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云梦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以云梦为先烈吴禄贞的故乡，为表彰先烈，垂训后来，已报请湖北省府及有关领导部门共同拨款修建纪念馆，并责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吴禄贞专辑》。主事者以现有传记及现存有关资料，失之全面，嘱为文详志先烈生平德业，刊于专辑，使后之读者得以了然先烈之一生。我生也晚，未及亲承颜色，更未能窥见德业于万一，尤愧学能无似，深恐无以发潜德之幽光，有负乡里之厚望。惟以忝为先烈之堂侄，竭力记述责无旁贷；益以为故乡文史事业，勉作绵薄贡献，更觉义不容辞。乃谨就幼闻于先父，长闻于辛亥革命前辈，及所见于近代史册者，缀成此篇，备述先烈一生创业之荦荦大端。记述按时间顺序，务翔求实，期以供追念先烈志研究者之参考。谬误之处，尚请领导及读者同志，进而教之是幸！
一，故乡、家世和童年
湖北云梦位于江汉平原，土地肥沃，历史悠久。稽考古代文献，云梦之名，早见于夏商时期，大著于战国秦汉时期。但当时的云梦，碧水连天，湖泽无际。《周礼》载：“荆州泽薮曰云梦”。《司马相如赋》谓：“楚有七泽，臣之所见者特为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便是当时云梦实纪。其时封建统治者，于此活动频繁。史载：楚子以郑伯田于梦中；楚庄王猎于云梦；楚昭王因吴人入郢，逃于云梦；楚国著名文人宋玉尝从楚襄王游于云梦，为之作赋，留下了千古名篇；楚宣王游云梦，结驷千骑，旌旗蔽日，更是极一时之盛。迨后秦灭六国，秦始皇巡幸四方，至于云梦；汉高祖计擒韩信，亦曾伪游云梦。云梦之为古代胜地，于此可以想见。近年出土“秦简”，更足证云梦为楚文化重要遗址。岁月不居，沧桑迭变，江汉横流，泥沙沉积，云梦泽薮乃逐渐淤成为适宜于耕种居住之陆地，我祖先藩衍生息，蔚成县治。县以泽名，始于北魏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其由来盖亦古矣。正所谓“大泽云梦，幻为巨陆，山谷阻深，龙蛇斯族”。地灵必然人杰，所以自令尹子文而后，云梦也就“代有伟人，振我汉声”。吴禄贞先烈就是延生在这块富饶而又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土地上，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荆山楚水，磅礴精英”，故乡哺育了他，他也一直对故乡怀着深厚的感情。“家在潇湘云梦中”，就是他在西征北戍，奔走国事的戍马生活中，深切怀念故乡所吟下的诗句。
我家祖居云梦县城西郊吴家台村。先人就其地筑为台，聚族而居，台以是得名。台周掘有深壕，四面环水，俨若小岛，村前建有石桥，以为出入通道，道旁古木参天，壕边翠竹蔽日，远远望去，一片村舍半隐半现翠绿丛中，显得特别幽静。台外四野，皆为平坦农田，临台远眺，阡陌纵横，春天一片翠绿，秋天一片金黄，颇足予人以视野开阔，心旷神怡之感。这种秀丽而又豪放的自然环境，对先烈童年时代的幼小心灵及其性格形成，影响很大。
我家远祖，累世务农，至前清道光、咸丰年间，始渐有人应科举，以功名显。先高祖鼎元公，道光庚戌进士，以御史出为常州知府，廉名文名著当时，湖北省通志有传。先曾祖道亨，先祖利彤，先叔祖利彬（先烈之父），皆微有功名，倦于仕进，终其身设帐讲学，安贫乐道，不废耕读家风。我的父辈有同祖叔伯兄弟四人，先父（祺贞）行二，长于先三叔三岁，幼时与先三叔同就学于先祖所设家塾，相偕以长，友爱甚笃。先父在世时，曾对我备述当年情况，谓先祖课读子侄甚严，背诵回讲，稍有误记，即不免笞责随之。惟先三叔，幼年早慧，辄过目成诵，应答如流，最得先祖欢心，独能免于笞责。一次，先祖出上联：“春风催柳绿”命对，先三叔应声对以“大泽起龙吟”，先祖大为惊喜，常以夸示亲友，谓“此儿有奇志，真吾家千里驹也”。先父又谓：“当年先祖退居私室时，每以子不如侄为憾，并常以此迁怒于先祖母，使为之饮泣不已”先父每言及此，辄自恨当年少不更事，学无所进，有失亲欢，不觉戚然生悲。但对于先三叔之聪颖过人，远胜于己，总是称赞得眉飞色舞从不讳言己短。
先三叔早年丧父，家贫至于不能自给，先父亦同因家贫辍学，乃偕入湖北纱布厂为童工。当时，中国人兴办工厂，得要请外国人做技师，这些被请来的洋大人，大都趾高气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内，一些专事仰承洋大人鼻息的、中国官员和工头们，则更是为虎作伥，一味欺压工人，对女工、童工尤凌虐备至。先三叔目睹此情，忿不能平，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忍无可忍。一天，正当他下工回家，看到一个姓袁的工头，守在门口，以检查为名，对女工进行侮辱。他怒不可遏，急步上前，猛地给了那个姓袁的一记耳光，等他回过头来，定神一看，才发现昂然站在面前，怒目而视的，竟是一个小小的童工。他火冒千丈，便一手将先三叔抓了过来，一手高举棍棒，企图逞凶毒打。这时，一大群男男女女的下班工人，围了过来，齐声高喊：“不准打人！”，雷鸣般的怒吼，逼得那个姓袁的，只得乖乖地松开手，放下棍子，但还余怒未息地鼓起一双鹰眼，恶狠狠地盯着面前的童工，高声骂道：“今天暂时饶了你这个小混蛋，等明天上工，老子再来收拾你！”他那会知道，这面前的小小童工，是一个心雄万夫，气冲霄汉的奇男子。从此，一去不复再来了！那天，在回家路上，他毅然决然拉着先父说：“二哥！这里真不是人的世界！我宁愿饿死，也不愿再受这些洋鬼子和恶棍们的欺侮和凌辱。我决心从明天起，就不再到这里来了，二哥，你看怎样？”先父含着眼泪对他说：“我也同样受不了他们这帮人的恶气，明天就同你一起辞工不干，只是家里实在太穷，应当自寻生路。前天，我看到工程营在招募新兵，我想去当兵，你……。”他顿时惊叫起来：“我也早有此心！外国人这样欺负我们，就因为我们国家太弱，要想争回这口气，最直截了当的一条路，就是立志投军，发愤图强，在战场上同敌人拚个死活。现在，我就同你一起去，什么苦也都能吃得。”先父再三劝阻，并说他年纪小了，怕报不上名，但他还是坚决要去试试。于是，他们商商量量，瞒着家里大人，一起走到新兵招募处。果然，主募者嫌他年纪小了，不让报名，他急得涨红了脸，大声争辩说：“历史上不是早就有过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爱国童子吗？你们怎能因我小两岁，就不让我投军报国呢？”主募者听他人小口气大，很是惊奇，就破格收留了他。于是，他同先父就这样一起穿上了军装，由童工变成了新兵。
先三叔生当十八世纪末叶，正值欧风东渐，外患丛生，清政府腐败无能，一败再败，割地赔款，国耻累累，一时爱国之士，悲愤日深，无不汲汲于寻求救国真理，谋所以求亡图存之道。特别是甲午（1894年）中、日之战，堂堂中华，竟被蕞尔三岛，打得如此惨败！更使全国上下，为之空前震动。一时群情愤慨，举国骚然！请缨再战者有之；冒死上书者有之；奔走呼号倡言革命者亦有之。他那时虽还只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幼小早慧的心灵，已深为时代巨潮所注入，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朴素的救国抱负。先父谓他当年就读家熟时，最爱读岳飞《满江红》词，每常引吭高歌，慷慨不能自已，慨然有“还我河山”之意。所以，他对纱布厂外国技师和流氓工头的欺侮压迫，敢于奋起反抗。并且，进而矢志投军。也因其如此，所以他在入营以后，刻苦操练，奋进不已。不一年就得以操课均优，被选入湖北武备学堂，两年卒业时，又以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留学，从此踏上了海阔天空的腾飞之路。
（二） 留学和革命
一八九九年，先三叔与其武备学堂同学一行二十人，同由武汉经上海东渡日本，此为当时中国政府选送日本留学之首批留学生。他在这批同学中年事最小，但才气最为纵横，极为同辈所推重。当时，与之同行的同学刘伯刚前辈，后曾语我：“当时留学之风初开，国人尚多视远适异国为畏途，尤以时距甲午之败，仅只数年，敌意犹存。有些同学对赴日留学，尚心怀疑虑与抵触，甚至不欲应选。惟绶卿独认为临阵用兵，必须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常说，欲雪甲午之耻，亦维有先了解和学习日本人的长处，方能有济，力言留学机会，决不可失。众为所折服，乃皆欣然就道。到了日本后，先入成城学校（当时为中国留日学生专设的预备学校）习日语，后入日士官学校，学军事，为中国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第一期学生。”由于，他是怀着爱国抱负和急切的救国心情，前去日本留学的。故甫达彼岸，就如饥似渴的极枳投入了学习，并亟谋联络各方志士，共商救国大计。其时，伟大的中国近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已于一年前来日本物色同志，组织“兴中会”。他率先往访，一见如故。中山先生，对他深为器重；他对中山先生，则大为倾倒。畅谈之下，顿成革命知己。此为先三叔参加革命之始，亦当时留日同辈中，参加革命者最早之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篡委员会所撰《吴禄贞传》（以下简称《国党史吴传》），对此有如下两段记载：一谓“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国父孙中山先生，从欧洲到日本运动革命，禄贞与其同学钮永建、傅慈祥等，便同时受到了革命的洗礼。他积蓄已久的爱国救国思潮，得革命真理的撼动，更为汹涌澎湃，其以后的事业，可以说是奠于这个时期。”二谓“从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成立保皇党，一时邪说横兴，留日华侨和学生被诱惑盲从的很多，兴中会中也有部分同志被动摇，独禄贞与戢元丞、沈翔云、冯自由等坚信国父，不为所动，后来同志中的动摇者渐趋觉悟，兴中会的基础得以重固，不能不说是禄贞等中坚分子的力。”这两段记载，清楚地说明了他在留日初期，就已投身于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并成了“兴中会”的早期会员，且为之作出了砥柱中流的重大贡献。这是他在青年时代，由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发展成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的重要的一页。从此以后，他就以一个民主革命战士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并始终坚定不移、战斗不息，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三） 庚子起义
