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筹海学者吴朴及其作品主张 |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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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放眼万里海疆，千年丝路，不知湮没几多风流人物，然明代漳州学者吴朴，却被后人屡屡提起。他刻印的中国第一部水路簿，不但被奉为针经辗转抄录，沿用数百年，而且所载钓鱼岛等众多岛屿，成为最早发现命名的有力证据。他那集交通、贸易、海防、市舶、都护于一体的海权理念和筹海蓝图，尽管在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封建帝国难以实现，但历史已对其价值作出评判。 沧海一狂生 吴朴是诏安三都下美村人，生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卒于隆庆四年(1570年)。康熙《诏安县志》传曰：“吴朴，字子华，初名雹。貌不扬，而博洽群书，于天文、方域、黄石、阴符之秘，莫不条析缕解。不修边幅，人以狂士目之。时有督学欲为死义陈教授立碑，莫详金陵之入为何日。雹上详其事，以此补邑庠生，更名朴。嘉靖中，林希元从征安南，辟为参军，机宜多出其谋。安南平，朴功竟弗录。归以他事下狱，著书自见，《龙飞纪略》乃成之狱中者。又有《皇明大事记》、《医齿问难》、《渡海方程》、《九边图要》、《东南海外诸夷》及《复大宁河套诸计划》，今多散逸。”吴朴平生著作除县志提到的，尚有《乐器》和《校外三国志》。他的一些事迹，至今还在家乡流传。 吴朴的作为，同他所处的环境、时代不无关系。诏安古有“内与漳潮诸地吭背相属，外与东西两洋呼吸相通”之谓。境内梅岭于唐末辟为贸易港，以应“夷商入闽”和“闽人泛粤转市于夷”的需要。元初又被世祖忽必烈定作军港，成为其征伐东南亚的跳板。明洪武年间，中国与琉球国建立宗藩关系，太祖朱元璋赐予“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后来，这些人落籍彼国。在这些活动中，皆有诏安人被征调参与。长期以来，凭借对东西洋的熟悉和丰富的航海经验，地方不乏海上贩运者，“航海商贾视重洋如平地，岁再往还，攘利不赀”，“民间糊口半资外运商舶”。 在吴朴出生前不久，明朝派郑和统官兵数万人，海船数百艘，七次使番，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暹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涉苍溟十万余里。而在吴朴出生之后，王朝自弃海权，行海禁之策，为求生存发展，诏安所在的漳潮滨海民众“或出本贩番，或造船下海，或勾引贼党，或接济夷船”，甚至组成亦商亦盗的海商集团。这些，给予他深刻的感触。 在封建社会，通常士子须苦读儒家经典，修文偃武，方有望通过科考博个一官半职，但吴朴似乎不太看重功名利禄，他认为人活在世上，须“有益于当下后世”，他将时间、精力主要用于对海事的研究，以及俗众视为“旁门左道”的东西。 吴朴自言：“吾尝备考海道”，“劳心十七寒暑，”为的是深藏于心的海洋梦。这位布衣学者长年与商人、船工为伍，到处奔波考察，想方设法搜集各种资料。吴朴对搜集到的郑和下西洋航行资料及民间各种水路记录册，认真整理加以订正，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以《渡海方程》书名正式出版。同安人林希元由此书结识吴朴，他欣赏其博学多才，见他仅挣得个秀才名分，亦有心提携。嘉靖十九年，朝廷派兵出征安南，时代行按察司职权的林希元受命从征，吴朴受聘任参军，为平定安南出谋献策。南征归来后，林希元被谗言所害，降官贬谪；吴朴也因对朝廷的海禁政策有异议被关进监狱。他以囹圄之身为中国海权立言，嘉靖二十一年《龙飞纪略》完稿，两年后由族人、朋友捐资刻印刊行。林希元在序中道：“吴子生长遐荒，糟糠不厌，乃能穷讨旁搜，著为是纪，良亦难矣……华甫名朴，性善记，书过目辄不忘，于天文、地理、古今事变、四夷山川、道路远近险夷，无不在其胸中……” 首印水路簿 《渡海方程》是怎样一本书呢？明海宁人董谷在《碧里杂存》中提到：“余于癸丑岁见有《渡海方程》，嘉靖十六年福建漳州府诏安县人吴朴所著也。其书上卷述海中诸国道里之数：南自太仓刘家河，开洋至某山若干里，皆以山为标准。海中山甚多，皆有名，并图其形，山下可泊舟或不可泊皆详备……直至云南之外忽鲁谟斯国而止，凡四万余里……北亦从刘家河开洋……直至朵颜三卫鸭绿江尽处而止，亦约四万余里云。下卷言二事，”包括建议开灵山、成山二处市舶司和开垦山东至北直隶濒海数千里为耕地，“其言如此，虽未知可用与否，亦有志之士也。” 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是中国第一本刻印水路簿，为我国最早发现、命名、经营、管理岛屿、沙洲提供法理依据，它证明至迟在明永乐年间，我国已发现、命名“钓鱼屿”和“赤坎屿”（即今天的钓鱼岛、赤尾屿等一些岛屿），并使其为航行、渔业所用。《渡海方程》被誉为“定海神针”，出版前后被辗转传抄，改名《顺风相送》、《指南正法》、《海道针经》、《郑和航海图》等，对明清时期海上交通具重要作用。 1935年，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向达在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整理中文史籍，见中文手稿第145号是无标名的古代钞本，首页题有“顺风相送”四字，还有一本《指南正法》，便将其抄录带回。