才能使它坚固锋利异常。吴越青铜兵器不仅表现了高超的冶铸水平，同时还表现了吴越工匠的神秘的技艺，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吴越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风尚喜好。《说苑·善说》为记载这样一则故事：鄂君子皙驾船外出，作越地之游，越人拥辑而歌，唱道：“滥兮扌卞，草滥予，昌木玄泽予，昌州州，湛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足俞，渗随河湖。”这一段歌辞，不仅我们现代人无法知晓，就是当时与越邻近的楚国鄂君，也懵然无知，于是请来精通越语的翻译，翻译过来的歌辞竟是这样：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说君兮君不知。 多么美妙的歌声!难怪鄂君子皙要被她感动了。 根据现代学者研究，古代越人说一种“胶着语”，一字有多音节，不象古汉语是单音节。我们试着吴越民族的人名和地名，人名有：余祭、余昧、句余、州于、掩余、余桥疑吾、屈羽、夷吾、无余、无任、无强、无诸、译吁宋、鼠石与、余喜、者旨於赐……。国名和地名有：句吴、攻吴、工吾攵、攻虞、於越、干越、句容、芜湖、无锡、余干、余姚、乌程、余暨、无盐、余不、余渔、余英、姑苏、姑复……这些人名和地名，今天已难知其确切含义，反映了古代吴越文明的独特意蕴。 与吴越民族独特的语言相对照，吴越民族的文字多为“鸟虫书”或称“鸟篆”。 “鸟篆”主要铭刻在青铜器上，在过去的金石著作中，曾见过一些传世品，如越王勾践之子剑、越王州句剑、吴王光剑等等。50年代以来，“鸟篆”铭文的器物屡有发现，如1957年浙江绍兴出土的“越王矛”，1959年安徽淮南市发现的“越王者旨於赐剑”，1964年山西峙峪出土的“吴王光剑”等等，已不下数十件，除极少数为青铜容器、礼器外，绝大多数为剑、戈、矛等兵器。 “鸟篆”的文字结构，同商周金文的篆书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鸟篆”在书写的形式、风格上略作改变或装饰，它在一原字之外加一鸟或二鸟作为装饰，有的似鸟形，有的参以兽形，有的为二鸟对峙，有的长尾垂立，奇诡多变，极难辨认。 “断发文身”是吴越民族最典型的习俗。太伯、仲雍奔吴，顺应当地风俗“断发文身”，公元前484年，齐国与吴、鲁联军作战，齐将公孙挥命令他的部下说：“人寻约，吴发短。”这是什么意思?原来，齐的敌方是鲁、吴，鲁人留长发，首极可以用头发纽结在一起；吴人头发短，只好特别为他们准备好绳子，用来联系首脑，此时已是春秋末年，而吴人仍有“断发”习俗。 越国“断发”的记载更多。《墨子·公孟篇》说：“越王勾践，剪发文身。”“剪发”就是“断发”。越灭吴后，在与中原国家正式交往中，仍坚持这一习俗，以表示国家的尊严。《说苑·奉使》曾记载，越国使臣出使魏国，按照越国的习俗献给魏王一枝梅花作为见面礼，魏王觉得不可思议，说：“难道有将一枝梅花送给国君的吗?”并且派人对诸发说：“大王有命，客人戴帽就以礼相见，否则免谈。”诸发反驳道：“我们越国也是天子所封，处在大海之滨，与蛟龙为伍，所以断发文身，像龙子的形象，以避水神。今日得使魏国，不料魏王却命令我等戴上帽子然后相见。假使他日贵国出使敝国，我国君王也下令说：‘使者必须断发文身然后相见。’贵国觉得如何?” 所谓“断发”，就是剪断头发；所谓“文身”，就是在身上刺上花纹图案。中原华夏族认为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得随意毁伤。头发一长，使束起来，戴上帽子，这种礼节古代叫做“冠礼”。南方天气炎热，经常与水打交道，水中“蛟龙”时常为害，所以他们便将头发剪短，在头面身体各部位刺纹涂彩，以便恐吓“蛟龙”，取得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断发文身”本来是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风俗习惯，在北方中原地区视发肤为父母所赐、乃天地精气所凝结的人看来，当然要大惊小怪，看作是“刑余之人”了。 吴越的发式除“断发”之外，还有一种“椎髻”。《吴越春秋》记载吴王寿梦朝周，听周公讲述三代礼乐，而寿梦却说：“寡人身处蛮夷，只以椎髻为俗，哪里知道这些!”不仅吴人“椎髻”，越人也是如此。《史记·秦始皇本纪》就记载南越王赵佗“椎髻箕踞”而见汉使。1984年在浙江绍兴发掘的越人墓，墓中随葬一铜屋模型，屋内有6个乐俑，有的跪姿击鼓，有的站立吹笙，6俑皆无衣着，裸以为饰，头上发型皆作束发矮椎髻状。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1期。 由于南方地区河湖纵横，水网密布，吴越民族还善于用舟。《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就曾说过：“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淮南子·齐俗训》也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吴越民族所用的舟，是一种俗称为“舟令”的小舟，《淮南子·主术训》说：“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舟令舟而浮于江湖。”