由于上述原因，所以，当时孙中山先生对先三叔，信赖备至，旋即，委以庚子起义的重任。《国党史吴传》载：“时值国内发生义和团革命运动，列强乘机入侵，陷我京师（即所谓“八国联军”之役）后，清帝仓皇出走，陷国内于无政府状态，中山见此情形，急召同志，集会于日本镰仓，决定乘机起义，并决定在长江、珠江两流域，同时大举发动。珠江流域方面，由他（中山先生）亲自主持，长江流域方面，则委由禄贞及傅慈祥等主持，约定分头进行，互为策应。”又谓：“禄贞奉命后，正感经费困难，适保皇派首领康有为，向新加坡华侨邱菽园募得三十万元的巨额捐款，并以三万元予唐常才，为其兴师勤王之资。毕永年（兴中会会员，湖南人，与吴禄贞、唐常才均为好友）闻其事，往勤唐放弃保皇，参加革命，唐表示同意。毕乃举以告吴，吴遂与合谋共事。”据辛亥老人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首述“汉口庚子之役”文中亦谓：“当时鄂人留日学生之有革命思想者，若傅慈祥、吴禄贞、戢元丞等亦皆欲乘机起事，谒先生（孙中山）请示方略，先生告以已派史坚如往长江一带活动，可共同进行。慈祥等告，惟以经费无出，颇感焦虑，适毕永年同志来告，谓他闻唐常才已从康有为处得到勤王经费三万元，经他以革命大义，向唐反复陈说，唐大为感动，已决意脱离保皇派，而与吾辈共同革命，慈祥等愈喜。梁启超悉其事，亦意态活动，于设宴为唐常才、林奎（保皇派），吴禄贞、傅慈祥（革命派）等回国送行之际，特邀中山先生及陈少白出席陪宴，以示两派团结一致，共同革命之诚意……。”当时，与先三叔同时受命的戢元丞，则曾更是毫不隐讳地说：“佛尘（唐常才字）已与孙公（中山先生）秘密结盟，用保皇派出面，利用军费耳。”（见刘成禹《世载堂杂忆》，153页）又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吴禄贞、毕永年、傅慈祥等人从日本返国后，即联络发动长江一带会党和军队，共达十余万人，势力范围，遍及长江两岸各重要城市，并策划分为前军驻大通，由吴禄贞统之；后军驻安庆由田邦骏统之；左军驻常德，由陈犹龙统之；右军驻新堤，由沈荩统之。唐常才为“总粮台”，担任全军总后勤。革命势力，遍布各地。其动员人数之众，与其声势之大，为辛亥革命爆发前的一次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本可一举而奠定中原，并进而呼应珠江流域，囊括南部中国，造成有利的革命形势，万不料保皇派头号首领康有为将所得的海外捐款，饱入私囊，中断了对起义军的接济，迫使起义军临时决定，将起义时间，向后推延。而先三叔所统之大通义军位居最前线，未得延期通知，而按期一举攻占大通厘金局，威震长江下游，清政府慌了手脚，急调各路大军，合力围剿。而其他各路，皆因奉命延期，自然按兵不动，致使大统前军，陷于孤军作战之险境。但先三叔仍带领所部，奋勇当先，坚持血战七天七夜。始因寡不敌众，后援不继，遭到全军覆灭的惨败。他幸得只身脱险，经上海重返日本复学。
大通惨败后，自立军起义计划，全部暴露。鄂督张之洞急派军警，围搜汉口“自立军”总机关。傅慈祥、林奎、唐常才等十余人，均不幸当场被捕，同遭杀害。一时，各路义军，群龙无首，纷告瓦解。于是，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起义活动，就以如此未及全面发动，而全面瓦解告终。然而，清政府并未就此罢手，他们挥舞着屠刀，到处搜查追捕，使会党义士的鲜血，一时流遍了江汉之滨！常德、沙市及武汉等地，相继被惨遭杀害者，无不成千累百。因而，也就出乎清政府意料之外的，更加扩大了这场革命起义的社会影响，更加激发了向往革命的人心。十年以后，庚子起义旧地又爆发了成功的“武昌起义”。有些首义的主要领导者，如孙武等。就是当年在吴禄贞劝导影响下，奋起参加过庚子起义的人物。前仆后继，一脉相承，显而易见。可以说，当年庚子起义，实为两湖革命的先声。耿伯钊在其回忆文章中，曾大书特书：“吴禄贞实为湖北革命之第一人！”当时，先三叔年甫二十，便能如此英勇奋发，领导一方起义，影响及于全国和后来。在众多的辛亥革命前辈中，亦极为罕见，自不能不为时人所格外敬重与惊服。先父回忆当时情况说：大通事败时，我家方寄寓武昌，日夕均有人环伺家门，侦其行踪，全家为之惶恐不安者累月。鄂都张之洞曾派遣武装宪警，跟踪上海追捕，必欲得之而甘心。他数濒于危，均以镇静机敏得脱。据说有一次，捕者跟踪到了他所居住的旅社，适他正下楼外出，狭路相逢，不及徊避，仍自昂首下楼，毫无惊惶之色。捕者不识，拉着问他：“吴禄贞住在那个房间里？”他从容不迫地，随手指着楼上一个房门说：“他就住在那间房子里。”说罢，扬长而去。等捕者发觉受骗时，他已走得不知去向了。象这样的惊险传说，当时还很多，有些竟把他描绘得神出鬼没，成了传奇式人物。
（四） 播种武昌
大通惨败后，他只身脱险，重渡日本复学，益自淬励奋发，志切学成报国，于一九0一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时人以他与张绍曾、蓝天蔚并称为“士官三杰”。后来，更有人以他与蔡锷、蒋百里并列为“士官三杰”。先后两举“三杰”，皆以他为首，足见其在士官同辈中享誉之隆。按照当时规定，中国留日士官学生毕业后，皆须返回原籍，由当地政府委用。时张之洞仍任鄂督，预料先三叔将因大通之役，惧不敢回。不意回鄂报到的留日学生名单中，仍赫然有“吴禄贞”三字。张一见之下，怒不可遏。竟于召见这批回国学生时，独拒不见他。并命将他禁闭于将弁学堂，等候另行发落。时先父在武昌工程营充任哨官（排长），方喜其学成归来，门户生辉。突闻此讯，惊惶失措。先叔祖母尤终日以泪洗面，忧伤不已。因为家里的人，对他领导的“大通起义”一事，是都清楚知道的。这时，大家都害怕张之洞算这笔旧帐，用对傅慈祥等人的毒辣手段，来对付他。而当时“朝内无人”，不只想不出营救门路，就连一点真实的消息，也无从打听得到，一家人焦急不安的心情，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先父想方设法，打通关节，得潜于将弁学堂探视，却见他独坐禁闭室中，手捧书卷，凝神观看，显得神情泰然，若无其事。及见先父入室，照常亲切地叫了一声“二哥”，便从容说道：“我现在一切都很好，你不用害怕，也不用再来看我，回去告诉家里，都不要为我耽心。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几天我就会回来的。”先父见旁边有人监视，不便多说多问，只好暗自心酸，无言而退。过了两天，适值星期天营中放假，先父急着回家看看，劝慰老人，却不料一进家门，就见先三叔已安然回家，并见贺客满座，都是当时省城军政界的一些显要人物。先父乍见此景，真是又惊又喜，但不免满腹狐疑，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等先三叔把贺客们都送走了，便急着问他。他笑着回答说：“这老头（指张之洞）昨天把我找去了，同我打了一场嘴吧官司，我打赢了，他打输了，所以就只好把我送回来了。这场戏大概就这样收场了，你就放心回去当你的哨官，不须再扮演“探监”的角色了！”说罢，一阵爽朗大笑，完全不像有过重大危难经历的样子。先父对于他的履险若夷的豪情，是早就知之有素的。经过这次禁闭三天，大祸临头的严峻考验，特别是经过亲眼看到，他在禁闭室里的那种安详态度，不能不更加惊服。但，听了他的这段答话，对事态的发展经过，还是莫明其妙，只觉他安然无事地回来了，便就万事大吉，对其中经过，也再无心细问。后来，听人们纷纷传说：自张之洞把吴禄贞禁闭起来后，一连两天，不闻不问，其左右僚属（包括对吴禄贞怀有好感的）见他余怒未息，也都不敢动问。到了第三天，僚属们见他把这批留日学生，一一委派完了，便乘机向他请示，对禁闭中的吴禄贞究竟如何处置？并说：老这样禁闭着也总不是事。他这才厉声吩咐：“把他叫来，我要亲自审问。”接着，就由第八镇统制张彪（原是张的亲信侍卫，经他逐步提拔为统制）亲往将弁学堂，将禄贞同载车内，像押犯人一样，带进了总督衙门。张之洞在总督客厅里，盛色以待，并令人请来梁鼎芬（时任湖北学台，主管全省教育，也是他的重要亲信）陪坐。当时，张之洞久官湖广总督，位高望重，权倾一时。在他的心目中，一个青年留学生，实在算不了什么。更认为三天禁闭的下马威，已经足够显示出他的总督威风，会使禄贞吓破了胆的。所以，那天召见，他满以为只会由他大开教训，严词斥责。而吴禄贞则只有俯首认罪的份儿。并打算禄贞认罪悔过后，再对他名正言顺地加以惩治，以为大逆不道者戒。哪知禄贞昂然进前，了无畏惧之色，只等张说了一句：“我派你去日本留学，你却胆大妄为，干的好事！”禄贞即侃侃痛陈世界大势，及列强必欲亡我的种种侵略阴谋与野心。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各种重大改革与成就，以及我国应锐意改革，方能救亡图存的道理。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头头是道，理直气壮。张之洞越听越出神，不住点头称是，最后不禁失声叫好。连说：“奇才！奇才！”本是奉命坐在一旁的梁鼎芬，也不禁高声附和，连赞：“真是奇才！真是奇才！”便立身拱手，对张之洞大献殷勤说：“督帅提倡兴学，煞费苦心，今日得此奇才，请受卑职一贺。”张之洞越发得意。一直躲在门口观风的张彪，这时也赶忙进来助兴。原来张彪出身亲兵，当时虽身为统制，依然是个草包，他并不懂得什么是革命军，但觉吴禄贞是督帅亲自下令禁闭的，定是朝庭要犯，此番又亲自提问，是凶多吉少。因此，他在把禄贞带进总督客厅后，就一直站在门外偷听，并暗令手下亲兵，端等张之洞一声令下，即进去捆人。却听来听去，都只是禄贞一人在发言，而听不到张之洞半点斥责。从门缝中远远望去，反见张之洞在不住点头微笑，不像要惩办的样子。他正在纳闷，却听到张之洞和梁鼎芬称赞禄贞为“奇才”。他心知情况大变，便连忙喝退亲兵，换上笑脸，进入客厅，向着张之洞施礼讨好说：“标下军中，正是缺少人才，就请督帅把这位‘奇才’，赏给标下使用！”张之洞含笑点头，表示同意。张彪称谢之后，就拉着禄贞一起，退了出来，并请他一起上马车，亲自把他送回了家。从第二天起，一份接着又一份的委扎，雪片似的向禄贞身边飞来，“将弁学堂总教习”、“护军全军总教习”、“武备学堂会办”、“学务处会办”等等头衔，旬日之内，加官不下十次。阶下囚一变而为座上客，一时哄动了武汉三镇，街头巷尾，传为美谈。先父对我谈及此事时，亦每为大笑不已！