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江吴氏俩快婿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新安晚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7/1 0:16:05  文章录入:gohwu  责任编辑:gohwu
 

庐江吴氏俩快婿

 

    提起庐江县吴氏家族,人们也许都会知道晚清时期的俩位著名淮军将领:出师朝鲜、抗日平乱的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1827—1884,今庐江县泥河镇沙湖山人),两度出海赴台湾的船政大臣、福建巡抚吴赞诚(1823—1884,今庐江县庐城镇人)。但是,作为庐江吴氏家族的俩位乘龙快婿、中国近代史上有着一定影响的历史人物:章士钊、郑孝胥,了解其情者恐怕就知之甚少了。

 

    章士钊(1882—1973),字行严,号孤桐。湖南长沙人。20岁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在武昌认识黄兴,二人在两湖书院同住一宿舍,成为莫逆之交。不久便到南京江南陆师学堂读书,入学考试时,章士钊以一个小时作数千字交头卷,文辞敏异,得到学堂总办俞明震的十分赏识。1903年,俄沙皇入侵,全国各地掀起拒俄运动,各地学生纷纷起来响应,南京江南陆师学堂也及时卷入,章士钊便是该校学生领袖。他提出“废学救国”主张,与同学林力山率领30多名退学学生到上海,参加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组织的爱国学社。同年5月,应《苏报》馆主陈梦坡之聘请,任《苏报》主编。时年章士钊22岁,革命积极性高涨,担任《苏报》主编后,便以报纸为阵地,从渐进转向激烈,树立起反对清政府和反对康有为保皇党的革命大旗。7月份,《苏报》被查封。1904年初,章士钊与杨笃生(守仁)等组织暴动暗杀团,名为“爱国协会”,会员有黄兴、蔡锷、蔡元培、陈独秀等人。他们主要行刺的目标是清廷大吏铁良、良弼。后行刺失败,抢手万福华和章士钊等10余人被捕,经黄兴、蔡锷等人奔走营救,关押40天后作为嫌疑犯交保释放。当年冬,章士钊流亡日本,后受聘东京实业女校,教中国留学生古文。期间与章太炎等逃亡日本的革命党人保持联系,继续鼓吹在中国实行共和国体。

    当时,吴长庆之孙女、时任刑部主事吴保初的女儿吴弱男已早两年到日本,在东京青山女子学院攻读英语。吴弱男思想进步、开放,追求女权,曾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章士钊对她甚为倾慕。而章士钊的文章风采迈俗,也博得吴弱男的垂青。二人于1909年自由恋爱结婚,婚后吴弱男陪同章士钊专程到庐江拜碣祖父吴长庆墓和“武壮公祠”,便又双双赴英国继续求学深造。

    民国成立后,在袁世凯任总统时,因袁父袁保庆与吴长庆过从甚密、私交颇深,袁世凯与吴保初曾以兄弟称。故章士钊于英国苏格兰大学攻读法政毕业回国,便被任命为司法总长。后袁世凯复古称帝,章士钊坚决反对,毅然弃职离京。是年7月,孙中山任命章士钊为讨袁军秘书长,并起草《讨袁檄文》。1924年,段祺瑞执政,章士钊复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1928年底,全家前往欧洲;1930年他一人回国,应张学良之聘出任东北大学文学院长。1932年,陈独秀被捕,关在苏州监狱,章士钊主动充当他的义务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援引中西法律条文二千余条,辩陈无罪,倍受舆论关注和赞颂。1935年至1936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法制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期间,历任一、二、三届国民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任专职律师。1949年,与张治中、邵力子等同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谈判破裂后遂留北平。建国后,历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晚年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鞠躬尽瘁,1973年7月1日病逝于香港。

    章士钊和吴弱男共育有三男一养女。长子章可在意大利从名师学画,次子章用毕业于德国格廷根大学数学系,三子章因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其养女章含之秉承养母才智,外国语学院高才生,英文功底特好,曾为毛泽东主席的英文教师,毛主席尊称她为“小章老师”。后周恩来总理为媒,嫁时任外交部长乔冠华“乔老爷”为妻,一时传为佳话。

    1986年,为纪念章士钊105岁诞辰,吴弱男的胞侄吴业新(现年90岁,金陵大学毕业,曾任扬州市农业局高级农艺师)致函家乡吴氏后裔,告知族人两件在当时还鲜为人知的轶事:一是毛泽东主席向章士钊“还债”,起因是早在1920年春,毛泽东曾向章士钊借款二万元,一部分给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旅费,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主席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两千元送给章士钊,并告知说是“还债”。从此以后,每年农厉正月初二,便有一位秘书送两千元到章家。整整十年,还满二万元后,停了一年。1973年春节,章士钊生病住院,毛主席又派人送来两千元,说是还“利息”。章士钊激动得老泪纵横,对家人说:“主席是要在经济上帮助我,但主席知我生平好面子,不恳收,故意说是还钱还息。其实当年的那笔钱是向上海工商界名流募捐的,我只不过是尽了一份力罢了。”二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社会上出现了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逆流,章士钊曾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共高层领导要互相团结,如果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要一下把他打到。毛主席很快就回信表示:“为大局计,彼此同心。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遵计似宜缓行。”吴业新老在信中写到:姑父在国家危急之时,以他的卓越远见,不顾个人得失,敢于坦率直言,其高风亮节,可敬可佩。庐江吴氏能有章士钊这样一位历史名人为乘龙快婿,这的的确确是庐江吴氏后人的骄傲和自豪。

 

    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另一位也是庐江吴氏的女婿,同样也是一位历史人物,则令庐江吴氏后人蒙垢受辱了。此人就是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诗人,曾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后充当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从前清遗老沦为民族罪人的郑孝胥。

