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铜陵劫税局 又在河北石家庄截军火的吴禄贞
晚清王朝衰微破败,外侮日甚,国土任人宰割。年仅15岁的吴禄贞,因不堪麻布厂工头的欺凌,愤而辞工投入武昌工兵营当兵,然官长待之如奴隶,亦无法忍受,乃遵严命应童子试。16岁时(1896年),湖北武备学堂开办,禄贞毅然前往报名,但因未足18岁,且身躯矮小,学堂拒不收录。禄贞当即陈书,略谓:“我祖父是优贡,父亲是秀才,自己也是秀才,曾习童工,吃军粮,略识诗文,粗知武术,现虽年仅二八,但志愿投笔从戎,为的是救国雪耻……”。并赋诗一首:“开卷喜读战国策,濡笔爱草从军赋,安得一战定三韩,投笔从戎争先赴。”其爱国热情,直从笔端出。武备学堂总教习蔡锡勇阅后,至为惊诧,拍案叫好,急将吴文转呈总督张之洞。张阅后,大加赞赏,乃破例准其入学,并传令嘉奖,通晓文武学堂,以示提倡。
丁酉年(1897年),日本派专使来华,胁迫直隶(今河北)、两江、湖广总督从武备学堂挑选学生40人,从书院学堂挑选40人到日本留学,以示“提携”。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武备学堂学生吴禄贞、傅慈祥、刘百刚、万廷献、吴祖荫、吴元泽等20人,另加书院数人,去日就学。 1898年春,吴禄贞赴日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对学生操练,极为严格,且处罚苛刻。不论是冰天雪地,炎天暑热,或狂风暴雨的时刻,都要赤膊短裤,进行翻、爬、滚、打,连皇太子也不能例外。中国留学生一般体质瘦弱,尤其是皇族子孙,对此苦不堪言。唯独吴禄贞,虽其身躯不够魁梧,然幼受“吴门神棍”(家传武术)传授,攀缘鱼跃,更是独树一帜,加以秉赋聪慧,勤奋刻苦,很快就成为个中佼佼,全校师生,刮目相看。
吴禄贞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之际,正值孙中山先生流亡日本,禄贞对孙中山“一见如故,倾倒备至”,常常走访,面聆中山先生讲述革命道理,并毅然加入兴中会,成为早期兴中会会员之一,后又加入同盟会。1900年,孙中山与唐才常商定,派吴禄贞、傅慈祥、林圭等九人回国,支持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
林圭到达上海后,与唐才常一道,建立自立会,并以自立会名义,宣布成立自立军,委派秦力山为大通前军统帅、田邦浚为新堤右军统帅、林圭为汉口中军统帅。确定8月9日起义。
大通,是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江南名镇,位于安徽省铜陵市西南,地处长江下游南岸, 据史志记载,大通唐始设水驿,清设大通水师营,“辖枞阳以下水东至获港水面”。同治初,兴建大通参将衙,驻参将统帅水陆清军近千人,还设有“纳厘助饷”的厘金局和专征江西、两湖及安徽中路盐税的盐务督销局。降至清末民初,大通与安庆、芜湖、蚌埠齐名,为安徽四大商埠之一。
吴禄贞从日本赶回武昌,即赴大通前沿。岂料,海外汇款迟迟不至,军饷无着,起义日期推迟到8月13日。当时长江沿岸清军封锁,信使不能到达,秦力山、吴禄贞不知起义延期,乃于8月9日如期率领缉私、水师、巡防诸营,占据大通厘金局、盐局,与清军展开血战。