盖这场逢凶化吉的戏剧性变化，曾使他惊惶之余，继而喜出望外，印象较为深刻。故此后每一忆及，辄不禁心有余庆，为之开颜。先三叔志不在官，但对于“总教习”之类的头衔，却大感兴趣，正好以此为护身符，深入各军事学校和军队，接触青年群众，开展革命宣传活动。这种合法身份，既为他广泛结交革命志士，大开了方便之门；也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同他这个著名的“大通叛逆者”，公开往来联系，扫除了障碍，打破了顾虑。早在他回国之前，人们对大通起义，就已有了多种神话式的传说。简直被描绘成了三头六臂式的传奇人物，而为人们所向往。及至回国之后，又因“将弁”之囚，“奇才”之誉，而更加增添了他的传奇色彩。一些富于好奇心的年轻人，皆争欲一睹风采，听他讲述革命故事和救国道理。所以，当时他的武昌水陆街十三号寓所，就成了青年们衷心向往的地方，和经常聚会、畅谈革命的场所。湖北辛亥革命前辈李书城、耿伯钊、朱和中、刘静庵等人，就都是其中的极积分子。当时，他曾认真总结了历史革命的夫败教训，特别是“大通之役”的亲身经验，深觉清政府所拥有的军事力量，用于抵御外侮固不足，用以镇压国内革命则有余。而革命党人中，既少军事人才，又乏作战武器。以血肉之躯，档虎狼之敌。革命的牺牲精神，固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但徒有牺牲，终非成功之道。而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又绝非当时各种条件所能许。是以当务之急，莫如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以为革命之用。实行之法，则莫如发动具有革命思想之知识份子，入营当兵，变敌人武装为革命武装。但，这在当时，做起来也颇不容易。首先是因为，当时社会风气重文轾武，一般对当兵这门行业，都心存鄙视。读书人更不愿当兵，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旧说，在当时是颇为流行的。为了冲破这种思想障碍，他一面现身说法，深入动员其身边的一些青年志士，如朱和中等人，为之多方物色人材；一面更利用其特殊地位，为知识份子入营，创造有利条件。当时，湖北新军中，自统制张彪以下的各级军官，咸皆震于张之洞的“奇才”之誉，争相望风承旨，对他敬若神明，奉若导师。只要他随便开张条子，介绍人入营，他们皆无不奉命惟谨，更无不另眼相看。如当时一些军官，对由他介绍入营当兵的知识份子，都尊称为“先生”，而不敢视同一般兵卒。甚至，连下操上课，也都悉听“尊便”，不加勉强。是以风声所播，一般青年知识份子，皆趋之若鹜，争以能得他介绍，入营当兵为荣。一时，像这样不在招兵期间，而由他开张条子，得以破格入营者，达数十之众。由于他们这些人都是革命知识青年，入营后又受到各种优待，得以自由开展革命活动，扩大影响，所以很快就在湖北新军中，形成为革命骨干力量。后来，“科学补习所”、“日和会”等重要革命团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如刘静庵、胡瑛、张难先等人，就都是其中的著名人物。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他们的这种带头行动，有力地冲破了读书人鄙视当兵的旧传统。“秀才当兵”蔚成风气。如后在黄陂一次招兵九十六名中，就有廪生、秀才三十六人，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这就为提高新军素质和改造新军，创造了有利条件。与当时各省新军比较，知识份子占较大比重，实为湖北新军的一大特色（如据当时三十二标统计，出身于知识份子的兵卒，约占全标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也是湖北新军之所以能成为发动“武昌起义”的主力，并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因。
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期间，我曾在武汉、重庆、南京等地，先后得识李书城、耿伯钊、朱和中、张难先、孔庚等湖北籍辛亥革命前辈，每当谈到这段往事，都无不言之历历如绘，栩栩如生。他们异口同声说：当年绶卿先生投身革命最早，实为湖北革命第一人。我们得闻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及其在海外的革命实况，就是由他从日本带回来的。他所提倡的“秀才当兵”，最为人们所信服。他时常笑着对我们说：“人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因为秀才手里只有笔杆，没有枪杆之故。当年班定远投笔从戎，立功异域，历史上传为美谈，更应为我们今天所效法。我相信，只要我们今天的一些秀才先生，能毅然放下笔杆，拿起枪杆，则革命造反之举，一定不要三年，便能成功。”这席话说得我们和另外的一些青年学生，都跃跃欲试。每次讲完后，都有人脱下长衫，要他介绍入营。我们后来相继弃文就武，也都是受了他的影响。
（五） 投身虎穴
一九0三年，清政府以淮军、湘军全师覆没甲午，亟欲重建新军。乃设立练兵处，以亲贵大臣主其事，并搜罗全国第一流的军事人才为之用。先三叔为士官杰出者，名噪一时，闻于清廷，乃被指名征调入京。时他方倾心培植湖北革命力量（当时他在武昌花园山所建立之秘密革命机关，即为后来湖北革命组织之基础），复有应黄兴邀请，以李书城、耿伯钊偕往长沙，共商两湖革命大计（包括筹建“华兴会”）之约，不欲中途离去，初拟拒不应命。后因左右同志坚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君受朝廷器重，指名征调，入京必得重用，实乃千载良机。与其在外难于建树，不如趁此投身其中，虚为周旋，暗为内应，将来良机成熟，共成大事，收效将不可估计。”乃决定变计应调。先父曾对我追述这段情况说：“他（指先三叔）应黄兴邀前往长沙时，我（先父自谓）已先期调长沙，任教于湖南武备学堂，得时至其住所探访。黄兴等人前来晤谈时，我亦每皆在座，彼等亦皆称我为‘二哥’，不稍回避。他得此北京征调电后，初时不欲应调。我则私心认为：此番突被征调，吉凶莫卜，亦以不去为然。而友人之劝其乘机入京者居多，尤以黄兴劝说为最力。那天黄兴来访，我适早在座中，听到黄反复强调，北京地位重要，势在必争，机不可失。并谓：‘今后湘、鄂之事，我自任之。北方之事，赖兄主之。来日南、北呼应，成功可期。兄此际决然投身虎穴之壮举，亦必将永为不朽！’言时意态庄重恳切，感人至深。按黄兴和他一样，也是个豪气纵横，胸怀全局的革命人物。后闻黄在华兴会成立大会上，陈述其革命大计时，曾倡言‘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为取得革命成功之上策，只因‘既不能藉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起而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乃不得已而谋其次，‘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足见其醉心于‘夺北京，号召全国’的上策，实早耿耿于怀，情见乎词。故此刻，骤闻禄贞被征调入京，不禁大喜力劝，以为这是革命党人，深入敌人心脏的千载良机；也是将来夺取北京的有力伏笔。千万不能放过，即使两湖革命事业的局部利益，要暂时受到一些损失，也在所不惜。而禄贞也正是个敢做敢为，勇于冒险犯难的人。听了黄兴等人的这番劝告，遂不觉为之动心，入京决矣！等第二天，我再去看他时，他就断然对我说：‘这两天，大家对我说的这些话，二哥都是听到了的。大义当前，我已决定就要只身入京了。武昌家中，请二哥就近照顾！’我听了心头一怔，埋藏在心底的话，也就冲口而出：‘大通旧案，北京未必毫无所闻，此番召你入京，也未必全是好意。你应慎重考虑，三思而行！’他马上对我忿然作色说：‘我早已许身革命，把个人生死利害置之度外。大家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今天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革命，投身虎穴，我觉完全应当，义无反顾，你就不用为我担心害怕了！’我不好再往下说，只得黯然走开。过了两天，他就离开长沙，经武昌束装入京了。”
一九0四年，他柢达北京后，被任为练兵处骑兵监督。他在日本留学时，本是专习骑科，以见其长。此番得任全国骑兵监督，似尚能任其所长，崇以高位。他在初任监督时，也以为真能就此练得一支骑兵劲旅，为祖国保边疆，为革命效驰驱，故也颇为得意。但不料腐朽的清政府，徒尚练兵之名，不务练兵之实，更不愿假他以兵权。他们把他关在办公室里，要他整天埋首伏案，编审“骑兵操典”之类的东西，而不让他有半点机会接触实际。他所一再提出的各种切实可行的练兵方案，皆被束之高阁，成为纸上谈兵。所谓“全国骑兵监督”，竟是这样高高在上，两手空空，甚至连一兵一骑的影子也不能见到。要是一心只想做官的人，倒也落得清闲自在，养尊处优，而泰然引以为得计，但他是个满腔烈火，志切救国，特别是为了欲得虎子，才不惜投身虎穴而来的人，对此徙居高位，坐食厚禄，而不能实际有所作为的生活，就不能一日相安。壮怀莫展，咄咄书空，当时他曾寄信先父，抒发他的这种忧愤心情。信中略谓：“悔不听二哥之言，冒然北上。入京后，名居高位，实违初愿。日以宝贵光阴，虚掷于书牍之中，周旋于亲贵之间，酒酣耳热，每皆以不入耳之言，来相劝趋奉，亦实徒增感慨。盖人皆羡我用正所学，青云独步，我则视同处身囚笼，不可终日。三十功名尘土耳！脾肉已生，奈何奈何！翘首楚天，犹觉神驰，更不知何日始得插翅南飞也！”（先父在世时，对他的这封亲笔信，视同拱壁，从不肯轻以示人，我更奉为家宝，什袭珍藏，从不敢等闲置之，八年离乱，行装尽弃，此宝独未尝一日或失。然终不能幸免于十年浩劫之一矩，追怀先泽，痛心曷极！）
