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菜不怕苦 健康我做主。古人的理想“农夫、山泉、有点田”已悄然成为现代人一种消费时尚。几年前，网络游戏“开心农潮曾经在城市白领中风靡一时。许多人不分昼夜投身其中，乐此不疲。如今为了吃上放心安全的食物，城市白领又开始掀起种菜旋风，把“开心农潮由虚拟版变成了现实版。

现在的食品安全真的不让人放心，鸭20多天就能出栏，鸡是50多天长大的，猪只要四五个月就可以长到200多斤，菜原本40天一茬，现在20天一茬。化肥、农药残留，没有菜香味……仅凭直观和感性认识，加以常识判断，生产过程的安全性就足以打个问号。

有一次，一位生意人到昆明附近的一个大型养鸡场找朋友，场里的鸡养得非常肥壮精神，到了晚饭时间，养鸡场老板热情款待，却未选用自家养殖的鸡，而是专门派人驱车到10公里开外的村中购买土鸡，老板坦言：“说句实话，我自己从来不吃我们养的鸡，全都是激素催出来的。”

还有一次，这位生意人携家人到一农户家做客，路边田里嫩绿的黄瓜格外诱人，8岁的女儿有些想吃，结果热情的农户却摆摆手，转身给小姑娘递上一个西红柿，“那个黄瓜是卖给别人的，下（农）药下得厉害，吃不得，这个西红柿是我们家自留地里的，很干净。”

“种菜的不吃自己栽来卖的菜，养殖户不吃自己养了卖的家畜。”有太多农户种两块地：一块地生产出来的蔬菜用来卖到市场上，一块则供应自家人食用。前者普遍滥施农药，后者多半只用农家肥，品质大不一样。

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即社区支持农业，CSA理念1970年代起源于瑞士，之后逐渐在欧美日兴起。本世纪初，我国一些NGO组织以环保、支农扶农的名义将CSA农场引入国内。但直到2008年，由于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成功，这一模式才开始在国内得到推广。近几年在食品安全危机背景下，全国大中城市逐渐兴起这种新型农场运营模式。在该模式下，城市居民与农场签订份额订购协议，并预付款项，由农场定期提供生态型食材，两者间由此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风险共担的关系。由于农场提供的食材价格较高，服务对象为城市中高收入人群，因而这一模式又被称为“中产特供”或“民间特供”。
　　
按照产品标准来说，农产品一般有三个等级：无公害、绿色和有机。有机食品不使用化学农药和肥料，所以在口感上更加原汁原味，讲究自然的原生态;绿色食品相对来说保存时间较长一些，但是与有机食品相比，也并没有直接的区别。绿色食品一般执行国家绿色食品标准，在特定时间、特定量的要求下，允许使用一定的化学农药和化学肥料;无公害食品主要是执行无公害的相关标准，这个标准更宽泛一些。

一些CSA农场的蔬菜虽然健康安全，但卖相比较“逊色”。蔬菜不打农药，虫眼肯定少不了。在品相上也确实不能与施了化肥、农药的蔬菜相比。此外，CSA模式的核心理念是“风险共担、收益共享”，这就意味着消费者需提前付费。目前还是有很多消费者不太习惯这一模式。如何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信任，是CSA模式在中国实践探索时“必须跨过去的门槛”。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类CSA农场的创办者大多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有的甚至是“海归”。可以说，CSA农场在中国的出现与传播具有一种天然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理想除了“让更多人吃上健康的食材”外，还有另一层含义：改变农民与农业的社会地位。每一位CSA农场的创办者在最初都有着美好的愿景，他们认为，尽管农场提供的有机食材价格偏高，但对于中国2-3亿渴望获得放心食材的中产阶级来说，价格并不是个问题。

北京爱播农场总经理吴威对中国新闻周刊网介绍，现在的有机农场一般都不怎么盈利，"一般做这个行业的人都普遍有点小理想，有点小爱好。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做起来其实挺艰难的。"

在国外，欧美地区的有机食品大约比普通食品贵30%，而在中国国内大概会贵3至5倍。这是因为发达国家普通食品的品质足够好，诸如日本等国家，非有机食品的等级已经很高，所以有机食品的需求量有限，价格也差别较小。而在中国，普通蔬菜就因为品质本身差而定价低，所以有机食品作为稀有产品，价格自然就高了。

如今，CSA农场已经在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的郊区实质存在。而其数量，由于更替速度过快，每年都有许多农场成立与倒闭，并未有机构做出过准确统计。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大多数CSA农场的运作都困难重重，处在惨淡经营之中。如今，CSA农场已经在北京、上海、成都、深圳等超过60个城市的近郊广泛存在，但它们大多经营不善，处于亏损状态。

