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衙前围村吴氏祖先的追寻(六)

张瑞威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六) 结论：浮动的祖先记忆

 　　天后宫内「庙史」碑刻所说雍正二年（1724）吴、陈、李三族姓氏建村开井而居，极有可能是衙前围正式建立起来的时间。当然，这并不表示在这之前该地没有村落。事实上杜臻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刊行《粤闽巡视纪略》一书，其卷二提及「衙前」；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刊行的《新安县志》中，在今日九龙地区也注有衙前村。（41） 显然在1724年建围之前，该地已出现衙前村。不过，这衙前村的居民是否就是吴、陈、李三姓？或是否只得该三姓？就不得而知了。

 　　吴、陈、李三姓在雍正二年合力建成衙前围，显然为了防御海盗。沿海治安不靖，是清初的迁海政策造成的。清朝立国之初，为打击郑成功在台湾的反清势力，于康熙元年（1662）命令东南沿海边界内迁50里。幸好康熙八年（1669），清廷批准广东省复界，北徙7年的九龙居民也可回乡了。（42） 不过，朝廷虽复界，但对许多离乡的居民来说，回乡居住仍然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原因是，当年迁海措施所针对的台湾郑氏，在1684年投降前还非常活跃，因而由这股反清力量而起的海盗问题，在广东复界后仍一直骚扰村民的生活。正因这个缘故，九龙彭埔围在1676年因遭到海盗攻陷，结果围内村民无一生还。在当时世局混乱之下，九龙竹园村林氏依仗着同是林姓的大鹏营管队的保护首先在九龙定居下来，他们族人甚至很快分支至附近的蒲岗村，扩大生活范围和耕种地。（43） 九龙的治安一直是地方问题，即是在1684年后，海盗的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所以吴、陈、李三姓需要迟至1724年，在居住地加建了围墙，才能真正的安居下来，而衙前围村村民也从此流传建围以抗红头贼的故事。

 　　宗族与定居是两回事，宗族是以追溯同一祖先的过程，达到联盟和排他的目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19世纪初的嘉庆初年，一些居住在衙前围及其周围地区的吴姓村民，已透过修坟，尝试建立一个以日玄祖为祭祀中心的宗族结构。但吴氏宗族的扩大则在光绪二十年（1894），当时日玄祖子孙，成功地与当地其它吴氏结成更紧密的联系，在这前题下，以九龙始祖吴成达为祭祀中心的吴氏宗祠随即建立起来，下分广玄、东玄、泰玄和日玄四房，共成衙前围吴氏一族。

 　　宗族组织既已确立，吴成达是甚么时代的人反而成为次要的问题，而且时代模糊，更可令故事有发展的空间。在早期的叙述中，吴成达有被说成是明初的人，但当近年围村面临迁拆的危机，他又成了追随宋帝昺南下九龙的大将。浮动的祖先记忆，正正就是明清以来华南宗族的结构特色。

注释：

1 《宝安县衙前围吴氏族谱》(1986)，页7-8。

2 明清的法律规定，除了贵族和品官之家，庶民不得建祠祭祖。

3 据衙前围村民吴送发先生(1982年68岁)在1982年的记述，「吴家子孙分两种，一称延陵，由大婆所生；一称渤海，由细婆所出。」「【吴氏】宗祠所挂的皆是延陵，没有渤海的。」(参考〈衙前围村吴送发先生访问稿〉，1982年5月24日，访问人：李宜芬、麦瑞珍；整理：李宜芬。) 若果那是指衙前围村内的情况，那意味那时当地还住着另一群来自不同祖先的吴氏。

4 族谱中的其它有关吴居厚的部份也出现严重的矛盾，包括指出他是宋嘉佑进士。考嘉佑是宋仁宗1056-1063的年号，这时吴居厚还没出生。

5 游子安、张瑞威、卜永坚编，《黄大仙区风物志》(香港：黄大仙区议会出版，2003)，页190。

6 李富，〈关于九龙城衙前围立村之事迹〉，收入《九龙十三乡委员会银禧纪念特刊1957-1982》(香港：九龙十三乡委员会出版，1982)，页17。

7 游子安、张瑞威、卜永坚编，《黄大仙区风物志》，页190。所谓「七约」，是指七条乡村组成的互保组织。这七条乡村，包括衙前围村、沙埔村、大磡村、隔坑村、打鼓岭村、石鼓垄村和衙前塱村。

