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亏待吴法宪。在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时,经林彪推荐,吴法宪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出任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同时,继续担任空军司令员,成为林彪在军队中的重要亲信之一。
庐山翻船,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在1970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吴法宪紧跟林彪。早在庐山会议前在北京讨论四届人大宪法草案(当时吴法宪参与宪法起草工作)时,吴法宪就按林彪的意图,提出要在宪法上写上“四个伟大”和“三个副词”。为此,他还和张春桥发生了正面冲突,二人吵架时,吴法宪还拍了桌子。这次庐山会议,吴法宪更成了林彪在会议上发难的急先锋。他在西南组会议上发言时,站起来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和领会,建议各组再放一遍他的讲话录音。”吴法宪还在另一次发言时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时,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直发抖。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 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我们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林彪一伙的阴谋。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陈伯达,实际上矛头指向林彪。毛泽东还作出了停止放林彪讲话录音的决定,这对林彪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会后,毛泽东还责令林彪手下的“大将”写检讨。
吴法宪不得不写检讨,并送毛泽东审阅。
庐山会议后,林彪通过叶群,告诉他手下的“大将”:事情都往陈伯达身上推,就说上了陈伯达的当。吴法宪自然按林彪的这个意思去做。再者,吴法宪对于让他写检讨,心中也不服气。有这种心理,他写的检讨也就不实在。对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很清楚。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看了吴法宪的检讨后,在上面写下了不少批语,对吴法宪进行了严厉批评。
吴法宪在检讨书的一开头写道:“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一篇最精辟的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一针见血,深刻地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动本质。学习后,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使我猛醒过来,认清了陈伯达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和他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妄图分裂党,夺毛主席、党中央的权的罪恶阴谋”,“明白自己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吴法宪在信中还揭发了陈伯达在庐山上的一些活动。
接着,吴法宪写道:自己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引用了论天才的材料,“没有查证核实,没有同对方正式商量交谈,又没有准备稿子,由于我有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情绪,话匣子打开后,越讲越多,造成了严重后果”。“在庄严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吴法宪在这里讲自己事先没有请示林副主席,显然是假话,是为林彪开脱。
毛泽东看出了吴法宪检讨中的这一问题,在吴法宪写的“在庄严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这句话下边画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下批注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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