一九0六年，他为了冲出此苦闷环境，上书于军机大臣铁良，自请赴西北考察边务（时值沙俄图我新疆，西北边防亦正吃紧）。铁良允之，乃携亲信秘书与同志周维桢联袂西行。经河南，入潼关，过华岳，直驱西北边疆。他三年虎穴，一筹莫展，冲天夙愿，尽成泡影。精神深感厌抑，思想充满苦闷。尤以每当遥望南方烽火，楚天战友，回想起当日“南北呼应”的庄严嘱托与殷切期待，辄不禁愁绪满怀，难于自遣。此际一出都门，顿觉海阔天空，心旷神怡。虽仍是赤手空拳，力不从心，亦得将一腔心事，尽情倾泄于诗歌，为其当时快事。他所留下的宝贵诗篇《西征草》，即成于是时。现存者二十五首，虽皆慷慨怀古，缠绵忆旧之作。然而，也正是他当时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和真实反映，自有其重大参考与研究价值。如“潼关望黄河”七律一首云：“走马潼关四扇开，黄河万里逼城来；西连太华成天险，东望中原有劫灰。夜烛凄凉数知己，秋风激烈感雄才；伤心独话兴亡事，怕听南飞塞雁哀！”就是抒写当时北望黄河，而忆及南方旧日战友，并自伤虎穴孤独的心情。诗中的“知己”、“雄才”，自然是指黄兴等人；所谓“中原劫灰”、“秋风激烈”，自然指的是革命斗争的情景，词意缠锦悱恻，至为感人。其重申“南北呼应”旧约的深意，尤觉跃然纸上。又如：“过华岳狂吟”五言古诗一首云：“策马过华岳，我气何熊熊！手把三尺剑，斫断仙人峰。问我何为者？恨汝无神功。西陲正多事，汝独如痴聋！不能诞英灵，为国平西戎。累我天山路，长征雁塞风。既辜生灵望，未免负苍穹！待我奏凯旋，再拜告天公！”则是抒写其另一番伤时爱国的心情。诗中以华岳喻当时苟且偷安、丧权误国的清廷当局，痛加谴责，而以奏凯立功自誓，忠诚谋国，气吞河岳，及今读之，尤觉掷地有声，如见其人。由此可看出，他当年西北之行，是有其预定的雄图大计的。果使此行得顺利抵达边地，则其后在东北所建之奇功，必已早建于西北。也可能首在西北，打出一个发动革命突破口，使西北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基地。但，不幸他方至甘肃，即为陕甘总督升允（皇室亲贵）等地方权要所拘禁。他们初欲加以“冒充钦差”之罪，把他就地正法，乃上奏朝廷，请旨定夺。清慈禧太后得奏，急召铁良质询，铁良直陈西北之行，确为他所派遣，乃得幸免升允毒手。但，仍被押送回京，问以“着便服谒见升允，有失官体”之罪，予以撤职处分（详见北京图书馆所藏清官档案）。
以上，为先三叔虎穴生涯之梗概。其间，长期受厄，一度遇险，得不死于敌人之手者，盖益幸矣！其所以化险为夷，实赖其士官同学，清廷宗室出身的良弼所庇护。据国学大师钱基博所撰《吴烈士传》中，叙述他们私交深厚，情同手足，但在革命问题上，意见相左，往往争得面赤声嘶，相持不下。个中细节，记述甚详，可供参阅。程明超（湖北黄冈人，留学日本，曾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秘书长）所记，他与先三叔的一次谈话，更为详尽。程文如下：“乙已（一九0五年），君（指先三叔，下同）在北京练兵处与良弼同寓，余（程自称）自满韩入燕（北京），适君将归葬父，自京汉（铁路）同归鄂、车中三日，皆言应付良弼之苦衷，谓：‘满人可畏者惟良弼，汉人能敌者唯吾（先三叔自谓）。良弼私德孝亲爱友，皆与吾相似，私交又复甚笃。而近日排汉之策，皆良为之谋主。吾处虎穴中，旦夕思败其谋，良尚未之觉也。此时良弼与铁良相恶，正操同室之戈（良弼与铁良皆为清廷宗室），是即余之小成功’云”举此一端，即可想见先三叔，当日虎穴处境之维艰。其革命气概，已情溢乎词矣！
（六） 建功延边
一九0七年，清政府迫于日人之处心积虑，图我东北。初于东北建行省，任徐世昌为首任东三省总督。世昌久闻吴禄贞胆识过人，志在边疆，坚邀同行。先三叔亦欲有所展布于东北，乃欣然应邀，受任为东三省督署军事参议。时值日俄战罢，日本帝国主义者，乘胜责朝鲜为被保护国，浸浸乎有独霸东亚之势。此为当时国际形势之巨变，亦为所谓“间岛问题”发生之近因。在此以前，朝鲜虽早已为日本所控制，但在名义上还能保持独立，尚不失为中国、日本间之缓冲地带。然自此以后，实际上则由日本天皇所派出之朝鲜统监，为朝鲜之最高统治者。日亦在实际上，由东海三岛而扩张至于东亚大陆，朝鲜与我之国境，隔江为邻。我之东北大地，至此乃完全裸露于日本侵略者的虎视之下，而无复缓冲余地。一九0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日本明治三十九年），日本著名侵略头子伊藤博文，就任朝鲜统监后，密谋以朝鲜为跳板，侵我东北。其统监府就在事实上，成了策划部署侵华活动的大本营。其所定下的第一个侵略目标，则为我图们江北，吉林南部之大片国土，也就是所谓“间岛”。其实我东北境内，从无所谓“间岛”之地，亦无所谓“间岛”之名，钝系日本侵略者所凭空捏造。于是，此一惊心动魄之侵略与反侵略斗争，因之而起。
当时，日本侵略者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策划布置至为周密。他们首先发动“与论”，制造借口。一时日本著述、日本报章，竞相唱和，谬说纷陈。如日本人守田利远所著之《满洲地志》，竟妄言我松花江南之夹皮沟一带地方为所谓“化外之区”。更诡称之为所谓“东亚之独立国，世界之密藏”。日本《朝日新闻》、《日知新闻》等重要报章，亦皆随声附和，大肆渲染，谬说愈出愈奇，拓地愈来愈广。最后，意公然造出所谓“鸭绿、松花、图们三江发源之地，有俨然一小独立国，名曰‘间岛’，”之海外奇谈与弥天大谎。并谓：“此所谓‘间岛独立国’之幅员，东西广七百六十公里，南北长三百五十公里，是与日本九州相伯仲；如此广大之版图，属中属韩，尚难断定”云云。此种用意，显在妄图从根本上，否认我在此大片国土、所早已拥有之神圣主权，以为其侵略张本。其所谓属中属韩，尚难断定，则是妄图以所谓“中韩界务”，掩饰其侵略野心。实则当时所谓“属韩”，就是属日，已为人所共知。此外，日本版本嘉治马于日俄战后，所绘制之《纪念大地图》，还公然将我图们江以北，牛心山以南之吉林南部地区，颜曰间岛。日人龟田忠一所绘制之《满韩地图》，更公然将我图们江以北，海兰河以南之广大国土，绘入朝鲜界内，勃勃野心，更是跃然图上。
当年，先三叔初抵东北之日，正日人所谓“间岛”谬说，嚣然尘上之时。腐朽的清政府及东北地方官吏，皆昏昏然，视为一般民间误传，不予重视。禄贞独见微知著，深以日人如此大肆宣传，必将有所行动，不可不预谋应付。尤深感筹边之道，首贵知边，日本侵略者之敢于信口造谣，高唱其所谓“间岛”谬说，实亦欺我对边地茫然少知。故非以真凭实据，给予当头一棒，决不足以止其觊觎之野心。乃自携科员二人，测绘学生六人，由吉林省城出发，经敦化县、延吉厅、珲春等地，沿图们江达于长白山、夹皮沟。再折回省城，行程纵横二千六百余里，费时七十三天。凡与所谓界务有关的地段，皆用仪器精细测量，余则概用步测。又复穷旬月之力，上考史乘，中稽界牌，下采舆论，制成五十万分之一的延边地图，于延边地区之地理形势，山脉走向及江河源流，皆一一罗列目前，按图可索，为以前各种图籍所未备。尤足强烈证延边一带为我神圣主权之所在，绝非所谓“化外区域”，更无所谓“独立之国”之踪影。当时，我国朝野上下，咸狃于“中华地大物博”，对边地向少注意。清廷尤以延边地区为其祖先发祥圣地，入关以后，即下今严加封禁，不准各族人民垦殖于其内。坐令沃野千里，竟成荒原，更使内外隔绝，人莫知边。一旦骤临日人之乘隙生心，倡为所谓“间岛”谬伦，虽明知其为无事生非，恃强以逞。亦苦于手中实证不足，无从为有力之辩驳，得禄贞所进图说，大喜其为言之有物。时任军机大臣的张之洞，素目禄贞为“奇才”，此时更大加赞赏，深以其所见为然，力主委以戍边重任。惟当时封建官场，囿于“论资排辈”积习，不欲使年轻位卑之吴禄贞，骤登高位（当时他年仅二十六、七，官位亦只约等于今日之县、团级）。故只任以为延吉边务帮办，而以旧官僚陈昭常为督办，居其上。实则先三叔之勇于投身东北，自请测绘，完全出自爱国激情与革命义愤。故甘于名居其次，而实则独任艰巨，勇挑重担，担负起筹边安边，力御强敌之全部责任。陈昭常则徙居高位，拱手画诺而已。近人王芸生氏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述日本侵略中国史。对所谓“间岛”问题，列有专章（《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四十三），其中述及陈昭常、吴禄贞奉命办理延吉边务时，对人物有所品评，竟无一语及于名为督办的陈昭常，而独对实为帮办的吴禄贞，评价极高。谓：“禄贞曾留学日本，为士官学生，与斋藤季沃郎（当时侵延日酋）且有师生之谊，为人干达明练，堪称斋藤之对手。”此足证当日先三叔功绩之著，声望之隆，实皆远远高出于徒拥虚名之陈昭常，而为后世史家所深知乐道。至其谓：“昭常、禄贞到防后，设边务公署于局子街，约率兵警四千余名，于各重要地点设立派办处，以抚驭韩民（当时韩民侨居延边者逾十万，日本侵略者妄欲利用为侵延先锋），并抵制日人之阴谋。其所以对付日人之侵略者，无所不用其极。且测量地理，研究历史，教导韩人，刺探奸谋，苦心孤诣，各方并进。此幕交涉之所以未全失败，延边一带犹得为中国领土者，陈、吴之功，实不可没。”实亦皆为先三叔当日之所为（详见后述），唯以禄贞仅居帮办，故不得不列陈于首。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其上给清廷的奏摺中，亦不得不承认“该员（按：指吴禄贞，下同）驻延以来，对待外人，抚驭韩侨，经营内政，不遗余力。虽界务问题尚未解决，而百端规划，广搜证据，使皆晓然于延吉之为我领土者，该员之功居多”。并谓：“该员初到延吉，以一身力为抗御，保守疆土，实属著有勋劳”（均见清室档案及徐世昌主编之《东三省政略》）。更足为当日此种实际情况之证明。先三叔，虽如此一本爱国赤忱，以抗御强敌、保卫国土为己任。不避危难，不计名位，甘于任人窃其名，而己任其实。亦终不能见容于妒贤嫉能，争权夺利之封建官僚集团。徐世昌到任甫及一年，延边尚属粗安之余，就把他罢离延边，而代之以旧官僚傅良佐。讵知当时筹边安边，端赖禄贞。日人所惮者亦惟禄贞而已，闻其罢离，额手称庆，旋即故态复萌，不断制造事端。傅良佐穷于应付，苦不可耐，乃称病弃职而逃。清廷迫不得已，仍欲令禄贞回任。禄贞以前此为人掣肘，未得放手办事，大行其志，要求由他自任督办，专摺奏事，不受吉林巡抚（陈昭常）节制，方肯回任。清廷以应变无人，只得允其所请。“烽火鸡林戍，筹边两度来”。于是，先三叔又以新任“督办吉林边务大臣”的身份，重返延吉。由此，以至于所谓“间岛问题”的最后解决，他都一直处身于斗争前线，始终其事。即我外务部，最后答复日人之照会文件，亦皆出自其手。
在此，须得简要回顾一下，日本侵略者的阴谋活动。以见当时延边形势入之危急，与斗争任务之艰臣。如前所述，日本侵略者在提出其所谓“间岛问题”时，曾经首先发动其所谓“舆论”，大肆造谣惑众，为其侵略行动制造根据和声势，以此足见其侵我延边，实出自长期预谋，用心深远。及至后来具体进行活动时，则更是计划周密，准备再三，显见其必欲得而心甘。当年伊藤博文在制定其侵延计划时，早就物色好了斋藤季治郎为之充当执行侵略任务的前锋。斋藤久居中国，能操华语，为日本陆军中有名之“中国通”。日俄战争时，任乃木希典军参谋，并曾任旅顺、安东等地军政官，亦实为侵华老手，故为伊藤所选中。斋藤奉命后，首邀法学博士筱田治策，与入之共对所谓“间岛问题”，作所谓历史法律方面的研究。并一同化装为商人，进入我延边，实地侦察。他们偷渡图们江，潜入我图们江北之局子街、老头沟、头道沟等要地，窥探我虚实，搜集我情报。然后返回汉城，复命伊藤，向之提出其侵延实施计划如下：