厘金是一种商业税,清政府从一八五三年开始在苏北地区实行,到五十年代末,已几乎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大通是沿江巨埠,自然不能逃脱厘金的盘剥。厘金是清朝统治阶级为了对付太平军,筹办军饷的一项重要搜刮民脂民膏的措施。 厘金税分为两种:一种是引厘(又称活厘)是“通过税”,征收对象为行商;一种是坐厘(又称板厘),是“交易税”征收对象为坐商,其税率是按价征收,“值百抽一”,故称之为“厘金”。后来有一部分货物又改为从量征收,但实际税率远远不止此,且到处都是厘卡,所有街头巷尾的零星物品买卖,都得要抽税。人民对征收厘金愤慨至极,说:“抽厘之弊,尤不忍言,一石之粮,一担之薪,入市则卖户抽几文,买户抽几文。其船装而车运者,五里一卡,十里一局,层层剥削,亏折已多,商民焉能不裹足,百物焉能不涌贵乎!”这种残酷的搜刮,由于它征收之重,渗透之深,给当时的社会经济和久民生活均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大通起义军勇猛异常,逼得两江总督刘坤一大呼青阳、芜湖、南陵、铜陵吃紧!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为之震动。大通起义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救援、孤军奋战七昼夜、伤亡惨重的情况下失败。在武汉自立会总机关的唐才常、傅慈祥、林圭等人也被捕,惨遭杀害。吴禄贞虎口脱险,逃亡上海。
吴禄贞在上海痛惜大通兵败,又发现武备学堂同学杨开甲(巡警队队长)跟随追踪.所宿旅馆被围,再悉士官同学王景芳是奸细,愤极,乃去日复学。 培养革命骨干 1901年吴禄贞等19人由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回国。吴禄贞才华横溢,张之洞称他为“奇才”。他到武昌后很快就担任了将弁学堂总教习等职务。
吴禄贞寓武昌水陆街13号。当时,学生、志士,争往聆教,听讲革命学说。吴禄贞利用公开身份,从学生、士兵中吸收有志于革命者。他们在武昌花园山孙森茂花园(主人为孙凯臣)内设立秘密机关,由李廉方、万武定、耿伯钊三人主持,由黄兴、李书城、朱和中、易举轩、刘百刚、冯特民、张春霆、曹亚伯、程明超、孙凯臣等80余人,每天分别介绍各自所约的新同志的情况。与此同时,还积极支持刘静庵、张难先、胡瑛等及会党大龙头刘家运、辜天保等入营,并派蓝天蔚、应云从、吴祜贞担任随营教官,资助他们组织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积极宣传革命。吴禄贞对黄兴、李书城等人说:“要革命必须学习军事。”于是黄兴返回长沙操练军事,李、耿等人再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又设法将贺之才、朱和中、胡秉柯等50多名湖北籍学生派往欧洲??法、德、比等国学习军事。这些人后来基本上都参加了同盟会,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骨干。湖北革命的基石,即奠定于此。
1904年吴禄贞赴京,受任练兵处马队监督。他是以“欲得虎子”的雄心大志而来的。到任后,即计划仍以当年在湖北新军中散播革命种籽的办法,建议训练一批军事骨干,派充近畿各军下级军官。但当时管辖练兵处的皇室亲贵,如军机大臣铁良等,素知吴禄贞志在革命,其征调来京的主意,只不过欲利用他的军事才识,让他纸上谈兵,编编军事教材而已。任他为马队监督,也只是笼以名位,实则无一兵可监,无一卒可督。这两年间,他竟一筹莫展。
1904年京师的一次宴会上,酒至酣处,吴禄贞这位身体瘦小的湖北人突然举杯,他看着四座亲贵、大吏,巨声道:“诸公还记得庚子年夏天,安徽有大盗劫了大通厘金局吗?知道是谁劫的吗?”四座皆惊,无应者,小个子右手举着酒杯,左手自指鼻尖道:“不敢欺!就是我!”一仰首,干了满杯的酒,在座人人震骇。
小个子的这次表现,时人目为豪举,但为他作传的钱基博不太以为然,觉得“意气自豪,曾不稍顾以蹈于祸,可慨也夫”。庚子年劫大通厘局,何等大事?等于自承曾有谋反的举动,而此人,日本留学归来,任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监督,朝廷练新军方盛,正是渐膺大用的时候,吐此狂言,难道真不怕大祸临头吗?