1961年，向达校注的《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由中华书局以《两种海道针经》书目合编出版。此二书的序几乎一模一样，内容亦大同小异，分为几个部分：一是气象观察、天气预报。如“春夏二季必有大风，若天色温热，其午后或云起，或雷声，必有暴风，风急，宜避之”。二是危险警告，如大佛堂 “对开有老古石，浅不可近，流急”。三是指南针导航纪录，如“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寅及单卯取钓鱼屿。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琉；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四是水文观测，如定潮水消长时候：“初一、初二、十六、十七日子午时长。初三、初四、十八、十九日丑未时长。初五、初六、二十、二十一日寅申时长……”五是天文导航纪录，六是地文观测纪录，此外还有拜神等内容。二者内容，《順风相送》侧重西洋航路﹐《指南正法》侧重东洋航路。 厦门大学韩振华教授、复旦大学田汝康教授考证认为，所谓《顺风相送》手稿，实即《渡海方程》的简编传世本。香港学者陈佳荣先生对比《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的序，指出区别在于后者将前者末段“永乐元年……”及“宝舟”字样去除﹐而加入“乃漳郡波吴氏﹐氏寓澳﹐择日闲暇﹐稽考较正”等语﹐说的就是《順风相送》序文中的“予”。“予者何？”漳郡诏安朴吴氏也，闽南语“朴”“波”同音﹐吴波也就是吴朴。他所居的“澳”非澳门，应指诏安或周边的澳。《指南正法》的传抄者将容易失传的原作者姓名点出，为后人解决《顺风相送》初编本的作者问题提供了佐证。如此等等，说明《顺风相送》、《指南正法》和吴朴所著《渡海方程》一脉相承。 《渡海方程》中由我国东南沿海经过钓鱼岛往日本针路等一些内容，被茅元仪《武备志》、胡宗宪《筹海图编》、郑开阳《使倭针经图说》和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引用，并都在开头注明“见《渡海方程》及《海道针经》”。郑舜功撰写《日本一鉴·桴海图经》也参考了《渡海方程》及《海道针经》，同时指出“此两本书同出而异名”。 慷慨论海权 《龙飞纪略》共8卷24万字，表面上看是记述明朝自朱元璋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濠州起事开始创业至明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继承大统的这段史事，为明代第一部私撰纲目体编年史。实际上作者借分条述史之后的“臣按”，评论史事，阐发学识，更多的是表达见解主张，从加强海防、放宽海禁、开展互市，听民贸迁，到王朝在海外某些交通要地设置市舶司或都护府，再到运用国家海权来保障海商的利益和政府的税收，皆有所涉及。 在书中，吴朴对郑和下西洋作了总结，指出当时向海外发展，是以长江出海口为中心，东北至鸭绿江出海口，西南至波斯湾，于此辽阔海域活动，有国家赋予的“理由”，他认为，应以制度化的都护府和市舶司，将郑和下西洋以来的“国家理由”（海权），从军事和贸易两方面坐实。 书中对“海外如南海傍海诸国，碛外如西域大小部落，塞外如辽东兴和、大宁、东胜，极徼国邑，海陆道程，远迩逆顺，亦悉加考实，庶几不出户庭可知矣。下间又详其土产，论其有无”。在说到中外关系史事时，相应介绍这些国家的历史地理。 吴朴主张发展南北海运，认为“我国家定鼎元都，军国之费全仰东南，民之转输悉凭河运。然臣闻黄河迁变，而水道不常，山东水源固多，但遇干旱亦浅。然则海运之议在今日亦不可已者乎？吾尝备考海道，当自太仓、崇明、刘家港、三沙、黑水、成山、沙门诸岛，西傍海蠕，直抵直沽，比之河运经四十有三驿者，难易久速判矣。”他指出，海运所动用的船只数、人力比起河运要减少得多，“可以纾吾民也”，尽管海船会遇飓风、暗礁，航道有艰险，但“闽浙水商操舟如神，则不惮此”；另者，海船配备军士、武器，可以“慑海寇、服朝鲜、威伸日本”。 他提出分清商民与歹徒，宽减条禁，放便贸迁的建议，以及设置市舶司、开展互市、发展海外贸易的主张。写道：“国家建立市舶之意，推广先大夫丘濬听民贸迁之议也。海表圹塞，列壤称君无虑数十百国。绝不言兵而许通互市，斯远迩毕至，物货丛集，因而起例抽分，国计日裕，上可以充六军之费，下可以宽民力之征。”他认为“通其互市以济有无”，“若从实际计则诚利于民生国计也”。吴朴列举南海西域诸国和朝鲜、日本之物产以及它们对我国物产的需求，认为可“以相资济者也”：“纵其互市而起例抽分”，是件“近悦远来利尽四海”之举。“日本、暹罗、百济国于东海，而民物阜丰，金银羡积，好吾闽浙糖果、青衣、麻葛、丝罗段疋，广川材药、铜锅、铁铫。又酷慕鬼神，每招约朝鲜尝以六月间来吾定海县之补陀落迦山赛祭观音，以邀冥福。若减迁海条禁以遂商贸迁，宽例抽分以致其来，诚意烘接以结其意，平其价直以鼓货聚，则利尽东海，墩堡无烟，岁抽其税不可胜言，上可以益国家之赋，下可以宽东南之征，沿海防倭官军永以坐啸矣。”他多次表达的开展互市，“以通有无”、“以相资济”的认识，已经触及海外贸易的实质——国际间的经济互补性。 吴朴留下了以漳州为中心的海上交通路线。他认为，从漳州向南行至灵山、向北行至成山，依此海道针经“从实讨之，灵、成二山，当南北之冲，漳州中立，实华夷之要”。揭示明中期中国海上交通〔含海外交通〕的中心地逐步转移到漳州的趋势。此书出后，从诏安湾一带成了朝野关注的明后期海上走私渊薮，及至清代，由漳州向北地、台湾海上运输的兴盛，再次印证了他的论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