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吴翠萍（约1963－   ）老家江苏。个体户。

只要有口气 就别趴下

1995年5月，我的家散了。丈夫搬出去和另一个女人筑起了新巢，把女儿和我留在他住腻了的空房里。办完离婚手续的那天，我从早到晚粒米未进，躺在床上眼睁睁盯着天花板，思谋着我和女儿日后的活路。女儿刚上小学三年级，光会吃不会挣，法院判“他”给女儿每月百元生活费，但从判决书生效时起到其后4年里，这笔钱已全部回扣抵冲了分割给“他”的房屋折价款，也就是说四年之内他不会再给女儿一分钱。而我一没文化，二没工作，三没城镇户口，四没好友亲朋；有的只是一口江浙话，外加一身傻力气，一副硬骨头。我知道自己没资格挑拣工作，只能靠出力流汗换饭吃。思来想去，我决定先办个早点摊儿试试。

打定了主意，我就去买了一个大汽油筒，自己动手搪上泥做成炉子，往路边一戳就算开了张。卖茶鸡蛋，卖火烧，卖稀饭。凌晨4点起床，捅火，和面，熬粥，赶在人们上班、上学之前把该做的都做出来。刚开始炉子“欺生”，连着两天半夜里熄了火。起床后再另生炉子，等火着起来已经过了做早饭的点，把我急出了满嘴大泡。后来就再也不敢睡囫囵觉，哪一天夜里都得起来看两三回火。

没白没黑地连轴转了一个月，才挣了二十二块五毛钱。我泄汽了，不知道卖早点这条道我还能不能走下去。那天我破例没有捅炉子封火，一吃过晚饭就早早躺在床上。女儿凑过来，紧紧偎在我的胸前，细嫩的声音学着大人的口气跟我商量：“妈妈，我们老师对我可好了，我去跟老师说，咱家没钱，求她免了我的借读费，您说行不行呢？”女儿的话像针一样扎疼了我的心，眼泪再也忍不住，一串一串滚落在枕头上。我对女儿说：“莹莹，妈妈能生你就能养你，上学该交多少学费咱就交多少。有钱没钱那是妈妈想的事，你的任务就是一门心思把书念好，期末给我拿回好成绩来！”第二天早晨叠床时，发现枕头底下压着两块钱，我认出来，那是学校春游时我给女儿的“零花钱”。我的眼泪又忍不住了，咬着牙在心里发誓：就算只为了女儿，我也一定得活出个人样儿来！

我又把炉子生起来了，接着卖我的早点。但炉子总戳在路边无论如何不是个长远事儿，说不清哪一天就会被端了摊。在再说了，炉子没遮没挡的，一刮风一下雨就什么也不能干。所以我想先弄张营业执照，再搭个小棚子摆上两张小饭桌……我把我的打算跟县妇联的姐妹们说了，她们一百个支持，派人出马替我找了县领导。不久，我的营业执照很顺利地批下来了，搭小棚子的地盘也给了。我扫扫家里的“库底子”，又找朋友借了点，东拼西凑凑了一千六百块钱买来个活动房，我就从摆饭摊变成了开饭铺，一下子“抖”起来了。正好赶上我们那块地儿搞开发，盖房的民工挺多。我瞅着这是个机会，就买了一台轧面机，早晨卖火烧，中午卖卤面，服务对象主要是民工。一中午轧一袋面，一个月我挣了一百多。再往后就是三百、五百、八百……民工们都知道我这里物美价廉，就互相约齐了到我这里来吃，一下子就给我把生意撑起来的。我知道他们跟我一样，手里那点钱都是血汗换来了，所以我不克扣他们。别的摊上一大碗面条卖两块五，我只卖二块；人家一小碗卖两块，我就卖一块五。薄利多销，无非多出把子力气呗。