8 有关这个问题，可参考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 　　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教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中国谱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151。

9 《宝安县衙前围吴氏族谱》，1986年，页35。

10 《新报》，2003年9月16日。

11 《星岛日报》，2005年10月24日。

12 吴渭池口述；梁锡麟笔录，〈初期出海的中国海员〉，1974年。

13 夏思义指出，衙前围村的父老曾对许舒(James Hayes，60年代曾到衙前围村作实地调查) 和他(约在90年初开始在衙前围作调查)    讲述吴、陈、李三姓祖先与南宋朝廷的关系。(参考Patrick Hase, “Beside the yamen: Nga Tsin Wai villag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9 (2002), p. 62 [footnote 13]。)但夏思义没有说明，在许舒和他本人前后两次的访问中，告知他们宋帝昺故事的是否就是吴渭池和吴九两位乡长？

14 《新界南约坑口区将军澳村陈胜/泰/学贤族谱移来》，1999年。

15 参考Patrick Hase, “Beside the yamen: Nga Tsin Wai village,”pp. 1-15。夏思义认为衙前围最初建围的时间应该是在1570-74年间，他考虑到新界大围是在1574年建围，而大围的父老告诉他大围建围的风水师是从衙前围建围后请过去，故得出如此的结论。见上文页9。高添强对衙前围历史的见解与夏思义相近，参考高添强，〈二十世纪前九龙城地区史略〉，收入赵雨乐、锺宝贤主编，《九龙城》(香港：三联书店(香港) 有限公司，2001)，页45-93。

16 罗香林对此有详细的考证，参考罗香林，〈宋王台与宋季之海上行朝〉，收入罗香林编，《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香港：中国学社，1959)，页67-108。

17 锺宝贤，〈绪论：宋末帝王如何走进九龙近代史〉，收入赵雨乐、锺宝贤主编，《九龙城》，页1-29。

18 「重修天后碑记」(1948年)，衙前围天后宫内，见于游子安、张瑞威、卜永坚编，《黄大仙区风物志》，页177。

19 笔者特此感激科戴维教授借出访问稿参考。

〈衙前围村吴健先生〉访问稿(1982年5月21日)，访问人：麦瑞珍、李宜芬；整理：李宜芬。

20 〈衙前围村吴送发先生〉访问稿(1982年5月24日)，访问人：李宜芬、麦瑞珍；整理：李宜芬。

21 〈衙前围村父老〉访问稿(1982年5月15日)，访问人：科戴维、麦瑞珍、李宜芬、黄永豪；整理：麦瑞珍。

22 〈衙前围村吴兆川先生〉访问稿(1982年5月25日)，访问人：麦瑞珍、李宜芬；整理：李宜芬。

23 〈衙前围村吴兆川先生〉访问稿(1982年5月10日)，访问人：科戴维；整理：麦瑞珍。

24 〈衙前围村吴送发先生〉访问稿(1982年5月24日)，访问人：李宜芬、麦瑞珍；整理：李宜芬。

25 参考本专号的〈胡渭池传略〉。

26 《明报》1999年8月4日；《立法会：「文物建筑保护政策检讨」动议辩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处发出(2004年3月24日) 。

27 《明报》，1999年8月4日。

28 《信报财经新闻》，2004年8月3日。

29 《壹周刊》，2003年1月23日。

30 《明报》，1999年8月6日。

31 《星岛日报》，2002年3月19日。

32 《香港经济日报》，2006年2月10日。

33 《东方日报》，2003年1月18日。34 《太阳报》，2003年1月26日，笔者也有出席。

35 《新报》，2003年9月16日。

36 《立法会：「文物建筑保护政策检讨」动议辩论》 2004年3月24日；《信报财经新闻》2004年8月3日。

37 《衙前围村原居民业主、业主、居民、商户要求市区重建局尽快开展衙前围村重建计划》2005年10月3日。

38 《星岛日报》2002年10月24日。

39 《香港经济日报》2005年11月9日。

40 游子安、张瑞威、卜永坚编，《黄大仙区风物志》，页16。

41 同上，页16。

42 张瑞威，〈宗族的联合与分歧：竹园蒲岗林氏编修族谱原因探微〉，《华南研究数据中心通讯》，第28期(2002年7月)，页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