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敦，是台湾电影史上不能被忽略的人物

吴敦，一个注定被写入历史的人，而且不仅仅是电影史。

吴敦1949年生于台湾，从小叛逆不喜上学，1965年正式加入了江湖组织竹联帮。江湖生涯，他一路追随陈启礼，成为患难相共的兄弟。

许多人都以为吴敦是90年代出狱后才做的电影生意，其实不然，吴敦入行甚早，上世纪70年代他就进入电影圈做制片。第一部挂名的电影是《金榜浪子吴政辉》。那时候，他岳父家邻居赖慧中副导演，知道吴敦认识一些电影圈朋友，就怂恿他一同拍片，题材是蒋介石奖励过的监狱考试奇才吴政辉，正愁无正事可做的吴敦一拍即合，两人连忙找资金拿版权拍下了这部电影。就这样，赖慧中第一次当上了导演，吴敦则第一次正式挂名制片。

当然，他这个制片和一般的制片稍微不一样，“以前在台湾电影蓬勃的时候，很多影人到台湾拍大片都找我做制片，像张彻来拍《忍术》就请我去，还有鲍学礼、刘家昌他们到台湾去也指名要找我。因为那时拍戏过程中蛮多问题，像有些势力会干涉，抢演员很厉害，而我过去背景比较复杂一点，所以他们就来找我去解决这些问题。”

上世纪70、80年代，港台黑帮势力渗透电影圈严重，在那个欺行霸市的时代，太过老实不懂潜规则都难以生存。因此，早年混迹江湖人称“鬼见愁”的吴敦大受导演欢迎，他在片场扮演所谓的“武力制片”角色，其主要工作就是与其他的电影公司抢轧戏的演员，许多当红明星都是靠他带人拿刀去拍戏现场把他们抢回来，“不过武士刀只是当做道具，通常只要我到了现场，演员就会乖乖回来了。”

进入电影圈令吴敦引以为豪，但有人却认为他根本很业余，这个人就是导演蔡扬名。蔡扬名是如今台湾偶像剧名导蔡岳勋的父亲，他年轻时追随大导演张彻作副手，后回到台湾发展，执导《大哥大》等影片，成为有名的社会写实片导演。“蔡扬名是我的师傅和启蒙者，当年我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我进了这个圈子以后，蔡扬名就跟我说：你真的想做电影？我说：千真万确，很感兴趣。他就说：那你到我公司来做专业制片，我教你。后来我就在他公司待了好几年，拍了很多电影，也开始掌握了整个电影制作的技术。当时蔡扬名有三个徒弟，我是其中之一，包括朱延平也是。不过他们走导演路线，我走制片人路线。”

80年代初，蔡扬名化名为“欧阳俊”，所执导的几部电影，如《快乐英雄》、《望子成龙》、《女性的复仇》等都是吴敦做的制片；随着在业界声名远扬，吴敦越发受到了外面电影公司的追捧，大导演张彻来台拍《五遁忍术》、王时政拍《黑色大亨》、郭追拍《荡寇英雄传》、刘家昌拍《圣战千秋》等，都是找他做的制片。

在蔡扬名的教导下，吴敦由一个凑热闹的外行成为了内行。这么多年来，他与别人谈起电影，都毫不掩饰的称自己为“专业的电影制片人”。他很重视“专业”两个字。

为此，不免有些看不起现在的制片，他认为自己那一代特训出来的制片，什么都得会，和现在的太不一样。“我现在就可以做副导演的工作。以前有一次曾经跟副导演闹得不开心，然后他就走了，结果第二天早上回来他看到拍完的东西，就问：这是谁弄的？我说：我弄的……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就连场记表都要看，整个电影方方面面都一定要清楚，不是说像现在的制片人那样跟工作有些距离。”

谈起制片，吴敦总会变得滔滔不绝：“好的制片人还可以看出导演的问题，当然有些超级大的导演往往有自己的风格和成就，这就没办法干涉，但如果是一般的导演，他是否有缺失或者其他的不足之处，一个很出色的制片人就能知道。制片人不是你准备了多少钱就可以做的，你要从题材到拍摄、出路、市场、宣传等等该怎么做都要考虑，然后去想怎么结合起来。”