生意做得刚刚见点儿模样，就有几个小痞子来收“保护费”。我不给，他们就纠集了一伙人天天到我的活动房里白吃饭。我一说要钱他们就翻脸，其中那个领头的还说我“不懂规矩”：“爷们儿吃你点儿喝你点儿是看得起你，要钱？行啊，你先把‘保护费’缴齐了再说。”就这样我一直忍了三十天，到一个月头上我揪住了他们领头的脖领子，另一手抄起了一把切菜刀：“你们老这么着，是成心来断我的活路。我活不成，你们也别想活着——要钱还是要命，说吧！”他们万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手，愣怔了一霎后就撒腿往外跑，其中的一个临逃命还没忘了从我的钱匣子里抓了一把毛票。

他们跑了，我可一屁股坐到地上起不来了——真不敢往回想呀！我拿起了菜刀，他们要不怕怎么办？我又不敢真砍他们；他们要反手把刀夺过去怎么办？他们无牵无挂，他们有胆；他们都是粗壮小伙子，他们有劲……说来说去，他们是欺负我一个女人家，身后又没个男人戳着。情不自禁地，我的眼泪下来了，同时想起了那个负心的男人，也想起了离婚时他对我说的话：“别看你这会儿闹得欢，将来迟早有一天你会后悔。”我当时怎么回答的？我说：“你放心，我要是后悔了就自己扇自己的嘴巴子，跟你一星半点儿关系也没有。”一想到自己说过的话我的眼泪就干了，腿上一使劲就又站起来了——邪不压正，从此我更相信这一条。

这件事过去后，有同行给我出主意，让我出点“血”打点打点工商、税务方面的人，往后再有什么事就好说话了。我说我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一个汗珠摔八瓣干活吃饭，能有什么事呀？要说是给他们送礼，我更不干。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只要他承认是端共产党的饭碗，我就不惯他这个毛病！同行笑笑，说那你就等着人家上门收拾你吧。谁知不久却真有事来了——一个工商局的人来吃火烧，给他拿一个，他说凉了，不要；换一个，嫌太硬，不要；再拿一个，吃了，却说太热，烫着他了，嘴里骂骂咧咧，吃完抬屁股就走，一字不提“钱”的事。我明白他是专门找茬来了。那好吧，兵来将挡，我光脚的还怕你穿鞋的？事不过三，第三次他吃罢要走时被我拦住了：给钱！不给？那好，我转身去了工商局，找到局长告了一状，气得局长开会大骂：“是谁办的这种混账事？几块钱你就拿不起？再丢这样的人，我查出来就开了你！”

其后不久，又有一个工商局的人来吃饭，我给他找钱时找错了，他张口就骂，找赶紧把少找的钱给他补上，又一叠连声地道歉。他却不依不挠，扬言要拆我的棚子，废我的执照。我一听也急了：“我的执照是共产党发给的，你个人说废就废了？能的你！别拿你这身老虎皮吓唬老百姓，共产党的名声就是让你这样的人给败坏了。我凭自己的劳动吃饭。我是纳税人，你拿的工资里还有我出的一份呢……”他叫我数落得脸上挂不住，赶紧开车跑了。