（一）从事“保护韩民”（此为当时日本人侵我延边所打之旗号，亦为其悍然入侵之凭籍）之官署，定名为统监府派出所，其位置应设于略当“间岛”中心之南冈西部、马鞍山南方平地之中。
（二）统监府派出所，既置于交通不便的僻远之地，而负有特种任务，故其权力务须广大。为适合情况而有临机裁量之余地计，暂行付予如次入之权限，实为适当。（甲）、由韩国政府委以统辖间岛假定区域内韩国人民之权；（乙）、使对该区域内之日本臣民有与理事厅相同之权能；（丙）、当紧急事变之计不得已时，得请求最近之帝国守备部队出兵。
（三）对于清国政府之设施，暂不争论，务采怀柔之方针，并出于随机应变，增进我方地步之方针。
（四）以间岛为韩国领土为前提，而处理一切之事。
（五）关于间岛之开发，应实行以下各事：（甲）开清津港，奖励开始与须贺或午鹤之直接航路；（乙）简易与日本内地之联络法，输入日本商品，输出谷物与矿物；（丙）修筑轻便铁路于间岛，以便与会宁之交通；（丁）将清律、会宁间之轻便铁路，逐次改筑为广轨铁路；（戍）修筑统监府派出所与会宁间之电线；（已）在统监府派出所所在地点准备建筑市街。
伊藤博文立即批准了斋藤提出的这个计划，委以为统监府派出所所长，并对他发出如下训令：
（一）间岛为韩国之领土。
（二）韩人不可服从清国之管辖裁判。
（三）清国官府所征一切租税，派出所皆不承认，视为因清国官吏压迫而韩民不得已缴纳者。
（四）清国官府所发之一切法令，亦非派出所所能承认。
（五）对于清国官府所委任之都乡约（按：等于乡长）、乡约（按：等于村长）等，予以与一般韩民相同之对待（按：即不承认其合法地位）。
由以上两项日方内部文件（均见日人筱田治策所著《间岛问题回顾》，译文见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第四十三章），可见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入侵我延边国土之初，即已断然认定我延边地区为所谓“韩国领土”。其所谓：“统监府派出所”，实即日本之殖民政权。我在该地区之行政、司法、财政等主权，悉皆为所无视与断然否定。并还作好了开发打算，以为永久占领之计。此其咄咄逼人之狼子野心，实已根本就不把我堂堂主权国家放在眼内，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由人任意宰割之情景，如此逼真，实令人不寒而栗！
当时，斋藤受到委派后，迅即组成其派出所人马，准备出发。惟以时值日俄协定与日俄密约，方在谈判中。伊藤恐遣兵调将，惊动俄人，有碍谈判进行。乃又密令斋藤，将所领人马，暂先秘密集中于会宁，整装待发。一九0七年七月三十日，日俄协定及日俄密约，甫经签订。伊藤即于八月十八日急电斋藤，令于十九日由会宁出发，进入我之延边地区，亦即其所谓“间岛”地区。就在这斋藤奉命出发的同一天，我外务部接到日本驻华公使阿部守太郎送来照会，其文曰：
为照会事，兹奉帝国政府训开：间岛为中国领土，抑为韩国领土，久未解决。该处韩民十余万，受马贼及无赖凌虐，拟即由统监派员至间岛保护，请速电该处华官，免生误会为要。
一直处于梦睡之中的清政府，突然得此照会，不禁大骇，方谋交涉阻止。但，实则斋藤已率领大批武装宪警，强渡图们，急行深入我延边数十里，安营扎寨。并已公然挂出其所谓：“统监府派出所”招牌，贴出其所谓“安民告示”矣。
由此可见，日本侵略者在制造所谓“间岛问题”时，不是按照国际公法和外交惯例，向我提出交涉。而是采取了突然袭击的非常手段，照会未发，人马先行，以迅雷不及掩耳，使我猝不及防之势，武装进占我延边。这种恃强逞凶，横蛮无理的强盗行径，实为近代文明国家关系史上所罕见，也就越发增加了这个所谓“间岛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按照日本侵略者当时所打的如意算盘，就是首先以武装入侵，完成其事实上之占领。然后，以既成事实，迫我作城下之盟，使其非法占领进而得到合法承认。所以，当时问题的重心，不在北京之外交谈判，而在延边现场之占领，与反占领之斗争。如果，侵略者取得胜利，占领计划完成了，外交谈判，势将无能为力。甚至，即使我在谈判中，始终坚不承认，亦绝不可改变其占领事实。而我延边国土，从此变色易主，将成为千古恨事。这就是我广大富饶之延边国土（即今日之延边自治州），当时所面临之存亡关头。先三叔受命于危难之际，前后三年，两戍延边，以一身肩负反占领斗争重任，再接再厉，不屈不挠，绝不使侵略者，得稍逞其占领野心于延边。斋贼挟其强大国力，三载经营，一筹莫展，始终都未能在延边站稳脚跟，日本侵略者终不得不知难而退，最后签订了《中、韩边界条约》，正式承认图们江为中、韩国界，江北延边一带为我国领土。并悄然撤退其入侵人马，还我延边主权。这是当年先三叔署理延边，为保卫国土所曾建立之不朽功勋。其间，斗争之惊险曲折，应付之艰难微妙，非千言万语所能尽，而为时将近百年，湮没者更已不知凡几。兹就现时之有史册可考，文献足证者，略举当年斗争经过及先三叔重要言行如次，以稍见先三叔功绩之伟与其爱国精神之永足矜式后人。
（一）对日人突然袭击的英勇抵制。此为先三叔对敌斗争之最初一幕，亦为延边存亡关键的一幕。史载：当日斋藤率领大批武装宪警渡我图们时，我江防将吏以未奉中国政府命令不敢放行为词，婉言劝阻，斋藤竟一面大肆咆哮，厉声呵斥：“我此次奉命越江进兵，决无后退之理。纵无中国政府命令，尔等其奈我何？”一面指挥强渡，对劝阻毫不理会，把我国政府及江防将吏，毫不放在眼内。我防将吏，意皆慑于日人之强大国力及斋藤之恃强逞凶，不敢再事阻挠。于是，斋藤一行，遂得以安然登陆，长驱入境。斋藤此番敢于这榇猖狂无忌，一因他此前曾潜入延境，进行特务活动，深知我边防空虚，人心不固；二来也因为伊藤派了数千日军，屯于图们南岸，为他声援。因而，此时延边境内，也就风声鹤唳，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莫知所错。斋藤旗开得胜，强渡成功，更加趾高气扬，称心满意。正以为凭他虚张声势，就能吓服延边军民，任他如入无人之境，从容部署占领，不战得我之地。但不知，飞将军从天而降，一位不可战胜的中国巨人，突然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后来的，延吉边务督办吴禄贞。
斋藤接连受到了这些意外的严重抵制和打击，惊知中国有备，再不敢任意胡为。南岸日军亦不敢冒险轻进。延边局势，乃得稍转安定，为以后进行谈判争取到了时间和较为有利的地位。后来，徐世昌追述其事，谓：“吴禄贞到延调查之次日，适日人派员率兵入境，仓猝相遇，在日人固不料我之有备也，而我幸得（禄贞）竭力筹谋，以为应付抵制之策。于是日谋稍阻，乃可从容谈判，以折其方张之势。”又谓：“当日人渡江时，适禄贞前往调查，猝与相遇，相机因应抵制，其谋卒不得逞。我始专派大员，从容筹划，是吴禄贞之首功，实有不能没者。”世昌两言及此，虽皆略而不详，然于先三叔当时仓猝应变，力挽延边危局所起之决定性作用，亦终不得不推为首功。盖此时如无先三叔挺身抵制，则日人之占领计划，势将迅速完成，延边国土势将立非我有，一切交涉都将无从谈起。以其首功之伟，实亦昭然在人耳目，无可否认。而尤为值得称道者，则先三叔当日到挺，只有调查任务，并无守土的责任（此时尚未奉戍边入之命），仓卒遇变，他可以置之不问，也可以一走了之，但他却毅然以保卫国土为己任，奋不顾身，力为抵制。这种一心为国，见义勇为，不计名位，不避危难的高尚品质和爱国精神，实更难能可贵。
（二）对延边民间爱国武装力量的发动。
当时延吉边防兵力，只有腐朽不堪之“吉强军”四营，较之压境日军，不仅众寡悬殊，战斗力更远非其敌。而形势尤为险恶者，则先三叔抵任入之初，正值部份“吉强军”闹饷生变，阴谋为日军内应。他猝闻此警，心知危机已迫，不容稍有犹豫，乃即奋不顾身，单骑驰赴叛军营中，痛陈大义，并适当满足合理要求，一时军心大定，免于生变，日军骤失内应，不敢贸然进犯，危机乃得以安然渡过。然此亦只为应付一时之计，非可恃为久安之策。他深感日本侵略者野心方炽，如无可用之兵，即决无可喻之理，只得再三上奏清廷，痛陈大敌当前“一旦祸生不测，即有危殆难全之势”，力言“若非厚增兵力，固我江防，令其野心稍戢，边务大局，万难维持”。但，清廷畏日如虎，害怕引起交涉，不敢增兵，所谓“上谕”，一味要他谨慎和平，镇静维持，以求苟安无事（见清宫档案），不允其增兵人之请。他孤悬边地，呼援莫应，不得不亟谋自全。因忆及前次调查边务时，曾闻长白山下之夹皮沟一带，有数千绿林好汉，啸聚其间，被人呼为所谓“胡匪”。然实则皆为勇于反抗暴虐官府之，血性男儿。尤皆深明于，民族大义。如，在甲午战争中，彼等即曾自动组成“敌忾军”，助清军抗击日寇，并曾屡建战功，深为日寇所畏惮。乃微服深入“匪巢”，亲访“匪首”。初称为南方会党首领，与之约为兄弟，结以私情。继而，出示其戍边身份，勉以共卫国土。众果感其忠诚，齐声应召，顿成劲旅数千。斋藤素欺我边防空虚，不把我放在眼里，及骤见劲旅云集，虽服装不太整齐，但皆精神奕奕，威风凛凛，不禁为之大骇。后侦知，此辈健儿，皆来自其素所畏惮之山林豪杰，更不禁为之丧胆收敛。此后，延边局势之能以得到相对稳定，实首赖有此一着。（前举《国党史吴传》对此事记述甚详，可供参阅）。
（三）对延边韩民的团结。
当时，垦居于我延边一带之韩民，数逾十万，超过我当地居民三、四倍，势成喧宾夺主，已为人所共见。日人之以延边为其侵我东北之第一目标，即以此为其有利凭借，其以所谓“保护韩民”为侵我延边之旗号，即阴谋诱骗韩民为之充当侵略先锋，乘势变韩民垦居土地为其殖民地。先三叔洞悉其奸，深以此际韩民向背，关系延边命运前途，至为重大，对我对日，实皆处于举足轻重之地位，常谓：“日本侵略者利在因人得地，如韩民不为所用，则斋藤势将一无所成，不退自退”。故于抵任之初，即以团结韩民为其与斋藤争衡延边之根本大计，凡所以抚驭韩民，抵制日人之威胁利诱者，皆无不悉力以赴。如斋藤利用“一进会”（日人御用入之韩奸组织）及“宪兵分遣所”为其深入统治韩民之爪牙，他则严厉取缔“一进会”，不使有立足延边之余地，并同时设立“派办处”，以抗击其宪兵活动。又如：斋藤利用韩民所设私塾，为其宣传所谓“独立自主”，鼓动韩民反抗中国政府之讲坛。他则深入韩民聚居之地，遍设学校，使华韩子弟，同受教育，以为釜底抽薪，防患未然之计。特别是凡发现日人有欺压残害韩民，及敲诈勒索韩民等情事，他必皆严惩不法日人，保护受窖韩民，不稍回避。以是韩民感恩怀德，同仇敌忾，每以日人之阴谋活动，向我密告。当时，先三叔之能于及时掌握情况，有效挫败斋藤，实大大得力于此。而由此结成之战斗情谊，尤足为以后延边韩民，进入我中华民族大家庭，打下坚实基础。白山黑水，边防永固。王芸生氏所谓：“自今观之，厥功尤伟”者，其深意盖即在此。
（四）对斋藤不屈不挠，以牙还牙的斗争。
