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吳公家龍者，考其家世來由，乃吾宗兄耳。吾兄雖年至耄耋，卻懷老驥之志，歷時三載，備嘗辛勞，往返於中美之間，披閱古今文字，訪諸族親以求口傳之資，研精經籍以得書載之證，終成《崇明縣南盤滧吳氏譜牒》一書，付梓在即。蒙兄惠電，邀吾作序。某性不敏，當此大任，不勝惶恐。然退而思之，忝在同宗之末，尊長下請，吾有不讓之責。而況兄之所作，於國於家，功莫大也。夫於國之功，在其能純一方風俗，正世道人心，立道德高標於衰敗之世，振淳樸民風於萎頓之時；而於家之功，在其能尊祖宗，倡孝道、明祖訓、列昭穆、序長幼、睦族親；朂勉高行良舉，立德修業以為本；勸懲惡言劣跡，雞鳴狗盜之為戒；慎終追遠，獎掖後進。如此宏制遠略，縱非有請，固當向前。故某不揣浅陋，欣然命笔。
世之家譜，其名也多：宗譜、世譜、譜牒，族譜、家乘、會通譜、統宗譜、支譜、房譜等，不一而足。欲在煌煌數千年中華史河中探究其源頭，方家稱在先秦。《世本》、《尚書》、《周官》等著，是其濫觴。古代帝王、諸侯世系，建國立業之事，多有記載。司馬遷以此為參考，寫成《史記》。魏晉南北朝時期，譜牒之撰，得以長足之發展。探其究竟，不外乎門閥制度之興起跟氏族間之婚姻及仕途大有關係。至隋唐五代，譜系撰寫始由官辦轉為民修。然宋元兩代之私修家譜尚不普及。明清之時，民間修譜之風日炙，幾成家家有譜牒，戶戶有家乘之勢。清末民國時期，戰火連綿，民不聊生，自然無瑕顧及。文革時期，中華文化遭到空前之摧殘，作為封建餘孽，修譜當然在掃除之列。改革開放以來，權錢升天，道德淪喪。良民世家之子，遂有純正民風，廓清天下之志。於是乎，《弟子規》《千字文》《三字經》，重作童蒙之正；祭祖墳，修宗廟，立家譜，再鼓孝道之風。家龍兄之《譜牒》，即其一例。
人說世界文明，若不能同步發展，也必可相互滲透，某深信之。英人稱“譜系”為Genealogy ，由希臘語的γενεά, genea, "generation"; 和λόγος, logos, "knowledge"兩部分構成。而作為名詞，希臘語的“家譜”一詞是γενεαλογία。可見希臘人之修家譜，當比英人為早。Wikipedia百科全書如此述及“家譜”一詞：“Historically, in Western societies the focus of genealogy was on the kinship and descent of rulers and nobles, often arguing or demonstrating the legitimacy of claims to wealth and power.”倘將其迻譯成白話，便是：“從歷史來看，在西方社會，家譜的研究重點在於探求統治者及名門望族之間的血統和傳承關係，其目的常在於爭論或顯示對於財富和權力訴求的合法性。”根據近現代學者研究發現，在這種財富和權力欲支配下，很多西方皇族的家譜竟然是偽造的，最為著名的一個例子就是：《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把沃登主神（Woden）都說成是好幾個血統毫不相干的不列顛國王的祖先。如此看來，就撰修家譜之目的與手段而言，西方人與中國人大異其趣，尤其，與吾吳家“以天下讓”之宗風實有霄壤之別。
據《史記.吳泰伯世家》所載，吾吳姓遠祖泰伯，仲雍，三讓天下，離開中原，避居東南蠻荒之地，斷發紋身，以示不用，以遂周太伯傳祚幼子季曆再至其孫姬昌（即周文王）之願，可謂大孝。今日之無錫梅村，常熟虞山，皆有泰伯，仲雍遺跡。今日之蘇州，更是當年吳國之古都城。家龍兄與吾同為丹陽延陵季子後人，吳公子季劄禪讓天下，槐樹掛劍，聽樂知國諸美談，見諸史端。孔聖人終其一生，只為吳季劄一人題字立碑, 其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今日丹陽茅山腳下，有“季子廟”，廟內有此碑立焉。吾老家在丹陽埤城，據此可知，吾與家龍兄雖同為季子後人，家龍兄一支，於元末明初移居崇明島，而吾家一支卻是兩千餘年年來居在延陵不遠。吾曾於07年，11年兩度去“季子廟”，道長處留有吾寫之楹聯一副：
居宗廟季子距今遙遙乎上下橫垣兩千五百年三讓以國槐樹掛劍聖德馨馨昭同日月
還故鄉吾輩離此浩浩然東西隔斷一萬八千里九扣以禮祭壇添香末孝綿綿貫若江河
斯為序。
延陵季子後人 吳順安
壬辰年乙巳月丁卯日 於新州蒙哥馬利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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