    郑孝胥(1860—1938),字太夷,号苏龛。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生平自负有经世之才,好奇计,喜谈兵,雄辨,能折人於广坐之中。光绪三年(1877年),吴赞诚出任福建船政大臣、署福建巡抚。一日,巡抚衙门文案郑孝思身体不适,恰有公务急需,便令其弟郑孝胥(时年18岁)代拟文稿。岂知该文稿被巡抚大人吴赞诚看到后,对其书法和文采赞不绝口,认定其日后定能成大器。于是,便将郑孝胥接入府中,让他和自己的儿子在一起继续学习,并将次女吴学芳许配为妻。光绪八年(1882年),郑孝胥举本省正科乡试第一;光绪十五年(1889)考取内阁中书,次年进京,充镶红旗官学堂教学。光绪十八年(1892年)携眷东渡日本任神户大阪总领事。甲午海战爆发,随公使归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7月入京,召对於乾清宫,陈练兵策,蒙旨嘉许,以同知擢用道员,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戍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郑孝胥便乞假南归。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广西乱起,授四品京堂,统湖北武建军督办广西边防,“著短衣,亲历戎行,教士卒把靶,坐镇两载,边境肃然。”次年,奏辞边防督办。清廷又先后授安徽按察使、广东按察使等职,均辞官不做。

    宣统元年(1909),时龄50岁,于上海筑一小楼,取苏轼“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诗意命名“海藏楼”,隐居其内,与陈三立、沈曾植、朱祖谋、陈曾寿等名流诗酒唱和。并以其特行独立的个性、不甘堕古人窠臼的创新精神独树一帜,成为近代文学史上同光体的三大流派之一——闽派诗歌领军人物。《近代诗评》称:“同光体闽派诗人……大抵上都不满墨守唐人、泥古不化的诗风,承袭郑珍、何绍基开导了先河的宗尚宋诗的风尚,希翼在学古的领域内开拓诗歌的新途径,使诗歌具有新的生机。”尤其是郑孝胥的诗“其造语不但朴直,其气韵亦甚远,外似枯淡,内则膏腴,此世人之公评。”后其诗汇编成集,名《海藏楼诗集》,在当时诗界众口传诵,声誉甚隆:“闽社诗人光绪初,海藏诗派满江湖。”“近来诗派,海藏以伉爽,散原以奥衍,学诗者不此则彼矣。”“读《海藏楼诗集》日久,如饮沆瀣,时有清景,置入胸膈间,触处便与神会。”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则以郑孝胥为当时诗坛副帅,予以“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之席。郑孝胥诗文之外,喜作字,笔力挺秀,而瘦硬特甚,深合杜甫“书贵瘦硬方通神”之说。其书原本东坡,而加以变化,“以成一家之作,五十年来无出其右者。”

    然可悲的是他晚节不保,民国十三年(1924年),奉诏入京为内务府总理大臣,在懋勤殿为溥仪讲授《资治通鉴》;8月,冯玉祥率众围宫,清皇室迁出紫禁城。1925年,清废帝溥仪出居天津张园,郑随同奉命侍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协助日本唆使溥仪赴东北。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年73岁出任“国务总理大臣”、“军政部总长”、兼任“文教部总长”等伪职。1935年,在日本人操纵下“辞职”,移居长春柳条路牡丹公园之侧,自筑卜宅,创办王道书院,日惟闭门读书,吟咏自娱。1938年3月病死于家中,是年79岁。其生前最后之绝笔诗乃离世前三天,题赠一位前来看望他的百岁老者李长有,诗曰:“辛苦人间过百年,长生久视转堪怜。看君来去无牵挂,如此生涯即地仙。”诗文字里行间,道出诗人自己晚年对人生的反悟和心态。

    郑孝胥于1884年5月,其岳父吴赞诚病逝时,曾携夫人专程来庐江奔丧,并在吴氏庄园(今泥河镇)“守制”年余。《海藏楼诗集》留有“庐江小邑吾曾至,宫饼传夸味夙谙。”“湛湛庐江水,迟君片席过。故山归未得,来日复如何”等诗句,只是吴氏后人因其晚年大节有亏而不愿提起罢了。笔者几经周折,找到一位不愿透漏姓名、时年76岁的吴赞诚第五代孙吴老师,他告诉笔者:小时候听祖父说,他们家有位姑爷是大诗人,皇帝的老师,后当内务府总理大臣,人称诗人宰相。祖父并告诉说这位姑爷堂堂一表,而他们的姑母相貌较丑。尽管这位姑爷在诗坛上有一位红颜知己,但他信守忠义,虽位居高官却终生未纳一妾,祖父辈们对此深为钦佩。当笔者谈到郑孝胥晚年追随废帝溥仪投靠日本的一段历史时,吴老师随即拿出一本他收藏的《海藏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翻到前言点校者的一段话,但见上面写道:“郑孝胥作为一个能在近代诗史独树一帜的重要诗人,其创作实践,与其诗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肯定其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仅仅着眼于文学艺术而言,与其政治上的自甘堕落而遗臭万年并不矛盾。因为其艺术成就再高,无法遮掩其大节有亏的政治污点;而其政治上的反动,亦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在近代诗坛有着重要地位的诗人的客观存在。”(《海藏楼诗集》第24—25页)吴老师感慨的对笔者说:郑孝胥作为历史人物,早以盖棺论定。他是庐江吴氏家族的女婿,客观存在。做为吴氏后裔,我认为,这本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的《海藏楼诗集》,其前言点评是尊重历史的,是世人都能接受的客观公正的评介。              

 

                                    (原载2006年1月15日《新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