斋藤这个侵华老手，曾任日本士官学校教官，与先三叔有师生之谊。此次延边重逢，适为交涉对手。斋藤恃强逞凶，本就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及见先三叔是他的学生，以为后生可欺，更是毫不在乎。却不料先三叔在私人交际场合，每对他客客气气，待以师礼。遇到交涉场合，就对他严肃认真，绝不稍有退让。《湖北征文》辑录有先三叔报告当时交涉情况的文稿，其中有段记载如下：十一日，斋藤来谒，出所录昭常等前出告示（按：即先三叔到延就任时，以督、帮办名义所出告示，内容大致为申明图们江为我神圣领土与边防重地，号召延边军民，共守此土），内摘多条，加以标记。意欲借此大开谈判，以增进其势力。首提出“图们江北为我国根本重地，边圉要冲”数句（按：即告示中原用词句），谓：“图们江北一带地方应否属清属韩，两国政府正在交涉，不应遽为此决断之语，务请更改。”当答以“图们江为清韩天然国界，有两国历史及志书图说可证，各国无不周知。日俄战争以前，贵国之满韩地图地志及韩国之国图，皆以图们江为界，历历可考，数百年来从未更变，即清韩之屡次勘界，亦在图们江源一带，于此地向无异仪。至今日之交涉，乃贵国无端生事，非国界真有不明也。督抚之奏派我等来此，原为保护地方，清理疆界，何得因有交涉而自弃其地！从前督办、帮办延吉边务大臣（按：指吴大澄等）所出告示，皆有如是之语，贵国及韩国并无异议，何至今日独有未当？况今日既生交涉，则我负此边务责任，对于人民措辞更不可稍涉含糊！”斋藤又谓：“昔时韩国非不争此土，乃为贵国之权力所屈，今既起界务交涉，则不得自信太过，仍以更改为是！”又答以“图们江北之地，国初（按：指清代初年）以来，并无韩民，光绪年间，我朝庭因韩民生计窘迫，以优遇邻帮之心，乃允其越江耕种，纳我大租，何曾凌虐以权力？李范允等之作乱，我以兵力征服，乃为保护地方治安，又何得谓屈于权力？至此地之为我国领土，贵国韩国亦皆信之，我何独不能自信也？”斋藤又云：：“我之以善意劝君，无非望彼此为和平之交际，似不宜为此过分之词！”复答以“君之善意，我所深感，然断不能以彼此私交而乱国家人之疆土，我有土地，我自认之，何谓过分？况无论我出示之过分与否，皆非贵中佐所得干涉，君之来此，我政府并未承认，而据我外务部转示伊藤统监之电，亦仅谓君有保护韩民之责，界务之事，非君权力所及，似无烦多此要求！”斋藤又询：“贵督办等所出告示，系已意抑系督抚及政府之意？”答复以“督抚奏派我等来此办理边务，我等即督抚之代表，亦即政府之代表。我等所言，即与政府所言无异。且此告示已呈报督抚转达政府，我等已不能擅自更改，贵中佐必谓未当，请贵国政府与敝国政府交涉可也。”斋藤语塞，情知再提他条，亦不能得争胜之结果，始无言而退。……由此可见，当时斋藤之恃强逞凶，无理取闹；先三叔之理直气壮，凛不可犯。百年后的今天，重读此篇报告，尤觉铿然有声，令人扬眉吐气！尤有甚者，则斋藤之恃强逞凶，尚远远不只如此，其穷凶极恶之处，还更在一贯采用横蛮手段，抢先以既成事实，强加于我，使我莫可如何。先三叔深知其谋，故亦处处采取以牙还牙的强硬对付，不使稍有所逞。椐当时交涉史料所记，此类斗争行动大小积数十起，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例，则是斋藤为实现其打通图们江南北交通的野心，竟悍然派遣大批武装人员，于我江北境内，强行竖立木桩，深入达九十余里，以为越界侵地，将其南岸铁路向我北岸延伸扩展之计。先三叔得报，已不及抗议阻止，也明知抗议为无效，乃立即派出武装人员，将其所立木桩，连夜拔除，不留一根，并更于沿途另立标志，详记地名里数，以明我国界主权之所在。斋藤遭此坚强抵制，虽一时暴跳如雷，怒不可遏，然亦终不得不知难而止。事理很清楚，在当时敌强我弱悬殊的客观形势下，先三叔如此强硬斗争，自身实冒有绝大之风险，盖不仅因此可触怒敌人，变生不测，而更为可虑者，则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势将震于事态扩大，反治以所谓“擅开边衅”之罪（当年鸦片战争中，林则徐之被革职充军，即为显例）。先三叔久处虎穴，对此非不了然，惟以此时稍一退让，国土势将不保，权衡利害，他把国家领土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所以敢于这样对付。“无私即能无谓”，这种为公忘私，为国忘身的高度爱国精神，正就是他当时甘于冒险犯难，誓保延边的强大思想支柱，也是他使得当时人们为之震惊倾倒的地方。甚至就是原来对他心存藐视的斋藤，至此亦不得不衷心赞叹说：“中国尚有人，如吴禄贞，不可欺也！（见甘鹏云：《吴禄贞烈士传》）”。
（五）著《调查延吉边务报告书》
凡八章，十余万言，首以无可置辩之史实，详尽论证延边地区，自古以来，即为我中华民族先祖藩衍生息之所，亦为我国神圣领土之一部，从无任何外国曾插足染指于其间。复以无可怀疑之铁证，反复驳斥日人所谓“间岛”之说与其所持争界之论，实皆全为凭空臆造之海外奇谈与弥天大诳，绝无足以取信之余地。此在今日固为尽人皆知之史地常识，而在当时，则为振聋启聩之要论与新论。
当时日本侵略者，在所谓“间岛”问题上，大造其“舆论”，一时谬论百出，邪说纷陈，不仅使国际视听为之混淆，且使我入之国人耳目，亦多为所蒙蔽，群陷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之中。如当时日本报纸，在报导议论此次交涉时，皆只大张旗鼓，名之为所谓“间岛交涉”，而不是“延吉”，俨若我东北境内，真别有所谓“间岛”之地，或只有所谓“间岛”之地。我国报纸，竞皆不加辩正，随之同样葫芦，几忘日人之所谓“间岛”，实为我之“延吉”，且几忘延吉之为我固有领土。而尤为令人疾首痛心者，则当时日人所绘地图，竟敢将我延边地区，公然颜为“间岛”，并公然归于“韩国国界”之内。我朝野上下，亦竟视若无睹，置若罔闻，不为之哗然抗议。且谠翻印地图时，不加改正，无异自甘将我延边数千地肥沃国土，拱手送人。此其数典忘祖，任人愚弄，实属骇人听闻！“欲人不欺我，必先示人以不可欺；欲人不侮我，必先示人以不可侮”。先三叔此书，盖即为此而著。徐世昌所谓“百端规划，广搜证据，使皆晓然于延吉之为我领土，禄贞之功居多”，即指此而言。史学界论著则更谓此书不仅为当时交涉利器，亦实为后之宝贵文献。盖此后无论何时，凡论东北史地及国防、外交者，皆必须以此书之论证为依据。又此书虽系官方文件性质，但书中对清代封建王朝之失策误国，日本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本质，皆揭露评论得极为尖锐，无所顾忌与隐讳，足显作者之革命党人本色，亦足垂为此书今日及后之特色。（按：此书当时曾公开发行，但为数不多，现已不易见到。徐世昌主编之《东三省政略》将此书列为附录，印入其中，但于作者姓氏，首列陈昭常，此其鱼目混珠，以伪乱真之处，读者不可不辨！）
（七） 出任第六镇统制前后
如前所述，当年先三叔应召入京，并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投身虎穴，欲得虎子”。故自入京以后，由练兵处骑兵监督以至延吉边务督办，虽皆迭任清廷官员身份，且在名位上甚为显赫。但他始终都是身在清廷，心在革命，从未尝一日放松其虎穴斗争。暗中对革命党人的支持与掩护，更是奋不顾身，不遗余力。如湖北的第一个革命团体“日知会”于一九0六年在武昌成立时，他曾为之资助创办经费；接着“日知会”遭到破坏，刘静庵等九名领导人同时被捕入狱，随时将被处决，生命危在旦夕。他闻讯之下，又即不顾自己正处于横遭升允诬陷的险境，为之多方营救，使刘等得减刑免死，为革命保存了力量。后除刘静庵、朱元成两人病死狱中外，余皆在武昌首义爆发后冲出监狱，投入革命行列。又如：一九0六年著名革命党人旧日战友宋教仁，潜入东北活动，遭到清廷通缉，他得讯后，急派吴昆为之暗送消息，并赠款五百元，促其速由海参崴逃返日本；一九0八年，安徽著名革命党人熊成基，在安庆起义失败后，逃至东北潜伏，他曾先后为之筹款千余元，交方培良送往接济；同盟会著名会员柏文蔚（安徽人，辛亥革命时任安徽都督），当时在延边从事军事工作，更曾长期受到他的掩护（以上各事，均见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载《近代史资料》一九七九年第三期）。此外，还有许多潜伏北方活动的革命党人，如：李书城、黄恺元、刘伯刚、蒋百里、陈之骥等等，亦皆暗与联系，受其庇护资助。当时他的北京私寓，成了北方革命党人秘密集会的场所，他也就在实际上成了“北方革命党人的首领”。（见陈义之骥：《北方见闻散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
正因其如此，所以清廷对他一直是都阳为笼络，暗为疑忌，及至他建功延边，声威远震中外时，疑忌之心更甚，故《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甫经签订，清廷即以节省开支为名，裁撤边务督办公署，把他调回北京，授以内蒙古副都统虚衔，实则置之闲散，使他不能有所作为。他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壮志重遭压制，心情非常苦闷，其左右党人李书城、黄恺元等为之出谋献策，并由黄恺元为之筹措白银二万两，贿于庆亲王弈匡（他是清王朝咸丰皇帝之弟，同治、光绪之叔，宣统之叔祖，在当时宗室中，身份最高，权力最大，也贪鄙最著；公开赏官、人称“庆记公司”），才得被任为第六镇统制。（此事经过，详见李书城：《回忆吴禄贞二、三事》，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
当时，清政府的中央新军，总共只有六镇。可以说，它的王朝宝座，也就是它的皇权统治，主要就是依靠这六镇新军，作为六根有力支柱来支持。先三叔得任第六镇统制这件事，正就充分意味着革命党人只用了二万两银子，就拆倒了清王朝六分之一的支柱，甚至是买到了清王朝六分之一的天下。清政府的极度腐朽和革命党人的深刻用心，由此都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三叔当时的心情，十分高兴。他满以为凭他的军事才能，一定能在短期内，把这支作为皇权支柱的新军，改造成为一支革命劲旅。但，事实上却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原来这六镇新军，都是当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的产物，全军上下，满是他所安置的“小站”爪牙，在他当权之日，不是“小站”出身的人，就休想插足六镇，更不要说统制之尊了。这时袁虽已垮台，但潜势力依然很大，特别是陆军大臣荫昌（满人）为其死党，同他暗中勾结，狼狈为奸，把持着这六镇新军。先三叔延边归来，威望甚高，荫昌对他也无可奈何，但却能凭借陆军大臣的权力地位，予他以合法的限制。如先三叔初欲任李书城为参谋长，荫昌不允：后欲任为标统（团长），荫昌仍不允，使他无法把革命力量，引进六镇。六镇所辖十二协（旅）协统（旅长）周符麟出身马贼，形同匪盗，且吸食鸦片，简直就不像个军人，他力主撒换，荫昌也极力阻止，不予批准。他对六镇的改造工作，受到这样的阻碍，实在气忿极了，而为了革命，更是忍无可忍。最后决定硬干，径自下令撤了周符麟，并写信给荫昌，痛责其误军误国。这当然要使周符麟恨之入骨，荫昌也极怨更深，事实上周符麟被撤之后，就被荫昌收留在身边，密谋进行报复。