这两档子事一过，我就远远近近地有了点小“名气”，都知道我“厉害”，明的暗的就没有人再来挤兑我。有一次带着女儿到北京城里去看升旗，返回时在德胜门长途汽车站见到有卖肉饼的，三块钱一个。我和女儿买了两个吃，觉得味道不错，一路上我就盘算起来．等该下车时我的主意也打好了——我也要做肉饼，我早就觉得中午那顿饭不管谁吃都营养不够。特别是那些民工，干的活儿那么重，天天吃面条加点菜码，十天半月的见不着一点儿荤腥，长年累月下来肯定要亏身体。我要给他们增加营养，我要给他们做肉饼吃，让他们吃得好还不多花钱。想好了，第二天就动了手。我把肉饼做得薄皮大馅大大的个，一个一块钱。大小伙子吃得少的一个就差不多，饭量大的再加一个也不过多花一块钱。粥煮得粘乎乎的，粥里夏天搁绿豆．冬天加红豆。但不管加什么，都是五毛钱管够。再就上不要钱的咸菜丝，谁来吃一次都管保会再来第二次、第三次……我承认，我的肉饼要价是低了点儿，如果说别人投入一百块钱要挣五十的话，那么我投一百至多也就赚三十；但是别人要一天能卖一百斤面，我却能卖出三百斤，到了归齐还是我赚得多。如今每天我要用掉二十来斤肉、十多斤大葱和三十斤白菜和成的馅．每天要熬五锅粥，每天要吃掉三十斤咸菜丝，每月平均能挣出三千块钱，最多的一次还拿到了五千块。给我供肉的铺子是我从众多肉铺中挑选定的，我对肉铺老板说：“我不挣缺德钱。你要想跟我长期合作，你就挑着好肉给我进，肥一点瘦一点都行，贵点便宜点都好说，就是绝对不能有一丁点儿毛病，这个关你可一定要把好。”肉铺老板一口答应，我们合作了这好几年，彼此间都感觉很愉快。

够吃够花了，我就思谋着人还是得有点追求。我手里的钱是从别人身上挣来的，我得想法为别人做点什么才好。就在这时，县妇联找我，说有一个刚考上中专的孩子，父亲病死了，母亲是个农村妇女，拖着一屁股债，问我能不能把这个中专生的学费包下来。这还有什么说的？我一口答应下来。我说社会帮了我那么多，我也该回报社会一点了。“能帮别人说明咱比别人过得好，那是咱的荣幸。”从1997年开始，我每年给这个中专生一千元，直到1999年他毕业。我女儿的一个同学被后妈从家里轰出来，衣食没有着落，我就管他饭吃，一直管了一年多。我现在有十几个干闺女干儿子，都是因为单亲家庭缺少温暖而流落街头，后来到我的肉饼铺子里白吃饭认下的。这些孩子乍看起来吊儿啷当不招人待见，其实都可爱着呢。他们一到我的铺子里就动手干活，提水，倒垃圾，擦桌子扫地，什么活都干。过年过节还知道凑份子买点东西来看我。人的确都是有良心的，只要你掏心窝子为他好，他肯定也会对你好。当然我不是说干点什么就图回报，我说的是我从自身的经历中悟出的道理。

不知不觉间，我的小饭铺已经开了五年多。这五年中，我先是于1998年花三万多买了现在住的房；再于2000年买了复式楼房一套一百五十八平米，连装修花了二十五万；2001年又给女儿买了电脑，给我自己买了电视；今年准备买个照相机，夏天给帮工的两个姑娘照几张像让她们寄回家里去。吃皇粮的人一个月才能开一次支，我现在却是天天数钱。一个月里我能交九十元工商费和一百元地税，“我是纳税人”，我为此而骄傲。两年前，江苏老家的人来看我，我给每个人都买了一份礼物，回去时又都给他们买了卧铺。我让他们兴冲冲来兴冲冲走，让他们看到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弟弟当了当地公安局预审股股长，我知道后马上给他打电话：“你手里有点小权力了，以后送礼的准少不了。我可说给你：谁送礼你都不许收。要是缺钱花了你朝我要。”姐姐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姐姐供不起，我供，别的兄弟也给。姐姐倒像是应该的了，干扎煞着手等外援。我就给她打电话：“谁都有一份日子要过。大家帮你，是兄弟情份；要不给你呢，你也没办法。俗话说救急不救穷，要想过好日子，只能靠自己的劳动。”

这些话，我说给姐姐听，说给我自己听，也说给那些跟我有着差不多一样遭遇的姐妹听。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一口气就别趴下，那你尽早终有一天能够站起来。

（《中国妇女》吴翠萍/口述 许建辉/实录 2002年5月下半月总57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