注：“舟令舟，小船也。 ”意思是说，越人善于乘驾舟令舟小船，出没江湖风波之中，汤武不习水舟，虽然圣明，也无可奈何。 吴与越为世仇，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而吴越之间的战斗也多在水上进行，公元前478年，越伐吴，吴国在笠泽(今太湖，一说即今吴淞江)防御，夹水而阵；越王勾践将部队分为左右二支，或左或右，鼓嗓而进，吴军分兵御之，越王以三军“潜涉”直击吴中军，吴军大乱而败。所谓“潜涉”，就是后来的水师。《越绝书·吴内传》称：“越王勾践，反国六年，皆得士民之众，而欲伐吴。……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庐者，越人谓船为须庐”。可见越人还有名为“须庐”的船。 除舟令、须庐外，越人还有大型的楼船和戈船。《越绝书·计倪内经》说：“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念楼船之苦，涕泣不可止。”同书《外传记地传》称越有“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规模相当大。而吴国则称军船为“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各有不同的用途。据记载，大翼船长10丈，小翼船则仅9尺。 本世纪70年代，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就曾出土有木船桨，表明吴越地区早在七千年前就已经能够制造独木舟了。此后，在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和江苏圩墩等遗址中均有木船桨出土，吴越民族造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许多国内外著名学者通过详细的考察和深入研究，认为早在距今四千至六千年之间，越人不仅开辟了东南沿海航线，与台湾、东南亚等地有了密切的交往和联系，而且还远航到大洋洲，美洲等地，传播东方文明，奠定了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基础。 吴越文明在长期争霸过程中还发展了高超的智慧。其代表人物是计倪和范蠡。 相传计然姓辛氏，字文子，又名计倪。他的祖先是晋国的亡公子，计然曾南游楚、越，著有《计然》一书，今已失传。其主要思想散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和《越绝书·计倪内经》等书篇中。 当越王勾践被困于会稽山上之时，向计然询问对策，计然说：“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所以当岁星在金时，天下丰收；岁星在水时，天下‘毁’；岁星在木时，天下饥荒，岁星在火时，天下旱。发生旱灾时，准备舟辑；天下水灾时，准备好车马。这是自然变化的道理。自然之道，每六年有一次大丰收，每六年发生一次大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由此可见，计然是用天道的变化来解释人事的祸福。所谓自然之道，首在于阴阳。阴阳万物，各有纲纪，日月、星辰、刑德，变为吉凶。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人君据以建立历法朔望。人事凡有所举动，必须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顺之者有德，逆之者遭殃。当自然变化为“阴”时，圣人应收敛财富，准备积蓄；阴尽为阳，应急卖六畜财货，益收五谷。如此，则能做到国富民强，达到争霸的目的。 计然用阴阳自然变化解释人事，还只限于聚敛财货等经济方面。他的学生范蠡则发扬光大，将计然的学说推及于人事的各个层面。 范蠡字少伯，楚宛郡三户(今河南淅川县西北)人，后游越国，与越王勾践深谋二十余年，最后灭吴，报会稽之耻。《国语·越语下》记范蠡的思想说：“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所谓“持盈”，是指法天之道，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圣人应随天道而行，叫做“守时”，时行则行，时止而止。天时未到，勉强有所行动，只能招致失败。所谓“定倾”，是指人事而言。当越国战败之时，被困于会稽之上，形势岌岌可危。此时应该对吴国“卑辞尊礼”，送给吴王“玩好女乐”，尊重他，甘心做他的奴仆。用甘言美辞使敌人骄傲，用“玩好女乐”使敌人荒淫懈怠，然后可以一举击垮对手。所谓“节事”，是指遵循土地之性。举凡世上一切，唯大地能包容万物，不偏不倚。物有美恶，各有所宜，皆成以养人。时候节气不到，强行拔苗生长，只会适得其反。圣明的君主应因地之宜，开辟田野，充实仓廪，使地无遗利，人无闲夫，抚民保教以成大事。 天地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三者之中，人最重要，“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天地的变化应与人事变化保持一致，君主的行为举措要符合天体运行的自然规律，违背了自然规律，就会有不祥之灾，这就叫做“强索者不祥”。但当天时有利，君主无所行动时，也会遭殃。