以上是他出任六镇前后的一些主要情况，其当日虎穴处境之艰危，斗争之激烈，以及后来不幸发生惨变之伏线，皆由此可见。
（八） 武昌首义爆发后的重大时刻
正当先三叔迫于革命形势的急需，不得不采取断然手段，下令撤换周符麟，来对第六镇进行革命改造时，辛亥武昌首义爆发了！当时在他身边的李书城前辈，曾经对我回忆说：“这个重大时刻到来时，他（指先三叔）的心情很复杂，主要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恨。喜的是他当年在武昌所播下的革命种子，于今已开花结果了；恨的是第六镇这支军队还没改造好，不能由他指挥如意。如何打破这种困难局面，冲出虎穴包围，立即行动起来，响应武昌首义，以践其“南北呼应”之约，快其犁廷锄穴之志，就是他当时所要全力解决的问题。他为此召集在京党人，反复商量计议，决定由他以‘讨伐叛军’为名，自请率部出征，等到武汉前线，同首义军队取得联络后，再举行阵前起义，回师北上。但他是个性格豪爽，革命锋芒很露的人。这时，他的这个‘苦肉计’刚一提出，就为荫昌所破坏，并乘机抽出其所部第十一协（旅），编入第一军，南下打武汉义军；这也就是把他手中的兵力，夺走一半，使他更陷于势单力弱，孤掌难鸣之境。”钱基博先生在其所撰《吴烈士传》中，也更具体说：
……禄贞自请督师赴鄂，荫昌知禄贞终不能效忠朝廷，阴阻于军咨府大臣载涛曰：禄贞兼资智勇，武烈过人，一时之杰，如资之兵使去，是傅翼于虎，逸使出柙也。一旦扬去不我用，不可复挚矣！载涛然其言，不许禄贞。……
以上李、钱两氏云：如实纪录了当年先三叔亟谋响应武昌首义的迫切心情及其第一步行动计划遭到严重挫败的情景，恰巧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及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这时联名发动了震撼一时的“滦州兵谏”，清廷更加慌了手脚，急派他去滦州宣怃张、蓝，想利用他的威望及其和张、蓝同学的私人关系，平息这场“兵谏”，却不知他同张、蓝，不只是同学好友，私交甚笃，而且在革命态度上，有一定程度的默契，并有过共同起兵的密议。这次张、蓝“兵谏”，他事先没有预闻，事后也不以为然，因为张、蓝“兵谏”的目的，是要保存清室帝位，实行君主立宪，不是推翻帝制，实行民主革命。但此时清廷派他去滦州宣抚，也就正好给他提供了进一步发动张、蓝的机会，使他把打破孤立局面，冲出虎穴重围的希望和计划，重新寄托到联合张、蓝，共同举兵这方面。当时清廷意图，是要他去熄灭滦州火焰，而他则是要去火上加油。但，不幸，他此去又徒劳无功。张绍曾之弟绍程，有篇回忆文章（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题为《张绍曾事迹回忆》），对吴、张关系和他们滦州会晤的情景，记述甚详，兹录其大要如下：
……绍曾与吴禄贞、蓝天蔚同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三人交谊素笃，时人有士官三杰之称。吴禄贞夙抱民主革命思想，性情急躁，恨不得一举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绍曾比较宽厚，谨慎持重，且在思想上受康、梁影响很深，倾向君主立宪。吴禄贞与绍曾等计议联兵起义，进攻北京，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政权，绍曾没有听从。……
兵谏后，吴禄贞到了滦州，一见张绍曾就说：“你如早能听从我的计划，联军进攻北京，此时已早推翻了清廷，实现了民主共和，偏要立宪，有什么用？现在虽晚了一步，但趁此时袁世凯任职不久（按：此时袁尚未入京），部署未定，和全部的兵力都用在讨伐武汉之际，动起手来，还是我们的好机会。你我各率所部，分从南北两方面，会师北京，北京只有不堪一击的禁卫军，革命大局可以不战而定”。绍曾听后说：“等我和协统们商议一下”，随即召集伍祥贞、潘矩楹商议，潘不肯从命，并暗向清廷告密。吴、张滦州会谈，遂无结果。……后吴殉国石家庄，张即被迫离职，绍曾部下的管带（营长）王金铭、施从滨、冯玉祥等人，都是坚决革命的，力劝张绍曾不要离职。绍曾流着眼泪，悔恨交加说：“本镇当初如果能和第六镇联合举义，成败虽然尚不可知，但总还可拼一下。当时既然没能这样干，现在吴统制已被刺死，我们势成孤立，如不见机，必遭败亡。……这好像下棋一样，人家已着着占先，我们动手就输。……”
以上这些记述，把当时张绍曾醉心立宪，不肯接受先三叔革命主张的前后情景，说得具体翔实，是一段很可宝贵的史料。通过这一系列回忆史料，可见当年先三叔，在那个武昌首义爆发后的重大时刻，一直是都在苦心孤诣地筹划奔走，要为举兵响应，创造有利条件。虽不幸他最初想要会师武汉的计划，遭到了荫昌的恶毒破坏，第二步联兵滦州的设想，又误于张绍曾的谨慎持重。可他面临这些失败和困难，丝毫都不觉心灰气馁，而是再接再厉地沿着争取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打破孤立困境的理想道路，奋勇向前，顽强战斗。最后，终于被他冲出了燕晋联军这条路。
（九） 最后的考验 光辉的顶点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清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初八），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十九天，山西新军成功地举行了起义，杀了巡抚，成立了革命军政府，由阎锡山任军政府都督。本来就已被南方接二连三的革命烽火，烧得晕头转向，手忙脚乱的清政府，此时更是火烧到眉毛上来了。但，一切反动势力，都不会轻易自动地退出舞台，而总是死到临头，还要垂死挣扎。并且，越到最后，斗争够越加凶猛残酷。当时，清政府就在惊惶失措之余，发出十万火急的电令，直接调派驻防保定的六镇协统吴鸿昌，率部镇压山西义军。并且，命令他不得等吴（禄贞）统制回防，就连夜开拔，经石家庄向娘子关、太原进军。正在滦州劝说张绍曾联兵起义，并正在等着他做出最后决定的先三叔，接到了这些电报，更是心急如焚，连一分一秒也不能再在滦州等待了。清政府竟乘他远离六镇的时候，直接调令他的部下，去攻打山西义军，对他意味着什么？他是完全明白的。当下就对张绍曾说：“娘子关枪声一响，我就全毁了！我革半辈子的命，现在我的部下竟要去充当清廷镇压革命的凶手，叫我怎能有脸见人，又怎能对得起革命将士呢？我必需马上赶回去，料理那边的事。”说完就跳上专车，连夜奔赴石家庄。这时，吴鸿昌的六镇兵马，已开到娘子关前，举枪待发。他顾不得片刻休息，就急对亲信参谋何遂（革命党人），面授机宜，命他追上吴鸿昌，用计制止开火。这时候，是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这任务，是成败关头的紧急任务。因为，只要吴鸿昌一开火，他作为六镇统制，就会立刻成为了山西义军的最大敌人。而现在，吴鸿昌又是直接奉了清廷命令的，他虽身为统制，也不能下令停火，所以只得命何遂去用计。据何遂后来所记，当时，他对这个特殊任务，是完成得颇为出色的。（见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他把娘子关前的紧张局势，初步稳定下来以后，又再以所谓“剿抚兼施”为名，派何遂进入娘子关，代表他与山西义军谈和。正在这个时候，清廷发布命令，任他为山西巡抚，命他率部赴任。这是清廷的一条大毒计：他一面想用巡抚高位，利诱吴禄贞为它效忠，使吴禄贞必须拼命攻打山西；一面把吴禄贞进一步摆在，同山西义军利害，直接冲突的位置上，使山西义军，必须拼命抵抗吴禄贞。这样，就自然折断了吴禄贞与山西义军的联系。究竟是做官，还是革命？这对于先三叔来说，本是根本不成问题的。从他投身虎穴以来，他早已用他的革命行动，胜利地通过了多种考验。使他一直都保持着他的革命党人身份，而为人民所敬仰。但现在，既然面临绝境的清廷，还想用更高的巡抚禄位，来对他崇高圣洁的革命心灵，进行更大的冲击和试探。他就必须要用最大的革命勇气，来战胜这一严峻的考验，才能最后证明，他确是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光明磊落的革命党人。当时，他对斗大的巡抚金印，一笑置之。但，在另一方面，一些同他素昧生平的山西革命党人，最初不免要用看待一般人的眼光来看他，对他心存疑惧。当何遂入关讲和时，他们竟表示，要请吴统制亲自进关来，和阎都督当面谈谈。这对他，当然又是个严峻的考验。何遂怀着不安的心情，回石家庄向你复命，他却满面笑容，毫无难色地说：“你办得很好，我明天就同你一起去！”
第二天，娘子关戒备森严，如临大敌。阎锡山带着他的大批卫队，由太原来到这里，将信将疑地，等待着一位统制的到来。不一会，只见他果然来了。而且，是来得那样从容平易，跟在身旁的，只有几位亲信幕僚，没有前呼后拥的卫队。简直就不像身统大军的统制，更没有半点巡抚的势头。阎自觉心中有愧，正要上前欢迎，却被他抢先一步，走了过来，一把拉着阎的双手，郑重而又亲切地说道：“我是来同你一起革命的，不是来当巡抚的，请你千万放心！”满天疑云，被他几句话驱散尽了。周围的空气，顿时变得轻松愉快。大家谈笑自若，了无拘束。接着，阎锡山集合全体将士，举行盛大欢迎会，请他讲话。他在讲话中，首先分析当前形势说：“今天山西的地位很重要，可能山西光复，全国就随之光复。我已同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旅协统蓝天蔚商约好了，只要山西的军队和我们第六镇的队伍联合起来，从石家庄北上，他们的军队就从滦州西来。这样，南北夹攻，北京旦夕可下”。又说：“现在，袁世凯陈兵汉口，想要消灭义军。他是个大阴谋家，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毒瘤，非要除掉不可。如果能抢先一步，夺得北京，他的一切阴谋，就都完全破产。我们再同湖北义军，对他前后夹击，更不难把他全部消灭。”最后还说：“现在，清廷派我做山西巡抚，要我带兵打你们，这完全是梦想，对我的侮辱。我是革命党，绝不是他们用高官厚禄所能收买得了的。今天，只有你们公推的阎都督，才真是你们山西的主人。我是来帮你们带兵打仗的，只会上前线去同敌人战斗，决不会到太原去做巡抚”。阎锡山在一旁听得出神，不禁振臂高呼：“我们一致拥护吴统制，做我们的最高统帅！”全场将士也一同举起手来，欢声雷动。欢迎大会结束后，又接着举行了以吴、阎为首的最高军事会议，山西和六镇两方面的一些重要幕僚人物，如山西民军副都督温寿泉，六镇参谋何遂等人，都参加了会议。会上一致决定，把滦州张、蓝两军，山西义军和第六镇，合并起来，成立燕晋联军，推举吴禄贞为联军大都督，张昭曾、阎锡山为联军副都督，温寿泉为联军参谋长。并决定由山西义军，即日抽派三营，开赴石家庄，同六镇会师起义。