八十年代初，吴敦电影制片正做得火热，但他另一个身份——帮派大佬——却让他几乎断了娱乐圈之梦。1984年，江南命案震惊世界，吴敦回到台湾不久被捕，他与陈启礼被判了无期，后来种种原因下减刑，六年后他得以出狱。新获自由的吴敦宣布重操旧业，甚至成立他自己的“长宏影视”公司，开始新的航程。还身兼东阳大千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国电视剧第一股”华策影视联手大千影视在杭州召开发布会，宣布将用5年时间、斥资10亿元，打造一个名为“武侠新世界”的庞大计划。首批被重拍的作品有金庸的《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雪山飞狐》、《鹿鼎记》及古龙的《流星蝴蝶剑》、《天涯明月刀》、《多情剑客无情剑》、《情人看刀》共8部作品。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选这8部武侠剧进行大投资的重拍？

　　吴敦：其实像古龙这四部作品距离上次拍摄的时间已经蛮长啦，所以我们先定了翻拍这四部作品；金庸的13部作品中有9部是属于常常被大家翻拍的，而剩下这4部由于版权原因，近年没有再拍，于是我们就把这4部拿了下来。我们正在跟金庸沟通，想把他的13部武侠作品全部买下来。而这次只是一个开端。

　　羊城晚报：金庸会放心将改编拍摄版权交给你们吗？

　　吴敦：我以前拍过《倚天屠龙记》，就是苏有朋演的那个版本。金庸曾在很多公开场合说，我们这个版本的《倚天屠龙记》是所有11个版本中最成功的，他最认可这一个版本。所以我们才能继续拿到他这么多版权，很少有人能这样拿下来。

　　羊城晚报：整个计划命名为“武侠新世界”，武侠剧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视觉效果，这个“新”的视觉效果你打算怎样体现？

　　吴敦：什么叫做视觉效果？简单地说就是声、光、色。过去有很多东西拍不过别人，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技术，而现在已经可以把它表现出来了。比如说，什么叫“气”？轻功怎么搞？老外搞这个东西是搞不赢我们的，他翻翻跳跳可能很厉害，像蜘蛛侠那样飞檐走壁，但我们的轻功是在水上飘啊、翻山越岭啊，这是我们的武侠文化里独有的。

　　羊城晚报：金庸的《鹿鼎记》、《射雕英雄传》等作品，前些年曾经被张纪中翻拍过，但结果是拍一次观众骂一次。你看过张纪中版的金庸作品吗？

　　吴敦：看过。我觉得他没有花工夫在制作上。他为什么会被骂？因为简陋嘛。你把电视台买片子的钱装在口袋里，却不肯花钱在制作上，那你的水平就被拉低了，自然就做得很假。明明需要做200万元的动画，为了省点只做100万元，那你做的东西就不够真了。我们拍“云天之巅”，导演说那是一个意境，怎么办呢？我们就让美工把下面的基础做好，用电脑动画做上面的技术，好像仙境一样。武侠世界里的人物，“方脸”、“大耳”怎么做？用模型做就假得要命，而现在用电脑动画一拉就把他拉真了。不过很多人舍不得花这个钱，因为很贵。我拍《大灌篮》时第一次接触动画，请了制作《哈利·波特》特效的那家澳洲公司来做，这部电影花了近1000万元人民币啊，但为了效果，要花也就花了。

　　羊城晚报：现在内地也有电视剧号称“视觉效果达到好莱坞标准”，比如张纪中的新版《西游记》，你看过吗？

　　吴敦：看过了。感觉……你认为呢？（笑）我不用批评他，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差别吧———他拍过很多金庸作品，我也拍过。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吧。

　　吴敦在《天涯明月刀》片场

　　关于经商之道

　　“请来六大影帝，没想到票房竟然失败了”

　　很多人都以为吴敦是上世纪90年代出狱后才做电影的，其实他入行很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进入电影圈做制片人。出狱之后，吴敦创立的长宏影视公司，从最初的亏损逐渐成为今天台湾最大的影视集团之一。长宏对台湾甚至整个华语电影的一大贡献就是培育了一批人，如林志颖、金城武、徐若瑄、释小龙、郝邵文等，都出自长宏。

　　羊城晚报：据说早期的台湾电影圈是被一些黑道大哥控制的，有一些演员被胁迫去演戏，或者演了戏却没钱收。有这段历史吗？

　　吴敦：过去是有过这种事，跟现在的贪污一样，这是社会进步中暴露的问题。当有利益时，一定会有很多力量出来想要分得这块利益。慢慢地规范它，那这些东西自然就要被淘汰掉，邪不胜正。