比如，自2010年创办以来，广州丹升农场的投入已经超过400万元，现在每月仍亏损近10万元。丹升农场租地约500亩，但由于生产的蔬菜卖不出去，现在只开发了其中的50多亩。创办者李滨江说，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一方面对频发的食品安全危机不满，另一方面却又对CSA农场生产的有机食材不信任，“价格虽然高一些，但他们不是没有钱，主要是不信任。”在蔬菜有机认证上，“一个蔬菜品种的有机认证费差不多要1万多元，40个品种的蔬菜就要50万，这笔钱我们根本付不起。并且，得到了有机认证之后，销量也不见得就好。我只能等待，等待城市里那些买得起有机蔬菜的人在农药的戕害下终于活不下去了，我或许就能活下去了。”

消费者对食品的信任度不高，这来自多方面的原因：生产者的问题、监管者的问题，也有消费者自身认识的一些误区。有机食品一般是靠口碑传播较多一些，都是"圈里人"互相推荐订购。

CSA农场普遍亏损并不仅仅局限于广东地区。在2012年12月于北京举行的第四届CSA大会上，与会的农场主都表示，各地CSA农场经营普遍不乐观。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在会上发言说，CSA在小资的海洋里独舞，但跳得很艰难……更多的所谓中产阶级已经在为房贷所折磨，暂时还顾不上菜篮子。”
　　
“租一块地，雇上一些农民为本单位、本企业、个人或自发性的组织种植蔬菜、养殖家禽，在国内许多地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云南省农科院专家李云寿告诉记者，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像这样的自供农场越来越多，这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管理的自供方式，可以视作工业食品体系下的另类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

而在农业专家看来，这并非孤例，食品安全倒逼下，一种新的食品自供、直供、特供模式在特定的人群和组织中悄然兴起。原因在于社会群体之间的不信任加剧，社会对食品生产者生产过程和方式的不信任；生产者和终端消费者对流通环节的不信任；社会对监管层的不信任。

李云寿认为，这种最原始、最质朴的小农生产方式，保证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一，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而且，农村大量闲置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也使得租地雇人种菜或养殖无需大费周折。（农村的农田在不改变种养性质的前提下，按照市场价值的规律在尝试着这样、那样新的生产方式，农场的剩余劳动力也获得不用离家的就业机会）

李云寿感慨，这对于解决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问题仍具有启发意义，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这一现象背离了社会分工细化、专业化的趋势。这表示我们这个社会“制度成本很高”。

在广东，有不少机构也在探索“社区支持农业”的本土化发展模式，如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的所长胡靖教授引入的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希望能够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消费者联盟”。在海外工作20多年的广州人杨学彬，从日本引入CSA经营理念，回国租下农场种植无公害的绿色食品。而3名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创办的珠海“绿手指份额农园”，其尝试也受到了当地政府的关注。他们通过组建社区消费者联盟，以半公益的性质来经营，达到让农民与消费者互相支持以及共担生产风险和分享利益的目的。

尽管CSA模式发展过程中也存有困难，但其发展前景已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看好。被称为“民间特供”的CSA模式下的农产品，也悄悄走上了普通消费者的餐桌。“这是一个长期的事业，你要带着公益心去做事。如果想在短期内获得较大利益，你一定无法坚持下去。”杨学彬认为。

北京某农场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网记者介绍，目前仅北京市就存在大大小小多家有机农场，这其中的部分农产品基地就在为特供食品服务。特供食品存在的一种方式是某些部门拥有专门的基地，这些基地收获的所有瓜菜、禽肉一律进机关食堂;另外一种方式是食品供应商或官方为某些特殊场合比如"奥运会"提供保证特别品质的食品。除此之外，许多有机农场的产品还提供"商务礼品"服务。