（十） 惨痛的结局 不朽的哀荣
当年先三叔由滦州连夜赶到石家庄的时候，形势正处于一发千钧和千变万化的危急关头，紧张极了。清政府一面用非常手段，直接调动他的部队，把他推上火线。同时，还派了一个团禁卫军（皇室亲兵），监视在他身边，对他进行威胁；一面又任他为山西巡抚，用高官厚禄，对他进行利诱，像两把利剑，一起向他飞来。迫使他必须马上做出明快的反映，不容有半点含糊和迟疑。也正是这种“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危急关头，迫使他发挥出了他的最高革命智慧，表现出了他的坚定革命情操和伟大革命人格，机智、果断、和大无畏革命精神，交织成为激昂慷慨的进行曲，就是他当时一系列革命行动的高度概括。当时，他除在所谓“晋军就抚”的幌子下，密谋联合山西义军，组成“燕晋联军”外，还公开干出了“截留军火”和“奏请停战”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都是震撼一时的革命行动，虽不免有些过早地暴露了自己，但也是形势所迫，出于万不得已。当时，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焦点，正在于武汉入之战。武昌首义爆发后，清政府困兽犹斗，急派陆军大臣荫昌挂帅出征，督率冯国漳等北洋新军，倾巢出动，长驱南下，妄图一举扑灭湖北义军，夺回武汉三镇，后又起用袁世凯来加强这方面的指挥力量，表示其以全力镇压革命的决心。武汉地处全国交通中心，得失关系重大，清政府全力的进攻，势在必得，革命军方面也势在必保，生死关头，战斗激烈。以黄兴为战时总司令的湖北义军，抵挡不住清政府北洋新军的猛烈攻势，先后弃守汉口、汉阳，退守武昌，形势十分危急；同时，荫昌、袁世凯、冯国璋等反革命元凶，还对起义军民，进行疯狂镇压，烧杀抢劫，无所不用其极，汉口精华之区，尽被夷为平地，损失惨重，闻者无不疾首痛心。他遥望南方烽火，对故乡人民，遭此浩劫，不能不悲愤填膺。而湖北义军自黄兴以下，多为昔年战友，对他们战境艰危，更不能不心急如焚。“救兵如救火”，他恨不得立刻就挥戈南行，践昔时“南北呼应”之约，凑此日背腹夹击之功，对他们进行有力救援；而联军尚未组织就绪，仓卒举兵，又为力所不及和势所不能。此情此景，使他日夕焦虑，寝食难安。同时，又眼见清军大批军火，正在经由石家庄源源南运。其中，且有“准备攻打武昌的二十四生的大炮四尊”，这些杀人利器，如果让它运到武汉前线，就使武汉清军，如虎添翼，并使湖北义军，更加难于抵挡，武汉人民，更加多为所屠杀。他对此痛感切肤，更不能有一分一秒的坐视，乃即断然下令，将经由石家庄南运，接应武汉前线清军的军火，予以扣留，并以所谓“固人心而维大局”为言，上奏清廷，要求“明降谕旨，停止战争”。他在这封奏章中，一开头就明言鄂事之起，实由于“鄂督瑞澄骄横无状，逼变鄂军”，首先把责任归之于清政府；继言：“革军之所以敢冒不韪，赴汤蹈火而不辞者，固欲求国民之幸福，”更是公开赞扬了革命。接着就痛陈政府对武汉用兵为不当，且为力所不及，故“以为今日之计，莫若明降谕旨，大赦各省革党，速停战争，庶可以息兵革之祸，而救危亡之局。”他还郑重宣布说：“朝廷若不速定政见，深恐将士忿激，一旦阻绝南北交通，妨害第一军之后路，则非禄贞所能强制也。”这就是说，如果政府不接受停战建议，还要对武汉攻打下去，他就要举兵相向，切断清军后路了。最后，痛陈：“荫昌、冯国璋军队，奸虏烧杀，无所不为”，切言：“禄贞桑梓所关，尤为心痛”，要求下令撤军，对他们从严治罪。此时，联军尚未组成，起义电文尚未发表。但，这封电奏，实际上就是一篇申讨清政府的檄文和一篇革命宣言。正在清军全力攻打武汉的时候，他突然有此截留军火，奏请停战之举，当然对清军是严重打击，对义军是有力支援，虽不免有过早暴露自己之虞，但他为了革命的利益，对此也是在所不顾的。他的革命光辉，由此更灼然可见；而不幸的惨痛结局，也就是由此而生！
再则，当时清政府正谋以袁世凯为中心，重组反革命力量，以为苟延残喘和卷土重来之计。袁世凯也正谋乘机窃取清廷政权，以为其操纵南北两方，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凭借。他们狼狈为奸，眼睛都盯在石家庄方面。特别是此时，袁世凯还留在武汉军中，正要晋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如果石家庄方面发生变化，清廷巢穴为之倾复，他就再也进不了北京，一切阴谋计划就将完全破产。而且，背腹受敌，他的军队也会要遭到惨败。“有吴无袁”情势显然。袁世凯自己，当然要比任何别人，看得更清楚。所以他想要在晋京之前，先除掉吴禄贞；又因为他自知在战场上，决打不过吴禄贞，所以决定要用阴谋暗杀的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他找来被吴禄贞撤职的前六镇协统周符麟，面授暗杀毒计，许以事成之后，回任协统。周奉令后携巨款潜至石家庄活动。据当时身在现场的何遂前辈所记，他当天曾把周符麟到石家庄活动的消息，报告了先三叔，但不幸末引起注意，还说：“卫队营长马蕙田亲信可靠，可以放心。”但不料万恶的凶手，就正是这个马蕙田。周符麟用两万元，把他买成了可耻的叛徒！这些就是当时不免发生这场暗杀阴谋，并不幸成为惨痛结局的主要原因和情况。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七日（清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十六日）夜晚，是一个值得沉痛纪念的夜晚。那时，燕晋联军的组建工作，已经完成。根据娘子关会议的决定，山西义军的一营先头部队，已于当晚赶到了石家庄，还有两个营，将于明天到达。只等他们一到齐，就同六镇主力部队，举行声势浩大的会师起义。从太原、娘子关、石家庄直到保定，一些有关的人们，都在为此彻夜不休地忙着；太原同盟会支部的革命党人，忙着为出征部队作欢送准备；保定同盟会支部的革命党人，忙着动员当地民军，准备响应，并连夜赶制“燕晋联军大都督”的大印和各种旗帜，赶印“安民布告”；六镇司令部的人们，更是忙得喘不过气来。何遂忙着接待已经和即将到来的山西义军，周维桢忙着起草起义文电，张世膺忙着准备起义后的作战计划和进军部署，连吴禄贞统制，也在笔不停挥地，忙于亲拟指挥各方的重要电令。纵横千里，亿万同心，大家都正以空前紧张和无比兴奋的心情，在忙着迎接充满希望，充满光明的明天，谁也合不上眼。时针已指向了午夜一点，再只过几个小时，就会听到一声炮响，把古老沉寂的北国大地，从睡梦中震醒过来，出现翻天复地的变化；石家庄联军起义的枪声，将会同武昌首义的枪声，“南北呼应”，交织成一支光荣、胜利的辛亥革命进行曲。谁能想到，就在这个关系着亿万人生死祸福，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时刻，一支万恶的毒箭，射进了联军统帅的心脏！出卖了灵魂的可耻叛徒马蕙田，乘着深更半夜，悄悄走到了他的长官面前，口称贺喜，手放冷枪。隔壁房间里的何遂，听到枪声，赶忙跑了过来，就见这位英雄的统帅，已经倒身于血泊之中，连头也都没有了。案上摆着滦州张绍曾来电：“我军整装待发，请即与山西义军前来会师”；他复电：“愿率燕晋子弟一万八千人以从”，墨迹尚未全干。再看张世膺、周维桢两位战友，也都横尸一旁，凶手却已不知去向。完了，一切都完了！刚刚建立起来的燕普联军，一时如群龙失首，陷于混乱。山西和滦州的两路起义大军，也就在失去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先后为清军所各个击破。这场气壮山河，志吞北国，本可一举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的革命起义活动，就这样以义旗尚未举起，便即瓦解冰消而宣告结束。这种惨痛结局，自然首先是先三叔的最大不幸，但影响所及，也不能不是国家的重大不幸。
噩耗传开，举国兴悲。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当时南北对峙，戎马仓皇之际，犹复追怀壮烈，悲思无已，急于发表明令，隆重褒恤。原令大要如下：据陆军部呈称：“窃维荡涤中原，肇建民国，为先祖复累世之仇，为国人造无穷之福，实赴义先烈，捐躯洒血，以有今日。起义以来，效命疆场，碎身沙漠，若将若士，更仆难数。而吴禄贞、张世膺、周维桢三氏者，为同胞惨死，尤为凄怆，宜先为抚邱者也。……以酬忠烈而励将来……拟请从先酌准，赐予三氏恤金，以为我共和开国报功酬庸之先表，宣示天下以不负忠烈之意。为此呈请察核，伏乞照准施行”等情前来，查民国新成，宜有彰勋之典，吴、张、周三氏当义师甫起之日，即阴图大举，绝彼南下之援，以张北伐之劳，事机甫熟，遽毙凶刃，迭被重伤，身首异处，死事至惨，而抚恤之典尚尔缺如。该部所称，实属深明大体，应准如所请，风示天下。此令！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四日，黄兴等革命党人发起，在上海张园举行追悼会，肃穆隆重，尽哀尽礼；孙中山先生亲撰祭文，派员代表致祭，哀悼备至，痛哭失声。
孙的祭文是：
荆山楚水 磅礴精英 代有伟人 振我汉声
觥觥吴公 盖世之杰 雄图不展 捐躯殉国
昔在东海 谈笑相逢 倡义江淮 建牙大通
契阔十年 关山万里 提兵燕蓟 壮心未已
滦州大计 石庄联军 将犁虏廷 建不世勋
楔榆磨牙 蜂虿肆毒 人之云亡 百身莫赎
黄的祭文是：
大泽云梦 幻为巨陆 山谷阻深 龙蛇斯族
……
方有所图 武汉事起 公以乡人 朝众集矢
滦州宣慰 山西开府 忌我用公 祸不旋武
公挟盛气 驰赴三晋 盗要于途 乃殒厥命。
孙、黄两大革命领袖，都是他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战友，对他的革命豪情和革命业绩，都有深切的了解，对他的高度评价和诚挚悼念，都是发乎至情，本乎自然，故其记述之真，感人之深，亦自逾乎寻常。当时悼念之声，北起延边，西盈三晋，哀诔之词，不胜备举。然即仅此两大开国元勋所为之不朽哀荣，已足使先三叔永垂不朽！
（一九八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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