　　羊城晚报：你进入影视圈是因为身份特殊吗？有没有胁迫过艺人来演你的片子？

　　吴敦：我不做这种事，我反而是在帮助别人阻挡这种事情的发生。很少有人知道，我其实是一个专业制片人。

　　羊城晚报：那你靠什么赢得大牌演员的信任？

　　吴敦：在早期，很多演员你根本请不到他，就算你今天请到他，也许明天他就被人押走去拍戏了。我第一部戏遇到的就是演员问题，这个人当时是个很大牌的演员，他被别人押走了，我们就带人去把他抢回来。这样的事情一传开，大家就知道———你可以解决这一类问题。那时在台湾拍戏要找一个“文制片”和一个“武制片”，文制片是真正作业的制片，武制片就是专门解决这种问题的……知名导演蔡岳勋的爸爸蔡扬名跟我说：“你如果对电影有兴趣，我就来教你，你可以把这文武制片合二为一。”于是我就进他的公司开始学习正规的东西，在这个行业里很快就站住了脚。张彻来台湾拍《忍术》请我去，还有鲍学礼、刘家昌他们到台湾来也指名要找我。八九年间，我拍了将近100部电影。

　　羊城晚报：你后来是怎么创立长宏的？

　　吴敦：我从监狱里出来后，有院线找到我，说出钱给我开个公司，就成立了今天的长宏影视。长宏刚开始的时候是赔钱的，因为我自己还停留在过去的思维里。比如说，我当时拍了一部戏《五湖四海》，请了台湾、香港六个影帝来合演，心想这个绝对有号召力，但我没想到的是，六个影帝加起来300多岁了，结果除了台湾，海外没有卖出一个拷贝。观众要看的是年轻偶像，谁要看一堆老人家谈恋爱？

　　羊城晚报：当时这算是对你的最大打击吗？

　　吴敦：这是1990年前后的事，电影虽说没有赔，台湾版权卖得不错，回了本，但海外版权卖不掉。公司没赚钱，慢慢地就经营不下去了，四个人做的公司，最后其他人都离开了。我就在想要怎么渡过难关。我跑到香港找张国忠，当时他是刘德华的经纪人。我就用150万元片酬、100万元利润签了刘德华，拍了《庙街十二少》。影片上映以后很好卖。我想，这就是大牌的效应。后来我借了100万港元再到香港，通过各种关系找演员谈，从杨紫琼到张曼玉、关之琳，一共10个演员，每个人给10万元做定金，不讲价钱、不讲档期，你只要有空就来拍我的戏。我就拿着这10个合约组合了几部戏，第一部就是《流星蝴蝶剑》，杨紫琼当女主角。这个戏一拍，我的名气就出来了。之后又拍了《九尾狐飞天》，运作就越来越顺畅了，签演员也越来越方便。还有，我从不欠别人的钱。

　　羊城晚报：释小龙与郝邵文也是你发掘的？

　　吴敦：当时我在报纸上看到少林寺来台湾进行武术比赛表演的报道。一个80岁的老头和一个4岁的小孩一起表演，这个小孩就是释小龙。刚开始找他们谈，他们不愿意，因为我背景太特殊。我很失望，就找到了郝邵文，他家里很穷，一听说拍电影有钱拿就答应了。等新片快开拍时，释小龙他们打听到我是台湾最成功的影视公司老板，所以也答应签约了。于是我一口气拍了《乌龙院》等7部电影，部部大卖。

　　关于内地影视圈

　　“广电总局是不得不管，开放需要循序渐进”

　　吴敦进军内地影视市场已经多年，他第一次来内地，是带着影片参加第一届上海电影节。那时他天天去看票房，在上海影城里，看到排队的人从楼上排到了楼下，从早排到晚。他心想，这下可发了，可以收很多钱了。没想到，到第九天还是第十天就下片了，因为要放别的片子。吴敦说，过去内地影院的观念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为了“公平”，而现在，大家终于懂得跟着市场走了。

　　羊城晚报：内地影院现在存在票房作假的现象，你怎么看？

　　吴敦：这是一个市场在成长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有弊端就会有人去防止它，有人去防止就会去改进。就像过去官员贪污没人管，现在是要枪毙的。这种状况不会不改变。