这位不怕祸事的小个子湖北佬,名叫吴禄贞,他与张绍曾、蓝天蔚三人,留学日本,名声卓著,人称“士官三杰”。
三杰之中,吴禄贞在官场上最为“扎眼”,但也最得某些满洲亲贵看重。比如禁卫军统制良弼,在日本学军事即与吴同学,两人甚为交好,性格却刚好相反:吴禄贞倜傥不群,良弼则礼法自守。吴禄贞常为革命不革命的问题,跟良弼争得面红耳赤。
吴禄贞这个人确实了得,1903年,他应黄兴之请,到长沙发起华兴会,一同筹划起义。但又与长沙巡防军统领黄忠浩交好,黄忠浩还引见他去见湖南巡抚赵尔巽,赵尔巽与吴禄贞相见恨晚,吴禄贞几次站起来要告辞,都被赵尔巽挽留,一直谈了三四个小时。
陆军部尚书铁良,也很赏识吴禄贞的才具,但又知道他喜谈革命,担心不能为清廷所用。良弼便在中间斡旋,这才有1906年陆军部派吴禄贞往新疆伊犁考察新军。但吴禄贞在巡视途中放言高论,触怒了陕甘总督升允,奏请撤去吴的监督差使,而且以言论谋逆为由,要置吴禄贞于死地,又是良弼千方百计营救得免,还将吴荐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麾下当参议。
吴禄贞在东北两年多,逼得驻朝日军不敢进犯,威震延边。但他也把上司延吉督办得罪得够呛,徐世昌只好先将其调回奉天,再调回京师。然而吴禄贞之功之能,无法掩盖,陆军部授他为“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一位矢志革命的党人,居然被授以如此尊荣的旗内官职,多少有些讽刺,但良弼的提携吹嘘,是少不得的。
副都统虽然尊荣,却没有兵权。吴禄贞自己最想出任的,是湖南或山西的巡抚,因为他与这两处的新军会党,都有密切联络,如能出掌方面,伺机举义便水到渠成。
后来不少人回忆说,武昌起义,倘若“士官三杰”中的吴禄贞、蓝天蔚这两个湖北人有一个在湖北,哪里还轮得到黎元洪?
为了能出任巡抚,吴禄贞不惜拜在军机领班大臣庆亲王奕门下,并且筹集了两万银元行贿。但晋湘两地一时无法出缺,良弼便推荐吴禄贞出任刚刚出缺的第六镇统制。
明明知道这个朋友坚持革命主张,还将靠近京畿的兵权交给他,良弼大人是疯了吗?只能说良弼对吴禄贞一直不能死心,希望他能转为清廷所用。
吴禄贞能与良弼保持友好,并非虚与委蛇,他心里一直也认为良弼是“英雄”,而且吴禄贞的主张,是革命而不排满,他到过新疆、陕甘、蒙古、延吉,常常以己之体悟,驳斥“种族革命”之说,他认为,强调汉族革命,会逼得蒙古族、回族与满族站在一起对抗汉族,满人久不习兵,但蒙回却“善斗轻生”,“以汉人倒满,无不胜,以汉人角蒙回满,则无不败”,最终结果是“兵连祸结,邦分崩离析”。
吴禄贞任第六镇统制未久,武昌事变,山西响应独立。清廷立授吴为山西巡抚,带兵平叛。吴禄贞只身往娘子关,与山西都督阎锡山共组燕晋联军,将回攻京师。11月2日,吴禄贞向清廷谎称山西民军已接受招安,并以“消弭战争”为由在石家庄扣留了北洋军运往湖北的军火。这一回,铁良、良弼再爱才,再惜友,也无法坐视。11月7日凌晨,吴禄贞的前卫队长马蕙田被收买,刺吴于石家庄车站站长办公室。清廷躲过了辛亥年最大的一次危机。
两个半月之后,良弼死于革命党人彭家珍抛出的炸弹之下。两位好朋友,泉下相逢,还会为要否革命争得面红耳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