业内人士透露，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农场还有很多，农场实际也接过许多"特供"的活儿，这些特供比巨山农场的级别低。很多机关单位都想过自己开一个有机食品农场，比如某电网公司、某些部队、央企等，他们通常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为了本单位的人吃上放心蔬菜，就自己搞农场，但这种农场通常都做得不专业。有一个典型且普遍的问题就是农场存在很严重的浪费现象。
　　
特供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吴威表示他个人鼓励市场化特供，这个"特供"实际上就是给市场特别输送供应不同品质的产品。"目前的状况是，顾客拿着钱想吃好一点的东西，却不知道去哪儿能买到。特供可以让你多一些选择。最起码是你想到你也可以做到，而不是只有权力特供一种。"
　　
在吴威看来，权力特供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会逐渐减少，但是诸如巨山农场这样的最高级别特供基地会长期存在。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说，这些国家元首级别的人物，在饮食上得到保护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对特供农场承认它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也要看到它在资源方面的浪费问题。"据吴威介绍，许多特供农场做的并不专业，这些农场往往花了很多钱，但是做得很差，产出很低。就像之前谈到的，许多机关单位都想自己做各自的食品特供，但最终没能做起来。所以，自由特供这一块还需要不断完善、推进发展，即，给市场提供更多的选择，自由特供本身就是对当下中国食品安全现状的一个逆转，"某些部门"吃特供从侧面反映出来的就是对食品市场的不信任。

古谚说：民以食为天，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能“有口吃的”，能够苟延残喘的活下来就是天大的“福气”，所谓山珍海味、酒池肉林只是统治特权阶层才能独享的权利，跟老百姓没任何瓜葛，因此才有了杜甫的喟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改革开放以来，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使我们面对餐桌上的瓜果蔬菜，粮油肉奶心生“畏惧”，执著不定，忐忑不安。“路有冻死骨”变为“路有毒死骨”

网上流传着一个段子：““早上喝一杯三聚氰胺毒牛奶，吃两个硫磺熏的毒馒头，夹着一根瘦肉精火腿，切一个苏丹红咸鸭蛋，来两口膨化粉做的面包，中午买条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西红柿，石膏豆腐，毒生姜，麻辣烫加止泻药，再买点牛肉膏牛肉炖点膨大西红柿，回到豆腐渣工程房，开瓶甲醇勾兑酒，吃个增白剂加硫磺馒头……”。也难怪有人说：“每一个中国人拍扁了，都是一张化学元素周期表。”照此下去，中国人有望在不久的将来，突然变异成一种类似“哥斯拉”的奇怪生物，或称霸地球，或群体消亡，你认为哪种可能性更大些？

最近，《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探访了一个占地两百余亩的专供北京海关的蔬菜基地，这个“海关大棚”的全称是“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俱乐部”，门口有五个保安把守，记者称之为“戒备森严”。该基地的蔬菜质量，用工作人员拍着胸脯的话说，就是“绝对放心！”记者披露，“事实上，‘海关大棚’只是特供食品一例，特供食品不仅存在于北京，也不仅涉及果蔬。”“全国各省级政府的一些部门都有特供食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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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北京郊外的特供农场——洛杉矶时报

      一眼看上去，很明显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场，围栏高达六英尺，里面种的蔬菜异常精细，多名保安在门口执勤，大门是吊臂滑动式的，只有特定的车辆才能进入。

      68岁的李秀清（音译）老人，一直生活在北京顺义区，家就住在农场的马路对面，他说他一辈子从来没进去过，因为普通人是进不去的。据他描述，这个农场专门为政府机关生产有机蔬菜，从来不对外销售，生产的蔬菜包括甜椒、洋葱、豆角、花菜等等。

      农场的大门上一直挂着写有“该农场资产属于北京海关蔬菜种植基地”的公告，直到今年五月，一名中国记者潜入该农场写了有关该农场内的有机食品的报道，报道称该农场生产的小黄瓜干净又卫生，摘下后无需清洗即可直接食用。

      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拥有这样好的蔬菜种植基地都是一件值得大力宣扬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像这样的有机农场似乎是非常隐秘的。这里面生产的最干净最安全的食品，是特供给那些权贵阶层专用的。

在中国，最上等的食品公司从不做广告来推销自己的产品，他们不愿意让公众知道，他们限量生产的那些优质产品实际上是专供中央机关和政府 食堂等地方的相关精英阶层食用的，他们中有政府首脑，各国大使馆的官员等。与此同时，普通老百姓餐桌上的食物却受到了各种污染，吃得越来越不健康。肉里胆 固醇超标，池塘里养的鱼是用避孕药催生的，牛奶更危险，为了让蛋白质含量达到标准，竟然在牛奶中添加了三聚氰胺这种有害添加剂。

      在国有食品企业工作并发表过专著的高志勇（音译）直言，政府根本不关心老百姓吃得健康不健康，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属都是吃特供食品的。

      在中国，“特供”这个名词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国有企业有专门的单位自己生产食品然后按需分配。高志勇说：领导人必须确保自己有的吃，吃的放心，以及不会有人污染他们的食物。