　　羊城晚报：你觉得内地影视业最大的弊端是什么？

　　吴敦：盲目、跟风。因为热钱太多，不知道钱该何去何从，只要是个人都敢拍个戏，拍了以后能不能播就不管了。我本来想写一本书，专门讲producer（制片人）。一个好的producer是要先找到市场的，找不到市场，你就可能拍完了只能放在家里自己看，你这怎么对得起投资者？我举两个例子，台湾有两部大戏，一部叫做《诡丝》，是鬼片，拍的时候要投资2亿元台币，我当时就公开讲，《诡丝》赔定了！为什么？因为鬼片在内地不能上，没有市场；其次，鬼片怎么拍得过日韩？最后果然被我说中了，《诡丝》在台湾只卖了2000万元台币，香港、东南亚卖了10万美元，内地不准上，欧美进不了，这部戏怎么能不赔？当然血本无归啊！

　　另一个例子是郭台铭投资的第一部电影《白银帝国》，郭富城演的。我当时就认为，这个片子在内地不会有好票房，因为山西人有晋商的独特味道，如果你拍不出那种元素的话，这部戏有什么意义？郭台铭投资这个戏，是因为他是山西人，想拍一个晋商的赞歌，这是他对自己成就的一种肯定，并不是按市场来的。我当时就批评他，跟他讲这个戏的票房很危险，因为日本、韩国都不会要你这个片子。果然，这部片子票房不好。

　　羊城晚报：你自己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教训吗？

　　吴敦：我拍《大灌篮》，题材一出来我就知道能做好，而且有周杰伦参演；但第二部拍《刺陵》时，我知道我输了，我希望用演员来弥补，但没有成功，在台湾和内地只卖了8000多万元———以当时周杰伦加上林志玲加上陈道明的身价，怎么可能只有这么一点呢？为什么会输？因为电影完全靠导演。朱延平是一个很好的导演，但他是喜剧导演，偏偏让他去拍个寻宝的《刺陵》，怎么能不失败啊？

　　羊城晚报：你很了解内地电影的情况，比如审查制度，你怎么看？

　　吴敦：审查制度是一个过程，台湾也是有过这个过程的。我在拍《乌龙院》的时候，台湾电影审查法里有一条“性器官不可以外露”，外露就属于限制级。4岁的郝邵文在鸡鸡上画了个大象鼻子，露在外面，这个很可爱嘛！可台湾审片的官员就这么迂腐，认为是限制级的，于是我就去吵，最后局长支持我说会酌量考虑，不应该这么呆板。内地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终究会开放的。

　　羊城晚报：有些业内人士呼吁对电影设立分级制，你怎么评价？

　　吴敦：一定是需要的。因为太血腥太暴露就要限制了，不能让年轻人去看。这是一个道德规范，你不能无限制地去做。今天中国内地正处在一个瓶颈，放开是要的，但不能放得太多太快，应该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地放。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认为“广电总局管得太多了”。其实它是不得不管，人的思想领域是要慢慢开放的，不能一步到位。经济也是这样，不是一蹴而就的。

　　关于干女儿

　　“一直把演员当晚辈，跟贾静雯可能没缘分”

　　吴敦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多年来，吴敦与导演朱延平情同手足，近20年间合作了近20部电影；他还一直悉心地栽培老朋友陈启礼的儿子陈楚河；而对干女儿贾静雯，尽管他时时被惹得火冒三丈，但在她遭遇离婚风波时，他依然出手相助。

　　羊城晚报：有人说朱延平是长宏的一大法宝，你认同吗？

　　吴敦：承认。朱延平的师父也是我的师父，我和朱延平是同门师兄弟。我们两个最开始是这样的———他早上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吃早点，叫一份火腿蛋，然后就在那边想剧本，我上班前就去那里和他聊天；他讲个故事给我听，我中午就去西门町，找片商讲这个故事；故事卖掉了，我回来就跟朱延平讲，你可以开工了。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合作。合作久了，看法也会有所出入，他也有了名气，我们就分开来，他做他的，我做我的。中间也有一些误会，有人就穿针引线来讲和。拍《大灌篮》前，我们已经很久不合作了，但这次合作起来又成功了；接着拍《刺陵》，又输了，但那不怪他，怪我自己。

