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衙前围村吴氏祖先的追寻(三)

张瑞威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三) 宗族的开始

 　　根据天后宫内的「庙史」碑刻，吴氏自明朝初年开始，一直在九龙地区辗转流徙，直至清初雍正年间，才正式连同吴、陈两姓建围定居。碑文说：

……盖明初时胡虏南侵，海盗猖獗，民因避乱，辗转迁徙，迨至雍正二年（公元一七二四）始得安居乐业，聚吴陈李三族姓氏建村开井而居，虽世变沧桑，而遗迹尚存，围内之天后宫历史久远，村民仍皆奉祀天后元君，七约乡民为崇德报功，例定十年一届太平清醮，藉以酬谢神恩，第一届创于雍正丙午四年（公元一七二六）时至丙辰（公元一九七六）已第廿六届……。（7）

 　　这碑刻显示衙前围的建筑时间是在1724年，而且在建围的两年后，衙前围村的杂姓居民即联合附近其它村落进行首次的太平清醮活动。

 　　虽然吴氏在九龙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于雍正二年建围定居，但并不意味着宗族的建立。宗族的建立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它是一系列仪式性和制度性建设的结果，诸如设立祖尝、修建祠堂和编修族谱等等。（8） 据《宝安县衙前围吴氏族谱》，在清嘉庆八年（1803），二十世祖吴臣任（1751-1823）重修其九代之前的祖先吴日玄（十一世）位于九龙元岭村附近的坟墓。吴臣任这个行动，意味在嘉庆初年居住在衙前围的部份吴氏，正尝试建立一个以日玄祖为祭祀中心的宗族组织。吴臣任也有可能曾编修族谱，因为当这房的子孙在1918年重修吴氏族谱（即《吴氏重修族谱》）的时候，曾表明他们是根据「旧本」编辑而成的。即使吴臣任于嘉庆年间曾编修族谱，那次的编修工作也相当粗疏，所以在1918年当日玄祖的子孙根据「旧本」修撰《吴氏重修族谱》的时候，便立即发现「旧本」的世系存在一个严重漏洞 　　即在十一世祖日玄祖之后，便立即记录十六世的朝凤、存凤、达凤、廷凤和美凤，缺载了十二至十五世的祖先。当时就着这个问题，编修者曾造访耆老，最后也没有肯定的答案，只能怀疑是「清初海氛未靖，迁民以避，辗转流亡，惨不忍述。迨康熙初年，准还原乡，因而遗失数代，无从稽考。」但是这个说法，对于廿四世孙吴焕琪来说，仍然有问题。他在1937年编撰《吴氏家乘》的时候提出了疑问，指出既然说是遗失了四代资料，那么为何《吴氏重修族谱》所根据的原谱又以朝凤是日玄祖长子，存凤是日玄祖次子，达凤是日玄祖三子，廷凤是日玄凤四子，而美凤是日玄祖五子？「何谓遗失四代？」面对自己提出的疑问，吴焕琪称自己也「未敢臆测」，所以在《吴氏家乘》的有关记载上仍是原文照录。1986年，衙前围的吴氏又再重修族谱，这一次是要编写一部代表四大房的《宝安县衙前围吴氏族谱》。在这个时期，作为编修者的廿五世孙吴咏棠再度将这问题提出来考证一番。他认为清初迁界，初迁起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复界止于康熙七年（1668），前后只有7年，不可能因而有数代之遗失。再在假设吴成达是明初时候或稍前时候人下来计算，遗失数代之事应发生在明中叶的倭寇期间。（9） 似乎由于初修族谱时的过于大胆假设，加上日后吴氏子孙的过于小心求证，吴氏虽然经过一百多年的重复考证，即使在1986年的族谱中，仍然不能补回十二至十五代的祖先。

 　　吴氏宗族的更大发展应是在清末。光绪二十年（1894），衙前围吴氏建立起祠堂，这对于联系乡亲情谊，起了很大的作用。《吴氏家乘》（1937）作出了赞叹式的描述：「在衙前围之西方营建祠宇数楹，崇祀先灵，规模虽少，聊伸追远之忱，老幼联欢，共聚乡亲之谊。」这个吴氏宗祠原本位于东头村北东隆道旁，因1962年政府征地的关系被迫迁徙至现时围村的旁边。重迁祠堂，固然牵涉一些改变，例如建筑物的结构由两进改为单进，不过据衙前围村土生土长的村民吴佛全先生（71岁）告知，无论新旧吴氏宗祠，在管理上一直是由吴成达祖以下的四房司理共同负责。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进行一个初步的结论或者假设：到19世纪后期，居住在衙前围村的日玄祖后裔，与其它吴氏组织起来。他们以吴广玄、吴东玄、吴泰玄和吴日玄四位同代的祖先作为血缘的纽带，而宗族的祭祀中心则定在这四位祖先的祖父吴成达祖，并以吴成达作为整个衙前围吴氏宗族的控产名称。不过，因为吴成达缺乏显赫的功名，修建祠堂便缺少了一份合法性，这使得吴氏有需要将祖先上溯至古代的延陵季子，使到无论吴成达或其它吴氏子孙，均继承了贵族的身份，于是建祠祭祖便完全符合清朝的法律了。而经过这一个改变，吴氏不单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宗族，同时也出现了四房。1918年编修的《吴氏重修族谱》，虽是日玄祖的支谱，但也是顺应这个演变而编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