“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因为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 天地人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三者缺一不可，重点是在人事方面。所谓“夫人事，处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这是范蠡思想的最好概括。 计然和范蠡的思想的一个共同点，是把对宇宙天地的揣摩和理解，作为他们的自然与社会知识的基础和依据，并以“天道”作为人事解决的终报依据。这种思想体系在我国属于早期道家的范畴，其中还掺杂着明阳数木的色彩，或可称之为“古道者之学”。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9页。 范蠡在灭吴之后，感到盛名之下，难以久居，又以为勾践的为人，可以共患难，不可同享安乐。于是收拾行装，向勾践辞行。他先到齐国，变姓名，自号“鸱夷子皮”，运作他的“天地人”理论，“苦身努力，父子治产”。没多久，便聚积数十万家产，发家致富了。后来又到陶地(今山东定陶)，自称“陶朱公”，“侯时转物，逐什一之利”，没多久，又发家致富，“致赀累巨万。”天下称之为“陶朱公”，陶朱公也成为富人的代名词。 四、大江东去 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于是领兵北渡淮河，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州(今江苏泗洪南)，将淮上土地归还楚国，将泗水以东方圆百里的土地给鲁国，归还吴国原来侵占的宋国领土。当此之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以东，诸侯朝贡，周天子也派人赐礼，越国盛极一时，越王勾践也号称霸王，跻身于春秋五霸的行列。 勾践死后，越国盛极而衰，见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室又传了数代： 勾践——鼯与——不寿——翁——翳——之侯——无疆 王无疆之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原诸国争霸。楚威王于是兴兵伐越，大败之，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以至浙江(今钱塘江)，越人四散，有的立为王，有的立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国势更加衰弱。 到了楚怀王时期，越国一度复兴，《战国策·楚策三》记杜赫对昭阳说：“(楚)东有越累，北无晋而交未定于齐、秦，是孤楚也。”时在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 1977年，河北省平山县发掘的战国1号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说：“昔者吴人并越，越人修教备保，五年覆吴，克并之，至于今。”据考证，所谓“至于今”，是指公元前313年。说明越国此时仍然强盛。 楚怀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05年)，越国发生内乱，楚国再次打败越国，占领了越国的大部土地，并派军进驻钱塘江以南的一些地方。此后，越人虽有一些零星势力存在，但已经没有多大作为，作为国家文明形态，已被纳入到楚文明的势力范围，显赫一时的吴越文明，终于消亡了。 1978年3月，在苏北清江市南郊发现一座战国中期偏早的木椁墓，木椁内分隔成四厢，已完全是楚墓的作风，但墓中随葬的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则仍保留着越文化的传统。这大约是楚威王伐越后不久的遗留。 1980年10月，在江苏武进县孟河乡发现一座土坑竖穴墓，出土青铜器鼎、盒、壶、盘、组合，木棺四周填以青膏泥，已经完全是一座楚文化墓葬，时代在战国晚期。 在无锡，曾出土战国晚期楚“鹅陵君王子申”诸器；在吴县，也发现有“楚叔之孙途为之?”；而在上海地区战国晚期墓葬中，印纹陶逐渐消失，出现了具有楚文化特征的鼎、豆、壶和泥质郢爰。 与长江下游地区考古学文化在战国中晚期逐渐“楚化”相对应，在楚国故地则发现了大量的吴越兵器；计有： 1.吴王夫差剑1976年出土于湖北襄阳 2.吴王夫差矛1983年出于湖北江陵 3.越王勾践剑1962年出于湖北江陵 4.越王盲姑剑1979年出于河南淮阳 5.越王者旨於赐剑1986年出于湖北江陵 6.越王州句剑(之一)1973年出土于湖北江陵 7.越王州句剑(之二)1980年出土于湖北秭归 8.越王州句剑(之三)1977年出土于湖南益阳 9.越王州句剑(之四)1936年出土于湖南长沙 吴越王者兵器在楚国腹地大量出土，可能是楚国曾经攻破越国都城所缴获的战利品。吴越故地、长江下游地区自战国中期开始出现明显的楚文化因素，到战国晚期逐渐取代几何印纹硬陶而成为主流文化，这一过程，与古文献中记载的楚败越的过程是相一致的。这也表明，吴越文明在历经数百年风雨艰辛、血与火的考验之后，终于融汇于更加博大的楚文明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