　　羊城晚报：陈楚河进演艺圈，是因为他爸爸陈启礼是你的好朋友吗？

　　吴敦：我不是因为他爸爸的关系找到他的。某一天我走在马路上看到对面走来一男一女，我说这个男的好帅、女的好漂亮，就多看了两眼，然后男孩就走过来说：“吴叔叔，我是小俊（陈楚河小名）。”我才反应过来。我后来打电话给他，问他有没有兴趣演戏。他当时在文化学院读书，说没兴趣。事情过了很多年，我又面临演员的问题，就很正式地和他谈，这个时候他觉得走戏剧这条路也挺有趣，于是我就把他送去了北京电影学院。

　　羊城晚报：贾静雯也是你带入这个圈子的？

　　吴敦：对。我让她拍了第一部戏《倚天屠龙记》，接着拍了《武媚娘》，两部戏奠定了她的基础。她在内地的发展势头那么旺，结果为了结婚生子放弃了这么好的机会，怪她自己，是她自己的选择嘛。

　　羊城晚报：但有传你和贾静雯的关系很暧昧……

　　吴敦：怎么可能！我和任何演员都没有这种关系，我的原则、我的理念、我的环境都不允许我去做这种事。我一直把演员当晚辈，我对他们没有欲念。而且，值得吗？其代价是多可怕？那些演员跟你搞这一出，难道没有目的吗？你要付出的代价绝对不是那么一点点，何必给自己找麻烦啊？我从来都不定演员，都让导演去决定，我也从来不约演员吃饭。

　　羊城晚报：你为贾静雯安排了广告拍摄，但她突然爽约令你很不快；她离婚时，你却挺身而出站在她这边，有人说你很仗义……

　　吴敦：我不能接受的是她头脑不清楚，做任何事情都很容易改变。我讲一个例子，当时《倚天屠龙记》那么红，我要接着拍《秦王李世民》，她却要去拍那个《向左转，向右转》，我就说好吧，就让高圆圆顶上。可等戏开拍了，静雯来探班时又哭哭啼啼，说在那个戏里受委屈了，说想回来。我就说那你不能演第一女主角了，这就是你自己造成的。接着我要拍另外一部戏，她又说不能接，说要结婚，而且已经怀孕了。那我就帮她做一些嫁豪门的宣传，说她夫家是台湾的豪门，其实所谓“豪门”是我编的，她丈夫只是个小开而已，家里有点小股份，在上海成立了公司。她丈夫的为人我也很清楚，我就和静雯说，既然嫁就要好好嫁，不要心存幻想。结果嫁了，只幸福了几天，怀孕期间就开始吵架。我身为她的干爹，当然不能看着她这样，就跟她讲得很明白，你想要维持这个婚姻，必须要睁只眼闭只眼，你先生在外面的那些事情改不了，你要忍耐，不然的话你会越走越痛苦。接着就发生了后面的事情，动粗啊，闹离婚啊，这个时候我就跟她讲，真要离婚的话，我会支持你的……《流星蝴蝶剑》我本来让她演高大姊的，但她说打官司不能拍，官司完了后跑去拍了人家的戏才来告诉我，我只好找了王艳拍。我很生气，跟静雯说以后不找你拍戏了。唉，很奇怪，我和她可能没有缘分吧。

　　记者印象

　　采访吴敦是在夜里1点多，他刚从杭州的新闻发布会现场赶到无锡影视基地水浒城《天涯明月刀》驻地。尽管已是午夜，但吴敦说起话来依然毫无倦意，声若洪钟。

　　由于特殊的背景和经历，很多人对吴敦的印象还是当年那个混迹江湖的“鬼见愁”。事实上，作为电影制片人的吴敦颇具书卷气，他对市场和行业的看法不仅专业，而且独特。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侃侃而谈，自信满满。

对于公司，吴敦有着自己独特的经营之道；而在做人方面，他也有着自己坚持的原则。在圈中，他有许多干女儿干儿子。在被一些“子女”辜负后，他会破口大骂；而在他们落难时，他又会不计前嫌地挺身而出。昨日，吴敦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细述经历过的娱乐圈中人和事。对于外界风传他和干女儿的“绯闻轶事”，他嗤之以鼻。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制作人吴敦惊传在大陆摔伤返台就医，他受访说，在杭州为“新武侠世界”系列新戏开会，会后因天雨路滑不慎滑倒，右手肘肿胀，21日才紧急回台就医，所幸没有骨折。