从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撰写的《毛泽东传》中，我们可以找到，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特别的食品采购部门，该部门直属于国家安全机构，旨在向国家领导人供应和检验食品。其次，供应给中央和地方的其他领导人的食品也在质量和数量上被分为25个等级。

      而现今的中国现代都市社会，环境越来越恶劣，安全健康的食品的数量越来越有限，这些现状同样助长了整个为精英阶层特供食品的体系。

      来自美国人权观察香港办公室的PhelimKine指出，我们回顾过去的50年可以看到，在中国社会能吃到那些安全可靠无污染的食物的，只有那些享受特供的政府官员们。

     在北京，特供农场一般选址都在机场附近，那儿有钱的外籍人士非常多，还有很多国际学校。那儿属于北京的西北片，远离中心城市人多车堵的环境还有其排出的各种废气污染。

      位于北京西山的巨山农场最早是用来特供给毛泽东私人厨房的，现在依旧是所属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Capital Agribusiness Group）旗下的一家国有企业，专为国宾宴会提供食品。北京二商集团（原北京市第二商业局）在其官方网站上这样写到：特供国家宴会，已成为北京安全食品的摇篮。

      作为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国务院有其专门的食品供应部门，哪怕只是一只咸鸭蛋，也是特供产品。

      位于山东省的微山湖莲花食品集团的有关人员称：“我们已经为国务院特供近20年了，我们的产品供应总量相当有限，从来不在普通的超市卖场里销售。”

      一些有机农场主称，当他们将产量有限的产品推向市场时也往往受到各方阻力。

      延庆的一家有机乳品厂的老板王詹立（音译）说：“当地政府希望我们向政府机关和有关单位提供更多的产品，但是我们觉得让普罗大众来分享我们的产品更加重要。”他的乳品厂是2006年拿到有机认证书的。

      王詹立的奶制品厂取名绿色小院（Green Yard），其制作技术是从荷兰引进的。奶牛吃的草是不用农药的，工人们在无菌仓房里为奶牛挤奶，她们带着白色的帽子，看上去不太像女工，更像是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

      使用这种有机喂养方法，这些奶牛的产奶量只有普通奶牛的一半，这些牛奶显然是供不应求的。尤其是2008年爆出了三聚氰胺丑闻，毒奶粉导致六名婴儿致死，三十多万人受感染的新闻使得本来就供不应求的有机乳品更成紧俏货。该乳品企业的经理说，其三分之二的产品是供应给政府机关、国有企业、 外交人员以及国际学校的。剩下的非常有限的产品进入少数涉外超市或健康食品商店售卖，标价是普通牛奶的近三倍。

      “绿色小院”的总经理侯学军说：“我们国家不像瑞士，我们国家人口太庞大，要想每个人都吃到有机食品是不现实的。”

      为了避免公众对于某些精英阶层拥有特权产生民愤，这种长时期持续不断的特供现象一直都是秘密存在的。近期，一家广州本土以强硬态度著称的报纸《南方周末》报道了有关海关农场的消息。报纸一出，中宣部立即禁止了该报对此事件做进一步报道，并且将该文章从《南方周末》的网页上删除了。

      海关总署出面澄清说这个农场并非是他们的，他们只不过是签了一个十年期从该农场采购蔬菜的期约。

      海关总署发言人冯丽静说：“这么做的目的首先是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能有一个固定的蔬菜供应商，其次，现在食品价格越来越高，但是由于签了这个期约，我们可以以相当低廉的价格采购蔬菜。”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只去年一年，中国就发生了几十件令人作呕的食品安全丑闻。上个月，中国西部地区又有11人由于食用了添加了防冻剂的醋而死亡。每一件新的食品安全丑闻的发生都迅速提升了公众对安全食品的需求度。

      中国的体育代表队已经明令禁止运动员食用猪肉，因为双氯醇胺（clenbuterol）这种常见但是非法的类固醇常常被用来饲养猪，而 吃了这样的猪肉后，往往无法通过药检。女子柔道冠军佟文去年被国际柔道联合会禁赛，原因是药检不合格。不过这则禁令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又被取消了，因为她说她从未注射过双氯醇胺。

      柔道教练吴伟峰说：“现在我们会对食品进行预检，我们比过去更加谨慎了。我们只从那些经过政府审批的有机农场采购猪肉。”

      某商业杂志披露，大多数供应权贵阶层的猪肉都经过北京第二商业局的检验，其附属的子公司每年在位于河北省的农场宰杀约五万头生猪。

      这家杂志同时披露，这些猪肉主要是特供的。正如屠宰场的经理说的那样，有时候，养猪也是关乎政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